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世仇”经“立宪”到“革命”:李大钊思想变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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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英

(武夷学院思政部，福建武夷山354300)

摘要:通过李大钊的文章可以了解到，李大钊一生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经历了前反满清、反满清、资本主义立宪、无产阶级革命等几个时期。一位反对暴力和革命的谦谦君子最终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个历程，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

关键词:李大钊;社会主义;宪政;革命;无产阶级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个思想转变过程。对这个过程加以考察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中国近、现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转变过程的缩影和典型。李大钊的思想转变这个“小”问题，折射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状况、道路选择等“大”问题。虽然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文字，能为我们提供一些他的思想转变的线索。

通读《李大钊全集》(以下简称《全集》)①本文所说的《李大钊全集》，指的是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版本。可以发现，李大钊的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和多元性特点。本文从李大钊的文字中抽出“九世仇”“立宪”“革命”三个语词，作为与李大钊思想、政治倾向相对应的三个阶段的概括，即:反满清时期、资本主义立宪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及的这几个语词，需联系前后文和具体语境，并且，在参考的角度上理解。剥离了这两点将其绝对化，将失去任何意义。

一、“九世仇”: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反清排满倾向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学习。投考这一学校的缘由，据李大钊1927年《狱中自述》所言，是“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266。李大钊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为这一缘由作了最好的注脚。在这种求学态度下，“深研政理”有所收获是一定的。然而，这并不等同于“挽救民族、振奋国群”愿望的实现。因此，李大钊常常感叹自己在虚度光阴:“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1］233

李大钊通过这些诗句宣泄了苦闷，却并未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也鲜有文字记述自己辛亥革命以前思想的变化及其缘起。关于1907—1913年间求学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李大钊在1927年的《狱中自述》中只简要地说了这样一句:“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滕高。”［1］226

尽管如此，仔细考察会发现，在写于1908年底至1909年初①《李大钊全集》中标注的时间是1909年。学界主要有1909年和1911年辛亥革命后两种说法。笔者对这两种说法有所质疑，主张《岁晚寄友》作于1908年12月至1909年1月21日之间。具体论证请参阅笔者的文章《〈岁晚寄友〉写作时间质疑——兼论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政治倾向》。的《岁晚寄友》中，李大钊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即:反满清之统治。

《岁晚寄友》共两首，第一首是这样的:［1］235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岁晚军书急，行人归未归?

标题中的“友”，笔者认同指蒋卫平的说法。蒋卫平(1883—1910年)字大同，与李大钊同为直隶省永平府人，曾为同学。1905年后，蒋卫平因抵制美货被政府批捕，后出逃东北，在那里从事抗俄、反清等活动，被称为“关外大侠”“东方圣人”。

“九世之仇”，典出《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说的是齐襄公报九世前齐哀公因纪侯向周天子进谗言而被烹杀之仇，后多指时间久远的国仇等深仇大恨。这里的“九世仇”“十年”，笔者认为是李大钊从蒋卫平的角度写的。②具体理由请参见前条注释中提及的笔者的文章。结合这首中的辽宫燕向汉家飞、第二首中的遍树汉家旗等语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两个词:满人入关后，嘉定屠城、扬州十日、大兴文字狱等旧恨，“割地失权，耗财受辱，日甚一日，迨至甲午以后，强邻环逼，国势日危，岌岌乎不能自保”［2］3以及扼杀维新变法、杀戮六君子、镇压爱国运动、残杀爱国志士等新仇，终于将蒋卫平等爱国志士逼上反满清统治的道路。十年来，蒋卫平始终未改恢复“故国河山”、挽救民族危亡的初衷，从事着各种救国和报“九世之仇”的反清活动。

虽然诗中说的是蒋卫平，但肯定和认同他，本身包含了李大钊自己的态度。比如，在显性层面，诗中，“堪报”一词明显、明确地代表着李大钊对满清统治的态度:要救国就要推翻满清统治!而辽宫燕向“汉家”飞、遍树“汉家”旗等语句，也都在以肯定的语气表明同样的态度。

有学人指出，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校读书时，曾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拥护君主立宪。笔者对于这点并无质疑。但是，从前文所述诗句来看，1908年底至1909年初，李大钊的思想显然已不再停留于此。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前提是寄希望于满清皇帝。李大钊若依然追随康、梁的步伐，则他说出“九世仇堪报”等话语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岁晚寄友》显示，至少自1908年底至辛亥革命，李大钊倾向于同情甚至支持反清排满的革命运动。这是李大钊在其挽救民族、振兴中华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

