沙 敏，武拉平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 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西太谷 030801)

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kg/m2)作为衡量肥胖的通行标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被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广泛应用。不同国家在评价本国居民的营养状况时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使用自己的标准(表1)。

表1 BMI 指数—WHO 标准与亚洲和中国标准的差异

1 BMI 指数在食物消费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许多研究利用BMI 指数探讨了引起肥胖的各种原因和可能引发的相关后果，本文主要从食物消费的角度，同时兼顾各种经济变量综述引起BMI 指数变化的原因。

1.1 肉类消费

Wang，Y.等［1］发现，肉的消费会引起美国成年人腰围和BMI 的增加，也就是说肉类消费与美国成年人的肥胖紧密相关，同样的研究结果在Vang.A 的文章中获得证实。宋毅以2006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湖北省资料中18～45岁健康成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湖北省成人膳食与营养状况，结果发现，平均每3 个18～45岁的居民中就有1 人BMI 值处于超重状态，其中居民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消费的增加是造成超重肥胖率较高的主要原因。程立超使用CHNS2000、2004年的个体膳食调查数据，估计了20 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的四大类食物(谷类、蔬菜类、畜肉类和蛋类)的消费函数，对于收入引致的畜肉类食物消费增量与BMI 增量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两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很好地解释了20 世纪70年代生人超重和肥胖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的现象。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肉类总消费与老年人(55～69 岁)的体重即BMI 没有明显关联，但是不同种类的肉消费对这些不同性别个体的BMI有不同的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高摄入牛肉的男性比低摄入者有明显的BMI 低增长(0.60kg/m2)，BMI 显著高增长来源于老年女性猪肉消费的高摄入，高摄入者与低摄入猪肉者的BMI 差值为0.47kg/m2，鸡肉在两性的高消费与低消费的BMI 变化值为0.36kg/m2。吃鱼的消费者相较于其他肉食消费者有较低的BMI，由此可见，不同肉类消费对BMI 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1.2 谷物、蔬菜与水果消费

在谷类、蔬菜和水果含有大量不被人体消化吸收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被摄入体内后，极易吸收水分并迅速膨胀，不仅使人的饱腹感来得快、保持时间长，而且释放出来的能量少，起着预防肥胖保持体重的作用。

Drapeau，V［2］选取魁北克家庭248 个被调查者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1989—1994年、1995—2000年)，通过记录两个时间段的饮食来研究饮食模式的变化对体重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健康的饮食模式，包括多摄入水果、蔬菜和脱脂牛奶，少摄入脂肪类食物可以很好地控制BMI指数的升高，同时达到预防和改善肥胖的效果。O'Neil 等人［3］利用国民健康和营养调研数据(1999—2004年)，关注美国成人(19～50 岁)的饮食消费，研究结果表明，全谷物类食物的摄入有利于降低美国成年人体重，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应该鼓励民众多食用全谷类食物。Good，C.K.等［4］专门做了美国成年女性全谷物消费和BMI 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近似的结果，即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会有助于保持成年女性健康的体重。同时，临床证据显示，个体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消费可以控制身体卡路里的摄入，进而成为有效管理体重增加的一种饮食模式［5］，也就是说高水果消费与低BMI 紧密相关［6］，换句话说，素食主义者比肉食主义者有较低的BMI。此外，何宇纳等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消费者按照食物消费特点分成4 个不同消费群体，分析了不同群体的消费行为与其BMI 指数的关系，结论显示较为平衡的膳食结构的人群超重和肥胖率最低［7］。

1.3 牛奶消费

目前没有证据说明，牛奶消费对青春期人群的BMI有影响［8］，研究也有同样的结论，奶制品的消费只是增加了食物的营养密度(nutrient density，ND)，而非食物的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ED)，因此，奶制品的消费对人体的BMI 不会造成影响，更不会有引起肥胖的嫌疑。但Mirmiran.P 等［9］研究了德黑兰成年人乳产品的消费与BMI 的关系，结果却发现，乳制品消费和BMI 有反向关系，即乳制品消费越多，BMI 指数越低。所以，对于奶制品消费与BMI 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模棱两可的态度。

1.4 豆类消费

Montgomery.SM［10］利用国民健康营养调查(NHANES)1999—2002年数据，通过24h 饮食回顾的食谱记录，研究豆类消费者和非豆类消费者的营养摄入差异，结果显示，豆类消费者较非豆类消费者有更好的营养素摄入水平，有更好的体重和腰围，说明豆消费可以降低BMI，改善消费者的营养和健康状况。

