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张红波.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7):128-134.

Citationformat：ZHANGHong-bo.MakeAmendsforThreeKingdomsOperas[J].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2015(7):128-134.

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

张红波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明清三国戏曲出现了众多的翻案补恨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为翻历史定局之恨，这是翻案补恨之作的主流；二是弥补个人之恨。除此之外，转世报应也可以视为另类的补恨方式。前者围绕着诸葛亮及蜀汉集团，后者则围绕着蔡文姬、荀奉倩等人。转世最主要的对应方式有两种，一是西汉初年与三国对接，另外一个则是曹操的身后报应。

关键词：三国戏曲；翻案补恨；转世报应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简介：张红波(1982—)，男，江西九江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5.07.021

中图分类号：I242

MakeAmendsforThreeKingdomsOperas

ZHANGHong-bo

(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

Abstract:Three kingdoms operas appeared numerous works for making amen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and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is for changing history ending, which is the main form, and the second is to make up a personal grudge. In addition, the reincarnation of retribution can be seen as an alternative way to make up hate. Zhuge Liang and Shu and Han regime belong to the former group, and the latter is around Su Wenji, Xun fengqian and so on. The most important correspondences of reincarnation are in two ways: first, and the docking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ree Kingdoms, the other is behind Cao Cao’s retribution.

Keywords:threekingdomsoperas;makeamends;reincarnationretribution

小说、戏曲中翻案之作颇多，翻案补恨之前提在于作者不满意先有之作品，故而在原作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结局进行更改，以吻合作者自己之意，或者说更吻合世间之舆论。翻案补恨，即在于前作有案可翻、有恨待补。翻与补的结局虽不能统称为大团圆，但也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翻案补恨”之作存在广泛的民族心理基础。三国历史，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并非一段圆满的历史。从大的角度而言，代表着仁政、道德以及民众一切美好理想冀望的蜀汉集团最终只能成为西晋统一的牺牲品；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结局，关羽、张飞等人皆壮志未酬而没于王事……这些都成为千古憾事。正是因为存在如此多的不如意之题材，方才有翻案补恨之剧作。

综观明清三国戏曲中的翻案补恨之作，总体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翻历史定局之恨，这是翻案补恨之作的主流。主要有《南阳乐》《定中原》《青虹啸》《龙凤衫》《小桃园》《补天记》等。这几种剧作中，前两种乃是补蜀汉之恨，或者也可以视为补诸葛亮之恨。《青虹啸》则是通过董圆改名司马师这种奇思妙想，完成了对现有历史的重新阐释。《龙凤衫》与《青虹啸》的构思基本类似。《小桃园》与《青虹啸》也有类似之处，只不过前者的三国现场感更为强烈，后者则把历史的时空后移了几十年，通过混搭历史人物的血缘关系，从而完成了翻案补恨的目的。与前几种相比，《小江东》同时具有翻案与补恨两个主题，翻案的对象是自关汉卿以来流行的“单刀会”，而“补恨”的对象则是发生于伏后与曹操之间，与通过转世而实现的“补恨”的剧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另一种是弥补个人之憾，主要的剧作有《真情种远觅返魂香》《玉佩记》《女豪杰》《琵琶重光记》《狂鼓史》等。《真情种远觅返魂香》为弥补荀奉倩之憾。《玉佩记》中徐庶仍归刘备，曹操被擒，弥补了《三国志演义》及《十孝记·徐庶见母》中的遗憾。《女豪杰》中貂蝉并未被关羽斩杀，而是修道登仙。《琵琶重光记》则千方百计为蔡邕开脱，使之免受“三不孝”之愧疚。《狂鼓史》直接承续《三国志演义》而来，弥补小说中祢衡骂曹操不甚到位、过瘾之憾。《双星记》以杜预为牛星降生，关羽欲其以魏国灭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属于个人“补恨”之作。在《凌波影》与《续缘记》中，曹植似乎都曾与甄妃相遇，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也属于“补恨”之作。

一般而言，明清三国戏曲中的这些翻案补恨剧作，作者的创作意图非常明显。《诸葛亮祚绵东汉》与《真情种远觅返魂香》皆属于周乐清《补天石传奇》内之作品，从“补天”之语即可以明显看出。周乐清也不隐瞒他的这种目的，甚至在《补天石传奇八种》自序中论述道：

