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娟

网络时代的社区媒体：城市整合的纽带*

■ 陈娟

对当下中国而言，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打击与现实社会对城市整合的强烈需求糅杂在一起，共同推动着社区媒体的出现。本文从社区媒体的学理依据、历史使命、谁来介入、实践路径这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学术梳理，并指出，社区媒体的发展必须与现实背景紧密结合，就当下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区媒体而言，最有可能的传播渠道是微信公众号和广播，传播内容则是这一群体融入社区和城市所需的各种信息。

社区媒体；共同体；媒体转型；心理认同

在菲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中，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①按照社会心理学家阿米泰·埃奇欧尼（Amitai Etzioni）的概念，社区指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和共享社会意义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网络。②从两个学者对社区的认知来看，社区应是整个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其稳定性直接关乎社会的稳定性。

对当下中国而言，相当一部分社区并不是共同体。按滕尼斯的定义，共同体建构是一个自然、缓慢的过程，它显然无法应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这就在城市化进程中涌现了诸多矛盾，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现代化进程所卷入的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缺乏共同体的建构，他们的流动性要远远高于稳定性。从实际观察来看，这种流动性还在不断加大。③流动性造成了社会不稳定，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矛盾，其中之一就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

一、社区媒体的学理依据

1998年起，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带领的南加州大学安能博格传播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的一个课题小组在以人口、文化的多样化而著称的洛杉矶市展开一项试图弄清在21世纪如何建设地方社区的大型研究。④该研究关注移民们的社区归属感，并探讨了有关传播技术与城市社区的一系列问题。⑤

2013—2014年，本文课题组对珠三角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这六个城市的调研显示：社区的稳定性不足以成为城市整合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如犯罪率上升、城市管理难度加大等；对于企业来说，共同体的缺失直接导致用工困难，以往凭借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来完成的招工已解体，新的共同体尚未建构；而对于城市外来者而言，共同体的缺失导致其社会关系断裂，无法完成自身的社会认同，失序开始出现。⑥

在中国，城市整合通常被视作公共管理问题。学者们通常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的障碍划分为制度壁垒、城市无力承担巨额成本、农民工素质欠缺、生活方式不融合、农民自由土地无法自主买卖等多个视角。以上视角各有其解释逻辑，但共同问题在于结构功能主义，而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在于：以结构和功能的方法研究农民工，所呈现出的各类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案基本呈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⑦

新制度主义认为，变迁由小变化层层累积而成，外界冲击也不是必然地带来组织的变化，而是通过组织内部人员认知框架和权力形态的变化来产生变化。从这个角度出发，要完成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整合，必须要进入传播学的框架，这也是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在“媒介系统依赖论”基础上发展出的“传播基础结构论”。

北卡罗莱纳教堂山分校的赵克·劳特瑞（Jock Lauterer）也认为，“社区媒体是美国边缘群体所能获得的一个基本救助”⑧。“社区报纸作为一种连接纽带日复一日持续报道社区的点滴成就来创造居民之间感情的纽带，让公民知道每个人都是社区的财富，你的付出和参与对社区很重要，对民主社会的维系也是不可缺少的。”⑨工业革命至今，人类在农业社会中所培育出来的人际网络已经被现代社会的各种组织机构所取代，但是，在一个刚刚被城市化的地区（如中国绝大部分的新兴城市），如何建立社区（包容感和归属感）？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来者以何种亲近感、认同感与该地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应该说，鲍尔－洛基奇及其课题组为我们研究大众传媒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整合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视角：“归属（感）”——依恋感和睦邻行为——是社区建构的最重要要素⑩，而这种建构应该通过“传播”来完成。

二、社区媒体的历史使命

在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在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社区媒体帮助建立、培育并维系了社会，但这种紧密的关系不可能突然发生，它必然要经过长期培育。对照中国社会，媒体的这一功能显然缺失，这也意味着，今天中国的社会缺乏媒体这一子系统的粘合。我们认为，媒体的这一方向和功能是部分国家、地区的媒体在面对互联网冲击，将自身的鲜明特征与社区结合，致力于服务特定社会需求的结果，不仅能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还能作为公共资源，帮助社区人民建立情感上的联系。

