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北朝时期，人们依竹而居，在别墅、园林、民居、官衙周围广种绿竹，以之改善人居环境。竹在南北朝文学中由具象转变成了意象，在人竹“对话”的语境中，名士雅趣和丽人情趣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南北朝文人侧重于描摹竹的“生”态和动态，进而赋予其喜怒哀乐的生命意识，在艺术上大大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现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5）05－0065-04

doi:10.3969/j.issn.1008-6382.2015.05.012

收稿日期：2015－09－07

基金项目：2013—2015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生态文明制度研究”创新项目子课题（stcx009）；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项目（205512000109）。

作者简介：彭庭松（1971—），男，江西吉安人，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生态文学与文化研究。

一

南北朝时期，人们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实践上，都对竹改善人居环境的独特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人竹共处的环境中，古人生态地、诗意地栖居着，安享农业文明时代的幸福。

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成片绵延的竹林随处可见。在竹林、竹海中安家，“因天材，就地利” ［1］，既能维持生计，又有利于健康，体现了古人朴素的生态智慧。由南入北的诗人庾信，晚年常常思念故乡江南，对竹色映入千家万户的场景难以忘怀。他在著名的《哀江南赋》中如此描述江南：“橘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在《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六）中又云：“竹林千户封，柑橘万头奴。”

在别墅和园林的营造中广泛种竹，发挥其生态审美的功用，在南北朝时几成风尚。刘宋时期的大诗人谢灵运曾大造别墅，他依山傍水，将竹与石进行合理搭配，凸显色彩意境之美。其《山居赋》云：“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过始宁墅》云：“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为后人展示出一幅竹影婆娑的画卷。南北朝的园林中更是广泛种竹，张正见的《赋得阶前嫩竹》生动描绘了园林台阶旁新竹竞生的动人景象。庾信《小园赋》有句：“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表现了园林修竹的疏朗之美。在园林内外，竹亭也时常可见，吴均即有《宋柳吴兴竹亭诗》，大户人家甚至有建造竹宫竹殿的习惯。梁代任舫的《静思堂秋竹赋》就有云：“静思堂，连洞房，临曲沼夹修篁，竹宫丰丽于甘泉之右，竹殿弘敞神嘉之傍。”竹宫、竹殿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有祠坛祭祀的功能，古人视为神圣庄严之所。在汉代，还专为天子祭祀之用。《汉书·礼乐志》记载：“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不过到南北朝时，一般贵族家庭也可以使用竹宫进行祭拜了，寻常百姓家则多建造竹房。

南北朝时期，人们喜欢在家庭居室周围特别是屋前广泛种竹，顾则心有《望廨前水竹》，何逊有《望廨前水竹答崔录事》，其诗题即是明证。当时也有人于屋后种竹，刘宋时期刘骏的《修竹诗》有云：“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为了追求与自然一致的生态雅趣，时人还将竹移植到庭院中，江洪的《和新浦候斋前竹》云：“本生出高岭，移赏人庭蹊”，记载的正是从高山将竹整株移栽到庭院小路边的情形。谢庄的《竹赞》云：“瞻彼中唐，绿竹猗猗。”“中唐”即庭院的意思，诗句赞美了满庭绿竹的姿态与神韵。鲍令晖的《临窗竹》云：“袅袅临窗竹，蔼蔼垂门桐”，以“袅袅”来形容翠竹婀娜的风姿，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才女自身的林下风致。谢朓的《咏竹》云：“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从颜色入手，突出青翠之竹给自己带来的奇特感受。何逊的《竹诗》云：“竹叶响南窗，月光照西壁”，则从竹之声响来反衬夜晚的安宁与诗人的孤寂。

南北朝时，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竹不只是建造房屋的材料，更是人们审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竹易成活、生长快、四季青、姿态美等特点，是人们乐意用它来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原因。在与竹相伴的日子里，人们与自然默契相处，体味到天人合一的妙处。

二

丰子恺曾指出：“画家与诗人的观察自然，都取有情化的态度。” ［2］在南北朝诗人的笔下，人与竹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侧重于“看护”转向了侧重于“对话”。竹被更多地赋予了活力和情趣，人竹对话显得更为和谐默契。

