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思政部，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国哲学研究

论中国文化的跨越式转型

王春福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思政部，浙江 绍兴 312000)

文化是一个共同体历史积淀下来的特定理念、价值和规范的总和。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是通过转型实现的。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现在正向信息文化转型。中国文化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实现跨越式转型，走出一条新的文化转型之路。生产方式的跨越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西方近代文化转型的启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历程的铺垫、中国传统文化与信息文化的诸多契合点，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跨越式转型提供了可能性。

文化转型;中国传统文化;信息文化;跨越式转型

文化转型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转型。中国的文化转型不应再走西方的老路，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后发优势，走一条新型的文化转型之路，实现传统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跨越式转型。唯有如此，才能赋予中国文化以先进性，才能在世界文化发展中重新发挥引领作用，也才能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供基础性支撑。

一、文化与文化转型内涵解析

文化由于被研究者们赋予了太多的承载，而成为极其复杂和极为模糊的概念。为了能够对文化有更一般和更本质的了解，可以对世界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做最基本的分类。这个世界自从有了人和人的创造性活动，更加色彩纷呈，但归纳起来总体上可分为物理现象、心理现象和文化现象三大类，我们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去理解文化的内在意蕴。每一类现象都有其最初的载体，物理现象的载体是自然界，心理现象的载体是人，文化现象的载体是符号。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演绎出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现象起源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相互作用。然而文化现象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以自身特有的方式立足于世界，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并反过来对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产生影响。文化现象通过嵌入的方式作用于物理现象，在自然界打上文化的印记，使自然界变成了人化自然;文化现象通过形塑的方式作用于心理现象，形成了人类不同共同体特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如果把文化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关系中抽象出来，文化应该是一个共同体历史积淀下来的特定理念、价值和规范的总和。一个共同体所达成的关于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重要的、有意义的、应该做的共识，事实上就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对面临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此类最一般问题的回答所形成的。对“是什么”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什么是真实的、真理性的理念;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关于什么是值得的、有意义的价值观念;对“怎么样”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应如何正确行动的行为规范。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样态，并把不同的国家、民族、社区等共同体区别开来。

一个共同体经过长期积淀，形成了一系列公认的理念，这构成了共同体真理性认识的体系。在很多情况下，共同体成员会不加怀疑地接受这些理念，并内化于自己的信念之中;形成了被共同体认同的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的观念，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体系，确立了共同体价值选择的结构;形成了被共同体认同的有关控制其成员行动的正确规则，构成了共同体的规范体系，包括道德、法律和制度等。在三者关系中，理念是基础，价值是核心，规范是归宿。文化在一个共同体中，由于理念、价值和规范的频繁互动以及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共同体独具特色的文化模式。特定的文化模式必然要通过特定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方式是文化的外在表现。胡适把文化界定为一种文明创造的生活方式;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实际上，生活方式、生活样法严格说来都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的不断演进和丰富，展现了文化的发展过程。文化发展中质的变化是通过文化转型实现的。“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为另一种主导性文化模式所取代。”［1］133文化转型就是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转化，也就是一种文化样态被另一种文化样态所代替的过程。

文化转型归根结底是由生产的发展推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样态。远古人类的生产活动以采集、打渔和狩猎为主，形成了渔猎文化;农业社会以农业耕作为主，形成了农耕文化;工业社会与市场交换相伴随，形成了工商文化;如今人类正在向信息社会迈进，与信息社会相联系的文化可称为信息文化。近代以来，人类经历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在正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与此相对应，文化也经历了由农耕文化向工商文化的转型，并正在经历由工商文化向信息文化转型的过程。

二、信息文化的基本特征

人类正在跨入信息社会，并开始向信息文化转型。信息文化的现实存在形态是与计算机、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3D打印相联系的一种文化样态。当然，随着信息文化的发展无疑还会出现新的决定文化样态的事物。信息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必将颠覆工业社会所形成的文化样态，在理念、价值、规范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大变革。什么是真实的理念、什么是值得的追求、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均将被重新审视、重新选择、重新建构。在信息文化初露端倪的今天，文化转型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关于什么是真实的理念，决定于认知对象、认知主体和认知方式。在以一切皆可数据化、一切皆可入网、物物相连的大数据和物联网为特征的信息社会，人类的认知形态会产生诸多新特点:一是认知对象的虚拟化，人们要认识的主要对象变成了由海量数据构成的虚拟世界。人类早期的认识对象是外在的自然界，后来是外在自然、人化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等组成的真实世界，这一切在信息社会都将转化为数据进入人们的认识视野。二是认知主体的交互化，不同的认知主体在交互作用中来认识由数据构成的虚拟世界。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主体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从而获得关于客体的真实的认识;而在主体—主体的结构中，不同主体必须通过交往来获得关于虚拟世界的共识性认识。三是认知方式的超理性化，人类的直觉、灵感、顿悟等超理性因素，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人类认知方式的谱系中，从原生态的感性直观到启示、经验、理性、非理性，直至超理性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面对虚拟的对象世界，处于交互关系中的认知主体更多地要诉诸超理性因素以获得创新性的认识。