二、“立宪”: 1912—1918年李大钊的思想、政治倾向

辛亥革命后数年间，李大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进、革命。相反，他站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立场上反对革命。关于李大钊，学界研究成果颇丰，但鲜有成果论及他有过反对革命的时期及其原因与表现。

断章取义地看上述这段话，会以为笔者在诋毁和丑化李大钊。事实正相反，因为这个阶段的存在，在笔者看来，李大钊可亲、可敬等特点更为凸显。这个阶段说明，李大钊并非天生的革命者。但就是这样一位敦厚的、反对暴力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最终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无所畏惧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过程本身能说明很多问题。读李大钊的文章，能了解到这样一个阶段的存在及其原因。

李大钊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他以为，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政府，能为一雪国耻、重振国威提供制度前提和可能性。辛亥革命后，虽然他看到“国基未固，百制抢攘”，再造中国异常艰难，但他以为，只要“当世贤豪”们“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一定能够“隆我国运”［3］1。他没想到的是，新政府“尺移寸度”数月后，“犹在惶恐滩中”［3］1。李大钊为后帝制中国的建设忧心忡忡。他总结了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牵滞民国建设的六大问题，概括了党私、省私、匪氛等民国建设的三大隐忧。［3］1-3这篇写于民国政府成立半年时的《隐忧篇》，体现了李大钊对新建立的民国的强烈使命感、忧患意识以及寄予的期望。

其后，李大钊一再看到，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并未如爱国人士期盼的那样令国家走向富强、给百姓带来福祉。革命前后，名义上是专制与共和的区别，实际上是全国一个专制君主与一省一个专制都督的区别。结果，“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3］12。对此，李大钊极为不满:“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3］10

即便民国如此乱象丛生，痛心疾首的李大钊并未萌生继续革命以建立一个“善良之政府”以达再造中华的目的。他以百折不挠的精神研究、揭露和阐发共和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撰文和发表演说号召国人再造中华。他的再造中华的路径是:制定、完善“善良之宪法”，实行宪政。这段时间，他的政治倾向明显地表现为:站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和革命，主张努力在现有资本主义共和国体的框架内实行宪政，将国家、政党、官员和国民的一切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他迫切希望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推进民国建设，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治平之幸福，究何所凭依?乃在确有实力足以保障此治平幸福之宪法”［3］95，“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托……有善良之宪法，始有强固之国家”［3］201。

此一时期，“立宪”“宪法”等是李大钊文中频频出现的核心语词，它们彰显着李大钊在其时的中国实行宪政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相关文章有: 1913年的《弹劾用语之解纷》《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欧洲各国选举制考》《各国议员俸给考》，1914年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1915年的《〈中华国际法论〉译叙》，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权》《政谭演说会之必要》《祝九月五日》《国庆纪念》《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1917年的《孔子与宪法》《议会之言论》《政论家与政治家》《爱国之反对党》《立宪国民之修养》《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受贿案与立宪政治》《暴力与政治》，等等。

李大钊关于宪政的考察涉及方方面面，既包括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颁布、政府和官员应该以及如何依法行政等诸事宜，也包括实行宪政对国民素养的要求。他期望国民提高思想觉悟，成为具有自由精神和保持国之权威、尊重人之价值的“立宪国民”［3］45-164。

与上述诉求相适应的，是李大钊对暴力和革命的合乎逻辑的排斥。此一时期，李大钊在频繁使用“宪法”“立宪”等语词的同时，也频繁使用“暴力”一词。只不过，对前者是主张，对后者是拒斥。比如:

在1913年的《原杀》中，李大钊对暴力的拒斥显而易见:“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3］45此处所言暴力主要指暗杀。

在1914年的《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中，李大钊将1913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合约后，国民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称为动乱:“去岁南中再乱……”［3］93。显然，这是站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立场才会有的口吻。

