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约翰·格鲁姆雷 (John Grumley)

(悉尼大学 哲学系，澳大利亚 悉尼 2006)

杜红艳译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规范的文化概念和历史性的文化概念
——赫勒对马尔库什文化现代性理论的分析

[澳大利亚]约翰·格鲁姆雷 (John Grumley)

(悉尼大学 哲学系，澳大利亚 悉尼 2006)

杜红艳译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马尔库什和赫勒始终都在关注着文化现代性问题。赫勒和马尔库什都对社会相关性作了一种哲学承诺，但是赫勒选择了合理性的乌托邦的规范选项，而马尔库什长期以来倾向于彻底的历史主义原则。特别是赫勒创造性地将第三种表达愿望的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引入了马尔库什的理论中。与这种规范的文化概念相连的原理、轮廓和诊断被赫勒发掘出来，并与马尔库什最初概念中的历史性选择交错进行。可以说，赫勒阐释中的某种劣势与她的哲学理解的乌托邦渴望密切相连。

文化语用学；赫勒；马尔库什；现代性；乌托邦

在赫勒和马尔库什的著作中，文化现代性已经成为他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赫勒著名的作品《文艺复兴的人》中，她最早分析了文化现代性的早期革命。作为反思性个体和反抗政治压迫、反抗社会一致性力量的基础，文化问题对于赫勒的日常生活分析和现代理性分析至关重要。甚至，由于赫勒接受了后现代的偶然性挑战以及尝试着抗击一些当代现代化进程(她以“无所不包的文化”的名义定义了现代化)，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在赫勒近期的作品中有所增加。对文化的关注在马尔库什的作品中出现得稍晚些，但是更为集中、更为持久。在过去20年间，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一种现代性文化的客体化理论，试图凸现和规定在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文化关系中的语用学。在此期间，他的《文化与现代性》和许多精湛的文章已经阐明了这个巨大领域中的许多未经探索的方面和阶段。

布达佩斯学派这两位幸存者的兴趣将要继续围绕着现代性文化问题展开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分析路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诊断方案。那些认为哲学是对偶然历史经验的一种批判性反思的人，被迫居住在社会事实与规范之间无人居住的陆地上，或多或少依赖于社会事实与规范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却总是保持着对两者的控制。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场有关哲学界限的争论，哲学能够做什么，它能够或者应该偏离它所想要表达和影响的社会事实多远。为了调和这种两难困境，哲学家必须在事实和规范的相互抵触的动态需求间找到他或她自己的个人平衡。赫勒和马尔库什都对社会相关性作了一种哲学承诺，但是赫勒选择了合理性的乌托邦的规范选项，而马尔库什长期以来倾向于彻底的历史主义原则。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在他们对现代性文化的分析的具体事例中这些存在于事实和规范间的承诺是如何哲学地实现自身的。我将从赫勒在她近期的《现代性理论》中所表达的现代性文化悖论开始。赫勒对现代性文化分析和诊断的基本框架是从最初由马尔库什所建立的文化理论中得出的。 主要文本是他1997年以《文化悖论》为题的文章。赫勒公开承认自己极其依赖她这位老朋友的这部作品，但是同样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她对马尔库什的范畴的应用“相当自由”并且具有 “高度选择性”。下面的重建为自身设置了几个任务：介绍马尔库什最初的文化悖论理论；重现赫勒对马尔库什框架的创造性运用，使焦点集中在对她自己思想的乌托邦维度的需求上和驱动她进行理论创造的合理性上；解释马尔库什可供选择的模式的主要特征；阐释赫勒对“无所不包的”文化的分析；并且最终提出她的规范的文化概念中的缺点，展示它们是如何与她的哲学个性的乌托邦维度紧密相关的。

