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桐，董艳炎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01)

外国哲学研究

现代技术理性批判的双重路径
——投射型异化与主体性隐退型异化

李昕桐1，董艳炎2

(1.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2.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01)

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阐释了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和投射型异化两个范畴。笔者在施密茨依据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对素群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另一条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路径，并对两种路径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提出两种路径互补的思路。我们应该通过对施密茨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分析扩充视野，即可以从“主体性隐退型异化”这样的身体性微观角度、主观事实角度或者说从严格主体性角度入手，通过情境理论补充以“投射型异化”为基础的文化批判模式，对现代技术理性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批判。

投射型异化;主体性隐退型异化;情境;素群主义

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 itz)在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分析中阐释了主体性隐退型异化(Die rezessive Entfremdung der Subjektivitt)和投射型异化(Die projective Entfremdung)两个范畴。施密茨认为，投射型异化即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它是指“主体将权利引渡给客体，使客体将需求和机遇的权利据为己有。”［1］725(Auslieferung des Subjektiven an objective Mchte mit Bedürfnis und Chance der Wiederaneignung)即主体性的退化，权利被转移到了客体。而主体性隐退型异化是指“以身体震颤事态为基础的主观事实”(主体性)［1］722被人人可以言说的客观事实遮蔽了，忽视了作为主体性意义的主观事实(严格主体性)的存在，客观事实反客为主，即“一切事实皆客观或中立，将主体性被放逐到了‘潜在主权’的‘无人地带’，使之游离不定或作为想象的事实，这便导致了主体性隐退型异化”。［1］721施密茨认为事实分为客观事实(objektive Tatsachen)和主观事实(subjektive Tatsachen)。客观事实是可以被表述的事实，而主观事实就是主体通过人的身体知觉和情感而表现出来的情绪震颤的身体事态，是诸如人的直接生活经验、体验，是所有的“如此这般存在(Sosein)”的事实。这种情绪震颤的主观事实以具有空间性的、运动性的、具有整体感知性的现象学意义的身体为基础。施密茨认为，之所以把这样的主体性称为严格主体性，不是因为它在客观事实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是因为它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事实或者说存在方式作为标志。［1］723他是这样描述严格主体性的:“这个意义是原初的，没有思考过程，完全出自于自我，来自于生活本身……也许别人看不到，但这个别人看不到的生活无论如何是我的生活……它不是内向性的……而囊括一切以种种方式与某人相关联的事物，‘主体的’并不是‘纯粹自我’的个别主体。……我们的事实生活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与之相遇、被其支撑、受其束缚，却也沉浸其中，或是厌恶或是喜欢，从中获取的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1］723

投射型异化以此岸的需求为目的，将主体性的力量转移到客体。主体和客体都在此岸，以主观意图为目的，将主体性变成客观的东西。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投射型异化是主体权利在对象化的过程中不断地退化，并转移给客体。而主体性隐退型异化是忽视主观事实，主体的特性即身体震颤事态被放逐，剥夺了主体性的此岸居留权。但两种异化共同点都是对主体性的消解。

施密茨提出这两种异化的范畴，主要是着重提出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目的是指出:相对于投射型异化，主体性隐退型异化脱离实际的生活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文化进行批判。但笔者在施密茨依据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对素群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另一条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路径。鉴于异化对于文化批判的重要性，笔者试图讨论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和投射型异化对文化批判的双重路径及其意义。

一、对技术理性批判的两条路径

(一)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众所周知的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基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技术理性是指“在近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度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3］技术理性以数字化、原子化等表现形式，具有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关注的是可计算的效率，完全失去了人的生存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技术性延伸到各个领域，技术理性的控制似乎无所不在，技术理性的规训似乎无所不能，最终导致了意义和自由的丧失。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正是技术理性批判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施密茨所理解的投射型异化，人在自身的活动中，主体的权利转移到客体上，成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东西与人对立，客体成为权利和需求的主宰，并成为控制主体的外在力量，主体人被片面化、原子化、客体化。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理性化模式在人的异化中陷入危机。科学技术理性的过度发达，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的异化的加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批判和超越这种现代人的文化危机和生存困境，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依据，实现了对技术理性文化的批判，即对“从人之创造物转化为统治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的状况”［4］84的批判。卢卡奇借鉴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席美尔的物化思想，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的视角出发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现象: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原子化、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由生产过程中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消极的、被动的客体。这恰好是“投射型异化”意义的理解，即主体的权利和需求被引渡给客体，主体的特性被消解了。同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被法兰克福学派(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转换成以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异化为对象的文化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旨在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批判当代人类的文化困境。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揭示了理性启蒙导致人的自我异化，导致技术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扼杀。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明，“人由此被消解到给定的秩序中，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维度，成为与现状认同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5］14－15