在1914年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李大钊认为，“善良之政治，非可以暴力求也”［3］101。他从道理上阐述“依暴力不能得平和之理”之外，还列举了他认为“足以征之”的事例，即“法之陈迹，葡之现情”，来加以说明。对于法、葡二国使用暴力手段及其后果，李大钊的认识是:“法以百年之血历史，易得者仅勉为共和，而其所以能勉为共和者，尤非纯为杀人流血之制造，实赖一二明敏稳健之政治家，投袂于骚乱之后，收拾儳伧，爬梳棼绪，俾暴力潜销而隐戢也。葡人今犹不悟，仍逐革命流血之濛雾，以求良政治，徒演法兰西之惨史以震駴世人而外，他无所得也。”［3］101-103具体到本国，李大钊认为，“当局者凭一时之势力，以图除尽异己之根株，吾人已叹其误”;“民党各派之弗循正轨，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悯其愚。”［3］104李大钊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扬汤止沸，不如抽薪”，而抽薪之关键在于“深蕲其豁然憬悟”。他以为，这样便能“自纳其力于正轨，静待机势”［3］104。显然，在其时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解决办法苍白无力。

有学人指出，李大钊有过拥护袁世凯的时期。笔者不敢苟同。李大钊只是希望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纠纷和问题，以保证国家统一、稳定，进而群策群力、奋起直追、建设民国、振兴中华而已。其出发点是国家和人民，支撑点是政治理想而非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作为个人或总统的袁世凯。质言之，反对暴力、维护统治秩序，于李大钊而言是强国手段而非终极目的。李大钊1915年的一段话可以视为对这点的注解。［3］117-118李大钊说，他“痛恨于前清末季，民国初年，朝野上下之忘仇寡耻，徒事内争，颓靡昏罔之人心”。他认为，如果“一经创辱”，便“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那么，“今日欧洲莽怪之风云，宁非千载一时、睡狮决起之机，以报累代之深仇，以收已失之土地”!果然如此的话，则“从此五色国旗，将亦璀璨光耀于世界”。但事实却是，民国以来，“操戈同室，时机坐误”。李大钊的愿望固然好，但政客们显然和他所思所想不同:他忧国忧民;政客们追权逐利。

李大钊对暴力的态度有所转变，文字上的表现是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文末，李大钊将从云南开始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称为“南中倡义”，而不再将其与称谓“二次革命”一样称为“南中动乱”。不仅如此，李大钊甚至对此次暴力革命大加赞扬:“今者南中倡义，铁血横飞，天发杀机，人怀痛愤，此真人心世道国命民生之一大转机也。”［3］164

表面上，对于暴力从反对到肯定，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他思想的内在逻辑没变。之前反对暴力是为了在稳定环境下实行宪政、再造中国;此时肯定暴力是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阻断了在共和国体下实行宪政的道路。之前和此时，李大钊思想的着眼点都在宪政，核心都是再造中华。所以，在肯定完“南中倡义”后，李大钊继续沿着以前的思想轨道，抨击专制，宣传立宪。

1917年，李大钊文中的暴力和革命开始有所区别，不再是混为一体的状态。在此前提下，李大钊对革命有所肯定。比如，在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中，李大钊指出，“世界之进化无止境，即世界之革命无已时”。但是，这里肯定的，主要指推翻帝王统治的暴力革命，通过它，“帝王之运命，将渐绝于兹世”［4］1。在逻辑上，它还是为立宪政治开辟道路。

在1917年4月的《受贿案与立宪政治》中，李大钊继续在区别暴力与革命的前提下肯定后者。一些人认为，革命一次，国家的政治、社会、风纪、道德就堕落一次。李大钊对此给予了否定。他说，罪恶不是革命的结果，革命却是罪恶的反响。因为经常发生革命的国家，必定是“群治腐败”的国家，其道德的堕落，“不在革命勃发之日，而在专制积弊之时”，经常发生革命，就是“罪恶积重”的结果。革命不但不会导致道德堕落，反过来，革命一次，罪恶便经“庄严之血涤荡一次”，那些遮盖罪恶的伪面具便被剥去一层，罪恶的事实便显著一分。［4］15

尽管对革命有所肯定，李大钊并未对其持欢迎态度。在1917年10月的《暴力与政治》中，李大钊指出，立宪时代，国家的建立基于民意;基于强力是专制时代的普遍现象。他说他不单纯反对革命，但无论何时都反对暴力。反对的“终极目的”，在“消免革命之祸”。因为，“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虽不必尽为暴力之反响，而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4］171-181基于暴力与革命的这种认识，李大钊指出，若反对革命，就应当先反对暴力，先排斥恃强为暴的政治。从他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虽然“不单纯反对革命”，却从根本上不希望革命发生。因为他反对暴力，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暴力必定导致革命，而革命不能产出良政治。

