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娟 郑旭东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场馆学习作为一个系统主要由两大要素构成：第一是展品及以展品为核心的展陈环境，第二是作为学习主体的参观者。在场馆学习这个系统中，尽管有时也有博物馆解说员的参与，但并不占重要位置，这一点和正规教育体系中教师具有重要地位不同。因此，对场馆学习进行的探索也主要围绕以上这两大基本元素展开，其一是展品及展陈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其二是对作为学习主体的参观者进行的研究，这被称为“参观者研究（Visitor Studies）”。

一 参观者研究的不同视角与基本范畴

1 参观者研究的各种视角

参观者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市场营销、管理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为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支撑与研究视野。比如：社会学视角关注的是参观过程中参观者的人际交互；心理学视角关注的是参观过程中参观者的心理加工过程；教育学视角聚焦的是博物馆参观具有的教育价值与意蕴；市场营销视角追求的是博物馆参观的经济价值的最大化；管理学视角关注的是参观过程中参观者的组织问题的能力；传播学视角探讨的则是参观过程中的传播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与演进。在不同历史时期，上述不同学科对参观者研究的影响力也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参观者研究与场馆学习（或博物馆教育）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历史渊源。场馆学习领域的知名学者George Hein[1]曾指出：“参观者研究源自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的发挥。自发端以来，参观者研究便秉持着各种有关于学习的不同假设，在研究方法上也坚持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因此，总体而言，目前博物馆领域的参观者研究具有鲜明的“学习”导向，通常都是从社会学、心理学及教育学的视角出发，把焦点集中于学习上，把学习作为博物馆参观的一个重要结果[2]。

2 参观者研究的主要资源

从场馆学习的视角来看，参观者研究关注的是基于对参观者数据的分析，发展各种评价方法，对参观者的学习进行有效评估，对展览或展品对于参观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参观者的社会行为模式和参观结束后表现出来的兴趣爱好等进行评估。为达成此目的，参观者研究依赖一系列非常广泛的研究资源，包括：到场观众与非到场观众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及其他数据；参观者的心理及个性的基本简况，如学习风格、态度、语言技能及时间安排等；参观者行为的各种不同模式，如谁到哪里，和谁一起，累不累，有没有再次参观，使用了哪些服务，喜欢何种类型的展品等；对展览讯息进行理解的能力，以及展览对其态度、行为及兴趣的影响等；博物馆内及展览中各种元素（标识、布局、媒体、噪音等）的设计与呈现是如何影响参观者的阅读行为、路径寻找及注意力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需要注意的是，参观者研究是以与参观者有关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为基础，但并不仅限于此，其最终目标着眼于作为学习者的参观者参观绩效的提升以及场馆学习中环境与展品的改进与完善。

3 参观者研究的基本范畴

Paulette McManus[3]认为，目前参观者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基本范畴：第一，参观者的人口统计学分析。对参观者进行人口统计学分析是早期参观者研究即参观者调查（Visitor Survey）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整个参观者研究的基础范畴。“早期的参观者研究揭示的是参观者广阔的轮廓，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新的参观者研究开始把对参观者的调查视为一种对博物馆的角色与功用进行批判性评价的机会。[4]”现在对参观者的人口统计学分析，不但把潜在的参观者也纳入进来，而且更关注特殊少数族裔，其目的在于对参观者与非参观者进行描述及区分。

第二，对参观者的行为与知识习得的研究。它关注的是参观者对展陈做出的行为反应及行为反应背后的更为深层的认知加工乃至意义建构过程。以参观者对展陈做出的行为反应的研究主要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有关刺激——反应二者之间联结的基本框架，目的在于改进展品的绩效[5]；对参观者知识习得进行的研究则吸收和借鉴了教育研究中课程开发的各种方法，焦点集中于采用各种教育技术手段并通过经典的前测——后测来判断参观者的知识习得状况。