假声山旧鼎，补炼五色云根。……寄情抒恨，人有同然，如离骚，和亲等事，前辈坦庵、两堂诸公，及明人杂剧，往往及之，不揣固陋，别创规模，非好与古人争胜也。正如共此一付烘炉，所有销熔块垒者，用各不同耳。至其间参差信史，不谐宫商，余既非太史公世掌典章，亦非柳屯田善讴风月，知我者定有以谅之。倘必欲事事考其正伪，则有《通鉴》《二十一史》在，无庸较此戏场面目也。余仅为补声山有志未逮，又何尝欲以区区顽石塞东南缺陷，声闻于天耶。

他丝毫不考虑剧作中所涉及之事的真伪，换言之，真实性并不在他创作时的考虑范围之内。倘若需要史实，读者大可读《资治通鉴》《二十一史》等史传类著作。在周乐清看来，或许戏曲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寄情抒恨”。与之相类似，《小江东》亦名《补天记》。动辄便以“补天”命名，说明剧作者的立意之高。老子谓：“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但现实生活中，苍天似乎并不是那么公道，“天不遂人愿”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才会出现《水浒传》之“替天行道”的口号，此处“补天”亦属此等。

《小江东》中，几乎人人都参与“补天”之举。此剧末云：“女娲氏以石补天，昭烈帝以身补天，诸葛亮以心补天，关云长以节补天，张翼德以义补天，赵子龙以力补天，鲁大夫以贞补天，周将军以气补天。”天之缺憾如此之多，难怪需要剧作家大力创作补恨作品，以满足观众(读者)的心理需求。

虽然最终的目标相同，但剧作具体的补恨手段却又各不相同。

《南阳乐》与《定中原》，两者最终的结局相似：诸葛亮完成了“灭魏降吴”的历史伟业，急流勇退，归隐南阳。奸诈的黄皓最终被处死，昏庸的刘禅退位让贤，把皇位传给了“有昭烈之遗风”的北地王刘谌。然而，二者也存在着较多的不同。

《定中原》为杂剧，却属于《补天石传奇》，故而以“出”统之，总共四出便将此等内容囊括殆尽；《南阳乐》是传奇，却以折统之，共32折。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杂剧显然比较简便，追求梗概，以诸葛亮为主角。诸葛亮屯兵五丈原，司马懿坚守不出，故而诸葛亮虚传病重消息，为了让这个消息显得更为真实，在司马师前来试探时命令马岱、姜维不可迎敌。司马懿终于上钩，诸葛亮最终也真正达到了目的。

传奇篇幅较长，故可以委婉曲折地将诸葛亮屯兵五丈原以后的历史事件完全翻案改写。《南阳乐》以纡徐的笔触描写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忠奸斗争。黄皓兴风作浪，四处祸害，甚至意欲陷害刘谌，足见其气焰之嚣张。这显然是一种叙事策略，也是明代政治的影射。恰恰是因为夸张地宣扬了黄皓危害的严重性，才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重温《三国志演义》开篇所叙述的大汉王朝混乱之根源，可以重温诸葛亮《出师表》中对后主之谆谆告诫，还可以体味到姜维对黄皓乱政的愤懑……其危害愈大，就越有根除的必要；气焰越嚣张，胜利也就来得更加不容易，这种来之不易的胜利才更容易使人感到快慰。

与蜀汉集团内部的忠奸之斗相比，蜀汉与曹魏、孙吴可谓势不两立。《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饮恨五丈原，令读者殊为不平。遗憾有二：一在于“天不予寿”，二在于诸葛亮未曾采纳魏延之建议。如明代无名氏《读三国史答问》中就认为：“此亦善策，亮不能用，延常谓亮为怯，叹憾己才用之不尽，亦豪杰不遇知己，愤激之常云耳。”[1]243这些在《南阳乐》中均得以翻案。诸葛亮禳星，命灯倍明，且天帝派华佗为之治病，故诸葛亮得以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诸葛亮采纳魏延出师子午谷之建议，大获成功。蜀军攻入许昌，司马懿父子、曹丕、华歆等一干人犯或被擒拿或被斩杀，这是何等快意之事，这种翻案手法所带来的解恨程度，绝非那些转世的替身替其受苦受罪的方式所能替代的。更让普通观众解恨的是，曹操虽然设72座疑冢，但也让诸葛亮派兵给找出了真尸骨，并挫骨扬灰。可谓真正替汉献帝、伏后、董妃及董承等诸位忠良报了仇。蜀汉衰弱以致灭亡，吴国是难辞其咎的，故而在本剧中，设计擒拿关羽、大败刘备的陆逊只能以自裁作结。孙权也只能是投降才能保得一方诸侯之位。“灭魏降吴”，一统河山，这是刘备一生的夙愿，也是诸葛亮毕生的追求。在传奇与杂剧中，这个目标均得以实现。最后，诸葛亮功成身退，归隐南阳，既真正酬谢了刘备的三顾之恩，完成了兴汉伟业，又践行了“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道德追求，“内圣外王”，一个不落，这何尝不是普天之下心潮澎湃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三国历史充满遗恨的结局，在这种改编中显得异常完满，市井细民也感觉满意异常，何乐而不为！难怪梁廷枏也为之津津乐道：

