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明喜，张 燕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重庆400067)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为深入研讨新型城镇化形态、发展路径及其政策措施等问题，2014年9月底，中央编译局“第五届比较研究工作坊:‘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研讨会在重庆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和重庆工商大学共同主办，重庆工商大学“成渝经济区城市群产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收到入选交流论文30余篇。论坛就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统筹城乡与城乡一体化、农民工市民化、城市社会治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本文拟对与会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述评。

一、新型城镇化布局与发展形态等讨论

与会学者研讨了健康城镇化、发展大城市区、城市群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镇设“市”等理念或政策主张，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厦门大学罗思东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演进:从小城镇化到大都市。他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阶段的城市化政策文本为依据，系统梳理城市化政策重心转换过程及转换的宏观背景，再重点结合我国城市化道路之争，论证我国城市化从改革之初以小城镇优先发展到当前强调大都市地区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合理分工与协调发展，政策重心转换具有现实必然性，顺应了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他认为城市化应由外延式扩张，转变为内涵式发展，应将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与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作为政策的重心。①罗思东:从小城镇到大都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的演进，载《第五届比较研究工作坊: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论文集》，内部稿，下同。

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等提出了健康城镇化发展理念。所谓健康城镇化是速度、水平与质量相统一、具有较高质量和效益的城镇化发展形态，具有速度适中、水平适当、布局合理、城乡协调、发展可持续等特征。文章以五大特征为维度构建了健康城镇化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年相关统计数据对我国35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化发展健康状况整体水平不高，城市之间差距不明显，城市行政级别、地区、规模、人口密度等特征是影响健康城镇化的主要因素②张占斌、黄锟:中国城镇化的理念转变与健康状况。学者建议指标体系应进一步考虑普遍性与独特性、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有机结合。

北京交通大学赵坚认为发展人口密度高的大都市区是城镇化的方向。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型城市化呈蔓延式扩张，造成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城市每平方公里产出与国际大都市存在差距。由于受土地、石油等资源条件限制，我国应实施集约化城镇化发展战略，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大城市群，积极修建城市间的通勤铁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发挥特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工业园区。为此，需要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扩大城市的行政区划(约为1．5万平方公里)，配套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资本在大城市群体资源配置中的作用。③赵坚:基于底线思维重点发展大都市区经济当然，学者也提出需要全面评估大城市群的风险及由此带来的运行成本的增长。

上海财经大学张学良教授分析了城市集聚、城市群经济与我国城市群发展格局。他基于城市群的内涵和演化机制，从城市集聚和城市群经济的角度构筑了城市群竞争优势的一般分析框架，认为城市群核心竞争力内生于城市彼此空间临近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即“城市群经济”效应，并由此建立包括要素集聚、整合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四维度的城市群发展阶段识别指标和判别标准，还对我国22个城市群的竞争格局以及竞争模式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城市群因发展阶段差异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发展特征，城市群经济效应在大部分城市群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从而造成效率损失和发展失衡。因此，加强要素集聚、提升协同发展能力、完善城市体系、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国城市群未来提升竞争实力的主要途径④张学良、李培鑫:城市集聚、城市群经济与我国城市群发展格局。

电子科技大学锁利铭副教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了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网络。他对“9+2”泛珠合作区之间在7个政策领域中签署的191个协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形态从行政区行政、区域行政向区域治理转变，并形成了以地方合作协议为形式的多主体参与、多层次支撑、多领域合作以及多合作区重叠的社会合作网络。在区域合作中地方政府不仅注重经济合作，而且还特别注重环境、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和产品领域的合作;网络成员之间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受到地理优势和资源互补性的约束;泛珠合作区内广东省具有核心地位，但其他主体合作也具有自主性。⑤锁利铭、马捷: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网络有学者提出，可以就某一具体协议为例，以某一农产品等为具体表象进一步分析签订协议后的效果与影响，验证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网络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的孙久文教授基于历史比较和横向三大城市群比较探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时空演化三阶段——被动阶段、自动阶段和协同阶段，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方位、原则及战略重点，纠正了人们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内涵、空间层次、动力机制和发展定位等四大战略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建议要准确把握京津冀战略地位和方向定位;提出打造“扁平化”城市体系和多元化动力机制;构建一体化要素市场和长效化协调机制等政策建议，以实现京津冀地区向更高协同阶段演进的目标。①孙久文、原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

