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桂龙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重庆 400065）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向

程桂龙

（重庆邮电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重庆 400065）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启了战略东移的步伐，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这一进程加快，特别是美国大中东战略、全球战略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主体的亚太新兴国家的崛起，起了激化作用。战略重心东移是美国国家战略重心演变的必然结果，有其必要的理论支撑及现实考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受到国内、域内、域外等因素的阻碍，从目前的情势看，未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将重点在战略对象、战略区域、战略思想等方面发生转变，并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所体现。

美国；战略东移；演变；发展

战略重心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在不同时期根据国际形势及国家发展状况的差异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安全战略，并在地域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从地缘来讲，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比喻为一个人，美国本土是主干，加拿大和拉美就是他的头和脚，欧洲和亚太变成了他的两个胳膊、手，一边搂着大西洋，一边搂着太平洋，这样构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总体布局。”19世纪末，伴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开始了全球扩张之路，由美洲逐渐走向世界，并逐渐成为全球的霸主。

一、美国战略重心的历史演变

美国自建国至今的230余年间，战略重心经历了五次比较大的调整与变革，由本土走向美洲，由美洲走向欧亚，其间经历了区域主义、战略混沌、欧美同盟、战略犹豫、战略东移等不同时期，并逐步成为全球性的大国。

第一阶段，以美洲大陆为核心的区域主义时期（1776～1896）。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刚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把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无暇顾及美洲以外的世界，甚至对外界有排斥的思维。通过一系列的开疆扩土与内战，美国最终完成统一，经济获得高速发展，政治社会稳定，“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地区主义”等思想主导了此时的美国外交。1776年7月4日，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开始了独立战争，至1783年，美英签订《巴黎条约》，独立战争结束，美国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8世纪末，美国开始西进运动，开启了领土扩张的步伐，在短时间内领土扩大了数倍，为美国的战略纵深防御奠定了基础；1823年，门罗总统在其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正式提出“门罗主义”，反对欧洲干预美洲事务，把美洲看成美国的后院；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至1865年实现统一后，基本奠定了现代美国的版图，为国家实力的腾飞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些事件的爆发都集中在美国本土或美洲的范围之内，说明这一时期美国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国内及周边区域，缺乏全球性的行为。

第二阶段，重心左右徘徊的战略混沌时期（1896～1945）。19世纪末，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经济逐步占据世界首位，为对外扩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由于是逐步同世界接触，美国的战略重心并不明确，表现为左右徘徊，四处出击，在欧洲、美洲、亚太都有所涉猎，存在很大的摇摆性。如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夺取菲律宾，拥有了通往亚太的据点；1900年，伙同八国联军侵华，对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一战爆发后，在权衡欧洲战争局势的基础上，于1917年开始有选择性地介入欧洲事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注意力又转移到亚太。这一时期美国

的战略重心处于来回波动的摇摆状态，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其中，1896年，美国迫使英国同意将英国同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提交仲裁一事，成为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外交关系的转折性事件之一，表明美国已经开始挑战英国，美国在西半球的支配地位得到了初步承认。

第三阶段，以欧洲为重心的欧美同盟时期（1945～1989）。二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以二战结束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节点，美国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欧洲。根据时间不同，具体又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1952年的“遏制战略”时期，其重点是包围、遏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二阶段为1953～1960年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时期，其重点是依靠核优势，以核战争威胁苏联及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第三阶段为1961～1968年的“灵活反应战略”［2］（P25～58）时期，其重点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付不同的威胁，准备打各种战争；第四阶段为1969～1980年的“现实威慑战略”时期，其重点是加强欧洲的军事力量，力图扭转被动局面；第五阶段为1981～1989年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时期，其重点是谋求对苏联的军事优势，以灵活多样的手段对付苏联的扩张。此外，美国又先后提出了“地区防备战略”“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营造—反应—准备战略”等战略。这一时期美国以稳定欧洲为重心，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展开了一场长期的争斗，把拉拢西欧、建立北约、对抗苏联、维持全球霸权作为自己的外交宗旨与目标，除东欧、中东、亚太等几处热点地区外，对欧洲以外区域的关注度降低，现实主义、全球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主导。

