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幼军，于骐鸣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34）

论波德里亚的网络技术观

王幼军，于骐鸣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34）

互联网的发展前景如何，始终是技术哲学家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从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的观点看，互联网的发展前景无疑是悲观的，其中体现其相关思想的著作是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该书当是波德里亚的成名作。《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拟像理论，奠定了波德里亚思想和对技术批判的基础，成为其思想标志。波德里亚创建拟像理论的主旨，在于说明高新技术的特点，并展示其前景。文章从波德里亚技术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其针对网络技术的拟像哲学思想；并对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给出作者的评判观点。

波德里亚；拟像；网络信息

一、技术观背景

波德里亚是海德格尔之后对技术进行思辨和研究的后现代哲学家，他的“超现实”哲学思想建立在对现代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反思基础之上。波德里亚“超现实”哲学思想来源于西方“非中心化”思潮。“非中心化”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是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内容，“非中心化”思潮的理论基础是“非中心论”。“非中心论”按西方学者保罗·韦波纳（PaulWapner）的界定，“就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即社会现实的任一要素或部分可以被规定为本质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非中心论”主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指导人类生存的原则。此外，极端的“非中心论”还强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词语中所指的对象，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的，所以不存在中心。“非中心化”具体在操作上，试图对各种各样的“中心”进行消解，首先体现在人的“非中心化”。

福柯在“非中心论”基础上，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分解。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论证了“人类已经死亡”的命题。他论证道，已经不再存在单一意义上的人类，人类已经分化为一个语言的存在，或是一个经济的存在物，或是一个生物的存在等等。福柯认为，并不存在人的性质，包括人的肉体、灵魂、理性都不是亘古不变的东西。所有的人的属性，都是被创造和生产出来的，是社会的建构。至于人本身，在福柯看来，是一个暂时性的概念系统中正在消失着的形象。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则从对语言的内在结构分析，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分解。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看来，语言有个典型的特点，即是语言的无主体性，人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只是一个系统，说话人只是语言的一部分。这样，语言的说话主体人就被非中心化了。同时，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后的语言完全是一种符号，语言的特性完全由符号本身决定，是一种自成一体的世界。

在波德里亚的“超现实”技术哲学思想中，没有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只是高科技生产出来的没有现实原型的各种符号，这些符号语言和现实真实没有任何对应。这点明显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思想。

二、“符号化”理论

（一）物的内涵

在《物体系》中，波德里亚在其导论中说：“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只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的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以及人际关系系统。”［1］（P2）可见，波德里亚的“符号化”理论的意图是为了探求物背后所隐藏着的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

《物体系》首先从物的分类谈起，此书的意图也是在阐明物的分类的基础之上，对日常消费活动中的物进行批判。首先，波德里亚提出了“物品”的概念，主要指和商品有关的日常生活中被大众所消费的东西，这些东西经常和人打交道，所以会和人发生关系，要理清这些关系，必须要对这些物进行分类和研究。波德里亚所谈的“物”，并非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而是普通的人工制造出来的消费之物，即包含了高科技成分的技术之物。其次，波德里亚对技术在物的表现方式上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要从技术的层次出发，才能理清物为何被消费和个性化。

《物体系》中的物，是技术视野下的物，这是波德里亚“符号化”理论的研究对象。但这个物并非是技术产品中从技术本质所引申出来的物，而是从技术本质上衍生出的物的合理性，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起矛盾，而这个矛盾又……引出一个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1］（P5）可见，技术本质上引申出的物是对于物的核心功能而言，物的合理性是对于物的附属性能而言。

为了详细说明物的核心功能和附属功能的关系，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以磨咖啡机加以说明。他认为，对于磨咖啡机而言，核心功能部分在于电动引擎，从技术角度说，这个引擎、电、能量转换是磨咖啡机所必不可少的核心和关键部分，但对于使用者而言，磨咖啡机的其他附属功能部分，比如颜色、大小、形状反而成为重要的东西。这样，磨咖啡机对于每一个消费者而言，就涉及了其中的引申意义，波德里亚认为：“如果排除纯粹的技术物品，我们可观察到两个层次的存在，便是客观本义和引申意义，通过后者，物品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了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1］（P7）