总之，这个阶段，李大钊极力主张在民国框架下实行宪政、再造中国。为此，他拒斥暴力和革命。

三、“革命”: 1918年7月以后李大钊的思想、政治倾向

国内、国际形势在变化。从1918年7月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受到一些事件和思潮的影响，思想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他不再把强国希望寄托于维护统治秩序前提下的宪政;他对暴力和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下文依据李大钊的文本，对这段时间内李大钊思想的特点和变化脉络略作考察和梳理。

(一)颂扬革命

在1918年7月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等文章中，李大钊开始歌颂革命。比如在《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中，李大钊肯定俄罗斯文学的作用的时候说:“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4］234既然李大钊肯定俄罗斯文学的积极作用之一是“革命之先声”，那么，这里的“革命”自然不再是李大钊反对的对象，而是歌颂的对象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大钊歌颂道:“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4］239此时，李大钊决然不再提防止革命，而是以花来比附革命。

在发表于1918年7月《言治》季刊第3册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对法国革命的评价截然不同于1914年。前文已述，1914年，李大钊把法国革命当作反面例子;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认为，“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都奠基于法国革命。［4］225李大钊对法国革命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了他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

但此时，李大钊并没有将革命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从文字上看，俄国的革命和革命文学，极大地影响了李大钊对革命的看法。李大钊将俄国革命视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4］228在1918年11月《庶民的胜利》中，这层意思被明确地表达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4］256。可见，李大钊一开始了解和介绍俄国革命，就将其定位在“世界革命”这个维度。于李大钊而言，从逻辑上说，正是有了这个维度的认知，才有了后来投入和推进中国革命的结果——中国在世界之中。

在1918年12月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李大钊对Bolshevism、社会主义、马克思都只具有模糊的认知，但他已经将它们与世界劳工阶级、世界革命、二十世纪新潮流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不仅颂扬革命，还以欢迎的态度对待“俄罗斯式的革命”“二十世纪式的革命”，他说:“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4］263

在1919年元旦的《新纪元》［4］266-268中，李大钊进而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如果说，李大钊之前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颂扬革命的话，这时，李大钊已经开始把中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个人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既然有这样的曙光照过来，“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有益人类的工作”是什么，李大钊没有明确指出，但他显然不再拒斥革命手段;他的强国理想显然也有了不同于实行宪政的新思路，只是，这一思路尚在生成中。

在1919年2月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中，李大钊以欢迎和期盼的态度指出，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4］287。

综上，从文字上看，1918年7月以后，李大钊对革命有了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其原因之一，是恶劣的政治环境、俄国革命文学及革命事件等的影响。

(二)二元改造

然而，此时的李大钊并未因为对革命态度的转变而认定革命是挽救民族的主要手段。他的文章，留下了他这个时期受马克思学说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痕迹。他的思想在无政府主义的“互助”与马克思学说的“阶级竞争”间调和。比如，在1919年7月的《阶级竞争与互助》［4］354-356中，一方面，他推崇Ruskin、William Morris和Kropotkin的“协和”“友谊”与“互助”法则，认为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人类“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认为“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另一方面，针对人们关于“Karl Marx倡的”阶级竞争说的困惑，他解释说，马克思并不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而是认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竞争是人类真历史前最后的阶级竞争，“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在李大钊这样的理解中得到了和解，李大钊因此而得以继续坚持他的“心物两面的改造”的主张。

在1919年7月的《我与世界》短论中，李大钊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4］360，字里行间都是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痕迹。虽然在1918年底的文章中，李大钊已经提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但直到此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显然还没有系统的了解。他既不能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社会现象，也没有充分认识到通过现实斗争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权以改造中国的必要性。他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色彩仍然浓厚。

(三)重视“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在《真正的解放》短论中，开始将解放与现实的努力联系起来:“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4］363这里，“抗拒”“打破”等字眼，是理论付诸实践的体现。但具体通过什么途径，李大钊未曾提及。在不久之后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我们看到，李大钊已经倾向于以“主义”作工具解决社会问题。

在1919年8月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钊在阐述“主义”的作用的时候说:“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5］3辛亥革命后、1918年以前，体现李大钊思想的他的文章的重心，都在主张消除暴力和革命，实行宪政，此时，李大钊却明确主张将社会主义作为工具，驱除官僚强盗，逻辑的转变显而易见。这里，李大钊没有明确将主义与革命联系起来，但是，他已经有了将主义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思想。这是一个全新的视界和思路。这以后，李大钊开始了凭借“主义”解决问题的思想历程与社会活动实践。该文中，李大钊还强调了阶级竞争在解决经济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主张用阶级竞争说的学理作工具，开展工人联合的实践运动。

