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 成，男，贵州天柱人，贵州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史、农业史。

［摘 要］ 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建设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的重点内容之一。如何基于滇黔桂石漠化生态背景下，创建独具本地特色的发展之路，是当地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通过对紫云县宗地乡中蜂保育基地农户的长期和深入调查，并结合当地少数民族历史综合分析后，发现宗地乡的养蜂户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对经济价值观的看法无不体现着一种“均衡”的价值观念。它对当前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建设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5）04－0029－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项目“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成因的文化驱动机制研究——苗族文化生态共同体的解体与重构”［2011（71263012）］。

一、导 言

紫云县宗地乡位于贵州省中南部，属于滇黔桂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随着中国中蜂数量的日益减少，中蜂面临灭绝的危险。 ①但在滇黔桂石漠化边远山区野生中蜂种群规模依然相对稳定，这是当地苗族传统文化与特殊自然环境共同造就的特殊实例，足以为全国范围内的中蜂物种保护提供保障。

为了有效保护中蜂的生存空间，挽救面临灭绝的物种，2011年，湖南吉首大学、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和宗地乡人民政府共同组建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对宗地乡22个行政村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文化生态调查。经过3年的调查和对所获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宗地乡的养蜂户一直传承着一种生态与经济“均衡”的思想。这样的“均衡”观与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生态背景相适应，是该地区农村社会运行的坚实基础，且对当前该地区生态和经济建设极具指导作用。

二、当前石漠化地区生态与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

滇黔桂石漠化地区是中国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涉及贵州省的黔南、黔西南两自治州和安顺市的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河池、百色两地区，云南省的文山自治州、昆明石林和曲靖市等3个州市。同时这里也是中国14个连片特困区之一。 ②这一片区当前面临的共同困难在于土壤稀缺且分布破碎化、地表水资源涵养能力低下、生态系统向荒漠化演替、石漠化面积仍在持续扩大。面对这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当地各族乡民很难找到经济发展的方向，加之人口基数庞大，增速过快，导致该区域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政府和学界曾就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发展提出过许多对策和方案，比如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对生态保护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问题是生态保护了，可农民的生计又成问题了。石漠化地区的土壤本来就不多，你这一退，农民的耕地减少了，粮食收成自然就成问题了。其后当地政府又提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把单一的种植业转变为多种农业生产模式，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石漠化地区的草地畜牧业。但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政府项目需要“立竿见影”，他们希望农民一夜之间就变成牧民，且漫山遍野都是牛羊成群。我们且不说这样的政策是否可行，单说项目成功之后牲畜的销售就成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农产品还是其他产品，都必须遵循市场的供求原理，供大于求则会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扶贫经验的积累引发了相关部门和学者的深思，大家开始意识到扶贫攻坚与生态建设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如果不将两者有效结合，使之成为一项系统工程去加以推进，就很难收到理想的成效。因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当代面临的困难既不是纯粹的贫困问题也不是孤立的生态问题，而是当地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相互断裂而引发的文化生态失范问题。 ①有鉴于此，当地的扶贫攻坚与生态建设显然需要找到一些有效的衔接点，在兼顾两方面的前提下，去开展综合治理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我们在宗地乡建立的中蜂保护基地及连续3年的工作，使我们逐步意识到当地的传统养蜂业与生态恢复正好是多年来需要探讨的有效衔接点之一。借助这一衔接点与当地社会各方面的联动关系去展开综合治理，可望实行扶贫攻坚与生态捆绑式推进，并能化解当地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三、宗地乡各族乡民养蜂的生态意识

（一）养蜂人的相生相克观

中蜂以花粉和花蜜为食。在一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花粉和花蜜的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中蜂的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 ②也就是说中蜂的数量与蜜源必须保持相对平衡，才能保证中蜂有足够的“粮食”维持生存。 ③为了限制某一区域内中蜂数量的无限扩大，从而导致蜜源短缺而造成中蜂与蜜源失衡，同时又不影响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和睦关系，宗地乡的村民创造了一种“养蜂人命运说”来保障这一“平衡”。