在谈到引申意义和客观本义的关联时，波德里亚强调物的引申意义对客观本义的影响：“如果引申意义不干扰本义的结构，物的引申意义则会明显地加重和改变技术的结构。”［1］（P9）和《消费社会》中对“符号化”的进一步阐述不同的是，波德里亚《物体系》中还承认客观本义对引申意义的影响。从物的引申意义出发，波德里亚说研究的物成为个性化的物，这样，个性化的物如何扩展到对整体物的研究上，在波德里亚看来，解决的办法就涉及物体系的研究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用“符号”来表示物的个性化。

（二）物的“符号化”

波德里亚对物的消费的观点，正是建立在个性化物品的基础之上。正是由于有了个性化的物品，凸显每个消费者的迥异的喜好。而个性化物品则涉及技术物品的附属功能或引申意义，因此，技术物的大量附属功能，包括物的颜色、形状、质地等，在《物体系》后部分介绍的就比较多，波德里亚说，“这些非结构性的元素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也就是在他们身上，技术的演进才会倾向于停顿。”［1］（P44）这表明，波德里亚认为，消费物的流行是以技术的停顿作为前提的。对于一件技术物来说，如果和此物相关的技术在持续不断地进步，则非结构的配件就处于非从属性的地位。反之，如果技术停顿，则非结构的配件的因素才能凸显出来。例如网络技术的发展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过程，互联网的表现语言HTML从发明至今，仍然在使用，尽管其中有很多的缺点，有些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互联网应用，但大量的构建于此基础上的网络信息的存在，使得其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其次，由于技术的进步，导致同类物品的大量生产和复制，或仿真物的出现，在网络技术领域，这一现象正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之上的，只有在生产能力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并能够快速复制的情况下，技术物的附属功能或引申意义才会凸显。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技术物的特征：“一个既系统化又脆弱的世界。物的体系，说明了这种系统性，充满了脆弱、朝生暮死、越来越快的轮回和强迫性的重复。”［1］（P153）即认为现代技术的重要特征是每一次的技术创新都会带来技术产品的大规模的生产和应用，同时，大量同样的复制品的出现又会加速该技术创新的过时。

再次，个性化物的凸显。由于大量复制品的出现，个性化的物品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人们的使用欲望。波德里亚认为，个性化的物品是指和其他同类物品相比，有差异化的物品，“这个差异是一个边缘化的差异，是无关紧要的差异。”［1］（P161）即差异主要集中于技术物的非本质必要的部分。波德里亚举例解释说，要让一辆汽车个性化，能个性化的只是汽车的颜色、零配件等外在性质，而汽车的核心部分是无法被个性化的，建造者必须采用大多数汽车所使用的底盘、引擎等。

第四，个性化物的凸显本质上是使用者的意识的个性化，“‘个性化’的意念不只是一个广告诉求：这一个透过物品和信念的‘个性化’，想要更佳地整合个人的社会的一项基本的意识形态概念。”［1］（P163）对于消费者而言，个性化物蕴含了其意识形态；对于制造商而言，只有不断符合消费者的意识形态，才不至于被淘汰。

第五，个性化到符号化。个性化物必然有其他同类物所不具有的独特性，才使得和同类物区分开来。在实际消费行为中，人们不得不使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指称个性化物和其他物，使之和同类物有所对比。这样，个性化之物就进入了符号的世界。在《物体系》中，波德里亚对引申意义或核心功能和客观本义或附属功能的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剔除技术物中的功能性成分，仅保留其个性化成分，为其“符号化”理论铺平道路。

这样，波德里亚通过以上的逻辑顺序，提出了“符号化”理论，在此基础之上，进而形成了“拟像”理论和“内爆”理论。

（三）消费的“符号化”

