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书藏

西方新闻生产的语境分析
——概念权威性的视角

■ 李书藏

长久以来，我国对于西方社会历史变迁和语境变迁与新闻生产关系的探讨为数甚少，其间尤其忽视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忽视了建构有序社会和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关键概念——权威，以至于在相关的新闻理论框架使用过程中，导致话语体系的混同与思维逻辑的分割，未能清晰解读西方社会新闻生产的真正意义。另外，由于西方理论界关于自由主义的研究一般而言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有关新闻自由和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探讨的重点，但是多数时候这种探讨都停留在政府或者说政治结构和媒介关系的层面。这样一来，对于语境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新闻界和学术界而言，在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对于媒介发展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和立场面前，很难就不同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展开和深入，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介入西方自由主义这一政治哲学领域，对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中的权威及其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由此进一步对西方新闻产制的逻辑进行比较准确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作为从近现代逐渐发展而来的理论和思想，尽管其体系十分纷繁复杂，但是就其四个基本的方面而言，自由主义却具有比较一致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在政治上主张建构小政府大社会的民主政体，经济上倾向于财产权的私有和资本市场的自由运行，社会上关注公平正义和弱势群体，哲学层面则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①由于这一基本观点已经获得了西方社会民众基本一致的认同，因此，自由主义也被誉为是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主流价值观。

在这一主流价值观的支配和影响下，西方新闻媒介普遍被视为是民主政体的一部分，作为自由市场的主体，遵循资本市场的逻辑自给自足并独立于政府，因此而能够通过编辑权与经营权的独立，运用专业主义的手段，承担新闻界应有的责任，始终关注个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发挥监督权利和平衡表达各方声音的意见沟通平台的作用。

但是，葛兰西等著名思想家关于媒介霸权的分析和乔姆斯基等语言修辞学者对美国民主的抨击，以及媒介政治经济学对于市场和资本逻辑的指责却使以上自由市场的观点出现了瑕疵，由此不得不引发我们对自由主义自身所携带悖论的探讨。

西方自由主义的语境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的内涵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关于国家和政府的权威问题，在古典自由主义语境中，焦点集中于个体权利的重要性，探讨的是秩序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在新罗马自由主义时期，着重讨论的却是什么样的政府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个体只有在自由的国家才可能享有自由的权利。而在修正自由主义语境下，平等却是其中探讨的最重要的关键词，因为只有平等，才可能将自由的权利扩展到最广大的民众之中，而平等的实现不仅需要自由市场，也需要国家权力的扩展。这种种语境和内涵的变化说明，自由主义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悖论，这一悖论在新罗马自由主义之前，主要表现在自由权利的范围和国家民族之间利益的张力方面，新罗马自由主义之后，主要体现在既认可政府各种重要的服务和调节职能，又强烈倡导自由优先权以及公平分配之间存在的矛盾上。

由此，关于西方自由主义语境下新闻生产的悖论式讨论，也表现出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存在的这种矛盾。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纷繁复杂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寻找到悖论的关键所在，并由此厘清其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仔细检视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大量有关新闻生产的讨论都更多地集中在民主和自由，以及国家等概念上面。意见自由市场的竞争理论已经说明，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通过竞争达成的意见表达首先是基于多元主义的，所以必然不受国家控制并且是自由的，以上观点不仅得到大多数美国司法判决的肯定，更受到了欧洲委员会的认同。②尽管批判理论学派提出公共领域和社会接近权等概念来批驳资本自由主导的所谓意见表达多元化和民主，但是并未就西方新闻界遵循的报道原则和报道者意念中存在的权威认知展开，亦未追根溯源至社会有序存在的基础，因此其实忽视了社会作为一个有序整体的政治意义。而无论是在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著作中，还是关于第一修正案的研究书稿中，从大量的新闻报道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对任何人进行报道时，记者首要考虑的是必须遵循社会需要客观和真实的信息这一专业理念，根据这些著作的推论，每当具体案例发生，法官们以及对新闻价值做出评判的各界权威人士共同表达的最终愿望，莫不过于对规则法律、习俗、道德准则等的维护，这一维护深刻地揭示了新闻生产与权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了新闻生产在西方社会作为政治协商平台的重大意义。

