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宝 舟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部，上海 200433)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文化软实力提升机制原理的辩证解读

范 宝 舟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部，上海 200433)

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四个方面的机制原理值得关注：一是文化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彰显的动力机制原理，二是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相互转化的空间机制原理，三是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相互激活的时间机制原理，四是精神观念的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共振的统筹机制原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对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内容与使之得以有效显现的物质力量之间的协调统一，离不开作为文化个性的辐射力与作为文化共性的整合力之间的共时态互动，离不开自身原有文化基因与时代所需求的文化创新之间的历时态链接，离不开作为精神观念文化的子系统与政治、经济、技术等社会系统之间的统筹与整合。

文化软实力；动力机制；空间机制；时间机制；统筹机制

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常常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即主观动机意义上的文化正能量输送，有时反而带来了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和错认，甚至是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关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探讨，不能只停留在技术操作性的应用研究层面，而应深入发掘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般机制原理，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彰显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相关联的要素系统和运转原理，从而避免文化软实力提升实践中出现的形式与内容相脱节、个性与共性相分离、继承与创新相悖逆、部分与整体相割裂的现象。

1 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力量与物质力量如同一个磁体的两极，相融在一个统一体之中。物质力量是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力量的实在基础，是传递文化内涵、展现文化精神、张扬文化软实力、实现精神观念的文化从无形向有形转换的重要路径和载体。物质力量不仅可以准确地表达文化理念，更容易激发人们乐意接受体现其中的文化的渴望，从而使文化塑造人的思想观念的精神力量发挥出更大的溢出效应。同样，物质力量如果没有作为精神观念的特定文化元素的输入，就如同一具失去灵魂的僵尸，不仅激发不起人们内心情感的涟漪，而且更谈不上引起人们对与之相关的某一种文化的极大关注和深度思考。当前，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现文化资源的最大化配置，打造形式多样、孕育丰富民族特色与内涵的文化精品，通过物质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物质化的辩证运动，在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彰显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来实现。

首先，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必须通过与之相应的物质化的载体呈现出来，才能有效地提升其软实力。文化的物质化，可以表现为诸如形式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造诣深厚的文化团队、以物质样态呈现的商品，乃至展现人的价值观念的各种实践行为等等。文化软实力离不开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更离不开上述诸种物质力量的呈现，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思想观念作为由范畴、原理及其蕴含的意义所构成的、具有超然性的精神存在世界，脱离不了与它相契合的可感的、有形的、可触摸的物质实在而存在。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彰显的重要平台。在文化产业的实践进程中，通过文化的物质化和物质的文化化的同构与互动，极大地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如好莱坞电影、麦当劳快餐、爱丁堡艺术节、迪士尼乐园、法兰克福的出版业等等，它们打造的不只是文化产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产品输出其所主张的价值观念，对受众的精神乃至行为产生变革效应，从而使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了重要的物质支点。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产品在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同时，孕育其中的精神观念会润物无声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观念形态、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人们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某种价值理念以无形化有形，从认同到主动向往与狂热追求，乃至对某一特定文化产品的消费会形塑一类特定的人群，从而显现出物质载体在激活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如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似乎会自发地按照他先前确定和索引好的层面来行动，选择适合于他这种类型人的批量产品的类型”[1]。

