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建构的城乡文化生态<br/>——基于生态美学的视角

论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建构的城乡文化生态
——基于生态美学的视角

2015-02-20张爱凤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年6期

■张爱凤

论国内电视真人秀节目建构的城乡文化生态
——基于生态美学的视角

■张爱凤

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看，在当下热播的城乡角色体验类真人秀节目中，城市和乡村被建构成一种严重失衡的文化生态关系。在自然生态上，农村通常优于城市，而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上，城市则以双重优越于农村的姿态出现在节目中。为了强化城乡矛盾和情节冲突，节目中的城市人和农村人在贫富、人物形象及价值观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对立性，且这种城乡对立的文化生态关系在传播中被进一步模式化、刻板化。本文基于生态美学视角的文化批判，旨在推动媒体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真人秀节目的创新和完善。

电视真人秀；城乡文化；生态美学

真人秀节目是当下中国内地卫视一个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类型。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共有70多档不同类型的真人秀节目在内地卫视频道播出。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从《爸爸去哪儿》到《奔跑吧兄弟》，从《汉字英雄》到《中华好诗词》，中国内地的真人秀节目大致经历了兴起模仿、海外模式本土化、本土原创模式三个发展阶段。真人秀节目一般强调参与主体的大众性、参与过程的规则性、记录的真实性和内容的可观赏性。从2000年至今，经过近15年的发展，真人秀节目已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10月，天津卫视的《囍从天降》和江苏卫视的《明星到我家》掀起的版权模式之争，让城乡角色体验类真人秀节目在《变形计》之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关注真人秀节目建构的城乡文化生态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但也是当下真人秀节目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一、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真人秀节目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科学，在开创初期，它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界。20世纪初，生态学被逐渐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了很多交叉学科，如社会生态学、民族生态学、文艺生态学、传媒生态学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进入转型期，也进入“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城市化加快进程，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环境破坏、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分化、人际关系异化等问题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美学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和各种生态理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由中国学者提出的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①

曾繁仁被认为是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他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而其深刻内涵却是包含着新的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关怀，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一种重建。”②

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主体/客体、感性/理性、肉体/精神、人类/自然等两个方面始终处于对立状态。

最早兴起的野外生存类真人秀节目便是以多元的生态审美关系作为节目创意主题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2000年5月推出的《幸存者》（Survivor）是最早被中国观众认识和接受的野外生存类真人秀节目。该节目从近万名应征者中挑选出16名参赛者，把他们送到无人居住的海岛或荒山野岭生活39天。剧组全程跟拍，记录选手们在野外生存及相互竞赛的过程，最终获胜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为强化“人与自然”的冲突，此类节目录制的地点多选择在与世隔绝、人迹罕至的荒岛或原始森林等。自然环境越原始，生存条件越艰难，选手面临的挑战越大。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最终获得胜利，选手不得不与自然做斗争，与对手相竞争。在这样的真人秀节目中，“人与自然”“人与人”被设计成对立的关系。

和西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同，“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的重要思想。季羡林曾指出：“在天人的问题上，西方与东方迥乎不同。西方视大自然为敌人，要‘征服自然＇。东方则视大自然为亲属朋友，人要与自然‘合’一。”③近几年，由野外生存类节目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户外真人秀节目，建构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由“征服与被征服”的冲突型关系转向亲近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型关系。在《爸爸去哪儿》《人生第一次》《囍从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真人秀节目中，选手与自然、乡村形成亲密、和谐共处的关系，选手之间竞赛的过程减少了残酷、艰险的成分，多了温情、趣味、协作的内容，观众在收看的过程中心态更加轻松。

湖南卫视的《变形计》《爸爸去哪儿》、天津卫视的《囍从天降》、江苏卫视的《明星到我家》，都是当下热播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将节目拍摄的场景从城市转向了广阔的农村。在这些节目中，城市/农村、城里人/农村人、明星/大众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为增强节目的冲突性和可视性，此类真人秀节目有意强化建构了城市和乡村冲突型的文化生态关系。

二、真人秀节目建构的城乡文化生态关系

城乡之间的文化生态关系包括自然及物质生活环境、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媒介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从来不是镜子式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建构。按照传播学的理论，媒介建构的是一种“拟态环境”，是媒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

（一）客观真实：日趋脆弱的城乡文化生态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深刻的背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④欧美发达国家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转变，这其中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历程。

