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敏，旷三平

“现代性”是现时代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也是很多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核心术语之一。这套源自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我国的。现代性问题与我国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我们将根据有关文献考察大陆学界 “现代性话语”的出场路径，从语义变迁的考辨中梳理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性”研究的“前史”。

一、现代性话语出场的学科嬗递

以“现代性”为关键词，我们检索出在20世纪80年代10年间大陆学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共计71篇。从文献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现代性话语大致呈现出从文学艺术中出场，在社会理论中分析，再转向哲学反思的特征。

（一）在文艺理论中的出场语境

最早从学术上考察现代性的文章是1982年冯汉津的《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冯文指出：西方现代派文学，甚至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现代性的艺术色彩。研究西方文学现代性艺术，可以使我们了解西方文学的最新艺术形态，从而能够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学[1]。这里的“现代性”指的是与传统文学类型相区别的文学的一种最新的艺术特征。文学界还首先对“现代性”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袁可嘉的论文《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2]，第一次从词源学角度分析了 “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的联系与区别。

（二）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话语

在社会理论中，现代性话语的出场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大陆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英克尔斯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它的财力如何雄厚，经济如何发达，如果它的国民不是现代的，即那些使政权管理、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得以运行的人没有获得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是现代的，或实现了现代化”[3]。赵子祥在《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问题》一文中，引述了美国学者拉萨斯菲尔德的观点：“现代”或“现代性”的内容包含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大众媒介参与、民主化等方面[4]。罗荣渠在1989年的文章里也使用了“现代性”一词，并认为我国固有的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发生冲突，是经常发生的事，但这与鸦片战争以来与西方新兴文明的交流与冲突是两回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发生的巨大撞击，并不仅仅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5]。这里的“现代性”指的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现代工业文明。

（三）哲学界对现代性话语的译介

A.里奇特尔斯、夏光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第一次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西方哲学界哈贝马斯与福柯、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文章指出：在较为正统的社会学分析中，人们把“现代性”与现代化看作是同时的和一致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以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下述信念为基础的：理性的力量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所有社会都能够而且将会由于这种力量而变迁；理性与合理性既是知识的标准，也是道德的权威[6]。哈贝马斯因其在现代性话语中的重要地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读书》杂志发表杜声锋的文章《“后现代性”与“新理性”》，介绍了当时还未翻译到国内来的哈贝马斯的 《现代性的哲学论述》（后来翻译的书名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认为当代西方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许多人便到近代的文化母体中去寻找原因。于是，“现代性”问题研究成为当代西方不同人文学科的显学[7]。这个问题的提出方式基本预设了90年代现代性话语讨论的语境。

二、80年代现代性话语的出场特征

从文本分析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话语的出场特征有三点。

第一，对“现代性”的理解局限于现代化理论框架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出场是和当时处于“显学”地位的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学界，“现代性”概念比“现代化”概念出现的早，但就概念的认知来说，中国人知道“现代化”比“现代性”早。80年代就有许多西方现代化理论著作被译成中文，而大规模翻译西方现代性的经典著作是90年代的事。80年代，在社会理论中现代性的含义基本上是参照现代化的，而90年代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著名学者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是向现代工业社会学习、转变的过程。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挑战—回应的单向运动，而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运动过程。罗荣渠认为，凡是成功的现代化都是自主性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抄袭。世界上并非只有西方的一种现代化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和形态。每个民族都要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适合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5]。罗荣渠批评了将传统与现代性二元对立的主张，但其对现代性的认知与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一样，还处于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中。

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讨论更多的是“现代化”而非“现代性”？许纪霖对此进行了研究。1980年代，启蒙学者更多用的是“现代化”而非“现代性”。这两个词的差别，不仅仅在于前者着重历史的过程，后者注重规范的理解，最根本的是在于它们各自的语境有着异质性。现代化的目标已经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共同目标，两者在现代化这一理念背后的思想预设是一致的。将现代和传统置于两极对立之中，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到了90年代“现代性”的概念被广泛探讨，而系统提出并讨论这一概念的，并非坚持1980年代启蒙理想的启蒙派，而是那些对启蒙现代性持反思立场的新左派和后现代主义。90年代的“现代性”与80年代的“现代化”没有直接的理论继承性。“现代化”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所谓传统，“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则与后现代思潮有关。“现代性正是后现代挑战现代的产物。如何反思现代性本身，成为现代性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8]

只有真正对现代化有深入的反思之后，才能进入现代性的问题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语境中，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学界热衷于照搬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似乎只有在西方的发展思路中，后发展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但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两极格局的坍塌，全球化视野中“文明的冲突”与保守主义的兴起等问题，尖锐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内涵：“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9]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浮出水面并参与角力，再到全球力量博弈中的文明冲突，都或多或少地与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

第二，这一时期特别注重彰显和突出现代性概念的主体性意涵。

现代性话语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归根结底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现实背景与学术环境。现代性话语在那时经常以启蒙和理性思考的形象区别于传统，现代性话语所内蕴的人道主义和人的现代化的理念一下子吸引了知识界。相比“主体性”“人道主义”“异化”等概念，学界对于“现代性”的直接讨论是不多的，但从理论内涵上看，当时哲学界和文学界火热讨论的“主体性”正是内蕴于现代性话语之中。李泽厚在撰写于“文革”中出版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结合康德哲学，深入探讨了“主体”、“主体性”问题。后来，李泽厚又撰写了 《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对主体性问题在哲学和美学层面上进行了专门论述。

