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 锦 闾小波

中共早期革命中的巴黎公社元素及路线图的展呈
——基于对广州起义的考察

束 锦 闾小波

构建政治愿景是革命型政党凝聚共识并促成革命行动的有效动员模式。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巴黎公社为愿景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这一独特的政治资源一旦注入革命暴动的洪流之中，不仅唤醒了广大民众被压制已久的抗争精神，而且积聚了巨大的政治能量。广州起义既是这种政治能量爆发的产物，同时又对继起的革命起到资源叠加的作用。广州起义虽败，其展呈的革命路线图却定格在共产党人的集体记忆中，激励着革命者依循这一路线图而前行。

广州起义 巴黎公社 革命动员

“五四”之前，国人有关巴黎公社的零散记述大体是负面的。 “五四”以后，受苏俄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致力于刷新巴黎公社的形象，构建了巴黎公社的 “失败”与苏俄革命的 “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使得巴黎公社的负面形象得以反转。巴黎公社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展开及理想王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不二的参照物，而广州起义则是中共革命路线图的第一次宏大展呈。

一、愿景：构建巴黎公社的赤色图景

1871年3月18日，武装的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卖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随后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组织下，通过普选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经历了短暂的72天就被梯也尔政府及国际反共势力联合镇压。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1]巴黎公社这一 “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对置身于革命年代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具有重要的支援作用。

（一）李达勾勒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路线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往中，巴黎公社并非是国人关注的重大事件，相关的零散记载给国人留下了恐怖、血腥的模糊记忆。不同的言说者对于巴黎公社的认知分殊甚大。因处理天津教案而随使臣崇厚赴法而亲身见闻巴黎公社的张德彝在日记中称之为 “红头作乱”。[2]由美国教会人士主办的 《中国教会新报》直指巴黎民众是 “乱党”和 “乱人”。[3]改良派思想家

王韬在 《法国志略》和 《普法战纪》中称之为 “乱党、匪贼”。革命党人宋教仁则称之为 “巴黎暴动”。

巴黎公社形象的刷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兴起有直接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经历了一个梁启超所谓的由 “思”而 “潮”的过程。 “思”的阶段是个体零散的认知，“潮”的时期，则万众“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4]这一重大转变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助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5]在 “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中，巴黎公社是一个令人神往、最具感召力的 “共产主义幽灵”——“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迈出了第二步。”[6]

新文化运动中，各种主义争锋夺路，如何获取人心继而求得生存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只有走好这一步，才能图谋左右中国革命方向乃至夺取政权的宏愿。1920年底，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共产党》月刊主编李达在该刊第2期发表的 《社会革命底商榷》中，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有阶级特权的旧社会，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应当是 “非妥协的直接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譬如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地方自治团在巴黎干的猛烈运动。” “我主张我们要在各大都会，结合工人农民兵士及他种属于无产阶级的人，组织一个大团体，利用机会，猛然的干起大规模的运动来，把那地方的政治力，夺在我们手中，凭着政治上的势力，实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完全管理社会中经济的事业。所以这种直接行动，可以称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7]

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分化之际，理论界出现了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以及不同派别的社会主义之争。李达以巴黎公社为例，将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区隔开来，阐述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大众参与的革命的必要性。

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发动下，国内渐次掀起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而西欧一些左翼政党在柏林成立了所谓的 “第四国际”，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由全体无产阶级加入，不赞成无产阶级有独立的政党领导。针对这一情况，李达发表了 《评第四国际》[8]一文，强调了共产党对于 “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与一八七一年巴黎共产团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一个有共产党任指挥而一个没有。”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共产党人散布到全体中间宣传革命，实行革命。”

李达最早构建了巴黎公社的 “失败”与俄国革命的 “成功”在于共产党之有与无的因果关系，从经验与逻辑上论证了中国应成立共产党、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一个初创的政党来说可谓意义非凡。