钱唐夏惺斋纶作六种传奇，其南阳乐一种，合三分为一统，尤称快笔。虽无中生有，一时游戏之言，而按之直道之公，有心人未有不拊掌呼快者。第三折诛司马师一快也；第四折武侯命灯倍明二快也；第八折病体全安三快也；第九折将星灿烂四快也；十五折子午谷进兵偏获奇胜五快也；十六折杀司马昭六快也；擒司马懿七快也；十七折曹丕就擒八快也；杀华歆九快也；十八折掘曹操疑冢十快也；二十二折诛黄皓十一快也；二十五折陆伯言自裁十二快也；孙权投降十三快也；孙夫人归国十四快也；三十折功成归里十五快也；三十二折北地受禅十六快也；立言要快人心，惺斋此曲独得之矣。[2]3-4

值得注意的是，《南阳乐》中将魏延的结局也给予了特别的安排，攻占洛阳后，魏延病逝。这既是翻案之后比较稳妥的情节安排，其实又何尝不包含情感因素呢！

《定中原》《南阳乐》翻案的立足点在于刘备的蜀汉集团，与之相比，《青虹啸》的翻案基础是传统的大汉王朝，其构思也是颇富新意的。前半部分的基调一如《三国志演义》中那般压抑，忠奸斗争是其主调，忠良遭难，奸臣肆志，让任何正直之士都感觉怒发冲冠。作者邹玉卿将故事的切入点放在“射鹿”一节，曹操之奸、董承之忠、汉献帝之无奈，都在这些情节中得到彰显。唯一不同的是，司马懿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与董承肝胆相照，同样愤怒于曹操的专横跋扈。正是这种基础的改变，才使得董承之子董圆逃亡有所依，才可能延展出董圆改名司马师之情节。董圆与妻子伏飞环均逃出，与《薛刚反唐》等通俗演义小说中的情景类似，也让戏曲描写的笔触延伸到遥远的大西北。与屠隆的《昙花记》等作品不同，此剧中司马懿被处理为忠臣，这与《三国志平话》的入话以及明清时代颇为流行的“司马貌断狱”有着一定的顺承关系。司马师拥天下雄兵，被曹芳召进京勤王，这与何进让董卓进京的性质完全相同，但很显然，司马师所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复仇的力量。司马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曹操的后代曹芳、奸臣张缉等人重温汉献帝、曹操当年的情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曹操的所作所为以及其后代的果报，正是这种说法的最好体现。剧作本身的剧末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旨：“人生忠孝天公喜，莫使奸雄计。你去弑他行，人又来弑你，再不信，请试看檐头水。”《三国志演义》中，庆童告密，虽然最终也被曹操处死，但死于奸臣曹操之手，总让人无法心生快意；何况众忠良之家无一人漏网逃出，无法见证正义的宣判，总让人无法释怀。此剧则弥补了这些缺憾，司马师在进京的路上手刃仇人，亲手为父亲及众忠臣报仇。

《小桃园》演刘渊、关瑾、张宾等6人于小桃园结义、起兵破晋兴赵之事，其构思方式与《续三国演义》如出一辙。《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提到：

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汉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思欲显耀前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3]

