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惠芳，焦艳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习俗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通过约定俗成的方式，将流传于本民族的各种生活习惯固化下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并世代沿袭和传承的习惯性行为模式[1]。民间习俗作为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较强的稳定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金翼》是林耀华在20世纪40年代以小说形式撰写的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通过缩影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方式，展示了张黄两个家族的兴衰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对民间习俗的文化属性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利于借助传统文化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下面以《金翼》中的婚姻习俗为例，将茂德和惠兰婚礼的仪式过程作为分析基点，探析民间习俗在社会控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金翼》中的婚姻习俗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婚姻习俗作为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多姿多彩的文化内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婚姻是关系到人类种族繁衍、人丁兴旺的重要文化，各民族对于婚姻的缔结都异常重视，有一套完整的习俗与之相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婚姻习俗客观上带着时代的烙印，反映出一个时期的民族心理、伦理道德、宗教观念和社会经济状况。婚姻习俗不仅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同时还兼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婚姻习俗一旦形成便会受到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推崇，将它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准则，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和规范人们的婚姻行为。从远古婚姻的传说到姻缘天注定、阴阳五行的影响，以及“庙见”、拜天地、拜祖宗、宴婚等，都包含着不同的宗教观念和宗教礼仪；婚姻习俗包含着法的观念和制度，从原始的婚姻禁忌到后来颇具典章形态的婚姻法典、婚姻制度，以及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对婚姻行为的惩罚都存在于婚姻习俗中，如结婚不能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童养媳有着诸多的规范和要求，这些实际上便是一种婚俗道德[2]19。

婚姻习俗作为人生最为隆重的仪礼之一，包含有诸多仪式环节。婚礼具体的仪式过程看似繁复，但是可以用链条图的形式大致将婚礼过程展示出来：茂恒作为媒人前来提亲并送来装有男方本人、父亲、祖父以及女方“八字”的红帖→将红帖放在堂屋香炉下征求祖上意见并找算命先生算“八字”→商定嫁妆和聘金→选定吉日订婚、交换“大贴”、送一半彩礼到女方家→定婚期、送第二次聘礼、分喜饼→迎娶→回门。其间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体现了在该意识作用下民间习俗对于社会的控制作用。

（一）喜文化

中国人素有“喜”字情结，许多民俗事项的命名都带有“喜”字，如将举办婚礼称为“办喜事”、婚宴称为“喜宴”、定婚期以后送喜饼和喜帖，代表着吉祥和喜悦。关于“喜”字的由来，则是一个创造性的表意过程：古人用会意法表示情绪，原始初文是用一个鼓的形状加一个喜笑的口型，表示喜庆之典；后来，又用一双手捧着一个“吉”字，下面加一个喜笑的口形，于是有了现在五福之一的“喜”字[3]35。喜事礼仪大体包括几大要素：一是遍邀亲朋好友参加；二是主办方大摆筵席；三是宾客必备盛礼道贺；四是举行相应的仪式。例如，在喝合卺酒时，惠兰和茂德面对面坐在桌旁，一位伴娘把酒斟到扎红丝带的酒杯里，另一位伴娘拿起一杯酒，让茂德喝了一半另一半留给惠兰，另一杯先给新娘后给新郎，交替喝了 6次[4]44，这正是“喜文化”中数字信仰的体现。

与生有关的礼仪谓之曰“红”，这也就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情结，即 “尚红”。如《金翼》中将写有生辰“八字”的帖子装在红信封里；订婚当天将前内院宾客的餐桌上铺上红色桌布；写着吉祥祝词用于交换的大帖是红色的；男方的聘金放在红包中；婚礼当天穿的鞋子是红色的等[4]36-40。中国婚姻习俗最为明显的特点表现在整个婚礼进行过程中，道贺者不时爆发出的喝彩声与鼓乐班的演奏、司仪的高声喧叫、人群欢呼声连成一片的喜闹气氛贯穿于婚礼始终。传统婚礼带有浓厚的喜文化的吉祥意蕴，反映出人们求吉避害的心理以及对于婚姻幸福的美好希冀，透过中国人“喜”的习俗，可发现蕴含于其间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鬼神观念

鬼神观念是灵魂不灭观念的伴生物，人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灵魂存在并支配着人间生活，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各种关于鬼神的信仰和禁忌。古人认为，鬼神既可以降祸于人，又可以庇佑人，即便是原来有“灾祸”的命运也可以通过一些仪式来化解，客观上对人们的行为起着约束作用。出于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无法预知的恐惧，人们通常会在婚礼过程中举行一些仪式来趋利避害。在《金翼》中，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惠兰上轿前，由伴娘点燃一块麻布，代表对死亡的警惕，因为麻布通常用于服丧，然后点燃火炬，绕着轿子转3圈，以便驱逐各种鬼怪，上轿后抛出筷子，象征驱赶鬼魔的利箭；穿好礼服的惠兰被父亲带到堂屋，踩在放在地面的竹筛上，强调新娘不能双脚着地，即新娘不带娘家土，民间认为“土地生万物，地可产黄金”，怕带走了土会带走娘家种庄稼的好运气；在嫁妆抬出王家之前，在堂屋的地上放着点燃的火盆进行“筛鬼”仪式，所有的嫁妆要一一从火盆上抬过，并有伴娘叨念“把千千万万个恶鬼漏下，留下金银和珠宝”，在婚礼当天新娘沐浴后所穿的每件衣服和首饰也同样都要履行过火仪式；新郎新娘拜灶神，灶神传说是玉帝派到各家的，接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4]39-41。