（二）李大钊丰富了对巴黎公社的认知。如果说李达依据巴黎公社初步勾勒了一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图——“组党—革命”，那么李大钊在这样一个政党泛滥、革命几成话语霸权的时代，通过对巴黎公社的深入分析进一步阐明了组织怎样的党，发动怎样的革命。

1922年，中国受众最多的报纸 《申报》创刊50周年，李大钊借助为该报纪念专刊撰稿的机会，于1923年写了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 “康妙恩”》一文，深刻论述了巴黎公社成立的背景和经过、公社的性质和措施、历史经验及其教训。李大钊成为丰富国人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关键人物。 “公社”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李大钊告诉国人，“公社”是什么。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市会选举办完了，结果革命党占绝对的多数。其中有十一位是第一国际党员，取名为Commune，掌握政权。Commune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一七九二年的光荣的历史的 ‘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 ‘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的意味的。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 ‘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9]

令人扼腕的是，美好而诱人的 “康妙恩”不但失败，而且败得惨烈、悲壮。 “战争虽然完了，杀戮

却尚未完，大杀戮却方在开始。政府军侵入巴黎的时候施行了近世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虐杀，所杀的人不只是俘虏，凡在巴黎的男女老幼无论何人，只要你是参加防御的人，侍候过受伤者的人，喂养过受饿者的人，都不能幸免……流血成河，兵士在那里站着，都没了他们的胫骨以上，塞奴 （Seine）河水呈出暗褐色，尸骸暴露，悲声惨切，不忍闻睹。”[10]

悲壮的实践，播下了不朽的种子。 “谁知五十年巴黎 ‘康妙恩’的种子，又在Volga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11]巴黎人民的赤色革命，对胆怯者来说是恐惧，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卧薪尝胆的历史记忆。巴黎公社的悲壮图景，并没有使共产主义者们丧失信心，反而激起了其继续革命的豪情。

李大钊和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传播巴黎公社的先河，奠定了党内对巴黎公社认知的基本走向，即将巴黎公社构建成中国革命的政治愿景。建立共产党→进行赤色革命→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成了中共早期的革命路线图。

二、造势：隆重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

革命运动离不开革命理论武装下的民众。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和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从幕后走向台前，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政治活动空间和政治话语权。革命形势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不失时机地利用巴黎公社纪念活动，为国民革命运动注入了赤色的共产主义革命元素。

（一）营造革命气氛浓烈的物理空间。1926年的广州，人口80万左右，是全国第五大都市。[12]在革命者的心目中，广州是革命圣地、希望之都。有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和革命情绪日渐高涨的民众，在这千载难逢的特定时空，3月18日，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社会各界在广东大学隆重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

精心筹备。这次纪念活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中共在会前做了周详的筹备工作，发布纪念活动宣传大纲和宣传口号，专门编印纪念手册。[13]

空间构建。本次纪念大会的主会场放在1924年孙中山亲自创建的广东大学，会务筹备机构还要求各界团体除参加纪念大会外，必须在当晚各自召集该地的群众召开纪念会。这就构建了一个会议主题突出、会场层次分明的物理空间。

人数众多。出席这次纪念大会的社会各界人士多达万余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张太雷、中央党部代表林祖涵 （林伯渠）、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工人之路特号》主编邓中夏、法国革命同志摩宁、德国革命同志狄克博以及黄埔军校代表等均出席了大会。

雨中悲歌。是日的广州 “大雨倾盆”，这对举办一般的大型纪念活动来说，不免遗憾，但对纪念悲壮的巴黎公社而言，可谓 “天公作美”，如柱的大雨更适合悲情的宣泄。与会的各界代表争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场听众高呼 “继续巴黎公社精神奋斗！” “巴黎公社万岁！” “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如雷贯耳”。[14]气势雄壮的讴歌巴黎公社的 《国际歌》被集体唱响，浓烈的氛围使集会主题直击与会者的心灵。

传播广泛。广州的诸多媒体，包括兼具业界权威性与受众广泛性的 《广州民国日报》和 《工人之路特号》对纪念活动的发起、筹备及现场情况作了详实的全方位报道，并且还刊发了一系列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