根据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出版的世界公民读本《权威》一书，西方社会的公民一般会在以下范畴遇到权威：一，规则和法律。二，习俗。三，职能以及机构。四，道德准则。③

在维基百科里，权威一词来自古拉丁语，原意是一种创意、教导、意见、影响、或者指令。这一原意的追溯，使得权威这一概念与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反复强调的过于积极的自由——甚至是威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区别。

也就是说，权威是内在自发形成的，在社会自发有序地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永久性的调节作用，它不同于权力，更不是威权。如同语言的产生和语言发挥的影响，自其伊始，就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起着促进文明进化的作用。应该说，既然这一文明进化是人类天然的一种选择，那么权威的所在，即是公民自觉自律之所在。语言的作用在于表达，既然表达，就有其意义，因此对于运用语言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比如文学、民谣、歌曲、历史叙述和记录、新闻，等等，在符号学家的视野中，类似所有的生产无不是一种意义的生产，这一意义的生产过程无疑是一步步加强和深化了已存在或者正在形成的权威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于权威的认同。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权威有三种界定，即理性合法的权威、传统的权威和克里斯马权威也翻译为具个人号召力的权威。在韦伯的著作中，关于法律权威的分析说明，社会的有序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法律以及习俗，是社会有序发展和变迁的基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明了宗教作为一种习俗在资本主义社会建构过程中起到的权威作用。

西方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可谓相得益彰。新教伦理的传播得益于古登堡印刷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哲学基础——自由主义的萌芽得益于印刷媒介的发展，自由主义思想又最终促进了新闻生产作为政治协商工具的大规模成型，其间旧权威与新权威逐渐交替变化，尤其是在习俗和道德准则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新闻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目的的形成。

西方文化工业理论指出，文化产品的生产首先必然摆脱不了社会修辞化了的语言系统的控制，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商品承继了早期人类文化产品的属性，不可避免与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道德观、社会正义以及公众良善的愿望等精神需求密切相关，包含着社会公众已经固有的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等。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的生产本身，是一种意义的生产，这一意义的生产与其他产品的生产本身具有本质的差别。

因此，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西方新闻生产也是一种意义的生产。这一意义，本质上就包含了对传统权威的尊崇、强化、或者分解和再强化，因为它首先是全社会意见经过表达以后的意识之总和，然后是占据主流位置的、经过协商达成的共识，这一共识一旦达成，又具有了权威的特点。那么，众所周知西方新闻媒介并非是表达记者和编辑意见的传声筒，作为承载社会意见的一个平台，它是反映全社会各种声音的一个场域，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协商的一个平台，所以与其说批判理论视野中的所言在意见传播的过程中，并非所有人的声音都能得以表达。毋宁说民主的协商本身也并不完美，权威也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境况之下，而关于政治和政治官僚的批判更是自由主义一直以来一个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的讨论，本身就充满了对于政治的目的以及政治实践的各种争议。

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实践内容是民主协商。西方新闻生产作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鉴于对社会秩序的尊重，承认不同历史时期权威的存在，并在承认社会应该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有序系统这样一个前提下，在指导新闻生产的层面，必定会存在不同面向的法规、义务、国家安全以及习俗约束等等要求，这些要求致使新闻媒介不得不在一定的框架内行使其权力，承担起推动社会良性运转的民主协商的责任，并表现出对习俗规则以及道德伦理的基本尊崇。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新闻生产与国家和政治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是西方社会民主协商政治的一部分，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受社会习俗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权威达成一致和妥协，又是政治得以达成自由目的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注释：

① 李强：《自由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5—17页。

② ［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大众社会与媒介》，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③ 美国公民教育中心：《权威》，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3页。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