第三，以参观者为焦点的研究。在参观者的行为与知识习得研究中，研究人员均把展品概念化为远离人的物理实体即实物，对展品的这种客体化或对象化处理方式忽视了参观者作为人的主体性，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动机、兴趣、经验背景、所处社会历史文化境脉，以及作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6]。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创建展品的人与参观展品的人结合起来，使其在共同的经验背景下展开对话与互动，共同推进基于展品的意义建构过程，就成为参观者研究必须面对的新挑战。从以展品为焦点转向以参观者为焦点，越来越关注参观过程中各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关注参观者与各种人工制品、参观者与他人之间的交互，便是其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二 参观者研究的历史演进与方法学创新

1 从参观者调查到行为模式的探索：参观者研究的历史发端与早期形态

参观者研究源于 19世纪末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参观者进行的调查，即参观者调查。它构成了今天场馆学习中参观者研究的早期形态之一。当时的参观者调查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到博物馆来的是什么人？”[7]，主要通过调查来把握参观者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人口统计学信息，比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等；地理分布信息，比如来自何处，住在什么地方，来博物馆是短途还是长途，是国外还是国内等；社会经济状况，比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就业状态等等；另外还有参观者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等诸多方面。这个时期的参观者调查通常都是一种“市场研究”（Market Research），即一种博物馆行业的市场调查[8]。它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数据获取的手段主要是调查问卷，辅以结构化与半结构化的访谈，很少用到定性的研究方法，也很少有完全开放性的访谈。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鉴于公共博物馆运动及博物馆教育运动的不成熟，参观者研究一直呈零星分布的状态，各自之间都是孤立进行的[9]。也就是说，此时的参观者研究尚未形成明确且一致的研究主题，也没有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科学共同体，从事参观者研究的主要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而非专业人士。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公共博物馆的普遍创建以及博物馆教育运动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历时十余年的时间里，耶鲁大学的两位实验心理学家Edward Robinson和Arthur Melton[10]在行为主义的历史与时代潮流中，把当时以数学为基础，以定量为特征的心理测量与统计的新兴技术与方法引入到了参观者研究，借助于系统化、以数据为基础的观察方法，完成了一系列在参观者研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明确了影响参观者行为的一系列重要环境变量，进而确立了参观者研究以参观者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变量为核心的基本的研究疆域及相应的研究范式。Edward Robinson和Arthur Melton[11]的研究是博物馆领域内第一个系统化的参观者研究，当时他们关注的兴趣点主要是博物馆环境的物理设计是如何影响参观者行为的，并揭示了影响参观者注意力及行为模式的若干因素，但此时的参观者研究尚未明确以“学习”为焦点，即这一阶段对参观者行为模式的研究并没有把参观作为一种学习来对待，其首要目标也不是为了促进作为学习的参观，而是为展品设计与开发提供反馈。

2 评价导向及参观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参观者研究在专业化道路上不断走向成熟

其后，伴随着博物馆教育实践不断深入，Edward Robinson和Arthur Melton开创的研究模式被不断发扬光大，参观者研究的焦点逐渐开始从对参观者基本信息的调查转向更加注重评价。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育与心理研究领域内对教育与学习评价的研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前端分析（初期评价）等逐渐走进场馆学习。此时，参观者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已不再仅限于“到博物馆来的是什么人？”，而是扩展到了“到博物馆来了之后怎么样？”。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参观者研究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尤其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仍极为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行为主义才逐渐让位于认知主义。理论基础的更新让参观者研究迎来了空前繁荣，大量具有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这一领域，推动着参观者研究不断前进，使其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参观者研究已经都是由专门研究人员完成的，仅有极少数研究中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参与[12]。这与20世纪初叶在参观者调查阶段博物馆工作人员是参观者研究的主力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体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参观者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参观者评价开始成为博物馆的一个内部过程。其次，参观者研究的心理学基础也开始从行为主义转换到认知主义。与此同时，在参观者评价方面，原有的去境脉化的评价方式逐渐被突破，Robert Wolf等人[13]提出了一种被称为“自然主义评价”的评价取向，倡导在数据收集上使用质性方法，在基于研究数据对参观者经验进行解读时采用一种整体的取向，把参观者的博物馆经验作为一个整体、复杂且不可分割与不可简化的对象来看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行为主义的范式逐渐被认知主义的范式取代，参观者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展品对参观者究竟做了什么，转而致力于寻求参观者对一件展品、一次展览或一次博物馆参观之感知的理解，而且越来越强调其自然主义的境脉与特质，越来越坚持以参观者为导向的研究取向，着重确立人在参观者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这样一来，参观者研究关注的焦点便从早期聚焦于展品转向聚焦于参观者以及参观者与展品之间的交互与传播上；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步摆脱定量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更多质性的研究方法被引入进来，更多开放性的研究开始出现。