宗地乡的村民把人的出生分属于金、木、水、火、土五种。即金命、木命、水命、火命、土命。他们认为属金命、水命和火命的人是不能养蜂的，因为他们的命运与蜜蜂相克。属于这三种命的人即使养了蜜蜂，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蜜蜂飞逃或死亡。因此，五种命属中，只有属于木命和土命的人才可以从事养蜂生产。调查初期，当养蜂人谈到五种命运说时，我们还认为这是一种迷信或封建思想的残余，是村民的愚昧、落后和无知造成的结果，从而对此不屑一顾。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浅薄和无知进行反思。

一般来说中蜂的活动范围在2～5公里左右。宗地乡属喀斯特石漠化山区，每个村寨的面积也就10个平方公里左右。10个平方公里的土地能够养多少中蜂基本是固定的，也即中蜂的生态承载量是固定的。如果超过其承载量，中蜂就会出现弱群、飞逃乃至饿死。宗地乡村民深知这其中的道理。然而，作为同一个村寨，你不能规定哪些人可以养蜂，哪些人不能养蜂。为了协调人与人、人与生态承载量的关系，宗地乡的人们创立了“养蜂人命运说”这一假说，其目的是为了中蜂养殖既不超过生态承载量，又不至于造成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

2012年10月，调查组进入到猛坑村1、2组进行访谈。我们把在家的10多个村民都召集到猛坑小学操场，让大家谈谈哪些人可以养蜂，哪些人不能养蜂，为什么？经过了解，大部村民都认为只有土命和木命可以养蜂，其他命属不能养蜂。我们又单独问了几个金、水、火命属的村民，他们显得很淡然地说，养不成就不养吧。村民韦小花老人很真诚地说：“我是水命，不能养蜂，我就帮我家老头子打打下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割蜜时，把蜂蜜分给大家品尝，看见大家高兴和幸福的样子，也挺有满足感的。”最后村支书韦小金说：“我是金命，也喜欢养蜂，但养过几次都养不活，看来老人传下来的规矩还是有点道理”。

后来，我们选择了红岩村和火石关村作为重点调查村寨，对这两个村就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调查。我们走访了这两个村的所有养蜂户和抽查了86户非养蜂户，其结论与猛坑村情况基本一致。

与命运说相对应，当地乡民还孕育出了合作养蜂的社会调控机制。不能养蜂的乡民有权参与养蜂合作，为养蜂人提供养蜂作业的各种信息和不接触蜜蜂的各种辅助劳动，比如保护蜜源植物、监控害鸟害兽害虫、保持社会安定、防止外人来盗蜂等等，从而理所当然地可以分享养蜂带来的各种利益。这种做法事实上起到了稳定养蜂业制度的保障作用。使得当地被人们驯养的中蜂蜂群与野生蜂群在数量上保持平衡，而且可以能动地加以互换，实现人类可操控的仿生式养蜂。其结果不仅蜂产品可以稳产高产，同时还可以确保当地蜜源植物的背景生态也实现可持续运行。因而在相关传统思想的规约下，文化与生态可以凭借养蜂这一纽带达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二）驯养中蜂的极限观

上节提到，属于“木命”和“土命”的人可以养蜂，那是不是他们想养多少就养多少呢？如果是这样，蜂群的数量也有可能超过其承载量。为此，宗地乡的村民又创立了一种“极限观”。

调查中我们获知，宗地乡村民能够养蜂的农户每家一般养有1～9桶不等。即使是受市场经济冲击严重的当下，也很少有超过9桶的农户。这一奇怪的现象，让我们急切想知道答案的真相。

宗地乡村民的蜂桶是用一段大约50～80厘米的大圆木做成。人们把圆木的中间凿空，两头用圆形盖子封住，蜜蜂就在里面做巢而居。

当我们进入田坝村姚正荣家时，看见他家门口有一桶倒立的蜂桶很显眼，于是，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据姚正荣说，传统上，我们宗地乡的养蜂人都遵循着一条规定，每家饲养的蜜蜂不能超过10桶，如果超过了，就必须把第10桶倒立起来，否则所有的蜜蜂都会飞逃或死亡。当我们继续追问其中的原因时，姚正荣只说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规矩，具体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为此，我们统计了宗地乡22个村的养蜂户及养蜂数量。发现在22个村中，只有弯塘村刀白组的杨运昌、德昭村一组的杨小苏和打郞村构皮组的杨小七3家养蜂数超过9桶。于是，我们对这3户进行了专门调查。