一、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规范的文化概念

马尔库什总结了两种文化概念：作为一种人类通用的经验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以及规范的高级文化概念。他认为这两种关于文化的理解都充满了不可解决的悖论。第一种广义的文化概念既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又具有一种特殊意义。在普遍意义上，它意味着所有人都享有的并且必然参与其中的一般特性或者共有的领域。在特殊意义上，它意味着复杂的特征，这些复杂的特征统一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单元，并且使其与所有其他的社会单元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差别虽然看起来十分清晰，但是暴露出了很多缺陷。经验地确定这些有代表性的“文化共性”的理论努力，造成了相当矛盾的结果，即自然被认为是文化常量唯一确定的和合法的基础。不同的意义遭受了一种相似的唐吉坷德式的命运。结果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构造。对文化概念的详细运用导致一切有效的社会单元被一系列有差别的而且经常是相反的社会文化职位和角色所构建。因此，巨大的—文化的认同环节被证明仅仅不过是理论的具体化而已。

当我们从一般的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转移到狭隘的高级文化概念时，我们进入悖论的旅行并未停止。马尔库什在这里发现了另一层幻想的面纱。高级文化概念命名了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实践，主要是艺术和科学——通常被看作是自身自主的和有价值的。高级文化概念是对应着宗教信仰的衰微和作为宇宙的传统自然概念的摧毁而建立起来的。高级文化被构思为补偿作为结果的规范赤字的一个来源。现在人类声称自己是宇宙的主宰者。在外部活动和认识中，他们将是主宰者，他们的自我理解在全部象征意义体系中达到了顶点，通过这种象征意义体系他们确定了自己的目的并解释了自己的活动。

高级文化概念及其基本愿望也与来自日常生活的这些具体社会实践的日益增长的超然性和自律性有关。因此，可以这样理解：高级文化概念在概念上与它的反面——次级替代品，低级或大众文化相关。高级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人类愿望的顶点，只有与一种有机地附着于无知的人们的利益和视角之上的相反的大众文化或者流行文化相连才有意义。在马尔库什的叙述中，如果没有商品化，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对立将一直潜伏和固定在前现代居民财产与活动的分离中。“高级”和“低级”被带入市场，成了相互竞争的对立面。竞争的结果是对要求高级文化成为普遍意义和有效性的承载者的行为上的拒斥。在“文化战争”中，对这种竞争性的揭露必然会导致自主性高级文化的本质价值被进一步侵蚀。甚至对于现代科学找到一个特定的发现客观真理的路径的要求也被阻止了。不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全社会，如此确定的真理不仅仅是现存权力的一般统治实际运用的东西吗？同样，现代艺术承诺创造美的新作品似乎是虚幻的、没有内容的；经过检查，结果“审美质量”被证明只不过是以新的和更为精细的方式革新旧社会区分的一种手段。这种对文化悖论的解释形成了赫勒分析现代性文化的基础和灵感。然而，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的，赫勒的解读是“自由的”和“高度选择的”。

二、赫勒的文化悖论

赫勒对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悖论的阐释集中在普遍和特殊的两极区分上。人类学文化概念的普遍性主张依赖于对平等认知规范的呼吁。然而，声称每种生活方式都是独特的并不意味着每种生活方式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虽然整体的生活方式不能比较，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比较某些局部方面的生活方式。经验的文化概念的普遍性主张，就它排除了对野蛮人等其他人的诋毁而言，可以代表想象的一种飞跃。然而，这种武断的论断，阻碍了对可比较的文化价值的讨论。在极端的情况下，现代性自我反思的结果和相对化自我成就的能力是自然种族中心主义的复活，紧接着现代性凭借其自己的相对主义信念和独裁政权吹嘘他们对人的权利的压制(如对文化自律的抨击)解除了自身。

赫勒对高级文化概念的悖论的解释接近于马尔库什的理解。然而，她从趣味的概念出发揭示了高级文化概念的悖论。首先，趣味是社会等级的属性并且不能够被同化。但是一旦能够得到判断和提炼，趣味就会随着移动和变化成为现实。在我们这个时代，趣味的这种辩证法面对的是全部“高级”和“低级”之间区别的相关性问题。民主化已经将文化精英主义问题永久地纳入了政治议程。然而，每个人的趣味都相等的观点，会导致文化标准的毁灭和高级文化观念及其保管的文化精英的瓦解。这种实质民主的逻辑只是被盼望的，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自相矛盾的是，有关文化标准的普遍后现代怀疑主义不等于文化精英主义的死亡。然而，文化精英虽然被剥夺了脚下的理论阵地，其权威还没有完全丧失。在当代文化中，市场及其数量逻辑自然会比以前发出更大的声音。然而尽管如此，文化权威的观点仍旧比大街上群众的声音更具分量。这种精英内部的派系区分可能是客观标准观念毁灭的最终原因。然而，这种持续的权威只能显示出，摧毁高级文化概念的尝试是站不住脚的。那些宣判高级文化死刑的人，已经成为高级文化的受益人及其功能的承载者。对于赫勒来说，没有办法解决来自于这种高级文化观念的悖论。她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避免悖论的策略，但是我将不考虑这些策略，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她主要的创新上。