（三）孝道观念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头等大事，“子”代表着家族血脉的延续、种姓的繁衍，无“子”或者家族的后代仅生女孩也会被人称为“绝户”，是不孝。传统观念认为，无“子”之人死后无人送终，导致家族血脉中断，因而是整个家族的罪人，死后亦不能跟自己的祖宗葬在一起。跟虐待、抛弃等不孝行为相比，不生“子”才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因此，早日生下儿子延续家族的血脉是婚姻缔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传统文化中孝道观念的体现。由于受封建礼法和宗族制度的影响，汉族的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其婚姻习俗中的祈子习俗更是重中之重。《金翼》中祖母潘氏被认为是有福的人，被请来安置新床，把一个带着小芋头的母芋头放在床下，母芋头在中央，小芋头紧紧围绕着母芋头，代表多子多福，此外，还把写着“百子”和“千孙”的灯笼挂在帐钩上，最后将几个小男孩抱到新床上睡一会儿；惠兰出门上轿前，要扶一个男婴在轿子上坐一下，代表希望早生贵子；婚礼仪式开始，六哥请惠兰下轿，新娘把一个“五福袋”赠给小哥，里面装有花生、红枣、榛子、瓜子和龙眼干，“五子”是婚姻幸福的象征，按当地的话来说，花生叫“生子”，红枣叫“早子”，榛子叫“增子”，瓜子叫“多子”，龙眼被称为“龙子”；举行沐浴仪式时，在惠兰浴盆里放了早熟的稻秸、大麦和蒜头，早稻象征早生贵子[4]39-42。

（四）宗族观念与族外婚

婚姻习俗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婚姻形态。在人类诞生之初，人类的两性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动物界那种毫无约束的杂乱状态，此时的两性关系纯粹表现为一种兽性，因而称之为“乱婚”。随后，当人类逐渐排除了包括父母辈之间的性交关系，形成了在血缘内部按年龄大体相近为条件的通婚习俗，婚姻习俗才得以问世。再后来，同一血缘群体内的男女性交关系也被排除，人类才走出乱婚时代，形成了族外婚的习俗，婚姻所包含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得更为深广、复杂[5]1。在父权制社会中，婚礼以男方为主导，女方嫁入男方家中，成为男方家族成员中的一员。

《金翼》中对宗族礼法也有着生动的体现：婚礼当天惠兰在娘家先跪下向父母谢恩，然后转向祖宗牌位，向祖宗叩头辞别；婚礼仪式最庄严的部分，新郎和新娘拜天神地祉，然后转身拜张家的祖先牌位并对新郎父母行三拜九叩之礼，新娘即成为男方的家族成员，接着夫妻对拜，即夫妻婚后结为一体；新娘回门时，新郎新娘一起拜了王家的祖宗，并重复一遍跪下向家人亲友叩头的仪式，不过这次拜的是王家的亲属[4]40-46。祖先崇拜是崇拜对象与崇拜者有血缘关系的鬼神崇拜，以血缘世系为纽带的氏族发展和家族生命周期的更迭、延续使得祖先观念与灵魂观念牢牢结合，人们认为祖先魂灵有庇佑和赐福本族后代的神秘力量。拜堂所包含的仪式，既表明人们希望借助天地、祖先以承认传统婚姻的合法性，得到天地诸神的“批准”以及男方列祖列宗的认可，还表明传统婚姻受到祖先崇拜的支配和制约，反映信仰和文化环境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和规范作用，其中拜新郎兄长以及张家所有年长亲戚的环节，体现了传统宗族文化中“长幼尊卑”的礼制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翼》中还有两段关于族外婚伦理的情节，一是茂衡在妻子死后计划续弦，“有个可爱的女子为了嫁给他甚至换了自己的姓，因为族外婚是规矩，同姓的人不得结婚，当茂衡发现这位女子的真实姓名时，他也不敢破坏族外婚的规矩，尽管他对她的美丽非常倾心”。有次茂德乘船时碰到了这个女人，此时她已经嫁给茂衡母亲的堂兄弟成为茂衡的舅母，两人关系暧昧，用“舅母”和“外甥”关系隐藏着族内乱伦的事实，后被传开，男方无损于名声，而女方却得到淫妇的名声[4]129-131。另一个则是关于五哥，五哥婚前沉湎于和名叫红花姑娘的往来，按辈分是五哥的外甥，两人的热恋是被传统习俗所禁止的，双方家庭极力否认传闻并予以警告，最终以黄东林怕儿子破坏亲戚间同辈内婚的传统而迫使五哥与另一个女孩订婚告终[4]150。从以上情节中可以看出，在礼俗社会中，伦理和道德的力量不容小觑，社会若允许乱伦存在，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稳固的家庭，继而不能形成亲属组织的基础，从而导致社区中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因此，在严格的族外婚管制下，族内乱伦是被世人所不齿的行为，宗族观念对于人们行为发挥舆论和道德控制作用，影响广泛而深远。