其次，提升文化软实力离不开强有力的物质力量的支撑。一方面，全球化时代，文化内容的创新不再是传统社会中个体式的简单劳作的结果，社会系统的复杂性、问题诊断视域的广泛性、数据处理容量的巨型化，都要求文化的创造必须依赖于团队的整体力量。同时，文化传播日益依赖于高科技的物质手段和技术手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影响。这势必要有多方面的资源加入，才能满足作为精神观念的物质载体打造的需要，同时还需要有能够快速调动各个方面资源的体制和机制。文化产业从市场需求出发利用资本化的运作机制尽管由于其自身有追逐利润的欲望，带来文化创造方面的消极效应，但是不可否认，它能够为作为精神观念的物质载体的打造，提供快速、便捷和具有相当规模的物质手段的支撑。因此，我们不能由此因噎废食，陷入文化悲观主义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境地，一味拒斥文化产业，而是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品位和文化素养，引导文化产业生产具有正能量、社会责任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产品，发挥文化产品的育人功能，通过作为精神观念的物质载体的精品打造，提升文化软实力。尤其要运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自觉驾驭和导控资本，使之成为建造中国“文化产业航母”、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物质手段。另一方面，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离不开经济“硬实力”的繁荣和高涨。马克思曾经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2]。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现代大工业凭借其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使一切民族包括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中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也深刻地剖析了文化软实力与物质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一国经济和军事的衰落不仅使其丧失硬力量，也能使其丧失部分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并丧失自身的部分吸引力。”[3]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指出，20世纪50至60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民，就在于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经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源泉”[4]。

再次，提升文化软实力其根本性标志在于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要转变成为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也就是说，观念、学说、理论和思想，不能只是停留在概念的自我运动、抽象的逻辑推导和坐而论道的层面上，而是要直面现实、诊断问题、凝聚意志、指明方向，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转变成为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实际上，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辩证统一，即它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培育和提高改变世界主体——人的素养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种“人化”和“化人”的辩证运动中，在不断实现文化自身的内在否定性的同时，实现人自身的内在否定性，以此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发展。因此，文化要转变为物质力量，真正发挥出软实力的效应，必须要为主体的人所掌握。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软实力归根结底体现在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转换的过程中，体现为具体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人即现实的人的智力的物化和对象化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诚如列宁所指出的，“关于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很重要。……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6]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精神观念都能够转换成物质力量，能够转换成物质力量的精神观念都是经受过考验与锻造的，只有这样的精神观念才能够发挥出影响力形成文化软实力。在精神观念转换成物质力量的过程中，习惯、传统、习俗作为历史的积淀无形地蕴含在创意、概念背后，一方面其不断规划和审视着这种转换的可行性，强化着文化固有的历史基因，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规划和审视又会激活文化创意，以点带面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精神观念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最终要面临着众多的竞争，而只有那些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创新、传承与突破的精神观念才能持久地、循环地、连续地转换成物质力量。

2 在当今全球化运动视域下，世界交往日益突破时空限制，尤其是伴随着智能化新媒介的推波助澜，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能够快速地在全球流动，并通过媒介终端直接进入人们的视野。几乎毫不夸张地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实现了信息的零时间和零距离的对接。更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的蓄意扩张、经济实力的差异凸显、发展资源的彼此争夺，使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呈现常态化趋势。在全球化这一共时态背景之下，如何保持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之间的适当张力，坚守文化个性而不走向封闭僵化的文化沙文主义，在多元文化的共生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这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课题。因为绝对地固守文化个性会形成对其他文化先进成分的拒斥心理，这种文化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会导致文化在内容和形式创新上丧失其应有的活力，会成为阻碍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羁绊；同样绝对地不加反思地趋向乃至照搬文化共性，以抽象代替具体，会导致文化个性与文化特色的丧失，这样不仅谈不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且是自身文化乃至民族和国家的消亡。