第四阶段，寻求新型利益支撑的战略犹豫时期（1989～2009）。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逐渐从同苏联的争霸中解脱出来。随着欧洲各国力量的强大，欧洲逐渐产生脱离美国束缚的离心倾向，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下降。再加之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地区热点此起彼伏，美国开始在全球寻求新的支撑点。这一时期两伊问题、反恐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朝核问题等轮流成为美国关注的要点，欧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虽已开始下降，但仍呈现出以欧洲为主，以亚太为辅，其他地区热点为点缀的战略布局。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并不明确，新孤立主义、均势战略、优势战略等起了主导作用，美国以全球霸主的眼光看待全球问题与地区争端，并力图在地区热点问题中充当主要角色，并因自身利益需求而长期陷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不能自拔，对自身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形象造成重要负面影响。

2009年1月，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鉴于中国等亚太国家力量的崛起，以及亚太在世界中地位的再次显现，美国开启了重返亚太的步伐，战略重心逐渐东移，战略调整进入第五个阶段。

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考虑

战略重心东移是美国第五阶段战略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战略调整的重点。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开始于第四阶段早期（1995年），并逐渐形成于第五阶段的初期（2009年），是一个承前启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理论上来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新时期三大理论权衡作用的结果。“收敛理论、重返亚洲论和战略性领导论，是近期美国学者提出的三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战略理论，其宗旨是为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提供依据。”［3］（P102）乔治·莫德尔斯基认为，政治进化的循环周期包括4个阶段，即全球战争、世界大国、权力非正统化、权力分散化。［4］（P458）而目前正处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权力分散化阶段。收敛理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扩张消耗了太多的实力，因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加之美国在反恐问题、中东问题、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困境，以及国内财政赤字过大，失业、民众情绪不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美国应该收缩其对外政策，以保证适应多变的全球环境，维护自身的战略安全；战略性领导理论认为，美国应放弃其全球霸主统治地位，为部分新兴地区强国提供参与全球性事务的机会，在进行战略伙伴选择时要更加具备灵活性与多样性，该理论更加注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警示美国不要四面出击，而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参与，带有明显的自由制度主义痕迹；“2009年，两位美国学者班·布鲁门撒尔和亚伦·弗里德贝格提出重返亚洲理论，目的同样在于为奥巴马的战略调整提供智力支持。”［5］前两种理论虽然同美国的现实相符合，但同美国的外交传统相违背，重返亚洲理论在本质上则是适应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该理论认

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将是亚洲，伴随着亚洲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实力必然会得到同步的推进，未来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受亚太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在目前亚太国家实力不足以对美国产生威胁之时，美国要做的就是重返亚太，进行战略东移，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战略东移最早见诸1995年克林顿政府第一份《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中的“亚太共同体”倡议，此后于1998年第二份《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中开启了战略东移的步伐；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本意继续进行，但因9 ·11事件的爆发，以及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中东地区，战略东移搁浅。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这一趋势逐渐明晰，并在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得以体现。