宁波大学石绍斌副教授认为大镇设“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重要路径之一。他探讨了大镇设“市”的准入条件、行政管辖、机构设置以及户籍管理等制度构建问题，并对浙江余姚泗门镇设“市”的地方试验进行阶段性政策评估。研究发现，由于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或政策支持，大镇设“市”的行政身份、发展方向、制度配套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风险。因此，需要切实遏制区划变更冲动，变外在土地拓展为内在服务提供，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②石绍斌:大镇设“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兼对余姚泗门镇的实证分析学者基本认同大镇设“市”的制度创新，但认为需要审慎评估需求、必要性、方式及其政策效果。

承接产业转移是新时代欠发达地区走上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社会科学院王可侠研究员以皖江承接产业示范区为例，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皖江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功能，提升了现代服务业水平，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地区新型城镇化目标实现。由此，他提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政策建议。③王可侠:承接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道路学者们提出也要控制产业转移带来的城市环境污染等新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杰研究员研究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文章采用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10年的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城市兴衰的决定力量，并在分析其定义和本质的基础上，得出城市文化与城市环境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是其适当表征。④杨杰:如何获得可持续的繁荣: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及其来源分析

二、统筹城乡与城乡一体化等问题探讨

新型城镇化需要城乡协调发展，学者围绕着统筹城乡、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展开研究。重庆市人大常委副主任杨庆育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及重庆统筹城乡实践。他指出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三元化”人口状态、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等多重挑战。统筹城乡发展与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就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统筹城乡发展就需要解决“人往哪儿去?”“地如何处理?”“钱从哪儿来?”这三大问题。重庆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地票制度、农村产权制度等多方面改革，并多方筹资化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目前全市已转户农民达400余万，转户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阶段，农村产权改革深入推进，正大力发展新型工农联盟作为农村新型生产主体。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分析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阶段性特征与城乡发展差距。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城镇化的动力有所不同，城乡一体化的表现也就不同。实证研究发现，近五年来，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了缩小了5%～8%，城乡消费差距缩小了8%～11%，但缩小的速度不是很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任重道远。因此，须通过实现城乡政策平等与国民待遇一致、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与产业互补、提高城镇化水平、打开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闸门等途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作用，经济驱动与社会驱动的作用，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多元化路径。⑤孙久文:城乡发展一体化阶段性特征与城乡发展差距分析

中国农业科学院钟钰研究员分析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内涵及趋势。他强调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关联互动的系统，揭示我国工农业互动的新特征，提出促进我国工农业均衡协调发展的思路、原则、政策措施。其政策建议包括:切实落实资源等保护机制，减缓农业高成本压力，增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等⑥钟钰、蓝海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内涵与趋势研究。有专家提出，需要进一步厘清农业化、工业化以及“四化”协调发展之间的逻辑机制，以及对几者的协调性进行量化评价。

苏州大学夏永祥教授基于苏州经验，提出应重视发挥集体经济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在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集体经济普遍衰落，然而以苏州为主要代表的“苏南模式”却由村、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苏州也保留了集体资产并不断投资经营、发展壮大。如今苏州土地、社区、专业等股份合作社健康发展，集体资产达1 400多亿，集体经济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福利、促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应充分重视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健全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社，完善外部及内部管理制度，理顺行政村级主导的行政管理体制。

浙江工商大学谢杰副教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影响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他以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效率、农业土地效率三个指标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代理变量进行分类研究。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时间上的积累效应和空间上的辐射带动作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化在短期内对农业现代化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未来需要思考如何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长效机制①谢杰、查涌波、徐昕: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直接影响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有专家指出，空间溢出效应是本研究的亮点，在考虑空间的辐射带动作用时，需要以地理单元而非行政区间作为农业生产划区依据，同时需要对农业现代化产值统计的科学性进行检验。

苏州大学夏永祥教授等分析了统筹城乡、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他通过对九个城乡经济社会统筹的基本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反映统筹城乡水平的综合指标，再利用VAR模型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统筹城乡和城镇化水平都是农村居民消费率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统筹城乡和农村居民消费率也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统筹城乡和城镇化的变化对农村消费冲击较大，但农民消费对城镇化的促进机理尚不明显。因此需要以统筹城乡、城镇化开启农村内需市场，并且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以农村居民消费推进内生城镇化进程②夏永祥、盛培宏:统筹城乡、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山东大学王佃利教授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理念和路径。他以山东省城镇化为例，基于各地城镇化的起点和推进手段的差异，将新型城镇化模式分为三种:小城镇引领型城镇化、服务社区引领型城镇化、大城市辐射型城镇化。为此，他提出不同类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不同重点:小城镇引领型应以转变职能为重点;服务社区引领型应以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大城市辐射型应以理顺体制为重点。③王佃利: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理念与路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问题

