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北京 100029

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发展概况*

赵艳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北京 100029

从儿科理论的发展、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两方面就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进行阐述。

中医儿科学；民国时期；发展史

作为中医学的一门临床分支学科，中医儿科学亦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以民国时期为例，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虽相对滞后，但在理论和临床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了奚晓岚、奚伯初、钱同增、钱今阳、钱宝华、杨鹤龄、古绍尧、徐小圃、单养和、吴克潜等儿科名家，以及曾志斋《福幼奇书》(1911)，顾鸣盛《中西合纂幼科大全》(1918)，张山雷《小儿药证直诀笺正》(1923)和《钱氏儿科案疏》(1923)，陈守真《儿科萃精》(1929)，秦伯未《幼科学讲义》(1930)，叶隐衡《幼科指南》(1933)，吴克潜《儿科要略》(1934)，何廉臣《小儿诊法要义》(1936)，施光致《幼科概论》(1936)，恽铁樵《保赤新书》(1936)，钱今阳《中国儿科学》(1942)，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1949)等儿科名著，为后世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 儿科理论的发展

1.1 小儿生理病理特点 民国医家承袭古人观点，认为小儿气血未充，脏腑未坚，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但又天真浑噩，生机勃然，病因单纯，易趋康复。在此基础上，诸位医家结合临床实践而各有发挥。

奚晓岚及奚伯初认为小儿在生理上具有“体禀纯阳”之特点，曾言：“学儿科者，温病学重于《伤寒论》，小儿纯阳之体，适用于辛凉者多，辛温者少。”［1］主张儿科临床诊治应侧重清热养阴，用药宜寒凉滋润，创立了近代中医儿科寒凉学派。

徐小圃认为小儿属稚阳稚阴之体，力主治疗小儿疾患唯以维护正气为第一要务，特别强调阳气对于小儿的重要性，创立了中医儿科温阳学派，临证主张辛温以解表、温阳以扶正、温培脾肾、潜阳兼顾育阴，擅长使用温热药，常以麻黄宣肺为主治疗肺系疾患，疗效卓著，有“徐麻黄”之称。

钱今阳重视小儿生理特点，指出：“幼科既以颅囟命名，明示脆弱之意，而孩提又有芽儿之称，喻其如草木之萌芽，生气尚微，是以小儿之病，不可忽于保护其元气，用药切戒妄加攻伐，否则势必伤及脾胃”。钱氏在《中国儿科学》一书中又根据小儿病理特点，将儿科疾病分为初生、一般、特殊、大症四类，初生疾病指胎黄、胎赤、胎疮等在母体中感受病因而出生后即发者；一般疾病指感冒、痢疾等无论小儿、成人俱可见者；特殊疾病指鸡胸、龟背、五迟、佝偻等小儿发育不全所致者，为小儿所特有；大症指儿科四大要症痧、痘、惊、疳。

秦伯未指出，小儿病多由外感、内伤，即病多起饮食六淫，但又不能以饮食六淫限之，因“所欲不遂，啼泣乖常，能无伤肝；引逗取笑，欢喜逾恒，能无损心”［2］9故亦有七情之兼。

1.2 胎毒论与变蒸说 胎毒，指胎中禀受之毒，主要指热毒，是中医对某些儿科疾病病因的认识。古人有儿科疾病“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之说，民国中医仍主张此说，结合西医胎生学知识予以阐释，提倡优生之学。

关于胎毒的形成，有的医家主张是因胎儿出生时咽下羊水污血所致，顾鸣盛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胎毒的形成是在胎儿受孕之时，而非在胎儿诞生之际，并主张胎毒之说不可尽废。钱今阳也认为胎毒伏于胚胎始结之时，在母体之时复受饮食之毒，日积月累，儿受其毒，初生之时则发为赤游丹毒惊痘等症，并强调虽毒有轻重之分，多数则不能免，为父母遗毒所致。

