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平方

情境即信息：兼论新媒体传播情境的三重特性

■原平方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基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重要性所做出的一种判断，但媒介所在的情境也具有信息传递的重要功能。本文试图以历史描述主义的方法梳理传播情境的演变历程，认为传播情境同样构成了信息传播的不可分割的内容。而在以信息传播技术所催生、个体被赋权的新媒体传播过程中，新媒体传播情境相对于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情境，也同时具有了三个方面的特性：一是新媒体传播内容之一——新闻定义与边界的模糊；二是公共传播的出现；三是信息消费性的彰显。

语境；传播情境；公共传播；消费

一、作为媒介的语言与语境

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和交流媒介，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总是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进行，同时构成交际环境。基于此，在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对于语境做出了界定，明确指向语言符号的使用环境。在B.Malinowski教授看来，语境为交流活动提供场所和背景，不同语境规定交流的类型与方式，也就是说，不同的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交流话语的涵义与风格。传统的语言学家认为语境又可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所谓语言性语境，就是通常所说的“语境”，即书面语中的上下文或口语中的前言后语，是一种狭义的语境；非语言性语境则指广义的语境，包括交流过程中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如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身份、地位、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等等。1975年，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俄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发表《语言学与诗学》，其核心观点是，“信息”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一切交流都包含六个要素：一个说者、一个受话者、一个传递于二者之间的信息、一组使这一信息可以理解的双方共享的代码、一个“接触器”亦即交流所依赖的某种物质媒介，以及一个信息所指涉的情境。①“意义”存在于全部交流行为之中，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代码和接触手段。雅各布逊认为，意义并非是自由自在地从发送者传递到接收者的稳定不变的实体，传递（交流）过程中六种因素也永远不会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其中总有一个因素功能独特、在诸因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我们可以有各种象征的图像、图像的象征等等，但在符号中占支配地位方式的本质最终取决于它的语境”。由于信息必须涉及说话者和受话者都能理解的语境，因而正是语境使信息“具有意义”。事实上，在雅各布逊构建的交流模式中，情境或（交流）语境居于首位。需要指出的是，“情境”与“语境”在这里实际上为混用或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不约而同，文化人类学家霍尔也坚持，意义与语境密不可分。霍尔则进一步指出，在人际互动交流过程中，语境有高语境和低语境之分。所谓高语境交流指的是大多数信息或存于物质环境中，或内化于人身上，预制程序的信息贮存在接受者身上和背景之中，需要经过编码的、显性的、传输出来的讯息只包含着极少的信息。低语境互动正好与之相反，大量的信息需要编入显性的代码、包含在传达的信息之中，试图把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以弥补语境中缺失的信息。语境的层次决定交际或交流的性质，它又是一切后继行为（包括符号行为）赖以存在的基础。②另一种功能语言学的观点把“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统称社会语境。事实上，“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正是“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的另一种说法，但更强调话语交际的社会文化因素。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liday）教授进一步认为，情景语境包含言语交际涉及范围、所借助的渠道或媒介以及交流者的地位、身份和相互间关系。文化语境则认为要在动态中观察使用语言的人和具体语境，强调从社会文化的多角度、多层面考察语言及其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里的语境本质上已成为“情境”的代名词。由此看来，不管是雅各布逊还是韩礼德，语言学家都把（交流或传播）环境和其所借助的渠道或媒介区分并置，并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

从传播学发展的角度审视，与雅各布逊几乎同时代同年龄、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1902－1977）在1948年提出了拉斯韦尔的5W模型，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明确了后来传播学的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五个基本内容，为当代传播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但罗杰斯认为，（拉斯韦尔模式的）“五个问题似乎假定：传播是时下的，是有意图的，信息单向地从信源流向接收者，没有反馈”，“他们把传播看做是一个行动，而不是一个过程。是单向的和有意图的，缺乏情境，旨在达到意想的效果。五个问题使传播研究侧重于效果（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1955）。”③应该说，这一指责不尽公允，事实上，对于传播行为和环境的关系，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的“传播研究”小节里就明确指出，（传播的）“每个环节都是环境因素和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漩涡。”既点明了传播的社会环境因素，又点明了传播的个体因素，而且涉及到了“传播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那么，既然拉斯韦尔注意到了传播中的环境、反馈因素，那拉斯韦尔模式为什么还是缺失了这些环节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拉斯韦尔模式本身也受制于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拉斯韦尔模式并不等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因为这一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国际传播的宣传模式。也是因为这一点，布雷多克为拉斯韦尔的5w模式增加了传递信息的具体环境和传播者传播意图两个因素，从而发展出“7w”传播模式。赖利夫妇则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传播，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系统之中进行考察，认为“大众传播过程影响着更大的社会过程，同时又受到它的影响。”④如果说布雷多克突出的是传播过程中的具体情景语境，那么赖利夫妇强调的正是传播的文化语境，二者共同构成了对于传播过程中传播情境的关注。