学者们围绕着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包容问题、新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被动城镇化、棚户区改造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央编译局丁开杰研究员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包容问题，提出了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理念。所谓包容性城镇化是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使各种城镇群体都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城镇化。因此，他提出了包容性城镇化的实践重点为确立新的政绩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努力消除对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社会排斥现象，加强公众参与机制，推动社区再造;加快土地、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解决土地城镇化过快造成的“半城镇化”“伪城镇化”“空心村”和“空心城”现象;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市服务管理水平;倡导包容性劳动力市场与体面劳动等④丁开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包容问题——对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的思考。

中南财经大学的庞明礼副教授分析了被动式城镇化的社会稳定风险。所谓被动式城镇化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意愿未被考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是城镇化的被影响者和依附者，由此造成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积聚。他从经济、政治以及政治经济三个逻辑层面对被动式城镇化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压制和风险向危机突变的机理及条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风险积聚和压制的相互作用下，风险积聚逐渐逼近相关利益群体所能忍受的边界，风险容易导致向危机突变。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举、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健全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与应急预案，走向社会稳定的城镇化之路①庞明礼、张风:被动式城镇化的社会稳定风险:一个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中山大学社会学李敢副教授关注城镇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提升的社会效益。其分析视野独特，其实证对象为“刁民”，既包括官民对立的“不听话群体”，还包括因自身人力资本局限而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乃至无所适从的民众。他以江东县“刁民”历史与实践调查为例，阐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刁民”的生成背景、社会阶层特征、社会根源及其对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刁民”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更多地反映了就业、技能培训和社会配给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因此城镇化建设中需要重视“刁民”人力资本提升，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实现“城市化”到“城市化人”的嬗变，促进城镇化的和谐发展。②李敢:新型城镇化:从物理空间扩张到社会空间拓展

棚户区改造也是城镇化问题的关注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飞以辽宁省棚户区改造案例分析了棚户区改造与城市内部空间再造。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坚持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相结合，通过整体分散、局部集中、个别混建的方式，合理安置低收入居民区，探索出一条打破贫困空间集聚的路径，优化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③陈飞:棚户区改造与城市内部空间再造: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案例分析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

本次会议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热议，涉及大城市新二元结构、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质量、民族异质性与劳动力迁移、行业分割与劳动就业决策等问题，将研究推向深入。

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分析了大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破解。他认为，由于农民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与大城市居民差距较大所形成的新二元社会结构具有多维表现和全方位危害。他指出，需要通过推动大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新二元社会结构，具体措施包括:持续增加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构建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梯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④蒋永穆、张晓磊:大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破解

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教授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两种路径:一是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二是通过居住证制度，有序实现不想转户或不想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差别化落户时，既要合理确定大城市的落户标准和条件，也要推进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转移，增加中小城市户籍吸引力。在实行居住证制度的过程中，要将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⑤辜胜阻、李睿、高梅: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李萍教授强调新型城镇化依赖于城镇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运营。她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社会经济空间变迁的动态过程，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资本承担和扮演着重要角色。她试图从布迪厄和思罗斯比那里寻找理论借鉴，思考文化资本与新型城镇化“五位一体”建设与促进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相结合。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多维视角考察了文化资本对新型城镇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探寻提高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路径，以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低耗高效的城镇化、社会和谐的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城镇化建设⑥李萍:新型城镇化:文化资本理论视阈下的一种诠释。

暨南大学王春超副教授分析了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其研究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推向深入，他对“朋友圈效应”进行了剖析，从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阶层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进行了研究，得出有意思的研究假设，农民工朋友圈中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其教育网差、职业网差对农民工工资都有显著性正向影响;教育网差效应对工资的影响依赖朋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越近这种影响力越大;但朋友间职业网差对工资的影响则与朋友社会距离关系不大。该假设得到实地调查数据支持，证实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质量对其工资的影响要比社会网络数量更为重要。①王春超、张呈磊、周先波: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学者们还注意到网差也可能存在负面效应，还可以对“穷人的富人亲戚与穷人的穷人亲戚”比较不同的网差影响效应。

民族异质性是否会影响劳动力迁移?带着这样的疑问，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杜建军等基于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的调查，构建了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意向决策函数及其Probit决策模型，系统地考察了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及转移意愿的决定因素，以及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考察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转移地点的，深入探讨了民族异质性和藏族农村劳动力个人特征对藏族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影响。得出结论有:宗教信仰、语言、风俗习惯是阻碍藏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最重要因素，也是选择是否跨省流动的重要因素。另外，个体变量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个体收入等影响也较显著。②杜建军、汪伟:民族异质性与藏族劳动力转移