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提出了符号化理论，并从“符号化”的角度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对消费行为展开分析。

从个性化物到符号化，波德里亚认为，会产生一种新的消费文化，在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竞争”是生产的特征，这一特点又转移到消费领域中。受此消费文化的影响，人们都想拥有个性之物，个性之物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际拥有这种象征。面对此种情况，社会会从各种制度上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即超前消费。在波德里亚看来，超前消费行为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的冲击，产生了一种新人文主义，不再鼓励人们先工作赚钱，而是先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消费。导致的后果就是，人们虽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但依赖贷款，就能拥有自己的个性物，由于整个社会鼓励消费，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消费先行于积累之前，不断地强迫投资、加速消费、人们先购买，然后用工作来偿还。”［1］（P184）这种新的伦理道德的形成使得人们无须再考虑自己的经济条件，转而无所顾忌地追求个性物，从而推进了消费的“符号化。”

此外，对于上述的这种超前消费中涉及的物品和广告体系的符号化，波德里亚说：“物品、广告的体系不能构成一个语言，因为它没有一个有生命的句法，它所构成的比较是一个符号意义构造体系。它具有符码的贫乏和效率，它无法解构个性，只是将其指定和分级。它将自己形式化，成为社会身份的普遍体系：‘地位’的符码。”［1］（P214）波德里亚认为广告仅仅是关于符号的意义，并没有形成一门单独自成体系的语言，它的目的在于，使得人们一看到此广告，马上想到该品牌所指的意义。波德里亚认为，这些广告仅仅是一种符号，从“符号化”理论来看，仅仅是在于使得广告所言的品牌和其他品牌区分，这些广告是一堆词汇和符号的集合。“这样的符号语言无疑是所有语言中最贫乏的一种：意义构成过程沉重集中，意念却是一片空虚。这是一种信号式的语言，而所谓的品牌忠诚度，不过是被引导的感情受制约的反射反应而已。”［1］（P212）因此，波德里亚认为，广告不可能成为独特的语言，但形成自己的消费话语，由此，消费文化的形成，与物品符号化密切相关，只有个性化物通过广告话语转换为一个个品牌符号，才能成为个性化物，而进入消费领域。符号从而成为消费社会的某种标识，也就产生消费的“符号化。”消费的“符号化”，即消费就是一种“符号消费”，波德里亚认为，符号化是个性物成为消费物品的前提条件。如果个性物要成为消费对象，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符号。即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消费”，并非是由于其物质性而去消费，而是由于其差异性所导致的“符号”个性化才去消费。

其次，波德里亚认为，消费也是一种关系的构建，即消费超越了物质性的消费，而进入一个虚拟的关系整体。“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的文化体系的整体。”［1］（P223）在消费背后，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被消费的东西，并非是东西，只是关系本身。由此，波德里亚超越了传统的消费观念，指出了在现代消费活动中，消费活动表面看是人在消耗物，其实消费的实质是人、物之间的关系互动，其中物已经转变为一个纯粹的符号。消费者在充斥个性化物的符号包围下，而又受到无所顾忌的超前的消费观的影响，驱使着每一个消费者不断追求个性之物。

可见，波德里亚完全在符号的层次上讨论现代社会的消费活动和消费关系，表面上是人在消费物，但实质上是，消费者受制于符号差异性的驱使，即符号之物变成了自我消费，这样消费的主体就消解了。可以看出，波德里亚的《物体系》中提出的“符号化”明显受到西方“非中心化”思想的影响。

三“拟像”理论

（一）“象征交换”及其特点

波德里亚继提出“符号化”理论后，在其后出版的《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了象征交换理论，并对其做了详细的论述和说明。

象征问题是建立在对“符号化”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在波德里亚看来，对符号的消费，实际上受到了符号的差异化的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消费品时，通常对消费者来说，有特定意义的符号个性物有可能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波德里亚认为，这些有特定意义的符号个性物并不服从上述的“符号化”消费的特点，即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之物，这就构成了对“符号化”消费的冲击。波德里亚正是为了弥补“符号化”理论中的这一缺陷，提出了象征交换的概念。