1.5 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

通过考察各种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来估计它们对BMI 的影响是近些年学术研究的重点，其中，Abreu，Sandra［11］运用横截面数据，通过对葡萄牙15～18 岁不同性别青年人BMI 指数的测算，指出不同类食物的摄入、体育锻炼频率以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男女青少年的肥胖有不同的影响。Du，Wenwen 等［12］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数据(CHNS)，揭示了中国农村地区附近餐馆密度和18 岁以上成年人的BMI 指数呈正向的关系。Lebel［13］分性别研究了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区域中地理变量与社会经济地位对BMI 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BMI 间关系的不同主要在于性别和国家的影响，强调了BMI 变化主要受国家、地区、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影响。另外，饮料消费、体育锻炼、久坐行为以及人口特征对青少年BMI 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6 遗传因素对BMI 的影响

Kupek，E.等人［14］研究巴西南部父母的BMI 指数和饮食习惯对学龄前儿童超重和肥胖的影响。指出母亲的BMI 对儿童的营养状况即超重和肥胖都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BMI 只对儿童的肥胖影响显著。考虑父母的BMI 后，体育锻炼次数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BMI 的影响就十分有限了。

1.7 不良饮食行为

不良饮食行为也是影响肥胖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与BMI 相关的饮食行为主要集中在被观察者吃否吃早餐、碳酸饮料摄入过量、在外快餐消费以及儿童零食消费等方面。儿童和年青人不吃早餐是一个普遍现象，Szajewska，Hania［15］通过选取欧洲59 000 名儿童和青年人群作为样本，通过研究证实了食用早餐可以降低儿童和青年人的BMI 指数，同时对预防超重和肥胖有保护效应。Barton，BA 具体探讨了早餐谷物的摄入量与其BMI 间的关系，研究数据显示，早餐的谷物消费在保持9～19 岁青春期少女健康的BMI 指数和足够的营养摄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Kosti，Rena I.等选取希腊12～17 岁在校学生作为样本，研究早餐谷物消费与男女生的BMI 值的关系，结论同样支持Barton.BA 的观点，同时提出早餐谷物消费也可预防超重和肥胖的发生。Merten，Michael J.考察被观察者是否吃早餐、早餐父母是否出席、种族、性别、家庭收入、年龄这些变量与肥胖皆有关系，研究结论指出不吃早餐和体重增加呈正向关系。不同学者分享了相似结论:吃早餐的习惯可以减少欧洲儿童和青年患肥胖症的危险以及可以相应降低他们的BMI 指数;早餐消费可以降低美国黑人和白人少女的BMI 指数;增加在家吃早餐次数可以减少不健康的零食摄入，同时有助于降低BMI 指数。

有关饮料消费与BMI 关系的研究中，Newby，PK在美国北达科达州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前儿童的饮料消费与其BMI 指数没有关系，但不同的研究结论显示饮料消费与BMI 密切相关。Collison，Kate S 选取了阿拉伯地区5 033 名男孩与4 400名女孩，年龄区间在10～19 岁，发现含糖碳酸饮料的消费与贫乏的饮食消费选择相联系，而且男性含糖碳酸饮料的摄入与其BMI 密切相关，同时指出，控制含糖碳酸饮料的摄入将大大有益于公众健康的改善［16］。Sturm，Roland 研究同样显示，苏打水以及软饮料的消费会导致儿童的BMI 指数提升，政府应适当采用加糖饮料税政策对抗肥胖。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消费观念的更新，居民在外就餐的次数明显增加。国外很多学者研究发现，西式快餐等高热量食品的普及是导致肥胖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Currie 研究了美国300 万名在校学生和300 万名孕妇的个人肥胖指数(BMI)与其所在学校或住所距离快餐店远近的关系。结果表明，:学生所在学校或孕妇住所离快餐店越近，他们就越容易发生肥胖;对于在校生而言，学校到快餐店的距离每减少0.1 英里，该学校学生发生肥胖的概率就会增加5.2%;对孕妇来说，住所到快餐店的距离每减少0.1英里，她们发生肥胖的概率就会增加5.5%。Schroeder的研究指出，快餐消费直接导致食物能量摄入量的增加，从而提升了消费者的BMI 指数。Pieroni，L.and L.Salmasi 在英国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快餐消费对消费者BMI 的影响，结论显示，快餐消费尤其对女性的BMI 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餐馆食品的外卖价格与消费者的BMI 存在负向关系。此外，儿童在外就餐的频次和快餐食品、含糖饮料的消费会导致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上升或肥胖产生。倪国华［17］利用CHNS 数据验证了西式快餐迅速扩张和个人肥胖成因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对西式快餐等高热量食品的偏好每增加一个等级，其肥胖指数就会增加0.07，这意味着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的普及对中国居民肥胖率的上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Duffey 等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餐馆食品和快餐食品消费与BMI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增加快餐食品消费对BMI 变化有正向影响，而在外食品消费与BMI变化没有联系。进而指出，不同的结果可能来自于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和食物本身的差异。