三、文化交谈的乌托邦

在赫勒的理论重构中最根本的创新就是她引入的第三种文化概念。第三种文化概念提供了可以在理论上克服现代性文化悖论的方法。像规范的文化概念和经验的文化概念一样，这个新增的文化概念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概念。赫勒将这个文化概念称为一种表愿望的概念，因为它为参与文化讨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文化交谈(culture discourse)是一种对话，除了对话本身外没有其他目的；它既不以社会等级也不以职业等级为先决条件，只是因对话及重视和培养对话的热情的个体而快乐。然而，它确实也有历史前提。历史启蒙看到批判性交谈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根深蒂固，并且承担着批判的功能。这样，它变成了现代性动力的主要载体。

然而，文化交谈是一种本质上很难控制的行为，尽管如此它还是受确定的程序规则所约束的。这些构成了一个规范的环节，由“公正客观”的单独观念汇总而成。交谈伦理学需要悬置利益，剔除偏见，能够引起他人的共鸣，带有信任的诚意。这些条件构成了一种交谈的道德准则，这种交谈用实例说明平等机会的标准。讨论者不平等的贡献不能侵犯这种标准。因为文化交谈的领域是一个悬置利益的领域——一种文化构造的自由空间——没有来自于不平等的实际参与的危害性后果。只要避免两极化、商业化和商品化，文化交谈就能够使来自于其他文化概念的悖论迟钝。例如，拿对于赫勒来说是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观念的自由来说。然而，现代自由是一种悖论性的基本价值，因为它不提供确定性或者不证自明性所以没有文化根基，不被权力或利益所限制的自由讨论创造了一种根本不需要基础的虚弱的精神气质。当我们转向根本上威胁着要破坏高级文化概念的趣味辩证法时，问题也是相似的。当真理在没有完全被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被贬损为主观的和历史的时候，一种趣味的对话判断仍旧能够要求普遍性，尽管存在争议。赫勒在康德的趣味判断中发现了一个可以概括所有文化交谈的模型。结果是一个社会交际(social sociability)的乌托邦诡计，在那里所有的利益——实用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都被悬置起来，因为文化动力只是它自身的目的。这不意味着这种交谈可以是价值中立的，但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利益和偏见应该被公开宣布。然而，这是另一个世界，与世隔绝的世界，许多事情间接地来自于文化交谈：必然性渐渐被破坏，信念被质疑，并且考验也被热情地接受。赫勒意识到，这种免疫也有不利的一面。这些相同的对话可能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但是她很高兴冒这些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可以获得高于一切的收益。

赫勒也不愿意将这种乌托邦限制在虚幻的领域中。文化交谈不是一种无力的理想，而是一则为围在餐桌周围的人们以及朋友所共享的故事。这种不情愿应该受到批判。在赫勒的反思的后现代情感中，她毅然地抵抗黑格尔的现实与事实辩证法的引诱。这在她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批判中明确地被表达了。然而，当她的思想转向文化交谈的领域时，她又向这种充满魅力的旋律屈服了。交谈现在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乌托邦，虚拟与现实的合并。她想要对她的乌托邦希望进行经验确证，这点只能被期望。但是当这种希望挣扎着要超越私人领域并且发现它事实上只能存在于“在餐桌之上和朋友之间”时，赫勒似乎实现了她在虚幻和现实之间达成联合之时的要求。这可能就像合理地被当作一种“分离”一样。在现存的现代性文化制度中，私人空间范本的这种现实化很难证实其可操作性。