而“符号化”消费是对物的功能性的否定，象征交换是对“符号化”消费的否定，其实质是对符号的颠覆。其不再受到符号的支配；另一方面，象征交换是对物的功能性的颠覆，进入象征交换领域的物有其特定的象征交换原则。

波德里亚对现代文明社会，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全面批判正是建立于其象征交换原则之上，波德里亚把象征交换原则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普遍原则，贯穿了其整个中后期思想。

他所谈到的象征交换并非是现实中的实物交换，“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2］（P206）可见，象征和真实完全对立并消解真实性，是一种社会关系。

对于象征交换的非现实性，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波德里亚在谈到原始秩序中的死亡交换时，用其秘传仪式来举例说明，认为这种仪式的目的不是消除死亡，也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在社会关系上连接死亡，可见象征交换的非现实性特点。

象征交换还体现了互惠性和可逆性的特点。互惠性是指在象征交换过程中，必须是交换双方都受益的，而不是单方面的获利或受益，可逆性是指象征交换对于双方都有益处。在《象征交换和死亡》一书中，波德里亚反复对其进行论述，其源自对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有关原始社会礼物交换现象的研究。在莫斯看来，原始社会中的送礼和还礼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波德里亚将之扩展到现代社会，并将之视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

象征交换原则提出之后，波德里亚应用其分析现代高新技术现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按照波德里亚的说法，我们完全被大量的媒体符号和信息所包围，这些符号都是虚的，只要将网络符号的真实性屏蔽后，网络信息就只是和真实无关的符号而已，这一点正好和象征交换完全消解真实性的特点相吻合，因此，波德里亚得以利用象征交换原则分析网络技术。由此，在象征交换原则被提出后，波德里亚针对现代技术的特点，在象征交换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拟像”理论。

（二）“拟像”理论的四个序列

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提出了“拟像”理论。

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中使用的许多概念，例如“仿真（simulation）”和“拟像（simulacra）”出自于他的导师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将其扩展到对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上，并进行了补充。

在列斐伏尔所处的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正经历着战后最繁荣的时期，列斐伏尔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的欧洲社会处于引导性消费的社会，即财富的积累必须通过对大众进行引导性消费才能实现。列斐伏尔谈到广告对人们消费的影响时，认为广告是符号消费的最佳对象等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仿真”的概念。

波德里亚在列斐伏尔“仿真”理论的基础上，面对当前社会的技术现象，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所造成的符号和信息泛滥，反思现代技术，进一步丰富和改造了仿真的概念，形成了自己的“拟像理论。”

波德里亚创建“拟像理论”认为，拟像（simulacra）的三个序列是：“（1）仿造（counterfeit）是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2）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3）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要模式。”［2］（P67）继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以上三个序列后，在《透明的恶》一书中，波德里亚又对拟像的第四个序列给予了论述说明。

第一阶段是仿造阶段，“仿照是和文艺复兴一起出现的，是和封建秩序的解构一起出现的，这种解构是由资产阶级秩序和差异符号层面上的公开竞争完成的。”［2］（P68）波德里亚认为，在封建社会或等级社会没有时尚，因为有全面的规定，而根本没有阶级的变动，在封建社会中，每一个符号都和礼仪有关，是一种等级秩序的规定，而符号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也有限，符号都有自己完整的象征意义，都是种族或个人之间的象征。