Brown，K.A.研究锁定英格兰南部的18 所小学，考察了父母采用不同类型的控制孩子的零食行为和儿童的BMI 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父母采用控制儿童零食的行为与父母的人口学特征(地区、受教育程度、年龄等)相关，而这些变量与儿童的BMI 没有任何关系，但少吃零食，多吃水果蔬菜有助于降低儿童的BMI。张晴［18］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2002年数据，研究了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与BMI 之间的关系，发现吃零食儿童的肥胖率大于不吃零食儿童的肥胖率，城市男生吃零食的超重率要比农村男生要高。李艳红［19］扩展了时间维度，运用同样数据来源考察了1991—2004年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与BMI 变化趋势，得出相反结论，即吃零食的儿童青少年BMI 值略低于不吃零食者。作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与零食摄入量过多，影响正餐进食，导致总能量摄入减少有关。另外，有研究显示，酒精的摄入和体重的增加有正向关系.

2 结论

总体来看，有关BMI 指数与消费行为关系的文献多集中于国外，国内文献虽有涉及，但数量较少。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不同人群的BMI 指数与消费行为联系

国外多数文献将消费者界定为成年人、儿童、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等特定人群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常常将人群进一步细分为男性和女性，分别考察他们的BMI 指数与其饮食消费行为和相关社会经济变量的联系。国内某些研究直接将消费者依据某项标准进行分层，划分为不同群体进行研究。其中LAREFI 拓宽思路，研究了中国社会阶层与其体重的关系。作者利用2009年的CHNS(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数据，通过收入将城市成年人分为老年人和不活跃的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和新的中产阶级四个阶层，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了不同社会阶层的BMI 指数的分布状况，指出新中产阶级是唯一一个远离肥胖的阶层，该阶层保持的健康饮食习惯在控制体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2 不同食品种类与BMI 指数的关系

消费者消费谷物、肉类、蔬菜和水果、水产品、豆类、饮料数量的多少直接与其BMI 相关，低脂肪、高蛋白食物的摄取一般有利于消费者控制BMI 指数的上升。另外，相关文献还具体研究了鸡肉、猪肉、牛肉、鱼肉等不同种类的肉食消费对消费者BMI 指数的影响不同。

2.3 不同就餐行为与BMI 指数的关系

就餐行为主要表现在早餐吃不吃、早餐吃什么;外出就餐的频率;外出就餐选择吃快餐还是正常点餐;儿童的零食消费行为以及成年人的抽烟、喝酒行为等都与被研究者的BMI 有相应的联系。

2.4 社会经济变量与BMI 指数的关系

国内外考察对消费者BMI 影响的社会经济变量集中在消费者的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体育锻炼频率、地区、工作时长、快餐店的食品价格以及餐馆密度等方面。另外，少量文献研究了父母BMI 指数对其子女BMI 指数具有正向作用，这与遗传学角度的理论非常切合。

3 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针对消费者的饮食消费行为与BMI 指数相关关系的研究还不是很多，研究范围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首先，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在此过程中涌现出的比如农民工群体、留守儿童群体等都是国外所未曾有的独特消费群体，2013年，全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6 亿人(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统计，目前中国18 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有6 102.55 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9% (全国妇联)。而且这些群体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因此研究这些人群的饮食消费行为与其BMI 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了解群体的食物需求偏好，而且可以判断该群体的健康状况，为政府的公共健康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其次，国外许多研究验证了不同类食物消费量对BMI 指数影响的程度和方向皆有不同，目前国内研究没有细化到食物的分析，比如重点分项研究谷物类(包括杂粮)、蔬菜与水果、牛奶、肉类等消费量与BMI 的关系，今后可以尝试在国内做实证研究，从而引导消费者培养健康的饮食消费方式。另外，伴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目前有超过85%的消费者每周至少在外就餐一次，因此加强在外饮食与BMI 关系的研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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