(四)倡导运动

对于马克思学说，李大钊逐渐从学理研究转变为实际运用。他运用它分析问题，并试图用它改造中国。其时，李大钊将学说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倡导各种运动。比如，在1919年9月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李大钊指出，物质改造的运动，是本着工勤主义的精神，创造“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5］12这里，李大钊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经济基础的力量大于文化等上层构造的力量，认为必须改变经济的构造，才能改变文化的构造。为了改变经济构造，李大钊号召少年们到山林村落去，投身劳动，宣传人道主义，使文化的空气“与山林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使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少年中国’”。［5］13

在1920年1月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李大钊主张“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5］167由重视笼而统之的“主义”，发展到重视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这担负新时期历史使命的阶级，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层。

在1920年1月的《知识阶级的胜利》中，李大钊总结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5］174视知识分子为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是李大钊对知识分子在救国、强国运动中担负的责任的定位。作为“知识阶级”的一员，他始终以理论和社会活动实践，发挥着先驱者的作用，诠释着先驱者的概念。

在1920年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中，李大钊指出，中国1920年时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5］195李大钊这样说的意思十分明确:他不满意于“运动”只表现为少数文人文字上的宣传，他希望看到的是劳工阶级广泛地参与到现实的运动中。只有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中国才有再造的希望。

在1920年8月的《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中，李大钊认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5］209。以这个认知为前提，李大钊说:“我们全国的市民，要随时到处自由会合，取应有尽有的手段，作我们的运动，非达到目的不止。”［5］210“取应有尽有的手段”的思想表明，马克思学说于李大钊而言，已经远远不止于学理层面的意义。沿着这个思路向前，李大钊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

(五)明确方向

在1921年1月《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5］255-256中，李大钊说:“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刻实行社会主义，这件事目前已经成为议论的中心问题。”不少人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要先发展实业，李大钊却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换言之，他主张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由此，李大钊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

在1921年3月《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5］269-271，李大钊阐述了“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互为因果。所以，他说:“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虽然，李大钊看到，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而且，“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他还是认定，“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这“另种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李大钊还看到，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和Communism的人不少，但还没有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他的想法是，“C派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97页将其注释为“指共产党”。笔者认为，根据上下文，这个C是Communism的缩写，而非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所以，“C派”指共产主义派，而非指共产党，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托付。”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把组建劳动人民的政党、鼓动民众运动、促进中国彻底改革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明确。

在1921年3月《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和写给费觉天的信里，李大钊继续明确表达自己对于振兴实业与实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5］272-273“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5］277-278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大钊考虑到了革命手段的必要性。比如，在1921年3月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李大钊在肯定俄国大革命代表俄国精神和人类共同精神之外指出，“他底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5］285至此，李大钊不但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还明确了革命手段。［6］

综上，李大钊的思想和政治倾向，经过了前反满清、反满清、资本主义立宪、社会主义革命等几个时期。其中，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个相对宽泛的大阶段，在这个阶段，李大钊从歌颂俄国革命，到重视“主义”的作用和群众运动，再到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组建政党、采取革命手段，认识逐渐深化，方向逐渐明晰。李大钊终于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由学者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7］

李大钊在1919年的《牺牲》中曾说，“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5］84李大钊虽然生命短暂，但他以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以自己的壮烈牺牲，延长了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历史不会忘记，在求得民族独立和中华振兴的道路上，有李大钊这样一位忧国忧民、赤忱乐观、上下求索、与时俱进的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苏继祖，梁启超，等．清廷戊戌朝变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王昌英．《岁晚寄友》写作时间质疑——兼论辛亥革命前李大钊的政治倾向［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7］马雪，张牛．“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 46．

(责任编校:杨睿)

Study on the Change of Li Dazhao’s Thought From“Nine-Generation Hatred”via“Constitutionalism”to“Revolution”

WANG Chang-ying

(Divi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Wuyi University，Wuyishan 354300，China)

Abstract:Li Dazhao’s articles reveals his four periods of thought and political tendency all through his life: pre-anti-Manchu Dynasty，anti-Manchu Dynasty，capitalist constitutionalism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that a modest intellectual who opposed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eventually became a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concentrates China’s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Li Dazhao; socialis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revolution; proletariat

［作者简介］王昌英(1972—)，女，安徽广德人;武夷学院思政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XKS010)“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研究(1899—1923)”;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JAS14294)

*［收稿日期］2014-11-03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5．02．014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5) 02-009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