在谈到“仿造”出现的原因时，波德里亚说：“这是强制符号的终结，是获得解放的符号的统治，所有阶级都可以没有区别地自由玩弄符号。竞争的民主代替了法定秩序内所有的符号内婚制。这样人们就同阶级之间的符号变迁一起，必然进入了仿造阶段。人们从符号受到限制的秩序，过渡到符号的按需增生阶段。”［2］（P69）在封建秩序被打破以后，所有阶级都可以使用符号，人们从符号受到限制的秩序过渡到符号的按需增生。这种按需增生的符号和上述的强制符号不再有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仿造”，按需增生的符号摆脱了一切的束缚，可以普遍使用，并在对自然“仿造”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波德里亚认为，仿造品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和自然一起出现的。他用仿大理石雕像为例说明“仿造”的特点，“在教堂和宫殿中，仿大理石适合各种形式，模仿各种材料：天鹅绒窗帘、木饰。仿大理石消除了那种难以置信的材料混合，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物质，成为其他所有物质的一般等价物……是所有其他物质的镜子。”［2］（P70）需要注意的是，波德里亚的“仿造”并非仅仅是符号的游戏，还意味着其他东西，例如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

“仿造”影响的只是一种形式，还没有影响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生产”阶段已经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产生影响，和“拟像理论”的第二阶段“生产”阶段相比，第一阶段“仿造”阶段还不存在对自然界的改造，还没有形成对自然界的巨大破坏，例如仿大理石制造了一种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并没有改变本身的性质。但“仿造”阶段也对自然产生了新的控制形式，波德里亚认为：“仿大理石似乎是作为飞跃发展的、狂热的科技出现的，但它同样是，而且尤其是和巴洛克风格联系在一起的，巴洛克风格又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相联系。”［2］（P70）可见，在波德里亚看来，尽管仿大理石没有对自然进行改造，但已经具有了新的社会意义，仿大理石涉及了自然以外的东西，例如技术、政治等，从而对自然产生了新的控制方式。

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谈及此阶段和第一阶段即“仿造”阶段的区别时，波德里亚用自动木偶和机器人的对比来说明，“一个世界分隔了自动木偶和机器人两种生物。前者是对人的戏剧性、机械性、钟表性仿造，其中的技术完全屈从于类别和拟像效果。后者则受到技术原则的支配，是机器占有优势，随着机器而建立的等价关系。自动木偶扮演了宫廷里的人或有教养的人，它在大革命前参与戏剧和社会的游戏。机器人则如同其名所指的，它在劳动：戏剧结束了，人的机体登场了。自动木偶是人的类别物，而且仍然是人的对话者。机器人则是人的等价物，并且在操作过程中的统一性只能够把人作为等价物占为己有。”［2］（P73）可见，自动木偶是人的机械性的仿造，它不断地与人对照，但无论其怎么对照，木偶和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木偶无法消除这一差别，这点和上述的大理石像一样，无论怎样和人相似，仍然和人有本质区别。而机器人受自动化技术的控制，是人的等价物，而且不再追求和人的相似，也不再和人对比，通过自己的机械本质消除了和人之间的区别，“它建立了一种没有形象、没有回声、没有镜子、没有表象的劳动；这正是劳动，正是机器，正是与戏剧幻觉原则对立的整个工业生产系统。不再有上帝或人类的相似性或相异性。”［2］（P75）

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的第二阶段“生产”阶段，是工业革命的大机器制造时代。这一时期，电影和摄影技术飞速发展，每一个产品都可以被简单地复制出来。“……人类自身也只是在随着工业革命而取得机器地位时才开始大量繁殖；他们摆脱了各种相似性，甚至摆脱了复制，像生产系统一样增长，从此他们只是生产系统的微型等价物而已。”［2］（P75）可见，波德里亚认为，“生产”阶段即是现代生产技术飞速发展的阶段，也是人的异化阶段。

第三阶段即仿真阶段。和第一阶段“仿造”、第二阶段“生产”不同的是，“仿真”阶段不再有“仿造”阶段对原型的改造和模仿，也不再有“生产”阶段中的机械复制特征，只有不可理解的符号。波德里亚认为，“……这就是第三级拟像，即我们的拟像；这就是0和1的二进制系统神秘的优美，所有生物都来源于此；这就是符号的地位，这种地位也是意指的终结：这就是操作的仿真。”［2］（P82）至今，互联网信息的发展，导致任何的形象都可以转换为数字信息，可以被无限制地复制，并彻底转换为0和1两个数字的符号。这点无疑和波德里亚“拟像理论”的第三阶段“仿真”相符合。