刀白组四面环山，山高林密，草深树茂。杨运昌家就在刀白寨中央。他养有25桶蜜蜂，家里只放有8桶，其余的都放在他家对面的地里。经过观察和访问，我们了解到杨运昌是宗地乡唯一使用活框养蜂的人。原因是他会木工，到县城看见养意蜂的人用这种箱养蜂后，自己也仿照做了几个，做好后，还专门跑到县城去学养蜂技术。对于养蜂不能超过10桶的传统，杨运昌是这样说的：“过去确实有这样的规定。因为中蜂的飞行距离只有2～5公里，如果你家养了10桶，随着中蜂的不断繁殖和增多，在这么小的范围它们肯定吃不饱了，吃不饱当然就得逃到别的地方去找吃了。而我现在养这么多箱，第一是因为在花季的时候，我把蜂箱搬到花多的地方；第二是我可以控制它们繁殖，在干旱季节和花少的时候，我不让它们繁殖。从而达到控制中蜂数量的目的。如果你做不到这些，真的最多就只能养10桶了。”

德昭村一组的杨小苏也养有28桶中蜂。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植被条件比刀白还要好一些。这于这个问题，杨小苏说：“我家的28桶也不是固定的，有些年雨水好，花期长，各类花又多的年份，我最多养到28桶，比如今年就是这种情况。但大多时候没有这么多，这些蜜蜂都是来去自由。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们从山上飞来，有时候又从我家飞走了。我这有30几个蜂桶，有许多是空的，就是为它们准备的。一般情况下，也就10桶左右”。

而打郞村村构皮组的杨小七也养有25桶，但他把20个蜂桶放在方圆30里的地方，因此，也可以说没有超过10桶的这一规矩。

从以上调查实情来分析，宗地乡的村民是非常清楚对养蜂数量的适度控制，也知道怎么处理中蜂数量超限后的应对办法。除了这3家，宗地乡22个行政村382户养蜂户（2012年数据），一般都只养有1 ～3桶不等。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宗地乡的养蜂人深知中蜂数量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因为在麻山苗族村民的思想中，他们仅仅只把自己当作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他们必须与大自然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生态系统的承载量，包括蜜蜂种群的数量，都有一定的极限。如果养蜂人没有节制地无限扩大养蜂规模，其结果是全村的蜜蜂都因缺少“粮食”而飞逃或死亡。因此，宗地乡的村民根据喀斯特山区的生态环境设置了每户养蜂数量的上限，以此维持整个村寨蜜源与蜜蜂数量的平衡。村民把超过的第10个蜂桶倒立起来，以限制或驱赶蜜蜂在里面做巢，从而达到控制蜂群数量无限扩大之目的。

（三）人蜂分享观

割蜜是养蜂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一般情况下，宗地乡的养蜂人一年割一次蜜。但如何割？什么时候割？一次割多少？整个过程都体现了养蜂人的一种“人蜂分享观”。

在雨水充足，花蜜和花粉丰产的年份，养蜂人根据需要可以割或不割蜜，也就是说即使有大量的蜂蜜，如果养蜂人暂时不需要，一般是不会去割的。这就保证了蜜蜂有充足的“粮食”过日子了。如果是雨水缺乏，花蜜和花粉较少的年份，养蜂人可能会推迟到雨水较好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再割。这种人与动物相互体谅、相互关心的取蜜观念充分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哲学观。

2012年8月，我们调查组在田坝村打灯组调查时，刚好碰上杨国昌家在割蜜。他们一家老少兴高采烈地围着杨国昌在过滤蜂巢，每个人还不时地用筷子去沾蜂蜜来品尝。杨国昌的夫人也给了我们调查组每人半碗的蜂蜜。她说，我家养了3桶蜂，过去几年天气不好，花少，蜜蜂采的蜜还不够它们自己吃，因此，我们一直没有割，今年雨水好，花期长，我们查看蜂桶里面的蜜都满了，我们才割的。

9月，在坝绒村我们也碰到韦光权家在割蜜，他们家养有3桶中蜂。韦光权说前几年天气干得很，中蜂采到的蜜很少，我们不忍心再去分他们的“粮食”啊。今年可好了，我们家3桶蜂割了近60斤左右的蜜。按100元每斤计算，也有6000元哟。把过去几年的都找回来了。

后来，我们到山脚村、戈岜村、打饶村、新寨村等调查，情况大体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