沈阳农业大学博士生韩雪研究了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与转移人口就业决策行为的关系，她提出转移就业人口的就业决策既是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也受制于政策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文章探讨了在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因子的影响下，转移人口就业决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分割使转移就业人口倾向于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不同行业转移就业人口的工资存在差异，大部分差异是歧视及行业分割等不可解释的原因造成的;转移人口就业处于“低水平流动”状态，不同行业间的固化现象已经形成③韩雪: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与转移人口就业决策行为。

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市民化成本测算，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屈小博依据户籍制度经济价值、户籍制度改革覆盖人群规模两个参数测算户籍制度改革成本。其中估算户籍制度价值存在难度，文章考虑了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和城市差异特征、地区内部差距等因素影响;④其中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仅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四项。覆盖人群考虑了存量常住人口与增量常住人口。因此，在城市化水平达到70%的情况下，经测算静态情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累计为7．3万亿，动态成本累计为30万亿。若户籍制度改革以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为导向，那么财政支持仍具有可行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⑤屈小博、程杰:户籍改革成本与城镇化推进学者们提出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户籍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以及市民化?市民化成本测算还应包括哪些公共服务?农民工行业、职业等主体性差异成本是否应包括在内?

五、农地制度改革等城镇化机制创新

与会专家对重庆“地票”实践、农村宅基地指标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重庆市统筹城乡的重要方面，重庆工商大学杨继瑞教授认为地票是统筹城乡的重要抓手。所谓“地票”即是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及重新配置而产生的额外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地票制度需要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促进地票交易制度在更大范围落地生根，其建议包括:探索地票持有主体的专项土地出让，建立和完善土地复垦标准技术体系，开展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改革试点，地票交易价款中合理确定耕地保护基金占比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勇坚研究员等分析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宅基地指标化”模式有助于实现城乡公平、区域公平与时际公平，促进宅基地指标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他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对我国宅基地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现有改革思路的缺陷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农村“宅基地指标化”模式，即以权利替代实物，并引进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彻底解决我国宅基地实物分配、限制交易、无法退出、闲置严重等现实问题，实现宅基地指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转。①李勇坚、袁锦秀、李蕊: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创新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王文龙副教授基于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判断对农地制度改革思路进行研究。他梳理了学界有关农地制度改革的维持派、激进派、折中派主要观点主张、基本共识、主要分歧等，并对两派观点分歧的焦点问题(如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耕地是否逼近红线?农地是否具有社保功能?)进行了逻辑论证与实证分析。他研究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逼近;18亿亩耕地红线或许并不存在;土地的社保功能基本丧失并不断弱化;新生代农民城市化意愿非常强烈。基于此，他提出推动农地制度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②王文龙:基于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判断的农地制度改革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徐建春教授利用杭州实证调查数据，采用树模型对尚未实行农地股份制地区的推广因素和已经实行农地股份制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制度设计、经营完善、股权配置等方面提出完善农地股份制政策建议。③徐建春:农地股份制推广及入股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杭州4区387户农户的调查

另有学者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展开了探讨。学者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以安徽、上海、江苏、浙江四大省市的三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所占比重与贡献率作比较，说明第三产业比重变化的关键来自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差距源于服务产业水平的差距、市场细分的差距以及政策水平的差距三大方面，并据此提出了对策建议。④王可侠: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总的来看，本次论坛议题广泛，涉及新型城镇化“五位一体”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城镇化布局与发展形态、城乡一体化、城市社会治理、农民工市民化、农地制度改革创新等议题。议题新颖，所有议题均密切结合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的地方实践与前沿理论思考，既有对于地方实践如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泛珠三角地区的城际合作、重庆统筹城乡实践、山东地方政权建设、安徽承接产业转移等进行总结评估;也有若干理论层面的深度思考，如有关大城市新二元社会、城市化政策演进等理论文章。部分与会论文融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如有关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市民化成本测算、农民工朋友圈效应分析等均是多学科方法有机融合的力作，也促进了学者间的交流讨论与延伸性思考，如健康城市化指标体系建构、市民化成本的外延等引起学者广泛讨论。部分研究成果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如积极发展大城市区、提升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能力、推动地方间合作治理、关注城市社会空间、破除大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等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对于健全和完善新型城镇化皆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