围绕着胎毒说，民国医家在继承前世医学的基础上，结合西医知识，提出了遗传及遗传病，主张孕期护理及胎教，重视优生之学。如秦伯未指出：“父母有病，怀孕之时，波及子女，使子女生同样之疾苦，谓之遗染病”［2］10，并分为疾病与精神两方面。钱今阳结合西医学知识解释遗传病的成因，认为：“胎之成也，始于精虫与卵珠之互相混合凝结，而基于双方之染色素”［2］70-71，又指出：“他若遗传之有直系旁系隔世之分，此又系整个病理学，所谓属于先天性疾患”［2］71，钱氏还指出：“古代创胎教之说，近世重优生之学”［2］70，认为：“母气之感应于胎儿固甚关切，民族之良莠于国家之强弱，亦成正比”，提倡订婚之先，不论男女都要审察对方的体质与性情，因为体质关系到遗传，性情关系到胎教。

变蒸说是古代医家总结婴幼儿生长发育规律的一种学说，主要包括体格生长和智能发育两方面。秦伯未在《幼科学讲义》中列有“变蒸说”专篇，引《千金方》关于变蒸的论述，指出《千金方》变蒸之说，多为幼科所称道。秦氏反对明代医家王肯堂提出的心包、三焦不变不蒸的学说，认为心包、三焦有形可据，既不能屏于脏腑之外，也不能无变蒸之状态。钱今阳指出中医变蒸之说由来已久，认为古代医家所谓变蒸与小儿出牙时所见发热、烦躁、不眠、啮指拳、流溢唾液等证象相近，若无其他疾病证候，无庸妄投药石。

1.3 婴幼儿护养 小儿出生后，生长发育迅速，护养得当可减少疾病的发生，故中国医学十分重视婴幼儿调护喂养，民国中医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如钱今阳认为，小儿落地以后应从室内温度、洗浴除秽、断脐方法、穿衣宜忌、解胎毒方法、抱儿姿势、进乳宜忌等几方面谨慎调护。施光致也认为，婴幼儿出生后，若护持得法，则可免于病患。

关于婴儿初生时洗浴以除秽，民国医家多反对《千金方》中“初生小儿不浴而待毛落”的观点，如钱今阳认为：“不浴亦非良法，惟宜不冷不热，速为洗毕耳”［2］71。关于断脐方法，古代医家已认识到断脐不洁易致危害，因而主张烧断、烙脐、铁器水煮等，在此基础上，民国医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断脐，不可过长过短，覆以纱布药棉。关于拭口、解胎毒之法，钱今阳、秦伯未、陈守真、吴克潜、施光致等医家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要先以丝绵软帛裹指，每日拭洗以解胎毒，并可内服中药，但反对苦寒克削。关于哺乳，钱今阳提倡生母自乳，并指出若生母无法哺乳，选择乳母时一定要考虑其性格、身体状况，生母或是乳母患有疾病时则宜另选乳母或采用牛乳、代乳粉等人工喂养方式。此外，在室内温度、穿衣等方面，各医家亦多有论述，且观点十分科学，今日看来，仍有价值。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婴幼儿养护的专著，如顾鸣盛著《小儿按年养育医治法》，阐述不同年龄段的育儿方法，并载有小儿食物烹调法，兼顾养育和医治两方面；李琴圃著《婴儿养育法》，载述初生调摄、哺乳规则、牛乳处理等，强调人非生而能健壮，必恃养育，保养非施于年长，必从婴儿即注意谨护。

2 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2.1 麻疹 麻疹又称痧疹，或名瘄子，系古代儿科四大症之一，过去在我国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大流行，对小儿危害甚大，近代医家在儿科专著及综合性医著中对此病多有论述，十分重视。

奚晓岚对麻疹的诊治颇多独到之处，指出麻疹是阳邪热毒，必须排出体外，言其症以实热居多，外发须以透密为佳。奚氏强调麻疹辨舌之重要意义，认为麻疹顺证只须护理得当，可不药而愈，若病轻药重，反伤正气，并注重观察麻疹之色泽及疹形以推断其预后。对于麻疹所用方药，奚氏用辛凉者多而辛温者少，尤其重视白茅根的应用，认为该药味甜可口，易于下咽，是麻疹发疹期中必用之引药，但亦不墨守成规，如遇先天不足、元气虚弱者，亦采用扶正达邪之法。