在更密切地关注这种对文化交谈的理解之前，考虑到其前提和理论基础，我想要回到马尔库什那里。他不仅描述了这些所谓的文化悖论，而且在一种对现代性文化的更全面的理解中揭示了它们的功能及社会文化意义。在此背景下，我们将更好地探索赫勒对作为文化话语的第三种文化概念的革新的理论动机和效果。

四、现代性文化的矛盾功能统一体

马尔库什重构文化悖论背后的主要理论动机是解释整个现代性文化动力逻辑的尝试。这涉及对赞美现代性文化自律的认同。在前现代早期，宗教的功能主要是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符号体系，通过提供一种全面共享的意义和必需的行为规范，这个体系同时指导并直接规定了个人的行为。当社会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模式化交互作用的因果—工具性复合体时，当功能上协调的子系统符合它们自己的逻辑，并且绝大多数的高科技日常活动丧失了一切社会共享的和经验易懂的意义时，宗教就失去了其意义。宗教私有化了，不能再履行提供一种固定的、通用的标准和方向的文化功能。现在高级文化概念起到补偿这种规范缺失的功能。高级文化提供了一个意义的动态容器，现代个体能够从高级文化中借鉴、构建他们自己的一致和团结。现代个体被认为是由个人选择形成的。现代个体不仅是他们外在世界的制造者，也是他们自己生活意义的创造者。这样高级的和更为宽泛的现代性制度化文化在组织日常生活方面客观地发挥了比以前更为广泛的功能。然而，高级文化不再能被视为日常生活的最高表达或者概念的系统化。这解释了高级文化所具有的部分意识形态特征。自我创造的宏伟幻想掩盖了现代生活光谱所能照射的范围，可能性在根本上被个体在他们周围的最大功能—制度子系统中的位置限制了。这种张力在两者间的永恒不一致中表现得很明显。

这种不一致是反复声称现代性文化具有缺陷的来源。对马尔库什来说，两种解释可以解释这种对意义缺失的诊断。第一种解释假定了祛魅的模型：一种被截断了的合理性的胜利，这种被截断了的合理性把一切都降低到仅仅是手段的程度，并使个体避免受自我创造所支配而是受不能控制的“第二天性”所支配。另一种解释认为，问题不是合理性太少而是合理性太多。它怀旧地居住在过去天然的文化统一体中，并且想要通过一种新的神话或者投入到“传统”虚构中，恢复一个特殊有机共同体的安全和温暖。这些诊断的差异导致根本相反的意识形态、规划和实践态度。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与文化相对论相反的进化论，与尚古主义或者各种形式的伦理和文化民族主义相反的大同主义，以及相对于文化分离主义方案的一般现代化。

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诊断方案之间的争论构成了整个文化现代性的历史。马尔库什对这种无休止的争斗的解读的最独特之处，来自于他相信哪种方案也不能期望成功占有自己的独有地位。他发现了持久的、矛盾的现代文化统一体，存在于这些对立面争夺文化霸权的积极竞争中。这种矛盾的统一体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独立领域(科学和艺术)直截了当地和习以为常地构成了每种文化的对立面。 启蒙运动被理解成一种理性的、批判的思维的具体化的科学方法和实践的后盾，然而浪漫主义相信艺术的巨大创造力是文化的生命适应性角色再造的文化媒介和样式。这些创造意义的范例样式在文化意义上被构成是互补的，每种样式实际发挥的功能与一种弥补危险的其他一维统治原则形式是相补充的。这种根本对抗的二元论不是某种偶然的文化借口，而是对现代性本身悖论性性质的反映和表达。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态度和审美态度已经变得一般化，且不再局限于一个预设的领域。原则上任何事、一切事都能变为它们的对象，尽管它们的有效性需求和标准彼此排斥并且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然而也恰恰是这种交互斗争是再造现代性文化结构的作用机制，现代性尽其所能实现了文化整合。