虽然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和悲剧一再重演，但对绝大部分民众而言，他们生活在一定的区域内，只强调“对某个特定社区的服务性和归属感”的媒体为自己带来的服务。因此，自1996年以来，虽然美国的纸媒发行量在持续下滑，但社区媒体的数量和发行量却在持续增长：2013年，美国西班牙语报纸（均为社区媒体）发行量增长超过30%。在台湾，一份名为《月光山》的社区杂志将美农地区的居民（及美农出生但现在在外的人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社区代议机构，根植于居民心中。虽然前者取向为身份认同，后者为地方文化认同，但我们必须看到，在规模扩张的现代社会中，社区媒体之于共同体的建构及社会稳定性的意义。

台湾学者林福岳曾针对社区媒体的定义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应该摆脱传统功能论的视角来看待社区媒体，简单而言，并不是去解答“媒介可以为社区做什么？”，而是将自己视为社区的成员，站在社区的立场去问“社区需要什么样的媒介？”(11)在此基础上，刘忠博发展了社区媒体理论，他认为社区成员已跳脱“决定自己需要什么媒介”的层次，而是迈向他们自己意识到“自己能成为社区媒体的一份子”。(12)赵克认为，社区报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监督政府，使公民知晓当地政府的运作，这是民主社会媒体的首要职责；通过持续报道当地新闻形成的社区归属感，报道普通人的生活让个人价值得以实现；信息透明和公开有助于为公民提供生活指南，使公民更有效参与社区活动；作为公众论坛，社区报纸不仅要对当地事物表达观点，引发讨论更是给普通公民创造发声的机会；社区报纸对读者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提供商业信息——广告，报纸必须成为当地小商业的重要帮手。(13)这些社区媒体的功能都与当下中国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可以帮助新兴城市完成一个个共同体的建构，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功能。

中国学者也已发现了这一走向，如李良荣提出《中国社区媒体：建构社会生活共同体》，陈凯将赵克的理论介绍至中国，赵乐乐、冉华发表《美国社区新闻思想流变》。但从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现有研究来看，则存在以下问题：（1）更偏重社区媒体的商业研究；（2）以介绍性材料为主；（3）社区媒体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存在缺失。当然，在这一并不繁荣的领域中，也有学者提出，社区媒体是否是拯救报业危机的有效手段？可以这么表达：在当下中国的学术界，社区媒体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已呈现，然而，其本土化及本土化之后的发展方向依然是个未知数。毫无疑问，作为介质，社区媒体在“是否能充当城市整合的纽带”已获得了肯定回答，然而，如何充当？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的研究结果显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特的传播基础结构（a uniqu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这一研究发现警示决策者在社区建设中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策略(14)。但基于传播基础结构理论而诞生的社区媒体，如何才能扮演好城市整合的纽带角色？目前看来，社区媒体需要具有受众主体自我性质的社会组织和其他介入方（如投资方）的合作，并将其视角切换为组织社会学，对媒体本身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关系有一定的通盘考虑，在此基础上开展社区媒体的组织、运行和互动。

当然，与台湾、美国不一样的是，当下中国的社区媒体还面临的一个任务是：从工业化的社会基础出发来重构社会——基于现实的需求和发展的特殊性。

三、社区媒体的介入者

即便在五、六年前，仍处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状态下的传统媒体还未形成对社区媒体的看好。今天，中国已有相当一部分传媒集团关注到社区对自己业务的影响力，如浙报集团布局“新闻＋娱乐＋社区化”全媒体平台，这也已成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共识。但从功能、使命而言，这种媒体转型及其功能设置已和传统媒体本身的关系不再呈现相关，而是在新兴社会的阶层发展中重新发展出的一种新的传播模式。那么，传统媒体为何要介入这一对自身来说意味着艰难转身的新业务？

