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中国小说史略》的功与“过”及撰“史”问题

刘 芳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版本甄别、文献搜集、分类标准、小说品评等方面都还有粗糙和失误的地方，但就学术价值来看，著作对小说这一庞大文学体裁的整体性把握、梳理和评价、分析方面依然有难以替代的地位。同时，围绕该著作的补充、更正和品评也带来了对文学史写作的悖论与困境的进一步思考。

《中国小说史略》；撰“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大家都公认的。但随着材料的充实与研究的深入，其局限和不足也显现出来：尤其分类标准、版本甄别、材料的片面、对作品评价的偏颇与主观性等问题都是论者关注的重点。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承接了鲁迅是一面“伟大旗帜”的文学地位表述宗旨，对《中国小说史略》赞美有余而批评不足；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似乎显得更加客观和全面，对不足与偏颇都给出了详尽的资料补充与阐述。

一、材料与研究：借鉴还是抄袭

1919年，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1］（P1）几乎与此同时，大约1920年鲁迅开始讲“中国小说史”；而“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2］（题记）鲁迅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但他也认为无论是外国学者还是后来之中国学者对小说史之叙述“仍不详”。［2］（序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陈源（西滢）和顾颉刚等人曾经责难鲁迅有抄袭和剽窃的嫌疑。不过，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激动地为鲁迅辩护，认为这是“造谣”和“污蔑”；［3］（P29～30）21世纪以来有学者也认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二者对许多重要历史现象和文学思想的看法不同，且不乏对立之处。［1］（P1～2）

这里也有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文学史的写作涉及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材料是否有所突破和发现，二是对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是否有创新或建设性突破。从第一点来看，作为一部小说史，它对文学现象是否有相当程度的涵盖，或在几乎穷尽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有见地的筛选和辨析。如果对材料的穷尽仅仅是在前人或他人的范围内，那么该著作的思辨是否具有突破性和建设性？比如说，我们对李白或杜甫的作品没有更多的发现，那么对文学史的写法只能是在同样范围的材料上进行创新，至于这种创新是否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或必要，是另一个讨论的范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中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发生于近五十年的复杂文学现象、出现的大量作家作品，不可能追求全面和详尽。同时，也不认为‘全面’‘详尽’是一种文学史研究的目标。”［4］①然而，作者在2010年版的《前言》中，却删除了这两句话。并在2007年所写的《修订版序》中说：“适当增加90年代文学的份量”；“各章节（包括年表）在材料处理、具体论述等方面，也有或多或少的变更。”该文还提出了文学史写作的一些技术性选择：既关注作品审美性，也关注审美性不够但不容忽视的现象，因此不打算压缩“文革”“文学”部分：不是将文学问题抽离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进行臧否，而是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以此反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也许更能立体地评价其价值与不足。

因此，材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分析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两个基本要素，如果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突破自然是创建之作，但如果只在一个方面突破，也不能说是抄袭或者剽窃。当然，在鲁迅的时代，既然认为中国小说历来无史或语焉不详，那么，考证和材料的搜集是否应该更加重要？抑或不要过分苛求作者所处的时空条件，不能拿后来发现的材料去指证其错误？

二、材料与结构：版本考据与评述归纳

20世纪80年代的论者更多地强调鲁迅《史略》的优点，认为它整理了小说的发展线索与规律，分析了有的小说种类衰微而有的种类兴起等文学现象，体现了小说史中内在的发展动力与方向。［3］（P32，53）

进入21世纪，尽管有学者认为不应该拿后来发现的材料去指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错误，而只就其叙及的文献做一些考证分析，但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一是《古小说钩沉》漏收轶闻，误标作者，这些问题当然也就带进了《史略》；二是版本考证的问题最多，但鲁迅仍固执地认为无须大改《史略》，如《史略》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鲁迅可以说毫无建树，但却被一帮人说得极为玄乎，甚至被封为《红楼梦》版本的权威；三是在论述上因为以进化论为基本思想，对小说的线性演进归纳与梳理就有阐释过度或不当之处，而《史略》演进论的最大失着，是由对神话的错误理解，导致对《山海经》的轻视。四是其小说分类的标准是不统一的，“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是以错误判断小说的手法或作者的态度来命名的，等等。此外，《史略》在评价、体例、观念上均有值得商榷的不当之处。［5］（P5，30，52，83，128）

有其他论者也谈到了鲁迅《史略》对小说分类的标准不统一，并指出由于受胡适影响，鲁迅《史略》将《官场现形记》由“讽刺小说”转而归类入“谴责小说”，［1］（P248，298）可见鲁迅在著述《史略》之初其研究小说史的学术思想也并不成熟，而只是较为草率的归类。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小说史的写作中，对小说的相关材料收集整理后，用什么样的线索把零散的材料串起来？还是应该还其自然，无前后发展及相应关联的材料只要散放一地就好？理想状态应该是让读者能够全面和深入地把握“史”的面貌，但每个读者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差异又决定了这种理想状态的不可能性。因此，如何处理所收集的材料，如何将这些材料理想地整合起来传递给读者，并有相当的认知深度，这无疑是撰“史”的最大挑战，就像要把看不见的“风”之特征（风力、风向、速度变化轨迹等）以看得见的“旗”表达出来，其难度不亚于艺术创作。