既然如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尔库什认为意识形态激发了争斗者之间无休止的争斗的愿望是虚假的。事实上，马尔库什谈到了两种假象。 不仅它们的批判主要根据相反的和同样排他的总体性意识形态来表达。这些意识形态也培育了关于它们自己的社会力量和有效性的夸张观念。马尔库什自己不愿意复制这样的假象，而是致力于绝对的、总体的批判。当然，最近所有在实践上实现这些方案的尝试都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引发了可怕的社会悲剧和人类悲剧。然而，这些激进尝试的犯罪行为无可争辩，马尔库什仍旧想要强调这些假象所带来的积极贡献。文化主要通过这些总体性意识形态的棱镜以一种批判的文化补充了其补偿功能。

批判不仅慨叹现代文化表面的不足，而且指出现代文化敌视否定文化可能起主要指导生命作用的现存社会安排。因为不只是一种补偿的安全阀门允许个体承认现代性的基本结构矛盾，文化批判也为适度矫正这些自发趋势服务。不仅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无止境的争论维持了现代性的全部动力。更具体地说，这些批判的普遍激进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特有贡献。它指出了现代发展的实际不幸和功能障碍，并且提供了理想的资源，个体能够从这些理想的资源中概括出运用的过程，来维护他们自己的自律和反对现代社会自我操纵功能体系的团结一致性。它提供了允许把个别积怨描绘成共同关注的事务的思想。

一些强大的理论和诊断结论来自于马尔库什对现代性文化的矛盾功能统一体的重构。在他看来，在现代性悖论之外明显没有吸引人的和可行的方式。其对抗的多元主义是现代性动力的基本来源。克服这些悖论的所有企图都不能克服现代性矛盾，反而会导致对现代性自身的抛弃。对任何一极的独有支配侵蚀了一种致力于平衡内在斗争势力的动态社会平衡。按照这些结论，我们必须回到赫勒那里，重新审视她的第三种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是克服现代性文化概念内在悖论的一种方式的意义。

五、无所不包的文化概念的威胁

有一点需要记住，那就是赫勒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将普遍性作为每种文化概念的属性。经验的文化概念在它包含一切的最明显的意义上是普遍的；高级文化概念在设立标准的意义上是普遍的；而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也正是因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才是普遍的。正如我们看到的，第三种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的普遍性对于赫勒的阐释特别重要。对于赫勒来说，文化是精神食粮的来源。然而，人类没有文化交谈也能生存，但是如果没有文化交谈就不能过上“好的”现代生活。后者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是由日常惯例悬置和以感情浓郁的和有意义的作品的形式向自我超越屈服所产生的一种“高尚生活”。通过有选择地加工精神食粮，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制度创造了维系现代个体的意义承载体。然而，赫勒借助于无所不包的文化概念把这种文化作用的一种威胁看作是现代性多重动力的一个结果。其文化环节是趣味的文化自律的去合法化和市场日益增长的优势。这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平均化以及对所有质的差别发起挑战。结果是所有文本的一种解释学民主。对于“谁”正在选择和“哪个文本”被选择这样的基本问题，唯一的答案是文化精英的消失和市场填充空虚的一种大杂烩。贡献和解释的这种不和谐被现代想象(历史的和技术的)巧妙地支撑着，这也只是为了满足革新和新的精神食粮的无休止欲望而试图清除相异的传统并对过去和未来发起攻击。

正如赫勒看到的那样，现代文化无所不包的趋势预示了危机的到来。首先，解释学的盛况暗示了文化的枯竭，这在现代性的许多特征中已经显现了出来。例如，现代作品不需要再成为幻想的创造物，而仅仅是私人想象的模糊不清的兴奋剂，创意让位于个人意义的提取。但是这不是全部。更严峻的是起因于文化合理化和专业化的文化交谈的碎片化。在日益增长的无所不包的文化和职业专业化的环境下，文化交谈参与者的圈子缩减为那些靠解释谋生的人的圈子。结果，文化交谈分裂成孤立的、偶然的、不固定的小型谈话。对于赫勒来说，当代文化环境代表了一个超越前卫主义的新阶段，在那里不仅没有解释者的共同体来使标准合法化而且没有共享的强烈的文化体验，一旦具有共同的家园，就会同时产生熟悉的、引起回忆的和新奇的东西。文化共同体的消失使个体解释者成为唯一的中介。在一个文化世界沦为个体中介的过程中，语言和解释学的范式是历史上淘汰的：不存在文化视域的典型冲突而且个体正在不断地改变着文化语言的情况。解释的权力现在可能存在于个体解释者的手中。他或她最终处于以他或她自己特有的方式传达他或她自己独特的视角的位置上。然而，这只是一种一无所有的权力。