首先，文化个性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现实着眼点。全球化时代，并非所有具有个性的文化都具有其相应的软实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具有软实力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必然是有个性的文化。所谓文化个性，从狭义上来看，是指与特定群体、民族、国家所具有的世界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情感与审美、时代问题与使命、社会关系等相关联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文化个性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方面，相对于文化共性的抽象存在而言，文化个性是真实而具体的存在。文化软实力首先是针对文化个性而言的，在不同民族文化个性之间的优势比较中，才能确认文化软实力的存在。即表现为在对不同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把握上，对真理、规律和价值认识的接近程度的比较。这种优势比较凸显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即文化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文化个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基于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世界秩序重建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论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等同于是文化霸权的实现。这恰恰不是增强基督教文明的文化软实力，反而是把基督教文明放置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对立面，其结果是损害基督教文明的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力。实际上，如果没有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植根于文化个性之中。共性不能独存,因个性而存；共性不能独进,因个性而自进。文化共性是对文化个性的抽象，通过文化个性表现出来，比文化个性更丰富、更多样、更具体。提升文化软实力不能停留在对文化共性的抽象讨论上，而必须回归到文化个性中来，深入文化个性发生、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来，探讨个性文化的改进和变革问题，从而推动文化个性向文化共性不断转化。个性文化在变革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同时在其向文化共性的转换中对整体的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文化共性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交流互鉴的精神平台。所谓文化共性是指人类针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状在如何自觉开展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立足于文化个性，并通过文化个性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想观念。文化共性对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一方面，文化共性是不同文化之间建立沟通、理解、互鉴以及展现文化软实力的平台。文化如果一味囿于自身个性，势必造成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化之间的排斥、摩擦乃至冲突，带来文化间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对抗与斗争，这既不利于文化的个性化发展，也有损于人类精神财富的共同进步。只有通过文化共性，才能找寻到相互讨论的共同话题和不断扩大文化间交流互鉴的结合点，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更加丰富、可供选择和整合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推进文化个性的视野拓展，提高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把握和理解水平，促进精神文化生产力、制度生产力和物质文化生产力的繁荣和发展。同时文化个性只有体现文化共性，才能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体现出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另一方面，文化共性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了更多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和借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特定时代、特定问题、特定传统下的产物，因而具有与自身相适应的一套特定的方法论上的成规。但是伴随实践深入所遭遇的问题的变化，交往扩大所引发的视界的拓宽，原有的方法论成规因解决时代命题的呼唤而发生变迁成为历史的必然，否则，该民族文化在发现新问题、诊断新矛盾、创建新举措的思想理念创新上，就毫无比较优势可言，即很难说有该民族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并且，文化共性还为一个民族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可资对比的参照系和“校准器”。从这个层面来说，文化共性是一面镜子，反观文化个性的优劣得失，在自身文化建设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而增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自觉性。

最后，文化个性与文化共性的矛盾运动，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全球化时代，无论哪一个民族都不仅不可能妄想把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隔绝开来，反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因为世界历史进程的推进而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开始直接经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审视和考量而成为全球文化格局中与其他民族文化不断进行交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个民族文化的吸引力、生命力和竞争力增强的问题，就已经不再是单个民族的地域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与其他民族文化更加紧密的普遍关联中，以及在对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怀、全球性问题的观念化理解和实践变革的博弈中，凸显自身比较优势的问题。在这种普遍联系中，冲突、矛盾、疑惑乃至拒绝，与学习、消化、融合甚至创新呈现为民族文化发展统一进程中的两个相互交融的方面。因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过程，也就表现为极其复杂、深受多种因素影响、充满多重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贯穿着同质化与差异化、认同与冲突、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作为彰显个性的民族文化，不具备对于其他文化的借鉴性、启示性、可理解性的价值和意义，不具备自觉吸收、自我改造和自主创新的整合机理，就不可能处理好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彰显共性的“世界文学”，如果不具备跨文化的能力、要素、修养和品质，如果不具有包容性、超越性和集体认同性的特质，也同样不可能处理好文化个性和文化共性的辩证关系。因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能等同于文化个性单向度地极力扩张、肆意显现和文化权力的殖民化，反之，它是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强有力的拒斥和否定；同样它也不能等同于文化共性抽象的非历史的逻辑展开和演绎推理，反之，它必须摆脱文化普适价值的束缚，从抽象和普遍上升到具体和特殊，把一般性原则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总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表现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场域中，遵循“和而不同”的辩证法原则，所表达出来的是对于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智慧把握，所彰显出来的是对于化解全球性问题的实践能力，所发挥出来的是培育人的主体性力量，乃至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正能量效应。