3 研究方法学的空前繁荣及学习之研究焦点的确立：参观者研究持续走向繁荣

进入20世纪80年代，鉴于认知取向的日益成熟，参观者研究开始致力于对博物馆环境下参观者的学习与认知发展进行探索。具体来说，这一时期参观者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传播路径上，对能够支持参观者学习的各种情况及条件的描述成为新的兴趣所在，二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形成性评价在参观者研究中迅速增多，其目的在于在展品开发出来之后，塑造其面向参观者的有效传播，以促进参观者有效的认知加工与认知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学取向继续被引入参观者研究，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是人种学方法，尤以Judy Diamond及Sherman Rosenfeld等人[14]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的博士论文研究为代表。他们以伯克利的劳伦斯科学会堂为对象，采用人种学方法，揭示了对参观者进行描述性研究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观者研究已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如认知发展、信息加工、行为主义、人种学等。尤其是 1988年“参观者研究协会”的创建，被视为这一领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因为这意味着专门从事参观者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初具规模。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参观者研究持续扩展，研究队伍更加庞大，研究的课题及采取的方法也日益多样[15]。在理论与方法学层面上，主要体现在由维果斯基[16]开创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开始在参观者研究领域内迅速崛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成为参观者研究新的学习理论基础，社会历史文化取向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视角，活动理论开始成为参观者研究新的重要解释框架，参观者与实物展品以及参观者与参观者之间的交互成为参观者研究新的关注焦点，叙事研究、会话分析、诠释学等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以谋求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形成对参观者经验更加彻底与全面的理解与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参观者研究已完全而彻底地明确以学习为焦点，而且主要是从非正式学习的视角出发来寻求对参观者经验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为参观者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技术支撑，互联网等手段被用于对参观者进行大规模甚至是超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挖掘和大数据等技术被用于对调查结果的分析[17]。在过去十年间，尽管在研究的设计与实施方面还面临着各种挑战，但基于网络的调查已成为一种便利且经济的数据收集方法[18]。

三 参观者研究在方法学上面临的现实挑战及破解之道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场馆学习中参观者研究的繁荣。但在这一过程中，却涌现出了一些更加具有根本性的难题与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张力以及背后更为深层的哲学观念与研究范式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以及教育研究领域内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二者之间龃龉不断一样，长期以来，在场馆学习领域内参观者研究也面临着类似的难题与挑战。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参观者研究在基本的哲学观念上主要遵从的是以下两种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路向：第一，从经典自然科学之分析还原的思想方法出发，对复杂性进行简化，以定量地鉴别各种因果关系；第二，利用这种复杂性，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形成对参观者及其活动的更加深层的理解。然而，脱胎于经典自然科学，以揭示因果关系为导向的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各领域大行其道，无往不胜，但在参观者研究这一领域内却难以扎根。