徐小圃指出，麻疹的病因并非胎毒，而是天行疠气感染所致，并且小儿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程中不乏兼感寒邪者，故不可泥古不化而概用清凉之品，凡遇风寒束肺之证，即当施用解肌透疹之剂，常用升麻葛根汤加麻黄，或加桂枝，或加附子而取效。

钱今阳认为小儿最易感染麻疹，常发于冬春二季，普遍传染，并认为感染本病后并不能永久免疫，指出西方医学对此病的病原体尚未能阐明，即依据细菌学而阐明其病原，也不甚明了；中医学对此病病因的认识也不一致，将其分为胎毒蕴于肺脾遇外感引发、肺胃蕴热外发、天行时毒等3种。

钱宝华在小儿麻疹诊治方面经验丰富，撰写《沪渎近案》一书，皆为小儿麻疹病案，记录诊病过程、处方用药及按语，病案用语不多，但诊治要点突出。

此外，徐润之指出治麻疹不宜用辛温之药，尤其是在南方及春夏之际，认为麻疹属热化者多而寒化者极少，主张治疹用凉，兼解时毒。薛润珊以中西医理论合参论述麻疹发病、各期证候和顺逆症等。李聪甫所论融合中西，提出麻疹禁用升麻、桔梗、甘草、人中黄，麻疹正出时慎用黄连、石膏等。龚香圃认为麻疹乃胎毒，感天地邪阳火旺之气，自肺脾发出，麻出贵透表发，已透宜清，没宜养血，忌寒凉、辛热、补涩。

2.2 痘疹 痘疹指天花与水痘，均为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自古有“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之说，形容其瞬息万变。新中国成立前，痘疹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中医界治疗此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国时期尤其达到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公元1911—1949年间，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痘疹的专著有140余种，可见研究之盛。

钱今阳将痘疹分为天痘(又名天花或痘疮)与水痘(一名风痘)两大类，认为儿科四大症中以天痘病毒最深，变化多端，指出虽牛痘接种术发明以来该病日渐减少，但流行仍十分猖獗，死亡率甚至高于往昔，号召中医界一定要重视古代中医所固有的治痘之学，这种思想今日看来仍具深意，关乎医界对于一种即将消亡或已经消亡疾病的态度，即疾病虽罕见或绝迹，但前人的治疗经验不应废弃。

关于痘疹的病因，钱今阳认为天痘之病因系一种病原体，其毒素存于痘疮之脓疱内，由空气或接触而传播于健康人，胎儿则由胎盘血行而感染，并指出若从中医传统认识出发，则以先天病毒(胎毒)为主因，感风感寒为诱因。水痘虽与天痘一样具有传染性，但钱氏认为其病原菌尚未发现，大抵由于气候晴雨不时，风热郁于肌表而致。吴克潜不废旧说，主张是胎毒与时行相合而为患，言“考痘证之原，由于先天，盖当成胎之时，父母欲火之遗毒蕴藏于胎儿骨髓深处，触于岁时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发”，认为母体胎教很重要，母体孕期接受胎教小儿即便发痘亦多属易治，若孕期纵欲无度，则小儿出痘最易夭亡。陈守真认为，痘证的发生与时代、地域、气候等亦有一定的关系，因毒有浅深之别，故症有轻重之分。

关于痘疹的诊治，秦伯未在《幼科学讲义》中将痘疮分为发热期、放点期、起胀期、灌浆期、结痂期五期，每期又依主症论述其进程、症状、诊断、治疗、方药、救逆等。钱今阳在《中国儿科学》中指出天痘普通潜伏十至十四日，即行发病，可分为前驱期、发疹期、水泡期、灌浆期、干燥及结痂期、落痂及剥屑期，对每期的主症、合并症、诊断、预后、治法、方剂一一详述。

在牛痘接种术的普及传播方面，民国中医亦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撰书介绍、理论研究、设局传种以及亲自施种等。