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步晚、速度快。据《中国环境报》消息，截至2009年底，我国城镇人口为6.22亿，城市化率达到46.6%，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据预测，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2%。⑤但中国的城市化东、中、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率高，城乡差异不断缩小，而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低，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同时，跃进式的城市化带来的生态系统破坏、环境污染、城市病等问题也日趋严重。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大发展，能源被大量消耗，雾霾天气呈现频发性、全国性态势。2015年2月28日，由中央电视台前调查记者柴静率团队独立完成的节目《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在网络推出后的24小时内，视频点击量已破亿，并引发全民对生态环境的热议。

此外，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迅速改变了中国社会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面貌，“最近十年，全国每天有80个村落因城镇化消失。”⑥一方面，农村的大量耕地被征用，以建造工厂、高速路、商品房等；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青壮年离开土地和村庄，进入城市谋职求生，也在农村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仍在扩大。⑦此外，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及伴随而生的消费主义及都市价值观，也正深刻地改造着乡村文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而且主要是城市本身的精神结构，它不仅迅速地扫除着历史上一切美好的精神遗产，也迅速地败坏着它周边广大的、尚残存着朴素人性的农村地区。”⑧大量农业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也使得乡村文化最新鲜有力的载体丧失，当一种文化失去了自我传承与创新的主体之后，这个文化的生命力也将枯竭。当前，农村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濒临绝境。城市化进程在文化领域表现出的一道深刻的断裂层便是“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断裂，前者强势，后者弱势。卢岑贝格指出：“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伦理观念。我们就不可以再无所顾忌地断言，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我们需要对生命恢复敬意”，“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认识自己”。⑨

（二）媒介真实：真人秀建构的“美丽”“破败”交织的乡村文化生态

当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受到高房价、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之困扰。为此，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⑩

1.距离建构的“美丽”乡村

“乡村”在汉语中，是一个富有诗性的词汇，很多大诗人如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都把乡村田园当作自己精神灵魂的栖息地。为满足当下城市观众对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向往，《爸爸去哪儿》《人生第一次》《囍从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真人秀节目将拍摄地选择在风景优美的乡村。如《爸爸去哪儿》《人生第一次》第一、二季中选择的外景地都是风景优美、自然生态极好的地方。北京门头沟区的灵水村，整个村庄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古朴、宁静；宁夏中卫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处，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处，兼具西北风光之雄美和江南景色之秀美；“鱼米之乡”云南文山普者黑被誉为“世界罕见、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此外还有山东威海鸡鸣岛、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雪乡、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农村、云南省丽江市海打渔村等。天津卫视于2014年9月推出的《囍从天降》，采用了明星体验农村生活的真人秀模式。该节目邀请当红女艺人分别进入普通的农村家庭，进行农村生活体验。《囍从天降》选定的拍摄地也是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的中国农村。在目前已播出的节目中，有甘肃会宁山村、四川黑水藏家还有广西防城港渔村等。江苏卫视于2014年10月10日起每周五晚10点播出的新家庭生活体验真人秀《明星到我家》节目也是如此，张柏芝、黄圣依、秋瓷炫、李金铭这四位嘉宾以“媳妇”的身份“嫁入”云南普洱地区宁洱县农家，与婆婆们同在屋檐下，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明星们初到农家时，都表露出对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和优美自然环境的喜爱。在航拍的画面上，辽阔的黄土高原、层层的梯田、壮观的山峦、茫茫的草原等，都让这些来自大都市的女明星们情不自禁地兴奋赞叹“真美”，这是因距离产生的美感。

2.现实直面的“破败”乡村

当审美的距离消失后，在这些节目中，农村究竟是如何呈现的呢？在《囍从天降》2014年10月25日第一期的节目中，来自城市的女明星们在农村面对的是这样的生态环境：甘肃省会宁县阳山村，地貌特殊，是一个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大峡谷边上的村庄。“满眼望去是黄土，降水量少，土地收成有限，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养羊。通讯基本靠吼，看家基本靠狗，出门基本靠走”。实际她们需要面对的生活环境更加艰苦：繁重的农务、闭塞的交通、落后的通讯、简陋的生活设施、凋敝的文化氛围等。受高原气候影响，甘肃会宁常年干旱少雨，村民难得洗澡。当贾玲得知当地老人72年未曾洗澡，面露鄙夷的神色，并想要尽快回到北京去。节目组有意让这些平时生活在光鲜亮丽的城市中、在聚光灯下光彩夺目的女明星们一方面赞叹农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又要“遭受”农村劳动生活的“折磨”。节目设置的“赶羊大赛”“挑水大赛”“犁地比赛”对明星们来说只是一场游戏，节目组希望达到的是生活优越的城里人与农村艰苦的环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的效果，同时也通过选择性的建构，让高速城市化进程背后的贫困农村以更形象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城市观众的面前。