3 文化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坚固存在。除了自然、战争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某些文化的消亡以外，文化在其自然演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潮起潮落的非线性发展状态。其中，文化延绵所展示出来的对文化的传统坚守与开拓创新之间的关系，是考量文化兴盛衰落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实践中所遭遇的问题，是前后相继的，社会历史是一条连续流动的、而不是断裂的河流。针对实践问题挑战而生成的精神观念文化，同样也不可能是一种断裂的存在。哪怕是对文化传统采取拒斥态度的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拒斥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联系。所以，为应对现实遭遇的问题而生成的观念文化实质上是立足现实、承接传统、面向未来的一种应然期许。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扬弃运动中吐故纳新，对当下现实的理解和诠释更加深入，对人的观念的变革和行为的引导更为科学，从而发挥文化的价值整合和规范整合功能，实现文化自身软实力的提升。

首先，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深厚精神土壤。文化软实力是由意识形态、制度文明、道德思想、伦理理念、宗教关怀、科学理论、文学艺术、习俗传统等要素共同构筑起来的综合精神力量。文化传统作为文化基因如同“幽灵”一般，浸润在这种整体性精神力量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即使是由于殖民统治、以殖民者的语言代替原居民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其原有的传统文化特征都还能在该国家和地区现有的文化系统中找寻到它的痕迹。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无法与其历史相割裂，也都无法与其固有的文化传统相断裂而置身于传统文化精神土壤之外。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提升文化软实力，都不可能离开其自身这片文化传统的精神土壤而重新“另起炉灶”“白手起家”，否则，这个国家和民族不仅没有任何文化软实力可言，而且由于贯穿社会成员彼此认同的文化血脉以及识别国家和民族身份的文化标识的丧失，会导致其自身文化处于被殖民乃至消逝，其民族属性、文化认同直至文化安全都将会受到严峻挑战。当然，提升文化软实力不能一味封闭地固守文化传统，陷入文化原教旨主义的窠臼，拒绝接受新鲜元素的输入和改造来作茧自缚以自保。因为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往往不能适应观照和解决时代问题的现实需要，从而由于对时代问题穿透力的式微而丧失其吸引力，走向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萎缩、衰落和枯竭。

其次，文化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显著标志和不竭动力。文化创新是人们基于实践需要，为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提出新的思想观念的一种精神生产能力。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仅深刻地体现为人们在解决新的时代课题实践中所创新出来的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而且还体现为该民族和国家激活各种资源进行文化创新的能力。文化创新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方面，文化创新赋予一个民族和国家原有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文化创新过程就是文化置身特定民族和国家的时代主题场域所展现的把坚守、吸纳、消化、融合和转换等环节辩证统一起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原有概念、原理等等的具体内涵、特定语境、价值指向和功能结构成为反思对象，使它们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实现从形式、内容到意义的留存、变形、重构与整合，从而提升文化在把握和理解时代主题上的深度、宽度和广度，凸显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文化创新赋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以新的精神动力。文化创新在人类社会历史演变尤其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更凸显出它所具有的精神武器上的意义。譬如，文艺复兴为欧洲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吹响了号角，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其诞生迎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中国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等等。可以说，一场新的社会变革的发生与发展，文化创新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否则，思想观念的僵化、思维方式的固化，都将极大地阻碍人们新的实践步伐的开启。再一方面，文化创新无论是对于民族和国家还是对于世界而言，都增添了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软实力除了话语权的力量意义外，还体现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通过文化积累而形成的客观事实意义上的精神财富的思想内涵。文化创新为人类精神宝库带来了更多的“新成员”“新品种”“新流派”等等，形成了百花齐放、“春色满园”的文化繁荣局面，使人类精神家园日益丰厚，这本身也是文化创新对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再次，一个国家和民族提升了的文化软实力，既不是纯粹地对文化传统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无根基的文化再造，而是经由继承中创新和创新中继承生发出来的综合精神力量。因为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传统文化资源无论从形式和内容来讲并不天然地等同于现实的文化软实力，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要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软实力，必须实现现代转化，赋予时代的价值和内涵，这样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才能成为人类精神宝库里有价值的新的文化资源。同样，文化创新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既不是对外来文化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无反思地继承，而是直面国家与民族的新的实践问题对多种文化因素有益成分进行综合、重构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力量的过程。当前，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积极成果相融合的完整文化体系。它是针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全球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以及文化民生的迫切需求建构起来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为轴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4 提升文化软实力还需要把作为观念的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实现它们之间的互动、共振、和谐与统筹，营造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良好生态，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有机良性循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只是单纯的符号形象、符号意义的强有冲击力的打造，它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由精神风貌所外化出来的修养表征、言谈举止、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社会风尚、政治性状、国际责任、人类情怀等方面的精神魅力的现实呈现。所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日益互融为彼此关联的整体性的复杂社会条件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只是文化系统领域内的单边行动，而是由诸多社会系统共同支撑的多维行动，同时它也不只是宏大叙事式的建构，还有关联局部细节上的深入筹划。因为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与社会本来就是两个有着高度耦合性内涵的概念和范畴，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性状与文化和社会的耦合性状是高度一致的。