二、作为社会学的场景与传播情境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传播技术与现代媒介的认知，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媒介并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与工具，媒介本身还是信息内容，媒介本身还构成了一种环境，因而认为，应该把媒介作为环境来强调，由于这些学者突出传播技术的作用，就被称为继传播的实证学派、批判学派之后的传播的技术学派。其中，加拿大学者伊尼斯是倡导此学派的第一人。伊尼斯认为媒介具有信息垄断和媒介偏向功能，即每种传播媒介都有或倾向于持续很长时间，或便于远距离传播的偏向，但新出现的媒介能打破旧的垄断，改变原来的社会和政治控制。继伊尼斯之后，麦克卢汉提出了感官平衡概念，认为媒介是人感知信息或处理信息的延伸，使用不同的技术会影响人类感知的结构。卡罗瑟斯、哈夫洛克、瓦尔特翁等则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中得出了文字和口述包含两种完全不同意识模式的结论，从而间接佐证了媒介是文化和意识主要塑造者的观点。梅罗维茨对此提出的批评认为，“他们观察以及收集的证据是因为研究媒介环境和研究媒介信息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观点来解释媒介怎样重塑某种行为”，他们遗漏的一部分内容是“没有真正想把对媒介特征的分析同日常社会交流的结构和动态性分析联系在一起。”⑤也就是说，这一学派把媒介从传播情境中分离出来，过度强调媒介自身作为环境的作用，却忽视了媒介作为整体传播情境组成部分的功能。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理论由此而产生，社会学角度的社会场景理论则为此提供了解释基础。

社会场景理论认为正是社会场景形成了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的基础，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人们会有不同的举止，会受到所在地和参加者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所处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早在中国《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就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记载，托马斯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则作了系统研究，认为我们构筑了社会场景，强调了社会因素或环境因素对人们社会行动的制约，只有把个人的主观态度和社会客观文化的价值综合起来考察，才能充分解释人的行为⑥。传统的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行为的环境是客体和事件置身于其中的舞台，是一个没有结构的、消极的、或然性的舞台，人们只是根据体内的程序在舞台上走动。但巴克尔经过大量实证发现，人的行为环境由客体和事件构成；客体与事件虽然结构谨严，但未必排列有序，它们迫使人的行为与其动态模式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研究人就需要将个人和其活动间的环境联系起来，人们的许多行为受制于环境（受背景控制）的程度。“从行为背景来说，环境对环境里的人，绝不是随机输入的一个信息源泉，也不仅是固定阵列和流动模式的信息输入源泉。环境对输入的信息往往要施加种种控制：一方面，这些控制机制根据环境的系统要求调节输入；另一方面，它们又根据环境里人的行为属性来调节输入。”

戈夫曼所认为的社会交往的一般场景则是：一个人主动参与到许多不同的剧幕中，人们不停变换身份和角色，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努力维持其在每个场景的表演，同时不会威胁到他们在其他社会场景中的不同表演。所谓场景就是用于描述复杂的动态情境及控制该情境的规则。戈夫曼侧重研究面对面的交往，在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其实就是“交流”，即使用语言或类似于语言的符号，有意识地传递“讯息”的行为。也因此，戈夫曼在社会交往分析中区分了“传播”和“表情”，表情能提供表情器官的信息，但不能提供有关事物的明确“说明”或“观点”从表情中得到的信息总是与表达者和信息发生的具体场景有关，也就是说，影响行为的一个因素是由特定的交往地点以及观众所决定，即“环境的限定”，应该说，戈夫曼研究的是固定场景中人的具体行为。梅罗维茨在此阐述上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认为新媒介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使用和固有的特性，而且取决于它绕过早期媒介的使用及特性的方式，提出了“媒介—社会”影响理论，即媒介与社会行为的连带关系：新媒介—新场景—新行为，更多讨论流动场景下或融合场景中具体行为的变化和新行为的产生，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某个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⑦