如果说，上述作品皆是立足于宏大的历史话题，改变历史原有的轨迹或者给予现实历史以全新的阐释，从而完成翻案补恨之目的。那么，《玉佩记》等第二类作品就全然是建立在为个人补恨的基础之上，弥补的分别是徐庶、貂蝉、蔡邕、祢衡、荀奉倩*弥补荀奉倩遗憾的作品是《真情种远觅返魂香》，乃《补天石传奇》中第8种，从归属的类别中亦可以看出此剧的创作主旨。荀奉倩是历史上有名的痴情种子，《世说新语·惑溺》载道：“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慰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时代在变迁，对事件之看法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世说新语》将奉倩归之为“惑溺”一列，显然是持讽刺态度。在“礼”的范畴里，荀奉倩这种行为的确容易受人非议，但在“情”的旗帜高扬的时代里，荀奉倩的这种行为令人感动，也堪称夫妻关系的极致。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在追悼亡妻的《蝶恋花》中即写道：“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就是化用了荀奉倩的事迹。此剧中，荀奉倩得华佗指点，远赴波弋国求香丸。历尽艰辛，先后有大蛇、老虎吓之，狐兔变幻之美女迷之，但荀生未生退意，终于在土地神的保护下，见到淳于仙师的童子，取得了香丸，并最终救活了自己的妻子，得以与妻子琴瑟和鸣，恩爱终老。虽然话题远不如前几者来得恢弘壮阔，但却真挚感人。之憾。

徐庶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满腹经纶，却无处可用；他寻觅到了真主，却又不得不中途离散；他愤曹操害死其母，却又不能报仇。孔明、庞统等人均建功立业，他却只能在抑郁中度过一生，令人唏嘘感叹。《十孝记》之“徐庶见母”即是这种心境的流露。《玉佩记》正是为徐庶补恨之作，虽然此剧已佚，但《远山堂曲品》中有明确说明，可见大致内容。其谓：

彭将军序云：“万历三年，有仙人自称徐庶乞封号，上封为散诞神仙”。故此记以飞升终元直。然其事多属妄传，不若《十孝记》，载元直仍佐先主，曹瞒被擒，大快人意。[4]

“事多妄传”，多属于枝末之失，读者更为看重的，则是此剧之结局，“元直仍佐先主，曹瞒被擒”，这种结局的安排确实大快人意。

貂蝉为了国家大义，毅然牺牲自己的贞操、幸福，为剪除董卓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三国志演义》《连环记》中均有详细描写。然而在《三国志大全》等戏曲、传说中，貂蝉却被关羽斩杀，这颇令人不平。《女豪杰》即为补此结局之恨。《远山堂剧品》中云：“诸葛君以俗演《斩貂蝉》近诞，故以此女修道登仙。而於蔡中郎妻牛太师女相会，是认煞《琵琶》，所谓弄假成真矣。”诸葛味水认为俗演《斩貂蝉》近乎荒诞，其实他的改编更为荒诞，但无论如何，众人于貂蝉之“憾”也得以稍稍弥补。至于《琵琶重光记》《狂鼓史》，前者为弥补蔡邕之憾，后者弥补了《三国志演义》中祢衡骂曹操不够尽兴之憾，论者众多，不赘述。

可以看出，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主题中，既有宏大的历史话题，也有关切个人的声音。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前者也是关乎个人的，无论是《定中原》，还是《南阳乐》，最主要的目的乃在于为诸葛亮补恨。这种意图在《南阳乐题辞》已经表达得非常详尽具体：

三代而后，奸雄窃国，而穷足深人之恨者，莫如汉贼操，纯臣报国，而穷足深人之悯者，莫如汉丞相亮，操之僭称魏武有年矣。然自文公作纲目，列之于贼，白操罪己与新葬等。独武侯一生忠荩不邂艰险。不辞怨，鞠躬尽瘁，相业之纯，非萧曹丙魏之所得同者。卒之，秋风五丈，死而后已。所谓有志竟成者要在，且未几邓吃偷川，天水不保，而谯周以劝降进，而北地以哭庙死。致老臣数十年经营图度之所有，一旦衔璧束手。

只是，诸葛亮已经化身为一种正义事业的象征，一种道德的图腾。所以替诸葛亮补恨，自然就与翻历史之定案紧密结合在一起。《青虹啸》等作品中具体的对象比较宽泛，但依旧可以和汉献帝、伏后、众忠臣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这些剧作翻案的人可以特指为政统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忠良之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翻案补恨作品，除《琵琶重光记》外，其余均是由《三国志演义》生发出来，亦足见《三国志演义》与明清三国戏曲之间的密切关系。