2014年6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获2014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根茨科的研究指出，2008年到2012年间，虽然网络媒体的阅读时间大幅上升，但纸质媒体的阅读时间却无显著下降。这就是说，受众对传统媒体所提供的信息的需求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表示，传统媒体近来的处境并不完全是由于信息消费者向免费的网络媒体的叛逃，而是与广告商向后者的迁移更为密切相关。(15)这也意味着，作为上百年以来的广告载体，传统媒体今天已逐渐被免费的网络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的盈利已无法再从广告中获得。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互联网已得到普及的国家、地区，只有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传统纸媒才能凭其专业、卓越的信息供给来维系地位——当然，盈利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颠覆（如收取订阅费、提供专门信息），剩下的绝大部分传统纸媒，则在丧失信息供给地位后丧失广告商。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的媒介高速发展期，中国的传统媒介仅凭“信息平台”便可获广告商的亲睐，但很快，部分传统媒体因丧失广告商而闯入“信息寻租”路，其惨烈不言自喻。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自2010年来，绝大部分传统媒体使用广告“断崖式”下跌为自己的前途做注释。从这个层面来说，传统媒体的这一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对于被互联网所冲击的绝大部分传统媒体而言，在失去传统的盈利模式和渠道后，社区化参与共同体的建构及城市整合并不失为一个方向。

针对珠三角六个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访谈显示，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本地居民对外来者的容忍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降低，换句话说，本地居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对外来者的接纳度要高于现在。有被访者表示，“这可能是当时他们和我们的差距不算大吧”“或者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歧视我们”，但随着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县城的差距逐渐拉大，城市所能获得的公共资源越来越丰盛，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鸿沟也在不断加大，从而导致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困难。而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本地居民对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接纳度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自己也认为本地人排斥他们的程度不高。在随后课题组针对本地居民的访谈中，以上观点却被本地居民否认了，“他们刚来打工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就是赚钱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现在呢，啥坏事都干！你们去看看出租屋就知道了。”“怨我们看不起他们？是他们自己做了让人看不起的事吧！”

在这里，身处同一区域的不同居民之间的矛盾由于沟通不畅而产生、循环并被打上成见，解决他们之间的传播偏向是当下社区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要大于稳定性（尤其在新兴城市），中国传统媒体的社区化将与美国有着极大的差异，怎样社区化，在不同社区制定不同的社区化方向，这些都是未来的社区媒体必须考察的问题。此外，调研也发现，由于大部分的新兴城市居民（或外来者）在涉及社区的基本需求和诉求上缺少共同性，这也为社区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诸多需求中觅得平衡？虽然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需要一份针对自己的专门媒体，但他们对媒体的方向和自身的需求仍然迷茫。这就意味着，社区媒体的介入方需要重新认识新时代条件下外来者的社会肌理和未来前景，并将这一群体的诉求进行整理、发布，并与社会进行沟通。

四、结语：社区媒体的实践路径

从调研结果来看，现阶段珠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诉求集中尚处在“希望被接纳”，远未上升至“媒体可以为我做什么”阶段，更未至“参与城市管理”。这就为现阶段的社区媒体指明了一个方向：进行社会关系的“建构”，至少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意识到当下各级职能部门为他们的社会关系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虽然这些努力的效果目前甚微。针对各地职能部门的调研显示，由于我们所调研的这六个城市均属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在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进程建设中的确做了相当多的事，比如免费借阅图书，以非常低的价格观看省级剧团的演出（财政补贴后很多高层次的演出仅10块钱一张票），有不错奖品的群众运动会，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的社工一对一帮扶，积分落户，等等，但从这些举措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些“好事”很难被外来务工人员获利，原因很简单：“这事能落到我头上？”让外来务工人员看到各部门为他们融入社区和城市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应是当下社区媒体发布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在此基础上，培育他们对信息的接收、接受和使用能力，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让外来务工人员初尝社区媒体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好处后，还可逐渐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这将为他们充分掌握未来发展的话语权做准备。