对于“仿真”符号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波德里亚用“全民公决”的例子说明，在“全民公决”这一活动中，任何符号或信息都是以一种问答形式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出现在大众面前，整个交流系统从复杂的语言过渡到问答系统，答案总是从问题中归纳出来的，并事先已经被设计好了。这样，人本身也不断被信息所选择并测试。实质上说，“全名公决”的问题，并非是在发问，而只是在加强信息在公众头脑中的印象而已。在这里，公众完全被媒体等符号所控制。

第四阶段即超现实性。波德里亚认为，在世界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后，符号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参照物，可以自身任意复制。在价值的第一阶段，价值的参照物是自然；在第二阶段，价值是根据等价交换原则而确定的；第三阶段受到符号系统的支配。第四阶段即价值的分裂阶段，价值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参照性。确切地说，价值规律已经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某种价值的流行和某种价值交换，以及价值的随意性扩散和增殖。

波德里亚的“超现实性”是基于现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而提出的。他认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符号可以任意地复制，并且不需要任何参照物。这点也是和网络信息中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的可复制特点相符合的。

四、“内爆”理论

波德里亚“内爆”理论是在《仿真与拟像》一书中提出来的。内爆是波德里亚基于现代信息和媒体的发展前景提出的概念。波德里亚认为，当前我们所处的高科技时代是一个新的仿真时代，特征是计算机、人工智能、网络信息、网络游戏等技术主导着社会，信息技术对人类的渗透无处不在，整个社会都处于技术和媒体的控制之下。

波德里亚的内爆理论借鉴了麦克卢汉的理论，麦克卢汉是一位技术媒体预言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现代媒体，包括当时非常流行的互联网做出了某种程度的预言，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大众媒体、主要是电视和计算机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后果做了预测，并用“内爆”一词来说明信息爆炸的情景。

波德里亚吸收了麦克卢汉“内爆”概念的基本意义，借用这一词语来描述当代媒体如互联网媒体的特征。波德里亚的内爆是一种因各种界限崩溃而导致的结果，波德里亚特别以大众媒体为例来说明“内爆”的理论：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由于大众媒体等的发展，人类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泛滥，以及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渐渐感到麻木和厌恶。大众媒体信息不再是信息，而仅仅是符号。当这样的符号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容易复制时，便会导致符号之间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消失，最终完全趋于相同，结果是所有的意义、交流都终结或消失。另外，面对每天狂轰滥炸的信息，大众却不为所动，相反变得沉默和漠不关心，这和泛滥的信息构成显著对比，其结果便是一切的终结。

20世纪80年代，面对全球范围内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网络社会的来临带来的数字技术革命，波德里亚在“内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超现实”的理论。在波德里亚看来，现代技术所发生的内爆除了会导致终结外，还导致了一种新的情形：“超现实（hyperreality）”，真实和非真实之间的界限消失了，代之以比真实还真实的“超现实”的东西，这样的“超现实”绝对不会在现实中存在，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波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构成了对传统社会和现代技术的颠覆和反叛，在《仿真与拟像》一书中，波德里亚具体论述了美国迪士尼乐园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并认为迪士尼乐园是他的“超现实”和“内爆”理论的完美模型，在迪士尼乐园中，呈现给观众的是现实模型的完美仿照和模仿，是幻想和幻觉的游戏。此外，波德里亚对迪士尼乐园外的景象给予描述。在乐园内，是拥挤狂热的人；在乐园外，则是静静的一排排的汽车。强烈的反差体现了迪士尼乐园的虚幻世界对人的控制力，而掩盖了真实的世界情形。导致的后果是，人们很难分清迪士尼乐园和真实的社会有什么区别，迪士尼乐园成了符号的表述。