总的看来，如何全面详尽地呈现“史”而又不芜杂和散乱，如何让人深入理解“史”而又不阐释过度或遮蔽太多东西，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它考验着撰“史”者对研究领域和读者的深刻而全面客观的认知和把握。尤其随着时空的改变，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被叙述的时代有了时代的偏好，于是有的叙述被当作落后、陈腐，有的叙述则被当作先进、时髦。每一个撰“史”者大概只能力图最大可能占有材料，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同时要表达真实的见解，即便这种真实的见解被当作傻子理论不屑一顾，也不管它有多少现实尴尬而难以面对。否则，我们据此得出的东西都会远离客观真理，误导读者和后人，更不可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三、学术价值与读者责任：奠基与反思

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功绩，20世纪80年代学者认为它对中国小说史进行了科学的历史分期、对古典小说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对小说的评价标准也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与科学性；［6］更有学者对它推崇备至，认为鲁迅《史略》有“一条进行的线索”，对小说发展规律进行了卓著的探索，对小说的写实、想象、生活原型、人物性格、章法结构、思想倾向、对社会的再现等诸多艺术手法都有精辟而深刻的见解。［3］不过，这些评论，还带有它的时代印记，阶级问题、政治正确性问题等依然是其评论的关键性热词。到了90年代，仍有学者断言“在中国小说史研究领域，至今仍处在‘鲁迅时代’”［7］（P1258）。

当然，即便到了21世纪，学界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依然是肯定的，有论者认为它尽管粗疏，但仍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新局面：“迄今为止，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依然在这部名著的指引下前进。”［1］就算是以“批判”该著作为己任的学者，也肯定了鲁迅《史略》诞生以来的权威地位，认为它仍旧是经典的学术杰作，启蒙教科书：“它既是二十世纪‘小说学’新纪元的奠基之作，又是中文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必读教材。”［5］（自序）

可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学术上的价值迄今仍不可替代，作为中国学者第一部打通中国小说史的专门学术著作，它无疑做了极具开拓性及权威性的奠基工作。即便是鲁迅《旧小说闻钞》《古小说钩沉》等所做的基础性的工作也在中国小说史之学术史上立下汗马功劳。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在梁启超、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合力下，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并很快成为救国救亡乃至建国大业的重要启蒙工具，完成了自身地位的提高与工具实用性的扩张任务。

在鲁迅《史略》的奠基性价值确认之后，也许我们还要注重读者的接受与责任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学术著作能够完全替代和永远领先后世的研究，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被奉为经典且不加分析地盲目推崇和“捍卫”的态度不仅是对鲁迅的损伤，更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鲁迅自有其固执和尖刻的一面，比如以“谎狗”“回敬”批评自己的刘源（茜滢）教授，［3］但更应该反思的是学习的读者：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要承担反思教育和经典著作的责任，过度推崇和迷信权威与经典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否则，学识和真理的追求容易变成单向的输出和被动的吸收，某些情况下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文革”的个人崇拜与经典迷信即是教训）。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无论是《尚书》还是普通读物，尽信则不如无，因为思维方式将决定我们的阅读和学习品质。如果将自我思考完全附着在阅读和研究对象上，无力离开对象进行飞跃和超脱性思考，总是满足于毫无必要的“掉书袋”和“旁征博引”，而对实际问题却无独立的思考与建树，这是只有知识而无学问的表现，或者说只有“学”而无“问”，离开“书袋”就不能问，这样的学术研究是苍白的，不可能引领社会向前发展。也许，离开“书袋”也能“问”人生、“问”世界，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价值，成为“大儒”，否则就会丧失学术的根本追求与底线，最终不是沦为向政治讨好的“犬儒”就是沦为坑蒙百姓的“砖家”。难怪尼采说：我们的学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积极思考过，他们在能思维之前是离不开读书的。［8］（P7）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更多地带有时代印记，阶级斗争、政治正确性依然是其评论的关键性热词。进入21世纪以后，对鲁迅《史略》趋于全面和平和，更多地立足于补充其遗漏或忽略的材料、匡正其错误与偏颇、分析其缺点与不足，力图以详尽的资料补充和阐释中国小说史发展的客观面貌。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版本甄别、文献搜集、分类标准、小说品评等方面都还有粗糙和失误的地方，但就其学术价值来看，它对于小说这一庞大文学体裁的整体性把握、梳理和评价、分析方面依然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同时，围绕该著作的补充、更正和品评也带来了对文学史写作的悖论与困境的深入思考。

［1］张兵，聂付生．《中国小说史略》疏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储大泓．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6］孙昌熙．鲁迅“小说史学”初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7］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8］尼采．强力意志［M］．李伟，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the Writing of“Literary History”around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LIU Fang
（Chinese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here are still immaturity and errors in Lu Xun's A Brief History fo Chinese Fiction in version screening，literature collection，classification standard and novel evaluation．However，judging from the academic value，it has irreplaceable position in its overall grasp，carding，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works of such a vast literature genre as novel．At the same time，around the supplement，correction，and tasting and comment of the work，comes further thinking on the paradoxes and dilemmas of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I206

：A

：1006-723X（2015）08-0116-03

〔责任编辑：黎 玫〕

刘 芳，男，北京大学中文系2013级博士，云南省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中的性观念与女性解放、民族与国家认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