关于什么是值得的追求，这涉及价值主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问题。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革，那就是由工业社会以自利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向以公共性为核心的价值观转变。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念从原始的“同利性”经“他利性”，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自利性”，再到信息社会的“公利性”，展示了核心价值观念的演进过程。公共性作为信息社会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一是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取代。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指出:“随着人们越来越强调自主、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就出现了。”［2］2在英格尔哈特那里“物质主义价值目标被定义为:增长(快速的经济增长)、稳定(稳定的经济)、物价(控制物价上涨)、犯罪(打击犯罪)、国防(保证我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及秩序(维持国内秩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被定义为:更多发言权(保证人们在工作单位和社区中有更多的发言权)、美丽宜居(努力使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变得更美丽)、人道(向更人道的社会发展)、重视精神(向精神重于物质的社会发展)、影响政府决策(使人们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及言论自由(保障言论自由)”［2］23。而且英格尔哈特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这种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人中已经逐渐流行起来。二是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渐为群体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如果说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是与“个”价值相伴随的话，那么以共享经济为基础的信息社会、超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与“共”价值相伴随的社会。伴随着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人类的“共时代”必将来临。数据共享、知识共享、资源共享、成果共享将成为新常态，整个人类社会将在共有、共创、共享、共治的基础上达到共赢。三是以理性算计为主基调的价值观必将被以互助协同为主基调的价值观所取代。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随着物联网和3D打印的发展，“资本主义时代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过程并不迅速，但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3］1。与此同时，协同主义价值观将逐渐居于支配地位。信息社会是一个以后物质主义、群体主义和协同主义为主要价值的社会。

关于什么是正确的方法，主要演化为具有合理性的规范体系。以外在硬性规则约束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必将逐步被以内在软性规则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所取代。与现代工业社会相伴随的工商文化是建立在“个人权利”本位基础上的，而与信息社会相伴随的信息文化是建立在“共同权利”本位基础上的。个人权利的张扬催生了法律这一外在的硬性规则，并成为社会规范体系的核心。共同体共同权利的凸显，“共时代”的来临，公共性将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以道德自律为基础的内在软性规则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杰里米·里夫金依据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3D打印带来的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预言在未来必将终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变交换经济为共享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通过市场交换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认为，“完全竞争模型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信息充分。但在这种假设下，利润就不存在了……消除了完全信息的假设，‘不确定’因素就成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才产生了利润”［4］51。从而创造了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信息社会的高度发达为消除信息不对称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消除了依靠事实上的不平等交换谋取利益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会退出历史舞台。任何经济形态都不可能是永恒的，任何文化形态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

文化转型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发展决定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推动了西方文化的转型，锻造了西方现代工商文化。近代西方的文化转型肇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历经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达到了高潮。呼唤人性、呼唤理性是启蒙运动也是西方近代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任何事物推向极端都会走向反面。启蒙运动所呼唤的人性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所呼唤的理性也变成了片面的工具理性。人类在向信息社会迈进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文化陷入全面危机，只能在向信息文化的转型中求得新生。中国当今的文化转型既面临着由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工商文化转型，又面临着由现代工商文化向超现代信息文化转型的任务。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重走西方国家文化转型的老路，那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另一条就是两步并做一步走，实现跨越式转型，这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前列的根本途径。

三、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程

回顾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程，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可能性的理解。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在南宋时期开始萌动，明代中后期重启，清朝末年进一步加速。期间由于两个北方少数民族分别入主中原，延缓了传统文化转型的步伐。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也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考证，“中国也有过三次工业化，第一次在宋代，这也是早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特别是北宋中叶以后;第二次在明中叶，就是我国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第三次是在清中叶”［5］235－236。资本工商业的萌芽和发展，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向工商文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前提和根本动力。前两次工业化发生的时间表明中国还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早期工业化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伴随。宋代中后期特别是南宋时期，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同时也催生了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人的欲望开始在商品交换中释放出来，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伴随财富的积累，富商巨贾们的物欲极度膨胀，也导致了社会的物欲横流。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侵蚀着封建统治的根基。这也是南宋思想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原因所在。朱熹确立了“天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人欲”变成了“天理”奴役的对象。朱熹把作为封建道德基本原则的“理”绝对化、永恒化，使其扮演了传统文化卫道士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朱熹的理学集儒家文化之大成，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