与这些不甚相同的是《小江东》，其一，此剧将“翻案”与“补恨”合二为一，指向性比较明确，但结合得不甚妥帖。其二，此剧生发的基础并不在《三国志演义》，而是源自于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以及此后在民间广为传唱表演的《单刀》《训子》等。这点在作品中有明确论说，其“小说”云：

《小江东》之作，何所取义？因见旧有《单刀赴会》一剧，首句辞曰“大江东去浪千叠”，盖言江水之大也。今则改而为小者，乃以当日江东君臣，局量狭隘，志气卑藐而说也。……然吴既小矣，又能坐踞东南数十年，兵不血刃，而屹然成鼎峙，此则伊谁之力也？皆大夫子敬弥缝之力也。……议者不察，顾以桓文霸作之流置之，各立门户，亦惟荆州是图，遂将临江一会，演出关夫子之披坚执锐，诡备百端，又奋酒力之余，拳臂张弛，效鄙夫之排击叱咤，以是而污人耳目，真可谓痴人说梦矣，真可谓唐突圣贤矣！予以感慨之余，成此不经之说，不过欲洗《单刀会》一番小气，以开圣贤真境耳。补天之荒诞，巾帼之乔奇，亦无非破涕为笑，作戏逢场，如是观也。

这段话实乃为《小江东》的创作缘起及意旨。很明显，《小江东》乃在于翻社会上广泛流传“单刀会”之案，最直接的指向即在于鲁肃。

鲁肃之形象演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三国志演义》中，鲁肃忠厚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与史传记载大不相同。《三国志·鲁肃传》记载，鲁肃身上有不少“任侠”的元素。“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父老咸曰：‘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儿！’”[5]937且在《汉晋春秋》等史籍的记载中，是鲁肃向孙权主动提起联合刘备以抗曹。借荆州之事，也是鲁肃极力主张的。故而张大可认为三国鼎立局面之形成，功劳最大者为孙权，其次即为鲁肃。

此剧与“单刀会”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周仓在外押粮，并未随关羽前往。当其得知关羽单刀赴会时夺取渔船前往接应，但却被风浪所阻，溺水昏迷。关羽回转后得知周仓违背将令前往救援自己时，意欲严惩周仓。恰逢伏后附体周仓，“翻案”与“补恨”之主题与此对接。

伏后被曹操处死，悲戚异常，冤魂进入女娲庙告状。女娲谓天有眼，惜世人弃之如敝屣。女娲让伏后观天隙，伏后先看到曹操做皇帝样，后见其平安死去，皆大哭；后又见曹操受苦伏难，大笑；再则看到前世故事，己身为吕后，曹操为韩信，因而所有的冤屈一并消解。

《补天记》事实、虚妄之事杂糅，情节围绕关羽镇守荆州与伏后天庭伸冤两个话题展开，伏后附身周仓，完成两个情节之间的衔接，从而最终实现翻“单刀会”之案与补伏后之恨的目的。虽然较为生涩，却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翻案补恨，除了上述两种形式外，其实还有转世描写。转世与补恨，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转世，是中国古代俗文学视域里一个非常常见的词语。翻案剧倾向于现世报，转世则侧重于来世报，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非常规的方式实现弥补、达到圆满。

三国素材中的转世报应非常普遍，《三国志平话》之开篇即是这种构思方式的一种实践。三分汉家天下的曹魏、孙吴、刘蜀，皆是向汉献帝讨债而来。汉献帝的懦弱，伏后的被辱，皆是偿还前世恶果；曹孙刘三家讨还的程度是前世所受冤屈的量化。

司马仲相的阴间断狱与韩信等人的轮回转世传说在宋元明清时代颇为流行，除了《三国志平话》外，还可见于《新编五代史平话》，明代更独立为短篇小说《闹阴司司马貌断狱》，被收入明末小说集《喻世明言》，后又改题为《半日阎王全传》，约于清末由广州五桂堂刊行。明末清初丁耀亢的《赤松游》中第41出“冥报”也是这种转世报应的如实反映；清代杂剧《醉司马梦里骂阎罗》似乎亦是这种思维的一种变形描写……可看出这种情节构思方式的不绝如缕。