1 定量的因果研究在参观者研究中难以扎根的原因剖析

早期的参观者研究是基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采取定量观察的方法试图把博物馆视为价值无涉的研究实验室，认为有效的研究数据只能来自持客观中立立场的研究人员所进行的观察[19]。然而，以对复杂性进行简化与还原为基础的因果研究在参观者研究领域内面临着巨大挑战。诸如随机临床试验之类的因果研究，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但在参观者研究中，这种形式却难以真正扎根，主要在于理论和时间两方面的原因[20]。理论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目前还很难真正科学且有效地鉴别并测度诸如动机、投入水平或学习之类的关键概念，并假定它们在不同情境中对不同参观者意味着相同的意思；另外，因果研究这种形式的探索需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室实验，其中涉及对各种变量的精确操控，但参观者研究所处的场景却往往是自然场景，而且在参观者研究中影响参观者行为与心理的变量也非常复杂，由此导致因果研究在参观者研究领域内面临着第二个挑战，即实践方面的挑战：参观者研究都是在自然场景下进行的，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并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对参观者进行随机分派与安排，随机分配是此类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参观者研究的实践中却往往得不到满足。

2 在对复杂性的把握中克服定性与定量研究之间的张力

鉴于博物馆参观显著的自然主义性质，参观者研究具有内在的复杂性。John Falk等[21]提出的“学习的境脉化模型”就对这种内在于参观者研究的复杂性进行了强调。其明确指出：参观者置身于四大广阔境脉之中，即物理境脉、个人境脉、社会文化境脉以及时间境脉，每种境脉就其自身而言都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世界。如何驾驭这种复杂性是参观者研究在方法学层面上面临的最为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参观者研究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境脉化转向”[22]，不再从经典自然科学的分析还原的思想方法出发，对复杂性进行简化，以鉴别各种因果关系，而是承认并利用这种复杂性，从多学科视角出发，谋求形成对参观者及其活动的更加深层的理解。伴随着参观者研究越来越植根于自然主义的境脉之中，越来越关注各种不可量化之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各种定性研究开始迅速崛起并蔚为大观，而且参观者研究在哲学立场上逐渐开始以一种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实践认识论出发，把定性和定量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使用。比如Roger Miles等人[23]就提出：对场馆学习领域内的参观者研究来说，定性和定量这两个术语更加应该被作为对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对数据进行收集的方法。这表明，在承认研究对象具有内在复杂性的前提下，人们试图把定性与定量二者之间的张力转化为对研究对象之复杂性进行驾驭的动力。

3 在研究取向的多元并存与竞合中确立主流的研究范式

不管是早期的参观者调查，还是其后的行为模式，以及再后来的评价研究，均是从人口统计学这一角度出发的，只不过其侧重点不同而已。John Falk[24]曾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从各种人口统计学的特征出发，比如年龄、性别、种族等，把参观者进行各种分类，无助于对参观者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为此，他提出未来的参观者研究需要在以下两个关键的方向上进行拓展，而且二者要密切配合、齐头并进、不可偏废：第一，要拓宽我们对博物馆参观所处之境脉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寻求一种更加有效的对博物馆参观进行研究的途径；第二，要转变对参观者进行概念化处理的方式，摒弃原来的人口统计学框架，建立新的概念化处理框架。而这两点从本质上讲显然涉及研究方法学的创新、尤其是不同研究取向如何并存、竞争与合作的问题。Ross Loomis[25]曾经指出：在参观者研究领域内存在着各种研究取向并存的局面，从早期的调查研究到其后的市场营销分析，再到晚期的参观者学习以及环境心理学与生态学等新锐的研究取向，均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Loomis[26]描述的这种情形不仅没有多大改观，甚至还有更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各种新的研究取向有增无减。尽管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相互之间在哲学方法论层面上仍争论不断，但在应用层面上却是相似性大于差异性，呈现出求同存异的发展态势。