首先，文化的社会性特质是文化软实力提升必须依赖的社会个体和群体诸种行为进行系统性整合的现实基础。从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原理来看，文化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是现实中的人以自身存在与发展为轴心调适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5]72-73。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实践活动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多层面的、立体式的，映射出相应的意志和气质意蕴，形成客观化的精神力量。在智能化时代，信息放大效应技术的成熟使文化的社会性更是以叠加方式、几何级数地展现出来。某一个个体或群体的某一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内部还是全球层面来看，都会以最快捷的速度引发全球社会的反应，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局限于某一行为和事件本身，而是上升为一般性、普遍性的文化反思，从而形成对整个群体或民族国家的精神形象的确认问题。所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然关联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群体的诸种行为的过程和细节。

其次，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耦合性的增强，使得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只是结构性的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性、互渗性和相融性程度越来越高，与社会各个子系统之间日益呈现出有机的整体性。从这个层面来看，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区分只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的，尤其是随着通讯、航空、高铁、互联网、移动终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流动性的加速、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传统社会构成领域的跨界，使得文化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纯粹性，而是呈现出混沌性特征，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对文化系统做出清晰的边界划定。比如，文化的商品化与商品的文化化、艺术的社会生活化与社会生活的艺术化、文化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文化化等等，使得原有的文化、经济、政治之间的相互贯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这种互融性程度的提高，相对区分意义上的文化、经济、政治上的局部变动，产生的影响就不可能碎片式的局限于其自身领域，而是呈现出“蝴蝶效应”的放大性特征波及整个社会系统。同样，社会各个子系统的变动，均会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带来更多的非线性、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只是文化系统内的内容和形式的改进问题，而是要发挥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的共振效应。

再次，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其对社会实践活动所遭遇的问题的回应能力和水平是高度一致的。由于文化的属人性，文化无疑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对自身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建构，是对社会生活实践的一种精神和观念把握，并构成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否能够植根于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动和发展的时代需要，以及其对社会实践活动直面的问题所提出的见解的深度和广度。譬如，中国封建社会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以至于三千年文化之未有大变局。儒家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其竞争力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是质疑。反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断转换与创新，使灿烂的古老文化获得了新的竞争力。同时，作为精神观念的文化系统是社会各子系统实现贯通和有机整合并得以协调运转的思想“链条”和“润滑剂”。文化的科学性、价值性、情感性、现实性只有切中社会实践的脉搏，它才能深入社会成员的心灵并自觉付诸自身的行为之中，使得社会各子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连贯性愈益增强，否则，社会处于涣散状态、社会成员各自为政而成为散落一地的“土豆”，便难以形成共同应战社会实践课题所应有的凝聚力。

[1]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4.

[3] 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9.

[4]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97.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5-07-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建构研究”(12BZX014)

范宝舟(196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1

A

1002-462X(2015)08-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