在另一档节目《变形计》中，节目选取的城乡环境更是有着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节目主人公选择变形的城市多以大城市为主，如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长沙等。在一般的影视剧和电视节目中，城市通常的形象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琳琅满目的商场、悠闲自在的公园等；而变形的农村，通常都以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居住条件简陋、生活内容单调的贫困地区为主，如甘肃会宁、贵州岜沙苗寨、陕西八仙镇、云南文山壮苗自治州等，这些地方均为中国目前的贫困地区。

在当下涉及城乡关系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城市和乡村形成一种严重失衡的文化生态关系。在自然生态上，农村通常优于城市，而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上，城市通常以双重优越于农村的姿态出现在节目中，为了强化城乡矛盾和冲突，节目有意选择较为贫困落后的农村作为城市人体验的环境，这种城乡之间对立的文化生态关系在节目的传播中进一步模式化、刻板化了。

三、真人秀节目建构的“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文化生态关系

人与社会、人自身建立的生态平衡是生态美学重点关注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讲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近代以前，中国社会还保持着良好的城乡连接关系。在20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成了传统、愚昧、落后的代名词，成为向西方学习现代化的过程中最需要试行改造和拯救的地方。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愚、穷、弱、私”(11)。1958年之后，我国采取了牺牲乡村发展城市的工业化战略，在行政主导下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很长时期呈分离状态发展。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城里人文明、富足、有教养，而农村人，从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到当代影视剧中塑造的农民形象，通常与贫困、愚昧、落后等概念连在一起，成为城里人忽略、鄙视的对象。

《变形计》是湖南卫视播出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这档节目寻找有特点的人物，安排他们进行角色互换，节目组全程每天24小时跟拍，剪辑后播出。在这个节目中，为强化角色、环境之间的冲突以及变形前后人物性格的对比，从第4季开始，节目专做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角色互换。该节目建构的“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关系总体呈现出一种明显对立的状态。

首先是城市人与农村人贫富的对立。在《变形计》2014年的节目中，来自农村的张凯龙，他的爸爸在城里打工，因为缺乏技术，只能在工地做搬运工，背一趟水泥仅挣两块钱；而北京的孩子胡政尧还在五年级的时候，就创造了两天花完5000元的记录。城里孩子刘珈辰一顿早饭就花了300元，还抱怨没吃饱，热衷买名牌鞋，一年花销近20万；而留守儿童12岁的农村孩子杨杰独自当家，要照顾爷爷奶奶还有弟弟妹妹，每周上山砍柴，半月生活费只有14元等。节目中选择变形的城市家庭，多数是物质富裕的家庭，而农村家庭通常都很贫困，父母在外打工，家中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在《囍从天降》节目中，明星进入的几个农村家庭也非常困难，家中没有青壮年，多为老人和孩子留守，生活非常艰苦。贾玲不满农村太穷，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想过挺苦的，但没想过这么苦。”

其次是城市与农村人物形象的对立。在《变形计》中，为了强化人物变形的难度和冲突性，有意选择个性突出的人物。参加节目变形的城市孩子，家境富裕，平时娇生惯养，恶习颇多。如叛逆顽劣的重庆少年李锦鉴，在纷繁复杂的游戏世界中迷失自我；北京问题少年胡政尧暴力、狂躁、反叛、爆粗口，面对农村孩子，心理优势明显；施宁杰是富二代，最多的时候一天花三万，每天都在疯狂地飙车和酒精的刺激中挥霍着青春；郑州富家子弟赵迪厌学、逃课、打老师、恐吓同学，频繁闯祸。节目中参加变形的农村孩子，家境贫困，多为留守儿童，但成熟懂事。广西山里娃韦志忠的生活简单却很快乐，三兄妹分一盒饭挤一张床，这样的生活让他们学会了谦让；云南大山里的孩子和志军成熟懂事，会照顾同学和家人；杨杰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小小年纪就承担了家庭重担。在《囍从天降》节目中，贾玲初到甘肃会宁农村时，对农村艰苦的生活环境非常不满，时时表现出一种无法忍受的情绪。但节目中的农村人虽然家境贫困，但多数性格善良、温和。王田娥、王田丹小姐妹是孤儿，与奶奶相依为命，但性格善良天真，总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明星喝。”