从现实来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必然结果。国际体系随各国实力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国内、个人三层次分析要素来看，美国进行战略重心东移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国际层面上，201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对亚太地区进行了密集的访问，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2011年11月10日，希拉里在夏威夷明确指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6］2011年11月19日，奥巴马代表美国第一次参加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显示出美国对亚太的重新关注，惧怕被排除在亚太事务之外。2012年1月5日，美国发布题为《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新军事战略报告，全文从“全球安全环境的改变、美国军队的首要任务、迈向2020年的三军联合作战等部分进行论述，表明美国将致力于进一步削减军费，对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军事战略进行调整。其中在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大格局中，亚太地区成为重点。”［7］进一步显示了要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的意图。2013年美国的亚太活动更加频繁，12月3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发表题为《亚洲再平衡是一项长期方略》的文章，称“亚洲再平衡战略将是一项长期战略，美国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实现亚太利益。”［8］冷战后的世界已经变为美国单极主导的世界，美国在北约及欧洲都保持着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力量，正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知才使美国有能力把目光转向其他地区。美国的一系列行动加快了战略东移的步伐，亚太周边区域及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也对美国战略转移产生了压力。其中2014年3月份的克里米亚问题使美国更清醒地认识到亚太问题的严重性，战略东移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内层次上，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及国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号称民主自由典范的美国也不得不注意民众对美国式民主可靠性的质疑，国内失业率的上升、财政赤字的扩大以及军事开支的缩减，都需要美国转移国内压力。同时，伴随着亚太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崛起，亚太局势呈现出重新分化组合的可能，美国产生了霸权焦虑，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为此，从现实考虑，美国也不得不进行战略东移，以保持其亚太优势地位。个人方面，“从家庭出身和生长教育环境看，奥巴马是典型的‘环太平洋产物’，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欧洲情节’的白宫主人，而更像是个‘亚洲总统’，针对亚太地区的枢轴转向完全符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9］（P66）”奥巴马的“亚太情节”从客观上推动了美国的战略东移。如果说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曾因中东问题对战略东移产生过动摇，那么2012年底的连任，则使其执政政策得以延续，针对亚洲，其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东移”“再平衡”等战略，也一步步地得以实施。

三、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面临的主要困境

美国战略东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理论与现实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受国内因素，亚太国家以及区域外大国等因素的综合制约。

（一）国内：财政支持及利益分歧的束缚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战略东移的最大内部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坚强的经济基础才能支撑起美国的政治外交。这次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各种矛盾累积、激化的结果，既有制度性的缺陷，又有结构性的缺失，需要长时间的综合治理才能恢复。经济的不景气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与国内极端势力的抬头，始于2011年9月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美国社会严重的公平、公正问题。美国战略东移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带有防御性的，但美国的举动带有太强的进攻性，从“衰落论”［10］角度来说，美国现在正处于衰落时期，战略东移

只是美国收缩战略的一部分。历史上美国战略东移曾有过两次中断，第一次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因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不得不出兵海湾；第二次是科索沃战争后，美国战略界兴起第二次战略东移浪潮，却因“9·11事件”半途而止。［11］（P32）两次中断虽都与外部环境直接相关，但与国内的政治决策却不无联系，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治国理念长期存在分歧，在诸多领域故意掣肘，造成众多政策难以付诸实施，2013年10月1日，美国政府就再次出现关门危机。此外，国内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及财政赤字一直有不同意见，造成美国战略东移的财政支持得不到很好的保证，以目前美国的总体形势看，战略东移仍遭受财政支持、政府不同部门、利益集团纠葛、军事理论选择及军种分歧等众多因素的困扰。

（二）域内：亚太区域内国家的牵制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中心是亚太地区，而亚太则是世界上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地区均势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分化与整合，美国的介入必然会改变亚太的均衡状态。冷战后美俄关系得以缓和，但双方对对方的动作仍存有戒心，2012年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使美俄关系继续提升的空间变小，特别是2014年3月的乌克兰危机，使美俄关系再度紧张，况且由于俄罗斯一直怀有大国情节，显然不会对美国重返亚太表示欢迎；日本是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但美日在驻军、美日同盟的适用性等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此外日本政局的频繁更替以及日本国内要求摆脱美国束缚的声音都对美日同盟的稳定性提出了考验；中国是美国在亚太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具有双重性，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中美在价值观念、外交政策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与协助，美国不能忽视中国的亚太存在，但又对中国的发展心存戒备；此外像印度的“东进”战略，澳大利亚的“北上”战略都同美国的战略东移存在重叠，如何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是美国要综合考虑的问题。