因为这种意义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个人的情绪和变化而改变，它缺乏权威并且不传达真正的信息。稳定性和权威的丧失，一无所有的主体也没有充分准备好承担文化选择的责任。然而，对于政治自由的现代追求一直被常规事情所约束：公共事务、对意义的现代渴求威胁着尚未熄灭的遗迹，因为不确定主体的漫无目标的漫步没有提供必需的精神食粮。

很难看出赫勒的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是怎样符合这幅图景的。在文化共同体的概念呈现没落和文化交谈已经碎片化为专业的小型谈话之处，赫勒大胆提议将她的“现实的”乌托邦作为平等机会的一种规范模型。将现代功能的限制和市场搁置一旁，允许我们看见现代高级文化的最初渴望并预见其在当代的危机。此外，我们已经看到赫勒也不愿意将她的文化交谈模型限制在主观想象的或者规范的观念里。依靠一个辩证环节，她将这种“现实的”乌托邦看作是和我们友好的交谈一样诱人的存在，然而充分的理想仍旧在做规范的服务。

六、选项和选择：内在的或乌托邦的

对赫勒的诊断和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在她的理论解决方案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疑问，相对容易。然而，没有人能够质疑市场的侵蚀性影响和日益增长的文化自律所带来的问题，无所不包的文化论题有总括这些趋势的倾向。在经验的水平上，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我们可能会赞同所谓的文化交谈碎片化为小型谈话，不是作为限制而是作为一种差异而存在，这种差异允许许多新的、从未听说过的声音入场，能够既使主导文化丰富化，又能使主导文化问题化。传统的扩张意味着艺术自由和创造可能性的一种增长。显然仅仅是一连串小型谈话的存在自身不会侵犯赫勒的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的思想。只有在小型谈话意味着平等机会条件下文化对话终止时，才会侵犯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然而，很容易认为小型谈话的现象只是例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化过滤体系，这与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相应，是由一套半自动的、工具子系统构成的。在这种结构中，功能子系统是必要的，它们吸收机智灵活的机制，能够选择相关受众的主题并使相关受众的主题层级化也是至关重要。赫勒的诊断的连续性也不是毋庸置疑的。把当代文化看作是性质破碎的代表，看作是文化精英消失并且只有市场占支配地位的一个结果，看起来好像兑现了赫勒的平等的有力断言，即后现代作者仍旧利用了自己的权威和那些他们解释的经典。

现在，赫勒已经有一段时间用钟摆作为她最喜欢的隐喻来展示现代性的脆弱平衡。然而在文化问题上，她预期了一场正在逼近的危机。很明显，这种文化诊断与她的更为广泛的现代性理论放在一起有些古怪，在现代性理论中她认为功能在现代动力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现代性的“核心”——正如她在《现代性理论》中所认为的那样——是分配的逻辑，结果是功能原则日益弥漫进所有现代制度体系中，包括那些文化制度体系。与这种经验趋势相伴随的问题是，它侵犯了她的作为文化话语的规范概念。很难运用利益的直接承载者的功能调节这种不受约束的、公正的、开放式的对话规范思想。无疑赫勒认为专家和趋向制度化的现代趋势以及高薪文化精英的消失，是对真正文化交谈的可能性和完整性的一种威胁。把它们看成是一切危机似乎是危言耸听，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日益增长的文化自律和商业压力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文化交谈。经验调查暗示着这种压力没有沦为高级文化的观众。文化制度仍旧支持对于卓越的要求(即使标准被激烈地争辩)，甚至赫勒自己的解读，仍旧存在着那些对于判断它的权威的要求。

在衡量文化现代性诊断的某种现代趋势上我们意见不一。赫勒已经安排了她的文化交谈的规范的乌托邦，反对她看作是这些趋势的最具文化意义争论的东西。她的策略的否定性后果很容易被识别：她的规范模式和当代文化革新之间的距离似乎使她陷入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熟知赫勒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妨碍她太多，但是尽管如此这种距离仍然与她残留的黑格尔渴望的、众所周知的对于一种不仅虚拟而且真实的乌托邦要求存在着张力。