2.3 惊风 惊风分为急惊与慢惊两大类，以急性脑炎、脑膜炎、肺炎、中毒性痢疾等引起的急惊风尤为多见。慢惊风常发生在大病后久虚不复或营养不良时，多因脑炎后遗症、婴儿手足抽搐症、大脑发育不良等疾病损伤元气所致。无论急惊、慢惊，均是历代儿科医家研究的重点。

奚氏对急惊风与慢惊风论述颇详，首先从病名入手进行分析，进而阐述其病因，认为急惊风之病因，不外乎心火与肝胆为病，因惊之所伤，由心及胆，由胆及肝，遂致心君之火与肝胆之相火风木相并而发；慢惊风一般是在呕吐腹泻及大病之后形成，系脾胃虚损，脾虚则肝木乘之。治疗方面，急惊风当以镇惊定怯、安养心神为法，佐以熄风化痰、甘凉清热、芳香开窍、导滞通腑等品，反对用表散药，以防耗伤阴分，并自制宝金丸、辰金丸二方，以助汤药之功。对于慢惊风的治疗，前人悉用温运脾阳法施治，所用药物皆属扶土温中、培本固元之剂，如六君子汤加干姜、理中汤加附子等以回阳救逆为主，但奚氏认为伤阴亦能成慢惊风，此种情况当滋阴以为治，并将慢惊分伤阳、伤阴两大类：脾阳虚弱，舌质不红、大便不臭、肢冷鼻厥者，应以温补脾阳或回阳救逆为主；脾阴已伤、胃阴已耗，舌质绛红、大便秽臭、内热不尽者，当以养胃阴为法，并提出辨舌是诊断伤阳、伤阴的关键。

秦伯未分别论述急惊、慢惊、慢脾，指出三者受病之因不同而症状各异，其中“急惊属阳，必有阳热有余等实象；慢脾属阴，必有阴冷不足等虚象；至于慢惊初得之时，阴阳尚未过损，或因急惊传变而成，其中常有夹痰夹热等证，故属半阴半阳”［2］26，治疗当分虚实寒热。秦氏之论，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是这一时期大部分医家的共识。

钱今阳释以今说，提出惊风即脑脊髓膜炎，且病有续发、原发之异，虚实之分，急慢之别，急惊为实，慢惊为虚，变为慢脾风则属类惊之列，提出急惊风又可分为急性脑膜炎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两种，急性脑膜炎多由他病续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因为双球菌感染。治法方面，钱氏认为急性脑膜炎当标本兼治，治本即治其原发病，治标可分清脑(旧称清心火)及镇静神经(旧称平肝风)两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症状重，预后差，可用中药对症治疗。关于慢惊之因，钱氏认为由于小儿营养不良、脾胃虚损、血液不足而致神经衰弱所致，相当于西医结核性脑膜炎，由于软脑膜上生粟粒结核发疹而起，多系遗传疾病。2.4 疳证 疳证是指小儿因脾胃虚弱，运化失司，而致脏腑失调，气液干涸，形体瘦弱之慢性疾病。

奚氏对疳积的诊治，特点在于先天重于后天，脾肾必须兼补，先天不足者则遵循形不足则补之以气、精不足则补之以味的治疗大法，以营养为主、药饵为辅，处方亦不过养阴扶正、健脾和中而已；若后天脾胃损伤所致，则以消积化虫、调和脾胃为治疗大法，并根据病情之轻重缓急而选择适当之驱虫药物。

钱今阳认为前人虽有五脏疳积之分，但当以脾疳为主。对于疳积的治法，钱今阳认为不离攻补二途：“初起之时，病在积滞，多属实证，治常先去其积，兼以杀虫之品，后乃调理脾胃。中期虽渐呈衰弱之象，然有形之积尚存，多见虚实夹杂之症，治宜清热和化。末期则症势重笃，乃纯虚之症，治宜着眼于虚字，而宜以培补。”［2］189