桑德拉·鲍尔－洛基奇领衔的《传媒转型》课题组认为，因特网已经成为更大的传播结构的一部分。在本课题小组的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媒介新技术改变了以往的社会关系模式，社交网络的兴起为外来者群体提供了“充分整合的人际模式”，也就是将这些被“脱域”的原子凝聚为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将个人处于一个个社会关系网络中，起到分散、缓解压力的作用。(16)对于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而言，虽然大部分时候，互联网所提供的社交网络只能帮助这些新生代外来者虚构自己的社会关系，提供一种类似鸦片式的虚拟环境，而无助于他们对这个社会进行理性判断，但从媒介的选择来看，互联网毫无疑问也已成为他们获得各类信息的必要渠道。

与受众对媒介的接受度及易得性相关，以80后外来务工人员为核心受众群的社区媒体或以公众微信号为自己主要的内容载体，但另一种低成本的传统媒体也在实际调研中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广播。相对于其他的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而言，各地广播媒体更乐意转向社区媒体，这大致与前些年广播媒体在报纸、电视的多重压力下努力突破的姿势有关，也与普通公众在收听广播时参与度较高，因而早早加入到了社区建构的进程相关。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大型企业、社区来说，广播还有助于企业文化的传递，帮助企业凝聚工人，因而得到了珠三角企业主的普遍赞赏。

由于社团发育的不成熟，社区媒体的推广还面临着组织架构的问题：这一新兴的传播模式不仅要结合都市报的传播模式和组织社会学（19世纪英法的工团主义）的架构，还要涉及投资结构的可行性、受众的组织性和自发性、广告信息与生活环境的关系等等各种因素。

当然，由于社区媒体在中国当下的社区建构和城市整合中还只是一个设想，本文的目的也只是试图通过传播来推进社会中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认同与融合，但整体而言，在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强势冲击与当下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下，社区媒体不失为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个新方向。

注释：

① ［德］菲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②⑨(13) 转引自岂凡：《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访美国社区报研究专家Jock Lauterer》，《传媒》，2010年第9期。

③ 通常，1980、1990年代出来打工的人群，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要高于现在的打工者；此外，近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者（如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的学生）的流动性也远高于10多年前。

④⑤⑩(14) 王晨燕：《鲍尔－洛基奇的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分析》，中国传媒大学第二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⑥ 课题组在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这六个城市课题组的研究共发放2000份问卷，在2000个受访对象中选择了部分对象进行深访。在深访中，课题组就“你在这个城市是‘陌生人’还是‘新来者’”“你与这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你融入城市的方式”“你认为媒体应该如何帮助自己融入城市，在哪方面应该突出”“你对城市的认知来自媒体么”“进入城市后你出现了哪些变化”“你对自己在城市中如何定位”“你觉得自己边缘么？为什么”“你如何调节自己在城市中的边缘化”“你希望下一代成为城里人么”“媒体对你融入城市有帮助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询问。访谈时间集中在2013年9－10月和2014年3月。

⑦ 在对以上六座城市相关部门政府官员进行访问后，课题组发现，教育部门官员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他们会提出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送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读书，但这些措施往往隔绝了外来者与本地区的联系，根本无法帮助外来者融入城市；再比如各地兴建的专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寓，也基本类似。

⑧ 此表述来自作者与赵克的私人邮件。

(11) 林福岳：《社区媒介定位的再思考：从媒介的社区认同功能谈起》，《新闻学研究》（台湾），1998年第6期。

(12) 刘忠博：《“选择”：当社区媒体面对？同文化交汇之际——一个从美浓“月光山杂志”社区报的观察》，中华传播学会会议论文。

(15) 这部分内容综合自：《2014年克拉克奖揭晓》，http：//economy.caixin.com/2014－04－28/100671465.html。

(16) 陈娟：《城市融合：媒介与新生代外来工的社会关系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传播系主任）

【责任编辑：潘可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众传媒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社会整合功能研究”（项目编号：11YJC860003）、广东省新媒体与品牌传播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项目“数字内容产业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3WSYS000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