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斌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601)

众所周知，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主义的兴起给予极为严厉的批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对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结局的揭示和批判。而这种批评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的思考。他一再强调只有依赖彻底的理性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走上理解世界、理解主体自身之路。当人们发现胡塞尔在“危机”时期，致力于历史的现象学考察，以致于有人惊称胡塞尔晚年发生“一种转变”，甚至主张“胡塞尔在他晚年半途而废地有所屈服”〔1〕。而大卫·卡尔则强调胡塞尔晚年存在一种历史现象学的转向。这为历史问题在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体系中的位置笼罩上迷雾。事实上胡塞尔在二十年代的现象学考察中，就已经提出超越论现象学的历史性问题，兰德格雷贝据此断言:“胡塞尔不是在他思想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发现历史对于现象学的意义。这就指引我们，这一发展不应理解为他思想中的断裂，而应理解为他早期超越论哲学开端之结果。”〔2〕我们发现其晚年的“历史现象学转向”，并不是出于自身否定或“有所屈服”，而是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要求和自身批判。换而言之，只有从本质分析出发，依照超越论还原的彻底执行，才能理解其彻底理性主义的思路和意图，才能理解他晚年谈论历史问题的动机、意义和限制。因此历史问题是胡塞尔对超越论现象学彻底思考最终与系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与生活世界、目的论、观念化等现象学基本问题交缠在一起，而理解胡塞尔晚年关于历史问题的现象学思考则是系统理解其生活世界现象学的一条根本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