波德里亚的“内爆”理论是基于对大众媒体信息和网络信息的分析，结合其“符号化”理论而提出来的，预测了网络信息和技术等泛滥后的可能结果。

五、波德里亚网络技术观评判

（一）“内爆”的局限性

“内爆”是波德里亚拟像理论的终点，波德里亚的“内爆”描绘了人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破裂的场景，以象征交换原则建立起来的符号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内爆”场景中破裂了，人和网络符号一样，成为彼此独立的元素，不再发生任何联系，整个网络世界变得沉静，失去活力，而网络技术在“内爆”中也失去了技术的用武之地，走向消亡。

可见，“内爆”是波德里亚对于网络技术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网络符号关于未来前景的图景描绘，尽管波德里亚不承认自己是技术悲观论者，但他的拟像理论所展现的网络符号却毫无悬念地走向了消亡的境地，同时，波德里亚将拟像理论放之于四海，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文明，在“内爆”理论框架内，人类文明也走向了灭亡。

“内爆”的前景如此悲观，以至于很多宗教信徒或多或少以此为出发点，自认为找到了人类文明灭亡的依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波德里亚在他后期作品，如《致命的策略》《恶的透明》《美国》等著作中，以拟像理论对现代文明进行了分解，将人类目前的文明体系冲击得支离破碎。一方面，他的这些著作，和网络符号拟像理论一样，确实能够给读者关于现代文明以一定的警示，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演奏的却是人类文明的哀歌，而且是命定性的、必然的结局。

在波德里亚看来，现代文明“内爆”是无法避免的，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络符号呈现今天这个样子，除非网络技术的发展能重来一遍，并且在技术设计、技术应用、技术反馈几个阶段中完全按照象征交换原则来重建整个系统，否则，网络符号的“内爆”是必然的。和波德里亚不同，海德格尔尽管以“座驾”描述人类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的控制，但同时也提出了避免控制的方法是“诗和思”，在现代技术观上，波德里亚显然要比海德格尔走得更远，更为彻底。

实际上，和海德格尔技术观类似，在拟像序列的“超真实”阶段，人们已经成为网络符号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符号交换关系网的一个结点，即人们已经等同于网络符号，被网络技术所控制，这点和“座驾”所展现出来的人和技术的情形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在“座架”以后，转而提出了解决之道“诗与思”，“座驾”成为海德格尔现代技术观的终点，而波德里亚则从“超真实”延续到了“内爆”，“内爆”成为拟像理论所展示的终极图景。

那么，网络符号拟像理论如何从“超真实”走向“内爆”呢？即“内爆”的逻辑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会发生“内爆”？遗憾的是，无论在《象征交换与死亡》或是提出“内爆”概念的《仿真与拟像》中，波德里亚都没有给出明确的逻辑上的阐述，以网络符号为例，波德里亚“内爆”指的是网络符号交换关系网的破裂，其原因在于，面对网络符号的泛滥，人们变得麻木和沉默，变得不再关心网络符号，这样，和网络符号就不再发生任何交换关系，整个网络世界的象征交换原则被违反，因此，网络符号走向了“死亡”，这里，按照拟像理论，网络符号的泛滥状态和人们的沉默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即网络符号泛滥必然导致人们沉默，作为“内爆”过程的关键一环，关系到“内爆”图景的呈现与否。由此，网络符号拟像理论中的“内爆”图景，更多的是波德里亚拟像理论对未来的想象而已，有待完善。

（二）“拟像理论”评判

波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以及对现代技术的思考是有意义的。拟像理论之前，对于技术前景的探讨，在科技哲学领域，从来没有停止过，值得一提的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技术悲观论者对于技术前景的观点。海德格尔“座架”理论以现代高新技术为研究对象，上升到人类和技术的关系上为止，和海德格尔的技术“座驾”观点不同，波德里亚以象征交换原则为出发点，用拟像理论分析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波德里亚显然想要建立一个通用的哲学理论体系。

