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铭，孙奎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论及其发展

杨新铭，孙奎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在延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邓小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并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是效率和公平结合的体现。当前，要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就必须在保障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并通过促进机会均等逐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制；共同富裕；效率和公平；机会均等

社会主义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习，只有基本原则需要遵循，这一原则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经典作家们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驱动力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的主要任务。实践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否则就会使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论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然而，这些经典论述只有根据实际的发展，不断地进行调整，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必须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现有理论。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就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物质条件还远未达到，因此，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按照中央统一计划安排生产、生活的方式就不可能在当前实现。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这一计划是“社会”而非“中央”来实现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建成将使阶级、国家等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探索这一最终状态的途径就应该是承接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良成果，而将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悖的排除在制度建设之外，构建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通道。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既然当前生产力发展不能满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那么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呢？显然，就中国的发展而言，资本主义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这既有生产力因素，也包括上层建筑的因素，还有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因素，因此，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如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不仅难在物质生产与技术进步等生产力发展的领域，还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即如何统一社会主义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等被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论述过不会在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方式。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都存在一定误区，从而造成了巨大损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63

改革开放以后，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等一系列关键概念，之所以说其关键，是因为它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纷繁复杂的条条框框中剥离出来，将工具性质的制度安排融入社会主义这一大的制度框架内，为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开辟了道路。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呢？“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这一精准表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界定，而这一表述是在不断总结改革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清晰的。改革开放之初，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还只是零星的表述，如1984年，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63-64尔后，邓小平又多次对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表述，并将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如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1987年，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224。1990年，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64。

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这一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奠定理论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148。“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364“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73“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203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一脉相承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434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显然，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自身达到发展极限后才能实现的，这是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592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3]592。这里的物质条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具体包括：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劳动产品的社会化、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和生产管理的社会化五个方面。社会化生产要求生产资料本身而不仅仅是其使用的社会化，而这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调和阶级矛盾的方式来彻底解决，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874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从而在新的生产关系上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52。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5]539，同时也不能展现出其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的普遍化，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沉浮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538。

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这是由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阶级调和解决的；第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首要完成的任务，它不仅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将贯穿共产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

三、发展地看待社会主义本质论

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在于其能够通过价格变化及时反映供求变化，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在于有效竞争的形成，这就需要按照市场规则(利润最大化)运行的市场主体，就必须将市场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引入非公有制经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以利润为驱动力，根据市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强化了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提高了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但这里存在一个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性质如何保障？这就要求在改革中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两极分化”[1]142。

1．如何看待公有制主体地位与社会主义性质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主要是维护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物质基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74。“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6]138由此可见，社会共同占有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内表现为公有制，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克服生产力发展社会化要求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唯一解决方式。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在当前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12年，非公有制企业利润达到1.82万亿元，5年间利润增长年均达21.6%，非公有制企业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GDP占比超过60%，就业贡献超过80%，在新增就业中，贡献达到90%。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直以来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都是静态地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改革之初，公有制经济占经济的绝对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会影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1]138-139现实的情况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快于公有制经济，当前在产出、就业、税收等方面已经超过公有制经济，在资产上超过公有制经济也只是时间问题。据估算，在第二、三产业中非公有制资产占总资产的49.78%，公有制经济占50.22%,两者基本相当，而2008年这一比例是非公有制经济占47.54%，公有制经济占52.46%。如果按照当前的速度，到2015年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总量将超过公有制经济。那时，社会主义性质将如何保证呢？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基本规律，但上层建筑一旦稳定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并且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公有制经济是否在数量上占主体并不重要，因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1]379。如果政权没有了，即使公有制依然占主体，也会在很短时间内被私有化的，如苏联一样；相反，虽然公有制不占主体，只要社会主义政权依然在，公有制经济依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丢。不仅如此，“二战”后欧洲主要国家先后经历了国有化和私有化浪潮，而主导这两个浪潮的分别是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主持的政府。由此可见，只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可以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讲的，“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1]373。而要不要调整，什么时候调整，则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因此，依据生产力发展需要，继续深化调整所有制结构，改革国有企业不会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2．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上不占主体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却是必须要坚持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364实际上，如果两极分化，最可能失去人民群众对政权的支持，社会主义性质就可能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然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按步骤进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166而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374邓小平同志是非常有预见性的，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理应进行调整，但在经济增长的驱动与利益集团的阻碍下，这一进程进展缓慢。结果是，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急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基尼系数达到0.479，2008年达到0.491，其后开始回落，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2012年为0.474。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公布的2010年基尼系数高达0.61，而学术界普遍公认的基尼系数是0.5左右。无论按照哪个数据，中国收入差距程度都不容乐观。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基尼系数超过0.4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而超过0.5则说明收入差距悬殊。显然，中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已经处于悬殊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以后，中国收入差距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后能够保持社会整体稳定，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分割，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性较差，从而居民相对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不会有大的社会反差；另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被收入增长所淡化。改革开放至今，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到现在的0.5，增长60%多，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0多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超过35倍。

从收入差距变化的过程看，单纯按照市场机制以及原有“先富帮后富”的路径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在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可能影响经济增长，伤及生产力发展。这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较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过激的政策会导致利益集团的抵制；第二，帕累托改进式的收入差距缩小过程很难实现，存量调整过程必然伤及利益格局的分配，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让利益损失一方慢慢适应；第三，长期以来，与中国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技术进步再分配过程中更有利于资本一方，而要扭转这种分配格局就需要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这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由此可见，鉴于中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资本、技术密集倾向，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以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等，短期内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不能实现。从国际上看，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在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差异，发达国家衍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其中，美国崇尚效率至上，与经济增长长期共存的是较大的收入差距(战后基尼系数长期处于0.4～0.5之间)；欧洲政府通过提供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基尼系数在0.2～0.4之间)，但不可否认高福利国家均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从中国的实际看，美国的模式是比较可取的，即政府尽最大可能维护市场竞争规则对每个人的公平，规则公平使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机会，从而保持了较高的社会收入流动性，这样就消除了大家对结果(收入差距)不公平的反感。而从长期看，在保障机会均等的前提下，逐步通过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并最终实现由先富向共富的转变，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第二，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结合各国的具体实际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就会遭受损失；第三，社会主义本质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保障社会主义性质的最重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力量；第四，实现共同富裕是有步骤的，当前应该着重实现机会均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为由先富向共富转变培养社会环境和积累物质条件。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房宏琳，曾 博]

2014-10-09

杨新铭(1979—)，男，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孙奎来(1979—)，女，高级经济师，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房地产经济学研究。

F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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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5)02-01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