在疳与积的关系方面，近人多主张积为疳之母。如秦伯未指出：“积为疳之母，有积不治，则成疳疾。积者，肠胃所生病也。”［2］35认为小儿乳哺未息，胃气未全，谷食未充，此时若喂养不当，恣食生冷肥甘，则渐生积滞，久而成疳。钱今阳也说：“盖积乃疳之母，疳由积而成，积易治而疳难医，二者可合而实应分也。”吴克潜则主张因疳成积，曾言：“疳积者，因疳而成积也。夫疳证之源起于肠胃之受伤，肠胃既伤，食不易化，于是乎成积至易。动辄成积，疳证非但有难愈之望，抑且有加重之势。”［2］512无论因积成疳抑或因疳成积，疳证成因不外乎脾胃受伤，营养失调。

又有疳痨一证，大都由于体质虚弱，营养不足，疳积失治，传变而来，但亦有因感染结核杆菌寄生而致者，如肺结核、肠结核、淋巴腺结核等，系结核性疳痨，如钱今阳即持此说，并认为五脏疳之肺肾二疳即属此类。

2.5 儿科外治法的发展 小儿病患，诊断尤难，服药不便，历代儿科医家多强调以推拿等外治法代替药物治疗，有手到病除之功，民国时期的中医儿科外治法也续有发展，尤其是出版了一些小儿推拿专书并出现了以罗兆琚、单养和为代表的儿科推拿名家。

此期出版的小儿推拿专著有《小儿推拿秘诀仙术》(1911)、《周景濂先生小儿推拿总赋》(1911)、《小儿按摩术》(1921)、《幼科推拿方剂集成》(1928)、《推拿新书》(1931)、《增图考释推拿法》(1933)、《小儿百病推拿法》(1936)、《推拿全书》(1939)、《小儿推拿辑要》(1949)等。其中，《周景濂先生小儿推拿总赋》载录了儿科常见病推拿配穴，并附二十八幅人体图以明穴位；朱裕原撰《幼科推拿方剂集成》，倡导治疗小儿疾病，先之以推拿，继之以方剂，全书首列推拿图说并配有歌诀；《增图考释推拿法》系许敬舆等增释清代儿科推拿名医夏祥宇《保赤推拿法》一书而成；陈景岐编《小儿百病推拿法》，讲述推拿总法、推拿分治法及百病分门推拿法等，内容多以歌赋形式写成，便于记诵及应用；罗兆琚《小儿推拿辑要》着重介绍小儿推拿穴功用、推拿疗法等，另载头面指掌诸图八幅，注有小儿推拿常用一百余穴。

此期儿科推拿名家以单养和最具代表。单养和指出，为小儿实施推拿术时医生态度必须和蔼可亲，善于诱嬉患儿，以争取合作，便于施术。施治时，手法宜轻宜活，以不擦红皮肤为佳，并常以挥发油作润滑剂，以保护皮肤，医生亦必须经常锻炼指力，熟练手法，使大拇指动转灵活，达到“推豆腐不碎”的轻灵程度。推拿的速度宜快，一般在15～20分钟内要完成每个穴位200～300次，以利于小儿接受治疗，并加强对经络的刺激，增加疗效。单氏推拿经验丰富，临证常用十种推拿手法，即推法、拿法、按法、摩法、揉法、摇法、运法、掐法、分法、搓法，操作娴熟，疗效显著。

纵观民国时期中医儿科学的兴衰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此间中医儿科学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改变了其固有的运行轨迹，身处危难，但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临床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现代中医儿科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1］ 奚伯初.奚氏儿科经验简介［J].上海中医药杂志，1962(6)：6.

［2］ 陆拯.近代中医珍本集·儿科分册［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The Development of TCM Pediatrics in Republican Period

ZHAO Yan
Staff Room of TCM Different Schools Theories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CM pediatrics in republican period are illust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ediatric theory,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ediatric diseases.

TCM pediatrics;republican period;development history

R272

A

1004-6852(2015)10-0075-04

2014-08-20

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编号ZZ060801)；北京中医药大学“百年中医史研究”课题资助项目(编号02078)。

赵艳(1977—)，女，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学位，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