（二）张太雷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主题讲演。日后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张太雷作了 《巴黎公社纪念日》的主题演讲，着重论述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及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 “没有一个政党去统一的指挥”，中国的无产阶级应更多地认识到 “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在无产阶级革命中 “要有统一的党的指挥”。张太雷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改良派社会主义者的谬误观点，指出无产阶级要有通过革命掌握政权的信心，巴黎公社 “便是第一次工人掌握政权”。

“这种政治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俄国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治组织大致都是模仿巴黎公社的。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给我们一种教训：怎么样去掌握政权。”[15]

张太雷还引述了列宁总结的巴黎公社的教训，包括 “无产阶级应该专政”，“以实力、武力，压迫反革命势力”，“无产阶级的政府另有他的方式，就是公社、苏维埃制度”。这实际上是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回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独立目标和实现条件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两个问题正是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正在面对而且必须回应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虽未出席这次纪念大会，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发表了题为 《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16]的讲演。这次讲演的受众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军事干部的培养对象，讲演场合的特殊性，扩大了其政治效用，在国民革命中播下了巴黎公社的赤色火种。

三、行动：广州起义

中共建党之初，人少势弱，其革命路线图暂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故而有了借机壮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关系破裂时，中共人多势众，此时实施独自的革命路线图不仅势在必行，也有了现实的可行性。雨中 “巴黎公社万岁”的场景不仅是昨日的记忆，也锻造了共产党人不屈的斗志。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共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就此揭开了独立领导革命的序幕。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何种政权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巴黎公社对广州起义筹备阶段的影响。党的八七会议及时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此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东海陆丰起义等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展开，广州起义也开始了长达数月的酝酿，期间，诸多方面受到了巴黎公社的启示。

张太雷在 《巴黎公社纪念日》中已经认识到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为革命的缘故，残忍是必要的。巴黎公社那种手段却是自己害了自己。在应该用残忍手段的时候，就应该用这种手段，不然，便是宋襄公之仁。”[17]党的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局任命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作为广州暴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直接领导者，他对巴黎公社的这一认知直接影响着广东省委对暴动的决策。1927年9月22日，《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暴动各区、县目前应注意之十件事》中指出暴动必须坚决。 “暴动前必须有严密计划，既暴动后，不可稍有犹豫，必须向前做去。” “对敌人的武装必须彻底解决，对投降之军队或土匪等，必须彻底改造。” “对反革命势力必须使其完全消灭，不可有一些顾惜。”[18]

9月底，张太雷在给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张发奎、黄琪翔与我们吊膀子，互相派代表。但我们决没有幻想，并且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真正敌人。在张军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积极进行。”[19]10月中旬，广州爆发了以海员为中坚的工人示威运动，张太雷就此指出对于资产阶级不能有丝毫妥协。 “我们以为从这次广州市工人大运动后，把一切的幻想一切的妥协心理及一切机会主义都送到坟墓里去！永远不再影响我们革命的政策！”[20]12月11日，广东省委提出了15条具体行动政纲，并指出：“以上这些无论政权能维持几久，甚至三天或一星期，我们都要作去。”[21]

在欧洲及苏俄，革命的首选目标是中心城市。1927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革命形势变化，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提上议事日程，并明确指出应当先在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举事。中共中央在筹划广州暴动的过程中，借鉴巴黎公社的教训，将发动城市周边农民起义，从而形成工农和兵士的联盟作为一条重要策略。 “叶、贺军应与农民军合起，直奔广州，沿途不能濡滞观望，此时再一犹豫，势必完全消灭。应以尽量多余枪械，沿途武装农民，扩大军队，一直杀去。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的政府为主要口号。广州附近的农民尤须注意。”[22]

10月下旬，中共中央指出广东省委的暴动计划 “仍带有偏重军事的倾向，而未能完全把暴动主力

建筑在农民身上”。[23]粤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举事，要求广东省委号召全省工农暴动，并 “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兵士在战争中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统治”。[24]广州起义前夕，中共中央还特别提醒广东省委应注意对广州周边工农群众的动员。 “广州以外各县之发动，须迅速。虽说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土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25]