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陆九渊的“心学”把“理”放在人的心中，提升了人的意义，一定意义上预示了文化转型的萌芽。“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十一);“万物森然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这就是说，心之理是独一无二的、无限的，比天地更根本的。心以外没有理，心以外没有道”［6］258。从中可以看出陆九渊把关注点从朱熹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理”转向了人本身，转向了人的“心”，一改传统儒家文化“天命”“天道”“天理”之传统，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西方近代文化转型就是从发现人的意义、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开始的。从陆九渊的“心学”中不难看到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萌动。

南宋时期，浙江一带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了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他们特别重视实际功效、实际利益，因此其学说也被称为“功利之学”。陈亮注重“事功”，主张“义利双行”，把人的物质欲望看作是人的天性。“叶适肯定仁、义的重要性，但认为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正如道必须表现在物上。如果仁、义没有在功利上表现出来，仁、义就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6］285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冲破了传统文化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藩篱，文化转型已初露端倪。元朝的统一改写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明中期自成化、弘治年间，即15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关系中的超经济强制和封建人身依附日趋松缓，工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和雇工经营日趋增多，并开始了由封建等级雇佣向非等级自由雇佣转化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化’的历史过程的开始，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7］23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之门再一次开启。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进一步发扬光大。“致良知”构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致良知”表明天下无心外之理，心即良知，也就是天理，这是先天的，人人都具备的，是不教自能的道德品质。王阳明把“良知”与“天理”等同起来，并赋予良知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良知’成为天地万物发生的源泉，不但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也是自然界，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6］299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种人人具有、个个自足、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而且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这无疑动摇了人们对圣贤的盲目崇拜，使旧权威、旧教条威风扫地。如果进行比较研究的话，王阳明的良知是万事万物的天然法则与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可谓异曲同工。王阳明的致良知突出了人平等的主体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王阳明的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不仅进一步弘扬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思想，而且强调个人的至上性和人欲的合理性。王艮指出:“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心斋语录》)。这无疑说明个人高于天下国家。强调“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他以天理来论证人欲的合理性和自我及人身的价值。王艮的还提出了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主张，尽管这些思想还不够成熟，但足以振聋发聩。因此王艮所创立的泰州学派被誉为“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它不仅对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影响巨大，而且对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有深刻影响。

如果说王艮和泰州学派以个人的至上性和人欲的合理性推动了中国启蒙运动的话，那么“晚明的思想启蒙，它首先和主要的，是针对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发的”［8］15。晚明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质疑和抨击是从非君思想开始的。明末思想家傅山就曾提出“非君合于礼”的见解，向至高无上的君主发起挑战。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羲不仅主张抑制君权，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对策:一是君臣共治。主张宰相与皇帝共同议政，君臣协力治国理政，避免君主独揽专权。“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而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明夷待访录·置相》)。二是中央和地方分权。“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诿”，“一方之才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明夷待访录·方镇》)。三是设立学校协助朝廷治理天下。“学校，所以养士。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使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不难看出黄宗羲“力图从权力结构的本身，分解出制约君主权力的力量，从对君主的他律中实现‘抑尊’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隐约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8］31

“晚明社会不仅有一批卓越的思想家，还拥有一批学术渊博的科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潘季驯的《河防一览》，朱载堉的《律吕精义》，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等，在当时，都堪称世界级水平。”“士大夫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类往往流于空洞的政治伦理学说，始向经世致用的实学转化。许多有志之士子，以很大的热情投身科学技术研究，以至中国当时在农学、医学、音律学、地理学、工艺制造学等方面的成就不亚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8］32

人为主体、鼓吹情欲、张扬个性、非君治权、注重实学的新思潮成为思想启蒙的劲旅，中国正在酝酿社会转型以及文化转型的重大变革。大清帝国建立，这种变革没有如期而至。社会转型在艰难中踟躇，文化转型也在踟躇中逐渐落伍。