南北朝的士大夫们对美的追求是空前的，他们把从自然中获得的感悟作为美的重要来源。正如西方批评家描述的那样，“创作者必须自己构成一个世界，从自身内部，从他所从属的自然中找到一切” ［3］。爱竹人士多半标榜“任自然”的人生态度，自然是脱俗的，因而他们从竹清雅孤高的风神品质中找到了属于名士的象征和慰藉。

成书于刘宋时期的《世说新语》，记载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书中对他们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和行为举止多有描述，这就是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除了“竹林七贤”外，《世说新语》还对王子猷有生动的描写，似乎更为后来的爱竹者所追慕。最有代表性的是这则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成为后来高人雅士常常征引的典故。“此君”日后更成了竹之专称。王子猷与竹有不解之缘，《世说新语》还记载了其另外一则轶事：“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命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此则生动表现了王子猷“眼中有竹”而“目中无人”的雅趣，很具幽默感。主人为求得与名士晤谈机会，先是以好竹相诱，接着不惜闭门不让出相逼，王子猷为此觉得主人也是性情率真之人，与自己一任兴致的性格甚相投，这才“留坐尽欢而去”。

竹与隐士有着天然情缘，竹林成了很多人逃离尘世的去处。刘宋郑缉之的《永嘉郡记》有载：“乐成县民张荐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荐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王羲之乃东晋大书法家、大名士，时人以一睹风采视为平生大幸。而张荐一介布衣，却以逃逸竹海的方式让这位声名赫赫的人吃了个闭门羹。郡人不以为唐突，反赞为高士，这种风尚不正和这风神洒落的苍苍翠竹相映生辉么？

竹的姿态阴秀，其内在品格则刚柔相济。因此，它除了具有君子的伦理象征外，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女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笑”字的解释是：“竹得风，其体夭屈，如人之笑。”将竹之随风弯腰情状，毕肖于美女开怀大笑，这解释确乎独特。南北朝咏竹文学将竹与丽人结合，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这种创作联想从深层次上来说，是符合生态批评中的原型理论的。著名女性社会活动家科拉德精辟指出：“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作为女性的命运和自然界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这种联系始于土地女神崇拜的社会，在那些社会里，人们感念女性和自然界给予生命和维持生命的强大能力。” ［4］

南朝齐梁时代，“宫体诗”盛行，开“宫体诗”先河的沈约有著名的《丽人赋》，其文写丽人约会男子的过程，其中写到竹的地方有一处：“池翮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暗入光，含羞隐媚。”以风吹竹林，罗衣飘飘欲举，来衬托丽人的矜持与羞涩，给人以丰富的暗示。萧纲的《修竹赋》则将咏竹和送别的情事关联，其中“日映花靡，风动枝轻，陈王欢旧，小堂伫轴”句，前面描摹修竹动态，后面用送别典故，让人联想到情人间将别难别的缱绻情意。陈后主的《夜亭度雁赋》写的是闺怨，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在写悲情之前描绘一番绝佳景色：“春望山楹，石暖苔生。云随竹动，月共水明。”春情萌动，水月一色，竹影婆娑，本是良辰美景，而今却作关山之隔，这种“一倍增其哀乐”的反衬笔法，极富感染力。以上三赋，主调不脱宫体脂粉气，却都以生态清新的竹作为背景和氛围，倒也是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了。

此时期咏竹文学将竹更多地与名士、丽人结合起来抒写，用自然生态之眼加以观照，竹由具象变成了意象，成了有意味的形式。这不只是反映了南北朝士大夫对情景交融文艺手法的娴熟运用，更折射出他们作为“生态审美人”的相当自觉的意识。

三

天地万物每时每刻都在运动，表现“生”的状态应是生态意识的题中之义。《易传》云：“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大道，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是生态艺术表现的重要真谛。因此，文学创作光有客观描摹远远不够，只有通过静穆和表象写出真力弥满、生机灌注的神韵，才可能达到天地精神周流万物的境界。

南北朝咏竹文学注重描摹竹子的动态，通过“动起来”丰富了表现内容和领域。沈约的《咏檐前竹》写出了静中之动。诗中用了“垂”“成”“上”“下”“动”“照”“生”七个动词，前四句形象清晰地描述了竹笋生长的全过程。“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用画笔的手法写出竹声、竹影之美，动静相宜，相衬相生。“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用拟人的方式写出了一段人竹相赏的情谊。张正见的《赋得风生翠竹里应教》写出了动中之动，绘就了风中翠竹的气象：“竹花翻飞如凤下枝头，翠枝拂水如龙游来饮，万籁齐响不待人吹。”