（二）借鉴巴黎公社筹建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暴动筹划过程中，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对夺取政权后的设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文件中：《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决议案》[26]（1927年8月20日），《我们目前的任务与政策 （通告第十号）》[27]（9月23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的信——关于广州暴动问题》[28]（12月5日）。这些文件对新政权的性质、政权的组织形式、土地政策、劳工政策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其中，“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不做夜工”、“凡二十岁以上的工农劳苦平民及赞成土地革命者具有选举权”、“多开苏维埃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权”等多项规定显受巴黎公社的影响。

对巴黎公社的借鉴，也体现在起义成功后的举措上。12月11日，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决议中指出：“应该一点都不怜惜的消灭一切反革命，应该枪毙一切有一点反共产行动或宣传，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或宣传，及与帝国主义做反革命宣传的分子。” “应该即刻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大资本家的公馆、洋楼做工人的寄宿舍。”[29]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八名要犯名单，并高价悬赏，号召工农兵士坚决消灭反革命分子。 “苏维埃要求一切工人和革命兵士、军官逮捕上述要犯。不管他生的或死的，都解送到革命裁判所来。”[30]

为吸取巴黎公社在军事行动上错失斗争时机的教训，广东省委在庆贺胜利的同时，即刻对民众进行继续革命的动员：“不过工人、农民们！你们亦一定要记得，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还潜伏在广州以内，还包围在广州的四围，要巩固目前的胜利，你们还一定要继续奋斗！……你们要将一切零碎斗争的力量集合起来，用一百二十分的努力继续奋斗，以巩固自己苏维埃的政权。有了苏维埃的政权，就可以有一切的保障。”[31]

（三）广州起义惨遭巴黎公社式的屠戮。起义军在广州城内与受西方列强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战斗，但终因力量悬殊，在起义的第三天即遭镇压。根据广州起义时负责起义宣传部指挥工作的赖先声 （玉润）的回忆，广州起义后援军不至，“遂致广州起义的战斗，不免陷于孤立的情况，这情况很类似巴黎公社战斗的情况”。[32]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在广州城内实行了大屠杀。 “军警满街搜捕，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看你不像本地人就杀。有些人在街上过，想看看热闹，也被杀害了。据后来看到的书报记载，十二月十三日以后的五六天时间，敌人枉杀广州人民多达五千七百多人。看，反革命对革命人民是多么残忍啊！”[33]

杨殷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之一，曾亲自指挥工人赤卫队作战。他在1928年回忆了起义失败后的惨烈情景：“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尤其是红花岗、东教场、观音山三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射……至十六、七、八日仍继续其杀人抢劫的生活，尸骸遍地，血流通渠，用汽车运送至十八日始得完竣。”[34]

四、定格：中国版的巴黎公社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城内血流成河、尸骸遍地的情景自然勾起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对巴黎公社的深刻记忆。血祭轩辕，幽灵重生。烈士们的鲜血终将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广州起义遂定格为中国版的巴黎公社。

（一）惨象：广州起义唤起中共对巴黎公社的历史记忆。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文告，谴责反

动势力的残暴。 “他们的凶残在历史上只有法国资产阶级扑灭巴黎公社及白党反对苏联两事可比，他们的凶残掀动了残酷血潮扑入广州。”[35]同月18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现在屠杀的实况及赤军和工农群众退守而发展农暴的方向，虽还不甚明了，但超过巴黎公社的屠杀一幕，确已在广州开始了。”[36]同月，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复信中明确将广州城内的大屠杀比作巴黎公社。 “接到你的信，正想答复的时候，失败的消息已经来了。大概的形势，现在还只知道报上的消息，但是太雷被杀的消息，差不多已经完全证实了。巴黎公社的惨剧复演于广州……”[37]