此时此刻，可能适合回到我对于马克思之后的所有哲学家面临的困境的公开评论。我们已经看到在赫勒的文化理论中，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她恪守转变的承诺具有规范优先性，这种转变被表达为希望她的乌托邦仍然有某种现实基础。马尔库什的大相径庭的反应给了黑格尔的历史环节以优先性。他放弃了支持现代文化制度的实际语用学的一种仔细的、经验详细再造的乌托邦。他既没有看到一种实践的也没有看到一种理论的解决现代性文化悖论的方案，因为现代性文化的意识形态极点构成了一个矛盾的功能统一体，即允许这种文化来表达和适应其最偏激的趋势。因此，马尔库什感觉不需要第三种作为文化话语的规范概念来缓解这些悖论。要清楚：不是因为我们应该放弃对于现代性文化评定的规范性要求，而是，按照真正的黑格尔的样式，他认为这种文化已经具有了自己建立在其文化语用学基础上的规范性要求。文化的这种规范方面不以任何个人文化乌托邦的形式存在，而是内在于文化活动主要领域的具体联系中。马尔库什这里已经考虑到在作者、作品和感受者之间存在的文化联系。从这些联系出发，他得出了引起规范原则作用的规范——自主性、客观化、理想化、新颖性——面向根据接受和生产所作出的对文化实践的适当理解。然而，他告诫这些不是将会规定实践的真实特征和它们结果的有效评估标准的基本规范。一切特殊交谈中的适当基本规范不能在具体历史联系和它们规定的规范框架之外被决定。它们不能被强加，而是必须从内在的文化语用学分析中得出。马尔库什认为在这里没有哲学家的特殊角色。在现代性中，哲学家不再是任何乌托邦特殊礼物的承载者，也不是古代的守护士和普通人的启蒙代表。当代哲学家不比其他市民更有资格提供他们的作为规范愿景的私人观点。在危急关头，这里存在着比一种关于现代性文化动力观点的差异更多的分歧。这也涉及哲学界限的问题。任何现代哲学家都需要找到他/她自己的在平衡经验的竞争要求和规范的竞争要求之间的平衡。

赫勒的解决方案揭示出她的哲学个性的一个最有特色方面。熟悉她的作品的读者会知道她对于当代哲学家的角色的更为传统的看法。对于她来说，规范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对于职业描述来说仍旧是必要的。在一种典型构想中，她提出“哲学想要震动或者震惊那些他们应该对自己的生活不满而不是感谢生活的读者”。对于她来说，甚至在主观主义增强的年代，哲学家，在其他事物中，也主要是相互矛盾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的主要拥护者。这就是她创造了第三种作为文化话语的文化概念的原因。

读者必须判断出赫勒和马尔库什对于现代性文化悖论的解读谁更令人满意。我自己的偏好是明显的。我发现马尔库什的历史观点理论上更加考究，更能引起经验兴趣。它避开了对于现代性文化悖论的一种理论解决方案的要求，然而仍旧允许我们在现存文化联系中使一种规范的维度理论化。 是否这个模型提供了批判的充分距离并避开了黑格尔的单单对现存现代性文化进行表达很难抽象地被回答的困境。理论方面将会涉及具体文化语用学的具体分析。赫勒的理论优先权取决于乌托邦环节而且这在她的规范视野和当代文化趋势之间产生了一段尴尬的距离。如果它丧失了与流行的社会—文化动力的联系，甚至有力的批判也损失了其效力。一个人怎样衡量这些事实的和规范的部分以及来自于它们的争论，不只是一个关于哲学家的判断的平衡问题，它也是一个被所有正在思考的个体所协商的问题。

[责任编辑：修 磊]

2014-12-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布达佩斯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研究”(14YJC20004);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布达佩斯学派文化理论研究”(1254b019)

约翰·格鲁姆雷(1952—)，男，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杜红艳(1983—)，女，讲师，哲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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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5)02-01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