直至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洋务运动兴起，近代工业出现，人口向城市逐步集中;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洋学生、翻译西方经典、出版中文报刊，新一轮启蒙运动开启，传统文化转型的步伐开始加速。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超越洋务运动。“公车上书”，康有为提出设议院、举议郎的主张，成为近代政治改革的开端。梁启超倡导自由、推崇个性，主张兴民权、改专制，向君主专制制度发起挑战。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改变国体，实现了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把文化转型再次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和它的新观念，为中国的文化复兴，为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8］329“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酵的结果，又给予新文化运动以巨大的推动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平民主义、个性主义、科学精神、民主观念、开放意识等，加速了文化转型。正如胡适所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在于树立评判态度，重新估价一切价值，是一种文明的再造。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空前活跃，并成为引领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文化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而更主要地表现在思维方式、价值与意义的重新确立上。马克思主义风靡中国大陆将近一个世纪，它非常特殊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从方法论到价值观的一套思想体系。它恰恰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所急迫需要的东西:一种信仰体系、一套操作方式和价值观。”“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价值中的‘大同’‘均富’理想相一致”［9］25。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文化转型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这一切铺就了一条道路，增加了中国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的可能性。

四、中国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跨越式转型，就是把工商文化的合理内核与信息文化的先进性融为一体，两步并做一步走的新型文化转型之路。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相对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工商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价值为核心的物质主义文化，它也造就了理性文化、权利文化、契约文化、民主文化和法治文化等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的合理内核。信息文化是一种以公共性为核心的非物质主义文化，共有、共创、共享、共赢和协同互助构成了信息文化的本质特征。以信息文化为引领，把信息文化的本质特征同工商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快速发展，是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程尽管艰难曲折，但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跨越式转型做了很好的铺垫。中国尽管还处在工业化中期，但信息文化初露端倪。诸多因素为中国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提供了可能性。

第一，生产方式跨越式发展是实现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的根本推动力量。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在实现了工业化以后才开始推进信息化的，中国依据后发优势不必重复这条老路。中国走的是工业化和信息化两步并做一步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是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在工业化中引入信息化，用信息化拉动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形成叠加效应，可快速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实现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10］16反过来可以说，生产的发展是推动人的发展以及人所创造的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生产方式的跨越式发展必将推动文化的跨越式转型。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现代性超越对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虽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不久，现代化刚刚起步之初诞生的一种文化，但它本身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文化。它一系列关于真理性的理念、价值观的追求、新规范的设计，至今仍然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性文化，集体主义、共同利益以及资源的共同占有和财富的共同分享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而这一切不仅同信息文化的本质特征相吻合，而且昭示信息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必将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跨越式转型。

第三，西方文化转型的历程为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提供重要启示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并开始向信息文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诸多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文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由此可以缩短文化转型的探索过程，使中国不必再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事实证明，西方以工商文化为特征的现代文化已陷入全面危机，正在从向信息文化的转型中寻找出路。前车之鉴，后当避之，吸收其合理内核，弱化其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跨越式转型是可以实现的。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理念为实现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提供重要支撑。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着诸多与信息文化相契合的样态。主要表现为:其一，人文传统。“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则是指中国全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它不刻意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11］71－72其二，直觉思维。“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直觉思维是一种很独特的思维方式，它以个体经验与智慧直接切入事物本质。”［11］121其三，群体认同。中国文化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是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11］81其四，和平内敛。“注重节制、追求和谐与平稳”［10］90，“求统一”“重内省”［11］99。以道德价值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注重塑造理想人格。其五，对“公”的追求。《礼记·礼运》篇中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就说明了这一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在引领中国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中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跨越式转型实现之日，就是中国文化走在世界前列之时。

［1］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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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ap-forwar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ng Chunfu
(DivisionofIdeologyandPolitics，ZhejiangYuexiuUniversityofForeignLanguages，Shaoxing312000，China)

Culture is a combination of specific ideas，value and norm after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a community.Life style remains an external expression of culture.Culture progresses with its transformation.Human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fishing culture，farming culture，business culture，and in transition of information culture.China should pioneer a new road of cultural changes，realizing her leap-forward transformation of leading the world.China is capable of completing the leap through leapingmode of production，guiding role of Marxism，enlightenment ofmodern western cultural changes，the precondition of chang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cultur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information culture;leap-forward transformation

G0

A

1000－8284(2015)05－0021－06

〔责任编辑:常延廷〕

2015－01－21

王春福(1952－)，男，黑龙江肇州人，教授，从事文化与公共政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