《三国志平话》的这种构思方式算不上高明，却紧紧抓住了市井细民的心理。只是，在深入文本之后，叙述者被强大的时代思绪所影响，情感倾向依旧倒向了“拥刘反曹”的窠臼。在带有强烈宋元明时代特色的思潮中，叙述者与解读者都把转世因果的起点放在曹操身上，他所犯罪孽的偿还者则变成了他的子孙，如曹芳、曹髦等，索取者则变成了曹魏政权的继立者西晋。当然，这种叙述方式可以源源不断，甚至可以构成历史发展前进的另一种内驱力。《三国志平话》如此，明清三国戏曲中的很多作品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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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国志平话》是在叙述的过程中逐渐打破曹操所拥有的权力话语，那么《狂鼓史》《昙花记》等明清戏曲作品就直接剥夺了曹操索要的资格。曹操更多地成为了作恶的始作俑者，他以及他的后代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果报的对象。《狂鼓史》《昙花记》是曹操阴间现世报的再现。《补天记》中，曹操更多承担的是未来报应。《青虹啸》《龙凤衫》等，曹操的子孙们则成为了曹操恶行的承担者。曹操作为果报的承担者还是其后代去替其承担，成为了明清三国戏曲构思的两种最主要方式。

《三国志平话》中，司马懿超然于转世报应的体系之外，并且因为较为公正地解决了地狱积压数百年的冤案，故而意外获得了成为江山之主的机会。但在明代屠隆的《昙花记》中，司马懿也成为转世链中的一员，结局并不比曹氏家族的成员优越。“自家司马懿是也，平生为人艰险幽暗，深藏不测，被罚做个癞黑蟆，终日只躲在泥坑里，好生气闷。”作为直接篡夺大汉江山的曹丕显然更是不能逃脱这种报应：

自家曹丕是也，生前凭藉父亲威势，害尽骨肉，杀尽好汉，淫尽美色，一生享用富贵滔天。阎王道我也忒受用忒凶狠过度了，被罚做一个水牯牛，一生耕田拖犁，负重走远，好生辛苦，临了也还要偿人一刀，好苦，好苦！

这种报应体系是比较有意思的，曹操与华歆因为恶贯满盈，被打入无间地狱，直接被剥夺了进入因果循环报应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偿还的机会，连类似于司马懿、曹丕那种异形受苦的机会也没有获得。也即是说曹操、华歆他们的罪行已经超过了阴司所承受的范围，是无以复加的。另外一个比较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司马懿、曹丕的身后变形，他们一者变成了癞黑蟆，一者变成了水牯牛，前者倒是可以理解的，而后者则比较难以理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及其他的明清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变形描写，最为常见的乃是鸡、犬之类，水牯牛的形象则不甚常见。

转世描写的一个前提在于二者之间必须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相关点。汉高祖、吕后对三个忠臣不公正的处理态度恰好成为了三国时局形成的众多解释中的一个。这种单纯直接的转世形态解释是异常幼稚的，并且存在许多牵强之处，漏洞百出。文人作品中虽然也存在着众多因果报应的描写，但处理方式显然更富策略性，多有专家学者论及，不赘述。简单的因果报应律在明清三国戏曲中却异常突出，《昙花记》《补天记》《青虹啸》等戏曲作品中大都采取这种方式：行善得好报，作恶则遭报应，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考虑，也无需考虑其他历史、客观条件等。在这种因果报应的环节里，人是一种简单的存在，没有犹豫，也无需痛苦，感情的纠葛、忠义等俗世道德的羁绊基本上也就不复存在。这种简单的处理方式在戏曲舞台上是极为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纳的。

在明清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曹操、孙权、刘备的转世固然是大众化的，围绕着关羽、张飞的转世描写也不在少数。徐石麒《大转轮》中即有明确描写：“项王英气不减，可到解梁关家投胎，改姓不改名，辅助刘备，项伯雍齿背君卖国，转世为颜良文丑，阵上为公所斩，吕马童等六人贪功碎尸，着转世为杨喜蔡阳等六将，皆为关公所杀。”

关羽是由项羽转世，乌骓马转世成赤兔马，“宝马配英雄”，天经地义。或许是关羽在后代的地位不断走高，因而虞姬与项羽的故事未能出现在关羽身上，即便如“求秦宜禄妻”等有碍关羽形象的事迹也被屡次否定。因而，虞姬与项羽的话题更多由吕布来扮演承担。当然，关羽之转世也有其他的形式，如《三国志玉玺传》中写到：