相比哲学界，文艺界接受西方现代性观念是最为迅速的。这与对“文革”的反思是紧密关联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文革”中被践踏，新的“人的文学”的振兴需要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学艺术界对于现代性、主体性内涵的强调，针对的是现代迷信、蒙昧主义和“阶级论”支配之下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践踏，是对在“文革”中泛滥一时的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进行拨乱反正。

这一时期对现代性、主体性内涵的突出，无论是普遍主体性话语、人的自由解放承诺，还是学科自主性诉求，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本质上依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从反思的角度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启蒙思潮提出的主要口号（文明与野蛮、理性与愚昧）和主要论题（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都是在现代与前现代这一总框架中提出来的。但这时的现代性话语还停留在社会—文化的大主题和大方向上，没有进入学理追问和学术研究层面。”[10]80年代学术界对主体性概念未进行深入的学理性反思，而当美国弗莱德·R·多尔迈的《主体性的黄昏》于1992年被译介进来后，却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主体性”理念远未完善建构的情况下，有的学者就大谈“后主体性”与“后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思考，带有当时学术界“重思想轻学术”的基本特点，这和当时学术界尚未进入系统反思和理解现代性有关。

第三，现代性内涵的探讨还处于 “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框架中。

系统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文献，我们发现，在文艺、哲学以及社会理论中，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始终处在“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框架中。关于西方现代性兴起的原因，丁学良阐述了“韦伯问题”，即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而不是别处”。韦伯的回答是：如果单看物质条件，西方原先在许多方面并不优于其他地方。西方现代化成功的一个中心因素是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精神。这种长期潜伏的精神到了近代因新教运动而得到强化和系统化，从而推动了对传统主义桎梏的冲决，使西方得以完成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1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传统中内蕴的理性主义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20世纪80年代的学人，无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是如何，其分析框架还是处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古今中西”的框架中。可以说，这表达了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研究的实践取向。这一取向从本质上看还是二元致思方式。随着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很快突破了“古今中西”的二元对立框架。1997年汪晖的文章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12]，在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探讨，力求从整体视野来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在这样的视野中，将中国与西方置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致思方式被打破了，现代性不再是一个奠基于西方之上的历史发展模式，其本身是一种冲突的结构，也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发展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之中，恰恰隐藏着现代世界新的压迫形式。本着这种对现代性之单一解释的拒斥，汪晖力求突破 “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进行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三、现代性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末主题呈现的理论意义

通过对80年代现代性话语出场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1989年出现的两篇文献代表了中国学者对现代性问题复杂性的认知，切入了现代性的问题本质。这两篇文献是：甘阳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反叛篇》的前言和汪晖的《20世纪初期的文化冲突与鲁迅的文化哲学》。

《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反叛篇》的前言谈到了“现代性”，认为现代性问题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层面，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一套正面价值，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而问题的要害在于：这些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恰恰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的，无法完全割裂[13]。汪晖的《20世纪初期的文化冲突与鲁迅的文化哲学》从文化哲学视角切入问题，认为正是东西方文化的深刻冲突造就了 “现代性”语境中的 “鲁迅”。汪晖认为，鲁迅是中国最复杂的思想家之一。鲁迅激进地反传统，站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潮头，但他的思想中却交织着异常复杂的矛盾。鲁迅相信进化论，相信历史的规律性，却又在中国历史的延续中看到了近乎永恒的轮回。鲁迅追求人的主体性，倡导科学、理性、民主，却又高扬尼采等非理性主义思想家的旗帜。汪晖认为鲁迅不断地向人们昭示着希望，鼓舞人们否定旧生活、开辟新生活的勇气，同时又频频地谈论着绝望和死亡。把鲁迅简单地说成乐观主义者或者悲观主义者，都不能完全理解鲁迅思想[14]。汪晖揭示了中国人在中西文明冲突中对于“现代性”的纠结心态，认知到“现代性”的复杂性，认为尼采的现代性批判不仅对于鲁迅研究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反思有着深刻的意义。上述两篇文献对“现代性”的表述，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人对现代性主题的理解所能达到的一个至高点，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性话语出场的标志。

在汉语思想界出现已近30年的“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命运的深刻关联正日益显现。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学习西方成为压倒性的选择。与此同时，坚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尽管处于劣势，却也持久呼召着民族文化之魂的来归[15]。中国以其最为外在于西方的特性，使这种迎接与抵抗的冲突表现得最为剧烈。尽管“现代性”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但其内蕴的实质性内容已经在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得到呈现。一百多年来，虽然每一次“启蒙”的努力似乎都被“救亡”的压力所压倒或淹没，但大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了吸收、消化西方并逐步努力形成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道路。

[1]冯汉津.西方文学的现代性特征[J].外国文学研究，1982（2）.

[2]袁可嘉.关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三个问题[J].外国文学，1983（12）.

[3]殷陆君.人的现代化：访《走向现代化》的作者英克尔斯博士[J].读书，1983（7）.

[4]赵子祥.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问题[J].社会科学，1985（7）.

[5]罗荣渠.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6]A.里奇特尔斯，夏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J].国外社会科学，1989（9）.

[7]杜声锋.“后现代性”与“新理性”[J].读书，1989（11）.

[8]许纪霖.从现代化到现代性：写在《中国现代化史》再版之际[M]//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学林出版社，2006.

[9]陈明.新原道：第1辑[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0]张法.现代性话语的流变与美学的关联[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11]丁学良.“现代化”理论的渊源和概念构架[J].中国社会科学，1988（1）.

[1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

[13]甘阳.八十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九十年代转型[M]//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

[14]汪晖.20世纪初期的文化冲突与鲁迅的文化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1989（2）.

[15]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