由此可见，拉斯韦尔所说的“情境”、戈夫曼和梅罗维茨提出的媒介场景与功能语言学所强调的“社会语境”，正是传播学所关注的传播“情境”。严格意义上讲，正如有学者指出，“情境”（situation）要比“语境”（context）更为宽泛，因为后者常常被理解为“上下文”或某一事件发生的前后状况，但“情境”却具有“完整性”和“同一性”的特征。⑧在托夫勒看来，任何一种情境都可用五个方面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一是“物品”，即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二是“场合”，即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三是作为社会角色的人；四是作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最后是背景信息，即作为交流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简而言之，这就是霍尔所说的“人、情景、地位、经历和文化。”⑨在这里，“情境”几乎指涉与人发生关系的全部外部环境或外部世界。事实上，这也正是本文在关涉传播时用“情境”而不用“语境”的主要原因。因此，所谓传播情境就是对特定的（交流）传播行为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的“外部”事物、条件或因素的总称。在这个意义上讲，传播情境就主要包含了传播主体及传播场合与途径。所谓传播主体，一方面指传播者存在于一定生存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具有作为“肉身”的自然属性和其他社会属性；另一方面还指传受双方在特定传播情境中的角色扮演和表征。⑩传播场合与途径则表明传播主体要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当存在两个以上的传播主体时，复杂的“人际场”认知就马上产生，传播关系也从而演变为一种层级系统。事实上，反映传受双方的专业兴趣的范围和主题也制约着符号、意义与媒介的选择，属于传播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情境因素。

三、新媒体传播情境的三重特性

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以往传统的传受互动关系发生了改变，以个人传播为主的媒介方式使得每个用户都成为信息传播源，公众先是通过论坛、贴吧、博客、微博等现代网络传播方式，关注自己权益、记述与评判社会事件，同时也关注与自身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事情，原来意义上的“乌合之众”演变成现代社会的公众，其行为也具有了更多公共性特征。新媒介的便捷性和低廉性使得相较以往、作为普通大众的媒介使用权得到大幅扩张，原来的“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发声的平台和机会，传播主体增多。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媒介近用权主要是有限、被动和滞后的接近权的话，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近用权则主要是更为主动、即时和充分的媒介使用权。应该说，媒介近用权中从“接近权”到“使用权”的发展，彰显了传统媒体时代与新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分别。事实上，新媒体又被称为“自媒体”，而与旧媒体或传统媒体相区分，也正是由于一般大众媒介使用权的充分发育，普通公民使用媒介的权利得到了实现。在这一背景下，公众的媒介使用与意见表达相对充分自由，大量涌现、具有传播渠道的传播主体已极大冲击着原来传统媒介控制与使用权利的版图，并且在媒介控制与使用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正是新媒体传播情境与传统媒体传播情境的根本性区别。总的来看，新媒体传播情境主要指基于新媒体的网众传播与人际交流或有重叠，和大众传播彼此对接和互动，传播渠道普及化，传播主体多元化，层级系统复杂化，电子媒介依旧庞大，社交媒介与电子媒介有时成为彼此的放大器和扩音器，扩大个人传播的权力；有时又相互博弈，形成各自的舆论场，传统电子媒介的议程新闻传播和议程设置受到挑战。因此，新媒体传播情境主要强调在媒介控制与使用方面，传统媒体与个体赋权为主的新媒体一起形成竞争、共生共存、合作和彼此影响的格局。

步入21世纪以来，新闻业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成为新的浪潮，受众的新闻偏好和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受众对于新闻的理解或新闻理念悄然发生转变，这正是新媒体传播情境所具有的重要特征，原来消极意义上的被动受众跃变为积极的用户，并且可以生产内容，集生产者与消费者为一体，需求或市场化导向变得越来越突出，所需求的新闻或信息也呈现了诸多的变化。具体来说，新媒体传播情境相对于传统传播情境的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闻的定义与边界走向。“新闻”是新闻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对新闻的界定，是全部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但不管是实践派还是学院派，所说的新闻定义其实是媒体行业或业界对于新闻选择的标准问题，是各自的具体判断取舍依据。另外，定义产生于当时所在的情境，理解定义也必须依照当时的社会语境。新媒体传播情境下，对于新闻的理解重点表现在两个维度：首先，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是严肃的、都是生死攸关的事件。其次，新闻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体。而新闻的判断标准也已向掌握传播通讯新技术的用户手里转移，新闻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选择权，在线新闻对于新闻信息的态度则直接促使意见崛起成为在线新闻内容的基本类型。这一点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受到冲击、传播主权受到分化及原来作为受众的传播主体的参与传播下越来越得到印证，突发性事件的发现与报道更多地借助于新崛起的传播主体的新媒体或在线新闻进行报道。而就新闻的边界来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和文化界限日渐模糊，传统的时间、空间和地域的概念遭遇深刻的危机。以自然分界区分民族、国家和社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象征性分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对于新闻与信息、国内国外新闻边界或范围的理解同时呈现模糊状态。