（二）共识：将广州起义比作中国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后，中共领导人旋即不约而同地在讲话和报告中将广州起义比作巴黎公社。12月15日，聂荣臻在 《对广州暴动的意见》中说：“同志们都可发表意见讨论广州的 ‘巴黎公社’”。[38]12月29日，陆定一在 《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声称：“无论如何，广州暴动是中国的巴黎公社。”[39]

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 《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广州起义表明在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通过的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作出如下结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英勇尝试，它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尽管有这些领导上的错误，但广州起义应当被看作中国工人的极其伟大的英雄主义范例，中国工人有权担负起领导伟大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使命。”[40]

以上文件均高度肯定广州起义之于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里程碑意义，且都将广州起义视为中国的巴黎公社。

（三）定格：中共六大将广州起义称为中国版的巴黎公社。1928年7月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 《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中，正式把广州起义跟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并决定“广州暴动日 （十二月十一日）为一个固定的纪念日”。 “于每年十二月十一号党要纪念他，要号召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纪念他。”他是 “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认为他与英勇的伟大的 ‘巴黎公社’有同样的价值。” “因此，不但中国的共产党以至于各国的共产党要直接的纪念他和研究他的教训，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还应该高举着鲜红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成千成万的工农兵群众去纪念他，去研究他的教训，去完成他的伟大的历史事业——社会主义革命。”[41]

其后，中共各类组织发表的政治文件都按照中共六大的决议将广州起义定格为中国版的巴黎公社。如，1928年12月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称：“广州暴动是中国工农兵用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次，他不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而且在世界革命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与伟大的巴黎公社有同等的价值。”[42]12月1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广州暴动纪念宣言》赞誉 “它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最光明的灯塔，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有与巴黎公社同等的价值。”[43]12月11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广州暴动周年纪念宣言》坚信：“广州暴动决不因失败而减少它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价值，犹之乎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44]

中共领袖将广州起义构建为中国版的巴黎公社，与其说是在传递令人扼腕的悲情，不如说是在宣示中共领导的革命具有正当性，同时在讨伐那些反革命势力的凶残，并宣告他们的末日。巴黎公社这一体两面的功效明晰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延续这一革命动员的有效资源。 “从此以后，我国工人和革命人民几乎年年都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纪念巴黎公社革命；在纪念中总是联系当时我国革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努力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45]巴黎公社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路与政治情感，成为一个深具政治意义的符号。

五、结语

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使命对中共领袖来说都来得迫切而艰巨。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的高涨倒逼共产党人加快并有效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常识与实践路径。经过宣传巴

黎公社，继而发动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与模式的认知大体确定为 “巴黎公社—苏维埃革命”在另一个时空 （中国）中的延续。这一时期，中共领袖对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情境与巴黎公社及苏俄革命差异的思索才刚刚开始，复制革命或移植革命的思维较为明显，这一探索与实践为其后毛泽东一代领袖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巴黎公社这一 “共产主义的幽灵”对中共领袖来说一直是共产主义革命道路上一座不灭的灯塔。为期只有三天的广州起义所展呈的革命路线图虽然略显粗略，但它不仅是中共 “革命—建国”的重要起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后中共 “革命—建国”依赖的路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2]张德彝：《随使法国记 （三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6页。

[3]《法京近事》，《中国教会新报》1871年5月27日。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页。

[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7]《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5-56页。

[8]《评第四国际》，《新青年》1922年4月22日。

[9][10][11]《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50-451、455、456页。

[12]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第2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72-277页。

[13]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3-80页。

[14]《各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纪盛》，《工人之路特号》1926年3月19日。

[15][17][20]《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119、324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6页。

[18][19][26][27][30][31][34][38][39][42][43][4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46、57、31-35、48-54、120、118、396、178、195、367、377、381页。

[21][22][23][24][25][28][29][35][36][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6、525、571、691、740、738-740、767-769、790、796、804页。

[3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东党史资料》第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

[33]《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19-1928）》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354页。

[4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85-386页。

[45]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

责任编辑：王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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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326（2015）03-0047-07

束锦，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闾小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