在节目中，“城里人－农村人”的人物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节目剪辑以增强冲突及可视性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下中国城市和乡村不同环境塑造的人物性格特征。在《变形计》《囍从天降》等真人秀节目中，城市和乡村成为贫富反差极大的生活场景，而城里人和农村人具有明显对立性的形象就刻印在这样的生活场景中。

再次是城市人与农村人价值观的对立。当代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各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以现代都市文明为特征的城市文化和以传统乡土文明为代表的乡村文化也在不断发生冲突。在真人秀节目中，城里人物质富裕，崇尚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在《变形计》中，出现问题的城里孩子，都生活在衣食无忧、生活富足的家庭，从小被父母娇宠，并在耳濡目染中深受都市消费主义的影响，挥霍无度、生活奢靡。而在农村，尤其是在贫困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淳朴的乡土环境保持得比较好，节目中出现的农村人大多表现出勤俭、善良、淳朴的一面，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让城市人为之感动，这也更多体现出未被都市文明改造的农村对乡土文化重情、仁义等传统价值观的一种遵守。

艾凯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中，概括了96个区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概念之维。常见的维度有：农村人的生活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城市人的生活是不满足的；农村人的生活具有比较高的伦理性，城市人的生活是物质至上的；农村人的生活是联合的，城市人的生活是分裂的；农村里面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城市里面机器处于核心；农村是禁欲主义的，城市是享乐主义的，等等。(12)尽管这样的维度区分过于绝对了，但确实也能部分地与当下真人秀节目中建构的城乡文化生态吻合。

四、反思真人秀：“基于城市中心主义立场的内容生产”还是弥合“城乡差距”？

在2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研究是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李欧梵指出：“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惟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13)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的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自2003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的10多年来，“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实现城乡与工农同步协调发展，这是习近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精髓。“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中，更体现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

但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当下的电视节目生产因为有收视率和广告经营的压力，节目的生产由“生产者为中心”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对于广告商来说，他们的目标观众主要是城市人。因此，节目制作方通常站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立场进行节目的策划和营销，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爸爸去哪儿》《囍从天降》《明星到我家》等节目中，为其提供赞助的商务用车英菲尼迪豪华七座SUV，别克通用商务车，为《人生第一次》冠名的贝因美奶粉，显然目标群体是城市中高端消费人群。在这些节目中，农村往往只是人物活动的一个场景，观众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明星和城市人。农村在镜头前展现了自然生态的优美，也袒露了生活的艰难、留守儿童心中压抑的痛苦、农村独守老人心中的哀伤等，为了节目的制作，这一切不得不都在镜头前展露出来。农村人的淳朴、善良使得他们不会也不敢对节目组说不。如果美丽的农村是和贫困、孤独、哀伤联系在一起，只是为城市人的游戏活动提供一个场景，为节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拉动收视率增加一个筹码，为明星们体验新鲜的农村生活提供一个机会，而对如何保护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关爱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文化不作进一步思考，这样的立场是否有失偏颇？正如网友“久伴爱人”评论说“我想说《变形计》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城市孩子的成长。而那个被挑选的农村孩子也不过是你们完成任务的一个工具，一个牺牲品罢了。”

在《变形计》《囍从天降》《明星到我家》等真人秀节目中，最终都是以城市人和农村人的互相认同、和谐相处、情感交融的关系作为结尾的，但事实上，城市和农村、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心灵的差距和隔阂远远不是7天或1个月就能弥合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村传统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新形势下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土地、教育、文化、福利保障等多方面的“新剪刀差”问题。

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城市和乡村、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都应当建立一种尊重、平等、和谐、互助的关系。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风险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城市快速发展而农业和中西部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市人和农村人差距不断拉大。对媒体而言，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和文化传播，多创新一些面向农村、促进城乡之间积极平等沟通和互往的电视节目，对改善城乡文化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是媒体和学者都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文化问题。

（本文系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项目、扬州大学“拔尖人才”成长计划项目资助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②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http：//www.cssn.cn/zhx/zx_mx/201404/t20140425_1125455.shtml。

③ 季羡林、张光璘编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④ 廖明君、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的理性观察与人文关怀——刘士林教授访谈录》，《民族艺术》，2008年第2期。

⑤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化》，《中国环境报》，2010年12月30日。

⑥ 冯骥才：《全国每天有80个村落因城镇化消失》，《北京晨报》，2013年12月24日。

⑦ 全国妇联：《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6000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10/c_115720450.htm。

⑧ 刘士林：《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⑨ ［巴西］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刘丽荣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7－58页。

⑩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提出六大任务》，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1214/c1004－23841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