二是公共传播的出现。作为一种报道方式，有学者认为随着传播主体的增多、传播渠道的普及，公民拥有了自己制作新闻、决定新闻的权限，因此，提出了公民新闻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公民新闻就是让受众依据自己的关注点参与策划新闻报道，其目的是为了让受众关注自己所在的社区及其新闻报道的范畴。但本文更倾向于把这种传播形态理解为一种公共传播，因为事实上，借助于新媒介渠道所传递的内容并不全是新闻，可能更多并非新闻，其相关用户的消费或关注兴趣也并不在于新闻上，而多是一种社交联系。公共传播意味着一系列具有不同动机、不同目的的传播主体借助网络或科技所提供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分享自己的经历，而不仅仅是传播新闻，这正是新媒体公共传播不同于以往传统传播的重要区别所在。新闻回归了信息的本质，公共传播的内容则加强了社会交往。当然，体现在新闻业中，这种公共传播推动了现在的信息传播，对传统新闻机构形成了挑战，迫使专事信息传播的行业和传播主体提高了透明度并担负了责任，一方面使得自由信息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通过自由表达的辩论和公共传播重新聚合公众。回顾人类传播的轨迹，互动性的公共传播在人类传播的过程中正好形成了一个U字形，也就是说，在前工业化的口头传播时期，信息的公共传播程度最高；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阶段，互动性低、信息的公共传播程度相对来说最低；互联网的发明、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的公共传播重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的公共传播、互动性的再获得在重新部落化过程中得以实现。

三是新闻消费性或娱乐性的彰显。能够对受众的生活有所帮助的消费、健康以及其它资讯类报道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新闻的有用性突出出来。同时，可以让受众感到轻松愉快、具有娱乐价值的新闻也越来越多。与企业的商业敏感相伴随，进入现代的媒介话语和话语呈现方式说明：在现代性的宏大背景下，媒介话语的“生产性”正在转向成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至上意识支配着媒介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这同样在现实中得到验证。由于情绪影响或兴趣等原因，网络新闻获取具有极大偶发性和随机性，新闻标题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整条新闻的点击和浏览，获得新闻方式的便携化、个性化和参与性直接影响到新闻传播标准向消费性或娱乐性的变化。

四、结语

总的来看，语言学家对于语境的重视，是基于语境为交流活动提供场所和背景，不同语境规定交流的类型与方式，也规定了不同的话语内容，语境成为话语交际的组成部分，并且语境就是内容本身。但语言学意义上的“语境”通常指涉狭义范围的“上下文语境”，较少涉及广义上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背景。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等学者关于“媒介偏向论”和“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则是对于媒介作为情境自身的强调，忽视了媒介作为情境一部分、传播情境是一个完整循环、自足系统的定位。就传播效果而言，无论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境、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场景，不同的语境或场景都在自动生发着意义，都对传播的对象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从历史描述主义的方法梳理作为“传播情境”的目的和意义。而在传播渠道普及化、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新媒体传播情境下，正如梅罗维茨所说“当一个新的因素加入到某个旧环境时，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旧环境和新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全新环境”，传统媒体传播情境下意义下的传受互动关系具有了质的改变，原来意义上的“受众”因为“技术赋权”、拥有传播渠道而成为具有媒介使用权的传播主体，新的传播情境因而与以往的传播情境有了根本性不同。而全新的新媒体传播情境相对于以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渠道的传统传播情境，也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性。以新媒体所传播的内容之一—新闻来说，新闻本身的概念和边界收到了严重冲击，拥有媒介传播渠道的热点信息成为新闻，国内国外新闻的边界趋向模糊；受众或用户导向突出，趣味性成为消费的议题框架，新闻的娱乐性或消费性凸显出来；新闻回归信息本身，公共传播随之出现。随之而来的问题同样明显，公共传播从以口头信息传播为主到以新媒体传播为主，传播主体的增多使得公共传播重新回归了众声喧哗的时代，虚假信息或冗余信息层出不穷，社会新闻的商品属性因为市场需求而变本加厉，公共传播中的信息治理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注释：

①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②⑨ ［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1页。

③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纪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233页。

④ ［英］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⑤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⑥ ［美］W·I·托马斯·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移民》，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131页。

⑦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⑧ 芮必峰：《人类理解与人际传播——从“情境定义”看托马斯的传播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21期。

⑩ 周永秀、毕研韬：《言外语境与文本解读》，《理论界》，2007年第11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在站博士后、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