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国

日本右翼的逻辑

文/东国

武士道也讲义，但这义是“忠义”，而且忠要在义前面，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忠即义，不忠即不义。显然，这与中国的文化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国人的价值光谱中，义，一直拥有独特的地位，表现也更立体，除了庙堂之高的忠义，还有江湖之远的侠义、情义、仗义等等。

德国历届政府，都承认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法西斯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既然是罪行，当然不能说是正义，只有对罪行的惩罚才是正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庆祝二战胜利的基本历史观框架。但和德国相比，日本就大不同。日本民众普遍反战，也多认为日本当年对外战争是侵略。但官方态度几十年来几经曲折反复，总的来说，是不认错。至今，日本还是很少会将二战时期的日本法西斯与德国纳粹做等量齐观。

这种态度，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层面的心理根源。

不死的武士道

长久以来，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是很警惕的，反对声音不少，所做的工作也很多，但总是感觉打不到它的“七寸”。究其原因，恐怕与没有将日本文化中同军国主义相粘连的部分梳理开有很大关系。正如学者李冬君在《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书的代序中所说：

“我们的历史观，使我们注意到了将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但是，却没有注意到把军国主义与日本文化区别开来。我们反对军国主义，但不反对日本文化，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一点告诉日本人民。

“日本人民生活在日本文化里，不了解日本文化，就不懂日本人民。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就是武士道，不把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区分开来，就不能将日本人民与侵略者区分开来，侵略者利用了这一点，把武士道当作保护伞。

“军国主义并非来自武士道，而是帝国主义阶段在日本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用武士道对日本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文化动员。”

可以说，不理解武士道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和作用，就不能理解“神风特攻队”的疯狂，就不能真正理解日本右翼何以还能发展壮大，也就不能理解为何日本政府很难正视并彻底反省侵略历史。

在研究武士道方面，活跃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思想家新渡户稻造著有《武士道》一书，他是首位用西方人听得懂的方式介绍武士道的学者。在书的一开头，他就开门见山地写道：“武士道……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

与欧洲的骑士制度类似，日本武士阶层，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日本武士虽然作为一个阶层早已在历史中云散，但日本没有经历过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自发涤荡，旧的道德准则便在日本文化中沉淀下来了，成为许多日本人在进入现代后的精神家园。日本文学出了许多大文学家，却从没有出现过《堂·吉诃德》这样给武士画句号的名著，一部《最后的武士》还是美国人拍的。

新渡户稻造无疑是为武士道这一中世纪的活化石能留存下来而感到自豪的，他写道：“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他将武士道归纳为日本民族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由此成为为日本传统价值观作辩护的名家，头像曾印上1984年版的5000日圆纸币。

可以说，像新渡户稻造这种，将武士道精神视为日本民族宝贵精神遗产的思想，在日本社会绝非边缘，即使到战后也依然不绝如缕。

战后，众多西方学者对导致纳粹法西斯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做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和清理，而日本，却并未出现对武士道对战争所起的作用的反思，更别说在此基础上的对思想的修正。这就使得武士道这一中古遗存，依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活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右翼势力，以武士道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影响政府的表态和政策。

奇葩的正义观

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以守秩序为社会生活第一准则的民族。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也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实质，当然是日本民族统治其他民族，所谓“各得其所”。这也正是妄图用日本社会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任何人不得妄自逾越的秩序观改造整个亚洲的野心。

本尼特克在《菊与刀》中总结道：“即使是在战败后，日本也还不认为应该从道德上排斥‘大东亚’这一理想。”这便是日本右翼不认为侵华战争是不义之战的重要理念原因。

这难怪，回顾日本停战诏书，就会发现，就算已经接受了波兹坦公告，裕仁天皇仍然将对外战争定义成“解放东亚殖民地”，换句话说，这是正义战争，只是因为被美苏打败才不得不停止。这一定性，直到今天也没有被日本政府改变。除了几次效力极弱的“谈话”，代表政府立场的历任首相从没有过正式表态，更不用说通过任何禁绝极右翼思想的法律。

在这种氛围中，日本政客上行下效，有恃无恐，频现“神逻辑”（实为强盗逻辑），鼓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是为了帮助亚洲国家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因此是正义的。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右翼的正义观，和世界其他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正义观，是非常不一样的，只因为它遵奉的是武士道的道德观。

从一开始，武士道就从儒学和佛学中汲取营养。但是，长出的果实，却带有浓浓日本味道。比如，在武士道的种种道德原则中，“忠”是核心，战国和幕府时代，“忠”体现为武士要忠于城主、大名、将军等封建主君。到近代，就体现为忠君，也就是效忠于天皇。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中的日本军人，在出征前和得胜后，都要高呼万岁的原因。

武士道也讲义，但这义是“忠义”，而且忠要在义前面，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忠即义，不忠即不义。由此忠义同构，没有了脱离忠而独立存在的义。新渡户稻造指出：“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

显然，这与中国的文化是非常不同的。在中国人的价值光谱中，义，一直拥有独特的地位，表现也更立体，除了庙堂之高的忠义，还有江湖之远的侠义、情义、仗义等等。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对正义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扬善除恶，自为正义。助恶抑善，自为非正义。这也是日本人普遍认同的正义观。问题是，在天皇的领导下向国外出兵的行为，是恶的吗？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而战斗至死，是恶的吗？

按照武士道的文化去思考上面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日本难以彻底反省侵略历史。我们中国人认为，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争，是反侵略的“义战”，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好、发动太平洋战争也好，当然是“不义之战”。但日本右翼势力并不这样认为。按照日本传统武士道的道德逻辑，忠君就是正义。既然天皇让军人去打仗，那么只要服从了命令，忠于职守，就是符合武士道里面关于义、勇的要求，那么最后无论胜败，只要战死，就是英雄，就是道德楷模，自然应该被供奉到庙里，接受后人的膜拜。更何况，这场战争拥有崇高目的，那就是从西方国家手里“解放东亚殖民地”，战犯不战犯的，只是“成王败寇”的体现，并没有那么大的所谓。

可以说，这就是日本右翼竟能死灰复燃的文化和伦理根源。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日本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很多日本人对战争责任有清醒认识。二战后的若干次民意调查，都显示出日本多数民众认为日本对华战争是侵略。但是，到今天，人们还是开始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断言道：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实际上，日本人民可以说已经学到了足够的教训，但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对当年的战争做正确的定性，那么和平宪法是早晚要被突破的，日本民众也就不能完全免除被再次拉到战争火坑里的可怕命运。

责任编辑：尹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