颜良文丑皆天将，谪降凡间同领兵。要杀曹操而报国，误杀云长手内存。颜良要报前生怨，投生降在吕蒙门。变作吕蒙多智力，吴侯殿下领三军。文丑投为名陆逊，二人同说巧计文。[6]503

这与《大转轮》就存在着较大区别。前者关羽是转世思维中的“讨债者”，后者则成为了“负债人”。《关岳交代》*《远山堂剧品》谓《关岳交代》南北(曲)四折，并云：“关壮缪、岳武穆生平，大略相似，但谓其一为天尊，一为天将，交代如人间常仪，则见属俚墀。惟勘桧、蝸一案，或可步《昙花》后尘。”或者也是关羽与岳飞之间的转世关系，可惜已经佚失，无法确认。

与关羽相比，张飞的转世描写更为复杂。《大转轮》中谓：“樊哙刚直不磨，转为张飞”。《三国志玉玺传》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紫微星官原复位，张飞却是皂旗军。违犯天条来谪下，原归北极守旗门。误杀披头二小鬼，范疆张达报冤情。[6]506

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也记载了张飞之事，此间的转世情况显得更为复杂，似乎也更有系统性：

昔在郡城城隍庙，见有说三国演义葭萌关桓侯战马超者，言孟起与桓侯苦战三日夜，欲于马上擒桓侯而未能，遂诈败。桓侯追之，孟起回身，手掷飞抓罩其首……桓侯见飞抓自空直下，猝不及避，不觉大声而呼，举蛇矛向上格之。孟起回望，桓侯顶上黑气冲天而起，内现一大鸟，以翅击抓，抓坠于地不可收，大惊而退。后李恢说之，遂降昭烈。世传桓侯是大鹏金翅鸟转生，故急迫之际，元神出现耳。昔有桓侯在唐朝留姓，在宋留名之说，于唐时为张睢阳，宋时为岳忠武。忠武在孕时，母梦鹏飞入室而生，此其证也。说书者可谓有源委矣。[1]595

在这个话语体系中，转世的痕迹非常明显，不过这种是单个人的。张飞作为大鹏金翅鸟的转世，是必然不会死的。这种转世体系把整个历史都纳入了考虑的视域。从大鹏金翅鸟到张飞，再到张巡，再到岳飞。为何是大鹏金翅鸟，为何后世又是张巡、岳飞？这些都是值得玩味的内容。《说岳全传》中提到，女土蝠在如来讲真经之时，撒出臭屁，因而护法神祇大鹏金翅明王大怒，啄死了女土蝠，从而种下了因果报应的根柢。在这个故事体系中，大鹏金翅鸟是直接转世为岳飞。大鹏金翅鸟作为护法神祇，承担着维护讲经时的清净与神圣。正是基于这种使命，它啄死了玷污者女土蝠。张飞、张巡、岳飞同为转世的对象，承付的也多是此类任务。相比较而言，反倒是张飞的这种角色身份不甚明显。比较有意思的是，《古今小说》卷三十二“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中提供了这样一种说法的解释：“岳飞系三国张飞转生，忠心正气，千年不磨。一次托生为张巡，改名不改姓。二次托生为岳飞，改姓不改名。”很显然，转世人物的选择并非单纯是在于姓与名的巧合，更多则在于转世主体本身所具备的品质。

清凉道人的笔记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信息，其一是所谓“元神出窍”，这种情形在元杂剧《两军师隔江斗智》等中曾经出现在刘备身上，有元神出窍的对象多为帝王，或者如张飞这般死后能封侯的贵胄。元神出窍说明了他不该命丧于此，故而有前世转生物的庇佑。其二则为转生故事，张飞的转世故事相对较为特殊，因为他后世经历了两个忠贞人物，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了他的忠肝义胆。

转世报应，是俗文学作品中时常采用的解释因果的方式。明清三国戏曲的种种描写，均是这种思维特征中的一个具体类别的表现。因为三国人物身上相对固定的情感寄托，因而在描写过程中倾向性通常会显得异常明显。三国题材阐释有很多种方式，各种转世阐释之间难免会产生一些抵牾，但最终的落脚点其实都是一致的——补恨。

参考文献：

[1]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藤花主人梁廷枏.曲话[M].上海：上海有正书局刊行，1916.

[3]酉阳野史.续三国演义[M].余芳，兴邦，云彤，校点.济南：齐鲁书社，2006.

[4]中国戏剧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G].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6]三国志玉玺传[M].童万周,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魏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