二、民间习俗的社会控制作用

“风俗是一种依靠传统力量而使社区分子遵守的标准化的行为方式，是能作用的或发生功能的。”[8]33民间习俗之所以能在社会控制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其根源在于民间习俗源于生活，在历史的演变中，民间习俗不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延续，还通过语言、文字传承给下一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为自我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进而在习俗的控制下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作为观念层面的软控制手段，是相对于法律这种硬性控制而言的，民间习俗作为法制的辅助力量，对于社会的控制力量不容小觑。民间习俗虽然没有明文的制度规定，但却渗透于文化之中，植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形成一种民俗氛围和心理意识，人们会在潜意识里自觉遵守。相对于“法”这种强制性手段，民间习俗这种观念性手段控制作用更为有效和稳定。民间习俗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内在控制，即通过将传统习俗观念、道德伦理、宗教等内化为自身意识的一部分，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二是外在控制，即在他人的监督之下形成羞耻感，如违背习俗惯例则会被谴责甚至孤立[6]。结合前文茂德和惠兰的婚礼仪式体现的观念意识，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渗透于其间的民间习俗强大的控制作用。

婚姻习俗作为人类文化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人一向将其视为人类伦理的始源。《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7]89婚姻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它以规律性的活动约束着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婚姻习俗的社会控制力量，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势力、民族心理与传统文化[2]1。

婚姻习俗有着家族甚至族群层面上的整合功能，婚礼、回门等各种活动标志着社会网络的建立与融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婚姻礼俗的过程是家族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结识新亲家，巩固和强化老亲家，加深了家族和邻里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重协调、重实际的观念意识。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婚姻在任何人类文化中，并不是单纯地两性结合或男女同居。它总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规定着男女共同居住、经济担负、财产合作、夫妇间及双方亲属间地互助”，“婚姻亦总是公开的仪式，它是一件关涉当事男女之外一群人的社会事件。婚姻地缔结和解除，亦受到一定传统规则地支配”[8]29。婚礼表明两个家庭建立了姻亲关系，而婚礼仪式就是这种崭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过程，六礼中繁杂的拜见、送礼过程，正是社会关系网络建立的契机，标志着两个家族的融合。

例如《金翼》中发喜饼的情节，喜饼象征婚姻的成功，承担着联系男女两家婚事的纽带作用，必不可少，“有钱人家往往坚持要很多喜饼而不多要彩礼”，王家把喜饼分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他们回赠给新娘装饰品等礼物添在嫁妆里[4]38，这正是通过婚礼加强邻里互动的体现；再如在酒席进行中，新郎在堂屋中央向所有宾客叩头，感谢他们出席婚礼，新郎新娘双双向客人进酒[4]45，这是亲朋互动的体现。正如书中所说，张芬洲“通过儿子的婚事与王家联姻，已逐渐建立起来的交际圈子中现在又增添了新的一环”[4]46。可以说，婚礼是现代快节奏社会人们彼此联系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相对于丧礼和生日宴来说，可以说婚礼是一种修复与新建社会网络关系的最好场合，因为丧礼过于沉重，而生日宴参与者较少。

婚姻习俗有着“礼”的功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与法律相互补充，更好地实现社会控制。订婚是婚姻习俗中关键的一环，虽是两个家庭自发的约定，却常常起到法律的作用，其地位与作用与现代婚姻登记有着某些相同之处，是合法婚姻的体现和标志，往往由男方家送给女方家和姑娘定亲的礼物，女方接受定亲礼物，表示自己同意婚事，此时双方的婚姻关系确定，双方都不能违约。订婚不仅意味着男女本人已经确定了婚姻关系，而且标志着男女两家从此成为亲家，使双方的社会关系都得到了扩大。

综上所述，婚礼本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家庭的“私事”，但人们却必须按照习俗所规定的特定仪式程序来举行婚礼，这正是民间习俗控制作用的强有力表现。传统的习俗观念控制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这种神秘的道德力量使得每个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遵从社会公认的群体规范，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作出社会判断，在行为上作出从众选择，客观上起到了“软控制”的社会控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习俗传承的过程中，应当采取科学理性的态度，对于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民风民俗要继承和发扬，而对于不合理不合法的风俗则应剔除，如童养媳、冥婚等。

《金翼》作为一部经典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小说体写作手法及其深刻的学术内涵本身，更在于它对我们当今社会发展的启示意义。研究民间习俗、探讨民间习俗所体现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及其社会控制作用，对于现阶段借助于传统民间文化力量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王存奎.民间信仰与社会和谐：民俗学视野下的社会控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鲍宗豪.婚俗与中国传统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殷伟，殷斐然.中国喜文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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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玲.论丧葬礼俗中的习俗控制[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7]胡朴安.周易古史观[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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