（三）域外：亚太区域以外国家的牵制

冷战结束后美国同欧洲的共同敌人消失，双方缺少了共同合作的基础。欧盟的建立、欧元区的发展以及欧洲国家军力的增强使其产生强烈的独立意识，极力摆脱美国的束缚，实现欧洲外交的独立性。美国同欧盟的经济联系相对密切，欧债危机使欧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美国作为相关经济体也难以脱咎，这些都对美国产生了一定的牵制。“9 ·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反恐上，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度增加，美国偏袒以色列使其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受到影响，现阶段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战后重建仍困难重重；利比亚危机、埃及的动荡都加剧了中东的不稳定性，阿拉伯之春大有蔓延至整个中东之势；2012年11月以来，巴以冲突又重新升级，叙利亚危机后巴沙尔政府和反对派的冲突此起彼伏，2014年夏以来伊拉克圣战组织又在伊境内挑起冲突，严重威胁地区安稳，中东和平显得困难重重，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传统优势不断丧失，抽身亚太存在后顾之忧。2013年6月份美国的窃听事件，使其国际形象受到严重影响，美国的行为遭到盟国的怀疑，盟国内部产生信任危机。此外，北非局势，东欧等国的局部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成为影响世界安稳的火药桶。

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发展趋向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主要外部原因在于中国等亚太新兴国家的崛起，是一个全面的过程，是各种因素综合交织的结果，不仅包括军事方面，在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

（一）经济上：合作加孤立

2010年，北美和欧洲GDP占到全球GDP的一半以上，而东亚13国①狭义上的东亚又称东北亚，包括中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五国；这里所说的东亚是广义上的东亚，包括东北亚、东南亚诸国，东亚13国指的是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外加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在一起才15万亿美元，仅占全球的四分之一。然而，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今后30年，这个地区再加上南亚，其经济总量将会占到全球的50%以上。［12］（P30）2014年4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GDP总量达到7398万亿美元，美国为167997万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为91814万亿美元，位居第二，日本为49015万亿美元，位居第三。”［13］前三名中亚太地区占据两位，再加上东亚其他国家，GDP总量占全球比重近28%，目前欧盟GDP已经超过美国，二者占世界的比重达46%，相对来说，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开始下降，而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提升，亚太经济呈现

出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亚太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不能忽视，特别是2020年中国经济可能超越美国的现实，会打破美国的亚太平衡，为此，美国极力推崇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而这一协议直至目前一直把中国排除在外，带有明显的制约中国色彩。美国在亚太地区实行的是合作与孤立并行的政策，一方面需要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另一方面又在某些经济领域对中国制造障碍，同日、韩及东盟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而对中、俄等国的贸易则提高准入门槛，以求扩大自身的亚太经济优势。

（二）外交上：巩固加突破

自2009年以来，美国频繁出访亚太，在加强同传统盟国关系的同时也努力修复同一些“边缘国家”的关系。2012年11月，奥巴马获得连任后的第一站便是东南亚，并成为第一个在任期间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也在此期间访问亚洲。2013年4月，美国新任国务卿克里访问了日、韩，6月份访问了东南亚国家，12月访问了越南、菲律宾，2014年2月份又对亚洲四国进行了访问，上任一年克里已经五访亚洲，充分表明了其对亚洲的重视，在这些被访国家中既有美国的传统盟友，又有希望拓展新关系的国家，显示出其优化亚太外交环境，提升亚太外交分量的决心。同时在2013年以来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及中菲黄岩岛争端中都能看到美国积极介入的身影。美国有意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向亚太倾斜，拓展同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重要事项的接触上都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姿态，既加强同日、韩、泰、菲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又寄希望于打破传统外交盲点，开拓东南亚外交新阵地，试图在亚太新格局形成之前重新分化布局自己的力量，为亚太外交局面的打开铺垫。