四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参观者研究的不同哲学取向与研究方法两者相互之间正在实践层面上走向交叉与融合。这对于参观者研究而言显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尽管有争论，但持续的融合却可以使整个领域免受撕裂之苦，而由不同哲学立场与研究取向之间的争论产生的张力恰恰又促进了参观者研究不断前进，尤其是在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动力。另外，尽管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还达不到正式理论的标准，但却均可持续产出有益的研究发现，而且不同取向相互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均坚持评价这一导向，即试图回答各种展品或项目之于参观者的参观效用究竟如何。目前来看，在各种研究取向多元并存的局面下，并不存在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研究范式或取向。但在不同研究取向多元并存或并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却是参观者研究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与回答的，比如如何界定这一领域内不同人员各自的角色与作用；如何发展一套能够为各方赞同并遵循的方法学标准；如何把研究发现迅速转化为实践以使参观者及时受益。唯有如此，参观者研究才能赢得新的未来。

[1]Hein G E. Learning in the museum[M]. London:Routledge Press, 2002:41.

[2]Anderson D, Storksdieck M, Spock M.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museum experiences[A]. Falk J H,Dierking L D, Foutz S. In principle, in practice: 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s[C].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2007:197-215.

[3]Mcmanus P. Museum and visitor studies today[J]. Visitor studie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1996, (1):1-12.

[4][7]Dickenson V. Museum Visitor Surveys: An Overview, 1930-1990[M].Towse R, Khakee A. Cultural Economics.Berlin: Springer, 1992:141-150.

[5][9]Bitgood S, Shettel H H. An overview of visitor studies[J]. The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1996,(3): 6-10.

[6]Mcmanus P M. Good companions: More on 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learning-related behavior in a science museu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1988,(1):37-44.

[8]Black G. The engaging museum: Developing museums for visitor involvement[M].London:Routledge Press,2005:9-11.

[10][19]Hooper-Greenhill E. Studying visitors[M].Macdonald 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2006:362-376.

[11][14][26]Bitgood S, Shettel H H, Bitgood 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in museums, zoos, and other exhibition centers[A].Bechtel R B, Churhman A.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C]. New York: Wiley, 2002:461-480.

[12]Ames M M. Museums in the age of deconstruction[M].Anderson G. Reinventing the museum: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radigm shift. Oxford: AltaMira Press,2004: 80-98.

[13]Wolf R L, Tymitz B L. A preliminary guide for conducting naturalistic evaluation in studying museum environment[R].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Museum Program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79.10

[15]Falk J. Visitor Studies [M]// Richard G.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education.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4: 1-3.

[16]Rennie L J. Learning science outside of school[M].Abell S K.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science education.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 2007:125-170.

[17]Moussouri T, Roussos G. Mobile sensing, BYOD and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ies for audience research in museums[J]. Participations: Journal of Audience and Reception Studies,2014,(1):270-285.

[18]Parsons C. Web-based surveys: Best practic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J]. Visitor Studies,2007,(1): 13-33.

[20]Allen S, Gutwill J, Perry D L, et al. Research in museums: Coping with complexity[M].Falk J H, Dierking L D,Foutz S. In principle, in practice: Museums as learning institution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2007:229-245.

[21]Falk J H, Dierking L D. The 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M].Anderson G. Reinventing the museum: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paradigm shift. Walnut Creek, CA:Rowman & Littlefield, 2004:139-142.

[22]Dawson E, Jensen E. Towards a contextual turn in visitor studies: evaluating visitor segmentation and identity-related motivations[J]. Visitor Studies, 2011,(2):127-140.

[23]Miles R. Grasping the Greased Pig: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Exhibits[M].Bicknell S, Farmelo G. Museum Visitor Studies in the 90s. London:Science Museum of London,1993:24-33.

[24]Falk J. Identity and the museum visitor experience[M].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2009:17-38.

[25]Loomis R J. The countenance of visitor studies in the 1980s[A].Bitgood S, Roper J, Benefield A. Visitor studies,1988: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C]. Jacksonville, AL: Center for Social Design,198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