随着拟像理论的一步步上升应用，波德里亚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真实和非真实界限的消亡，生存和死亡的统一。在拟像理论框架内，人类千年的文明历程竟然最后走到了“符号”的无处不在，至此，波德里亚拟像理论陷入了一种虚无主义。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拟像理论之后，波德里亚又推出了诸多著作，如《致命的策略》《碎片集》等等，实质上都是拟像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延续。在这些著作中，波德里亚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消解，同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波德里亚也践行着他的拟像理论，例如美国伊拉克战争时，波德里亚看到了电视上播放的战争画面，认为战争其实并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影像的游戏，上述言论尽管引起民众的轩然大波，但这样的结论确实是拟像理论在现实中的反映。

象征交换原则是波德里亚拟像理论几个序列不断上升的依据，包括仿造、生产和仿真，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总的来说，在序列发展过程中，物一步步隐退，符号逐渐上升，直至符号完全失去原始的指向意义，而成为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也作为一种符号，参与了符号系统的构建，并和符号之间发生交换关系。

在此过程中，对物的符号化是波德里亚拟像理论的出发点，对于建立一种理论体系而言，从现实物抽象出某些共有的特质，然后上升为理论概念，这是哲学思维中不可缺少的步骤。对于现实物的符号化也是哲学家惯用的手段之一，自从符号学被创立以来，通过索绪尔、皮尔士、罗兰·巴特等众多符号学家的理论化抽象，符号哲学已经自成体系，并成为西方哲学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分支，但无论如何，波德里亚将象征交换原则作为贯穿拟像理论甚至人类一切领域的适用原则，有些片面之处。纵观人类文明，符号对于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人类有了将日常事务抽象成符号或制造符号或使用符号的能力，人类才能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可以说，人类文明构建在对符号的应用上。在此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还是人类自身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些先天能力，这种能力，才构成了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人的能动性才是驾驭符号发展的源泉。

在此问题上，波德里亚拟像理论的几个序列上升的过程，显然也是人的能动性不断失去作用的过程。仿造序列中，工匠以自然为摹本，对大理石进行改造，以人为摹本，制造木偶玩具，供人游戏；生产序列中，工人可以操作机器，制造机器人；在仿真序列中，人们可以操作计算机，制造网络符号；在超真实中，符号自成体系，自我参与符号的复制、运算等过程，伴随着人成为网络符号，人的能动性显然也失去了作用。

可见，波德里亚拟像理论实质上部分忽略了人的特点，把人当成是被动的物，也只有这样，拟像理论序列才能不断上升发展。但如果考虑到人的能动性，在拟像理论的高级序列“仿真”中，象征交换原则显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现实情形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很多被弃用的、不再有任何意义的网络符号，但只要网络技术仍然被人们所控制，网络技术在技术设计、技术应用、技术反馈中的缺陷就会不断被改进，网络符号也会不断地完善自身，不断被人们赋予更多的意义，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一种象征意义消失，另一种象征意义又会被产生。

［1］波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2］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Baudrillard's Philosophy on Internet Technology

WANG You-jun，YU Q-m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What is the prospect of the Internet？Thi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entral problems on study of technical philosophy in West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From France post-modern philospher Baudrillard's point of view，the fu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s undoubtedly pessemistic，which was reflected in his book Symbol Exchange and Death published in the 1970s and through which he came to fame．In the book，Baudrillard proposed the super-reality philosophy，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his thought and his criticism of technology and thus became the mark of his thought．The purpose of this theory was to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tech and show its prospects．In this paper，the network technology-targeted super-reality philosophy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udrillard's technical philosophy，and then some comment from the author made．

Baudrillard；super-reality philosophy；network information

B151

：A

：1006-723X（2015）08-0007-08

〔责任编辑：李 官〕

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规划项目成果

王幼军，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史、数学哲学研究；于骐鸣，女，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计算机史、计算机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