第二条路径是以新现象学家施密茨提出的以“主体性隐退型异化”为批判基础的素群主义(Konstellationismus)文化的批判。Konstellaton原意为星座、系统排列，施密茨用Konstellaton来形容这个结构就像星座体系一样，由单个的星星组成，或者说由单个因素组成一个群体［5］11，所以Konstellaton在这里被翻译成“素群”。

施密茨认为这样的由单一要素组合、数据罗列成的素群结构掩饰了事物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素群结构的单一化过程中被拆解、分段。素群主义是当今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在自然科学中人们要通过在事后将意义投射给本身没有意义的感性数据或其他元素材料，来推导出所有的意义。这种素群主义文化只注重客观事实，而忽视主观事实，所以是一种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笔者认为素群主义实质上就是技术理性的表现，譬如数字化、技术化。所以说施密茨以主体性隐退型异化为基础对素群主义文化的批判是另一侧面从主体性角度对技术理性进行的批判。

(二)异化的扬弃——两种路径的解决措施

面对技术理性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为核心，设想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马尔库塞着重于价值理念，即试图消除技术理性的操纵统治功能，把价值整合到科学技术中，使其具有一种内在性和人本主义批判意识。而哈贝马斯则通过交往理论，主张以交往取代劳动的核心地位，确立交往行动的‘合理化’。南斯拉夫实践派强调，必须把技术的发展同社会的人道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使技术越来越成为一支人道主义的社会力量，而不是统治人的异化力量。”［5］15－16

而面对素群主义文化也就是技术理性，施密茨则在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Situation)理论。情境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包含着事态、程序、问题，并意蕴内部发散的整体［2］65－66。情境是人通过感觉与印象通达世界的体验方式。在情境中，没有主客之分，而是在一个统一的整体里，也就是说，从整体性的身体性体验出发去理解。情境的意蕴构建，也就是事物之间的意蕴关联构成情境，在其中体现世界的意蕴，事物之间的意蕴，事物的意义在情境中生成。

按照施密茨的观点，现象学关注的是生活和体验的世界，强调主观事实，通过情境呈现自我。而素群主义是数据数学模式，强调客观事实。第一，情境凭其整体性、意蕴性和混沌多样性特征克服了素群主义的单一性，情境的意蕴整体性先于单一性，也就是说，个体性是从情境中“跃出”之后，才有世界作为遍布个别之物的场地，人和物的个性才展现出来。第二，在情境中呈现着以身体性为基础的主观事实。施密茨从身体出发，在具体的现实层面上说明显现的“此在”的处身情态的感性活动。有了身体参与的情境，使意蕴的指引关联获得了具体和最为鲜明的说明。身体是情境存在的根基，即人通过“入身”形式的身体交流融于情境。通过入身情境，人在情境中完成身体的解放与回归。情境中恢复了人的以身体震颤为基础的主体性，克服了素群主义“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弊端。“新现象学分析的精确的语言产生于一个系统的认识论，即主观事实优先于自然科学的客观事实。”［9］146第三，情境以其动态性，即不断地成长、完善、形成和建构的特征克服了素群主义文化的固定的、静态的对象性分析模式。总之，情境、情境中人身体的动态性、人的解放与回归、个人情境融于共同情境的思考对素群结构的文化批判是非常重要的。

二、两种路径的互补

以现代技术理性文化批判为主旨，从投射型异化和主体性隐退型异化两个不同的视域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和新现象学情境意义下的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内涵。技术理性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应从多种角度分析，并相互补充。尽管新现象学的基本哲学立场、具体哲学见解以及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分析，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差异，但是，主体性隐退型异化为基础的文化批判，有诸多值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借鉴的地方。我们应该通过对施密茨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分析扩充我们的视野，即可以从“主体性隐退型异化”这样的身体性微观角度、主观事实角度或者说从严格主体性角度入手，通过情境理论补充以“投射型异化”为基础的文化批判模式，对现代技术理性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批判。

第一，素群主义阻碍了情境丰富多彩的特性。情境的意义被不断地丧失，这样的技术理性文化是没有未来的。施密茨的关于“素群”的批判理论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理论在思维方式上的突破。情境概念对“素群主义文化”的批判彰显了新现象学文化批判的方向和特质。施密茨通过对“情境存在”的重新阐释，并以此作为寻求拯救囚困于自然科学－素群主义中的人类的途径，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第二，“主体性隐退型异化”，以恢复身体震颤事态的主观事实为依据。施密茨一方面从微观的身体性、主观事实入手，从人情感的丰富性入手，指出一切皆客观的“自然主义”或者科学的“实证主义”的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弊端。当然这种身体震颤的原初性并不是动物性的，而是以人性的、社会性为基础的原初性。这种视角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加入微观的范畴，使之更丰满。通过对双重异化的批判达到对社会技术理性文化的全面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宏观的社会批判角度入手，而施密茨的批判理论是从微观的身体性角度入手。如果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比作男人的大刀阔斧、披荆斩棘，那么施密茨的文化批判则如女人的温婉细腻、润物无声。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是深刻的，有意义的。