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众生平等的思想，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比拟成人与人的关系。物感而心动，心动则情移，竹之于人，人之于竹正是如此。生态的深层是生命意识，竹在生命意识的观照下也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王俭的《灵丘竹赋》云：“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写出了竹的活泼精神和昂扬风姿；张正见的《赋得阶前嫩竹》云：“欲知抱节成龙处，当于山路葛陂中”，则用竹杖化龙的传说来激励抱负实现，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刘孝先的《咏竹》，则对生于荒野、不为人知的高节之竹深表不平，发出了“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慷慨激越之声。江洪《和新浦候斋前竹》“夜条风析析，晓叶露凄凄。箨紫春莺思，筠绿寒蛩鸣”之句，则大有身处陌生孤单环境之下的凄凉阴冷况味了。

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俳谐文。文章通篇运用拟人的方法，用奏章体裁，通过“修竹”来弹劾甘蕉的种种罪行。甘蕉依仗自己株大叶长，而“予夺乖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为己力”。其霸道行为阻碍了杜若、泽兰、柯草等香草的成长，引发群情共愤，众草木共诉于身为“贞干臣”的“修竹”面前。“修竹”明察秋毫，丝毫不为甘蕉高大外表所惑，判定其性质为：“本无芳馥之香，柯条之任，非有松柏后凋之心，盖阙葵藿倾阳之识。”既是如此无品无能，“妨贤败政”，“修竹”便建议采取果断措施：“徙根剪叶，斥出台外！”文章有游戏笔墨的性质，艺术水平较高，惟妙惟肖地描写了甘蕉以及草木的情态与生态，洋溢着滑稽活泼的气息。

竹乐器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制作与应用。筝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筝赋》之作蔚然成风。筝相传是乐正夔模拟天籁，采伐竹子而制成的。筝后来逐渐被赋予礼乐色彩，在演奏内容上，往往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萧纲的《筝赋》很具有典型意义，该赋从江南竹之不凡姿仪写到伐竹制筝，从弹奏效果、听者反应、佳人丽容、主客感触等方面写出了筝乐的动人魅力。该赋广泛采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化听觉为视觉，写出了“或徘徊而蕴藉，或慷慨而逢迎。若将连而类绝，乍欲缓而频惊”的复杂生命情怀。“听鸣筝之弄响，闻兹弦之一弹”，在深沉慷慨的筝声中，欢少苦多、聚少离多、得少失多的情感又怎能不使“游客恋国，壮士冲冠”？感伤苍凉的风格，正是那个时代政治生态以及社会心理的集中反映，骚人词客在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中，往往沉湎于艺术以求解脱。

南北朝咏竹文学从以往的静穆观照惯性中走出，转而对竹子的“生”态进行追摄描摹，体现了美学的进步和丰富。从生态的表象进入到生命的思考，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发展过程。诚如美学家所言：“艺术家要在自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发现自己，故必推广其同情心，普及于一切自然中，有情化一切自然。” ［5］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找到了人与竹之间基于大道的联接，将竹对象化，赋予其喜怒哀乐的生命意识，在艺术上大大拓展了生态文学的表现域。

四

环境友好、审美和谐、表现自然，这正是南北朝咏竹文学中生态意识的核心特征。在优秀的作品中，人与竹之间的神合契得，似乎泯灭了物我的界限。两者就像是坐在天地之间晤谈的知己，正如后来辛弃疾所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拟人是手法，交心是实质，仁者就像爱人一样深爱着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意识和精神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现实土壤中开出的花，结出的果。生态意识其实是农业社会文化心理的一个侧面。“农业之人向地工作，而地上之植物上升于天，见上天下地之相通” ［6］，哲人的这一启示，使我们对天人合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深埋于地下到破土而出，从脱去笋衣到蜕变为竹，从凌霄之上到枯萎中断，竹的生命历程不正是一切生命活动的象征吗？也许南北朝士大夫正是从竹的生态中，体悟到了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他们将最自然和最朴素的情感和理智扩而大之，不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生态模式么？民胞物与，道在一切，竹的一枝一叶均可以唤起我们亲切无比的生态意识。美丽的往往是生态的，生态的一定是美丽的。摇曳在文学清风中的竹海，汹涌着生命的底色，传递着生态的精神，为我们开辟了美好的生活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