（三）军事上：同盟加威慑

2010年以来美国加强了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亚太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并积极拓展同印度、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交往，同时积极寻求新的军事基地以弥补前期过于关注欧洲而留下的权力真空。2010年5月，美日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2011年度的日本防卫白皮书称将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2011年11月16日，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永久驻军协议，美军历史上首次获得在南太平洋地区驻军的权力，规定“自2012年开始，美国200～25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可以在澳驻扎，接下来的几年内在澳驻军人数将增加到2500人。”［14］美国通过同其盟国的合作扩大了在亚太的军事存在。除此之外，美国还加强了同亚太盟国的军事演习，以增加对潜在对手国的威慑。如2013年2月4日至15日的美日澳“对抗北方2013”联演，3月11日至4月30日的美韩“关键决心·鹞鹰”演习，3月17日至4月17日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8月8日至23日的美、韩、日、澳“红旗”空军对抗演习，这些都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展现了其军事实力。进入2014年美国的亚太军演仍然是如火如荼，1月底的美日“利刃”军演，2月份的“金色眼镜蛇”演习，5月份的美菲“肩并肩”军演，6月份的环太平洋军演等都是围绕亚太进行的，充分凸显出亚太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美国在既有军事存在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加强机动性军演与训练的方式，起到威慑与震慑的效果。

（四）文化上：输出加培育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加大了对文化输出的重视程度，在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希拉里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为美国的外交提供了新的思路。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使意识形态的束缚超越了历史的范畴，西方形态的自由民主获得了最终胜利，现在西方国家的任务是使非西方国家走向民主。”美国的领导使命观、民主优越论使其不可避免地对亚太国家产生偏见，并把人权强加于主权之上，把与自己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异的国家称为“失败国家”。美国竭力向亚太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及民主模式，以期形成一个类似于欧盟、北约的亚太“民主共同体”。除此之外，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通过影视、娱乐、教育、消费等方式传播自己的文化，通过公共外交等方式努力改变国外民众对美国的认知。一方面扩大自己的文化输出，另一方面也通过培育新的文化增长点，为美国战略东移开辟舆论阵地。

结 语

美国同亚太国家的关系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盟国关系，二类是盟友关系，三类是普通国家关系，美国同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盟友，但又超越了一般的国家关系，美国显然要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位。总体来说，美国战略东移采取的是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在路线上，先寻求战略据点与同

盟，在此基础上形成同盟圈，之后再逐步扩大到整个亚太；在形式上，以军事为主体，经济与政治为两翼，意识形态及其他要素为辅助，通过各部分的协调达到共同的战略目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同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相一致，特别是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美国对亚太的关注度持续上升，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周边主权领土争端的介入度以及亚太地区事务的介入上。今后美国战略东移的步伐会受战略对象、战略区域、以及战略思想等的影响，战略对象将会由一变多，由以中国为主，变成应对中俄等诸多国家，在战略区域上将由东北亚逐步扩展到东南亚、西亚等区域，在思想上，将摒弃传统的军事占绝对的方式，而会综合运用经济、文化、公共外交等诸多方式。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华，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当面指责哈格尔的在日言论，指出中国人民对此不满意，显示出中美两国交流的坦诚，同时哈格尔也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遏制中国。”美国为了维护在亚太的利益以更方便地参与主导亚太事务，将会对亚太进行倾斜，像朝鲜半岛问题、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日韩、日俄岛屿争议都是美国想极力介入的议题，美国只有更全面地融入这一区域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毫无疑问，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不会停止，但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牵制，中国不能在这一过程中独善其身，而应以全新的战略视角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形势，中国应在同美国的交往中加强沟通与交流，及时交换对重要国际问题的看法，减少误解与分歧，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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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of the U．S．Strategic Focus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s

CHENG Gui－lo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Chongqing，40065，China）

The United States has opened up its pace of strategic eastward shift since the 1990s．The process has been accelerated aft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n 2009，and intensified especially by the frustration of the large American Middle East strategy and Global Strategy aswell as the rise of themain Asia－Pacific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This transition is an inevitable result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focus of USand has itsnecessary theoreticalsupport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but suffers some obstructions from the country and inside－and－outside the region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future of the US strategic centermoving eastward will change in its object，region and thought，which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breadth and depth．

the United States；strategic pivot shifting to Asia；evolution；development

D815

：A

：1006－723X（2015）05－0025－05

〔责任编辑：左安嵩〕

程桂龙，男，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亚太安全与中国海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