第三，施密茨对素群主义或者说技术理性的渊源进行了哲学分析。从“生理主义－还原主义－内向性”角度分析理性的特征。施密茨指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有一个旧的范式，施密茨称之为“史前的动态性”(archaischen Dynamismus)［8］13。它的抽象化基础在于意义丰富的“印象”，它是以身体感觉为基础的。新现象学致力于在无意识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理论的抽象化概念。施密茨理解一种文化的抽象化基础是“臆想的理所应当事情的坚硬的特征层”［8］11，即理性要包裹着一种坚不可摧的特征，而这种坚不可摧的特征正是无意识的生活体验。文化的抽象化(理性)的基础是通过无意识的生活体验和概念理论的过滤而形成的。理性主义阻碍了人身体的情绪震颤的这种不稳定的动态性。新现象学任务，应该恢复“史前范式”。施密茨对欧洲理性历史渊源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确立文化的抽象化(理性)基础，为“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批判寻求了历史依据，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扩充了视域。

第四，一直以来我们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用理性来反“理性”。当然后者是所谓的理性，即高度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根本上是非理性的，只是形式理性。能否通过施密茨理解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原初的身体体验这样的感性活动，以这种身体震颤事态为基础的、严格主体性为依据的情境思想来反对技术理性或者说素群主义文化，使“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的批判作为以西马为主导的“投射型异化批判”(物化批判)的补充，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反理性，即以“感性”来反“理性”，真正做到“人的回归”。因为历史的进步以及自由的内涵等等不是要越来越远离身体性的原初体验，追求理性的至高无上，而恰恰是要在更高、更丰富、更全面的层次上恢复身体性的原初感受。任何违背这一自然前提的东西都具有非人的性质，任何真正的人的自由自觉的身体实践也都必然是基于这一前提，又超越这一前提的一种更高层面的感性生命的回归。当然不能把强调原初感受错误地理解为要求退回洞穴的原始状态。身体性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使身体自然属性发展为社会性所规定，但这并不是对人的自然的原初体验的压制和剥夺，而是拥有和丰富。人的本性中自然的身体感觉的丰富性越全面、越深刻，也就越符合内在性的要求。真正的人的感性活动，即作为主体的身体交流活动不仅要拥有自己的感性前提，而且还要在身体的感性活动中现实地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全面地占有自己丰富而深刻的身体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感性活动”思想正是符合了这种“反理性”意图。

三、总结

列菲伏尔曾经说过，“异化问题是哲学的核心观念”。本文试图从两条不同的“异化”路径出发，对现代技术理性文化进行批判，并寻求解决途径。两种路径都是以异化为基础对文化进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新现象学家施密茨对素群主义文化的批判。前者是以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理论或者说自我异化为基础，从多个视域出发，多重理论融合去抵制技术理性。后者是从自然主义－还原主义角度入手，以“主体性隐退型异化”理论为基础，通过情境的整体性、意蕴性、动态性，及情境中主体性的凸显，即身体的震颤事态为基础的主观事实的回归，抵制了素群主义文化。以异化和扬弃异化为核心的两种异化理论是批判理论的基础。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文化批判，最终体现人文关怀，体现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性的人向自身的复归。两条路径均是以恢复人的主体性为主旨，前者通过对“异化”“物化”的批判在宏观意义上，即社会意义上实现人的解放，而后者通过“入身”情境，实现微观意义上的“人的解放与回归”。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现代世界的投射型异化，还是施密茨批判现代世界的主体性隐退型异化，其宗旨都是从人本主义对技术理性进行异化批判，都是消除妨碍人之主体性的异化力量，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都阐释了关于人之主体性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结论。

［1］Hermann Schmitz.Der Weg der europischen Philosophie［J］.Eine Gewissenserforschung，2007，(2).

［2］Hermann Schmitz.Der unerschpfliche Gegenstand－Grundzüge der Philosophie(Bonn:Bouvier－Verlag)［J］.1995.

［3］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0.

［4］衣俊卿.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1997，(6).

［5］衣俊卿.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J］.哲学研究，1997，(8).

［6］Hermann Schmitz.Situationen und Konstellationen:W ider die Ideologie totaler Vernetzung［M］.Freiburg:Karl Alber，2005.

［8］Hermann Schmitz.Der Leib，der Raum und die Gefühle［M］.Bielefeld und Basel:Ed.Sirius，2009.

〔责任编辑:余明全 曹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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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5)05－0037－04

2014－11－19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施密茨的新现象学情境理论研究”(14YJC720014)

李昕桐(1978－)，女，吉林省吉林市人，讲师，复旦大学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与新现象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