割蜜时间的选择也体现了养蜂人把蜜蜂当作与人类一样平等的动物看待。宗地养蜂人一般选在蜜蜂和人类共同收获的季节割取蜂蜜，也就是农历的9～10月份左右。因为在这个季节蜂蜜多，质量好，人们割取部分蜂蜜用于过年时与大家分享新年的喜庆。其他季节宗地乡的村民一般不会去割蜂蜜，也很少吃蜂蜜。人们知道蜜蜂与人类一样都有前期的播种或劳动，才有收获季节的幸福和喜悦。

割蜜的多少更是显示了宗地乡养蜂人与蜜蜂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思想观念。在收获季节割蜜时，养蜂人不但要根据天气、雨水、花蜜和花粉的丰欠来确定，还要观察蜂桶内蜜存量的多少来取舍。因为即使在雨水好，花蜜多的年份，蜜蜂也有可能是种群壮大了，蜂桶内的蜂蜜就会相对减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养蜂人也是不会去割蜜。宗地乡的养蜂人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跟蜜蜂争“粮食”，相反有时还会把去年没吃完的蜂蜜拿来给蜜蜂食用，以便帮助蜜蜂度过“粮食”缺乏的冬季。

在歪寨、打毫、竹林、落湾、鼠场、大地坝等村调查时，养蜂人普遍认为，如果需要扩大中蜂的数量，他们一般是不会去割蜜的。只有在天气好，雨水多，花蜜充足且不需要扩大蜂群时，他们才会去割一小部分蜜，留下大部分给中蜂越冬，这样才能保证中蜂不会飞逃。在干旱季节，即使有蜜我们也不会去割，因为在干旱季节花蜜少，中蜂只有靠“粮仓”里面的“粮食”过冬，如果你去割了，它们又不能从外面采进来，蜜蜂也会跑掉的。

（四）养蜂人的蜂蜜产出观

宗地乡的养蜂人对蜂蜜的产量不是很看重。从他们的言行和对待每年产量的态度来看，宗地乡的养蜂人仅是把蜜蜂当作一种生活的伴侣来饲养。因此，在对待蜂蜜产量时，他们往往采取“有则采之，无则养之”的态度。即使两三年没有收成，宗地乡的养蜂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他们的经验是：今年没有收成，明年或后年自然就会补回来的，一桶没收成，另一桶必然会高产，所以不必在意于一时，一桶的多少。

打郎村构皮组的杨小七就是这样一个人。杨小七养有25桶中蜂，有20桶放在野外的山上，家里只养有5桶。据杨小七说，他们这里也传承着家养不超过10桶的规矩，因此，他把大部分蜜蜂放到彼此之间相隔很远的山上，为得就是让蜜蜂有充足的花蜜和花粉采食。

2012年12月，杨小七把我们调查组带到山上看他野外饲养的蜜蜂。他说他能准确估计蜜蜂的活动范围和每两个蜂桶之间的距离，以及周边花蜜和花粉的多少，从而可以估计每年割多少斤蜂蜜。当我们问他每年每桶蜂能割多少斤蜂蜜时，他说这个无法估计，但他可以准确地估算30桶蜜蜂每年平均收割100斤蜂蜜左右。他很平淡地说，每桶、每年产蜜的数量不能确定，但如果用五年平均一下，其实所产平均数基本是稳定的。我们不必强求每桶每年一定要产多少斤蜜啊。

宗地乡的养蜂人不是不看重经济收入，他们只是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在保证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收入。这样的经济观才是长久的、稳定的，换句话说才是可持续的。

宗地乡养蜂人处处为中蜂着想的这种做法，是麻山苗族经过几千年与大自然打交道而形成的经验总结，是麻山苗族与环境协调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要发掘和利用的传统生态知识之一。

四、传统养蜂的道德和情感观念

（一）养蜂人的诚信观

宗地乡的家养中蜂与野外生存的中蜂常常是自然交换的，有时候家养中蜂飞走变成野生中蜂，有时候村民又把野生中蜂“招引回家”变成家养中蜂。在招引过程中，只要是参与过的人，在收获季节割取蜂蜜时，都可以分享到一份蜂蜜。即使是这个人离养蜂人较远，养蜂的主人也会给他留一份亲自送去或托人带给他。

2012年11月，我们在牛角村开岩组调查时，养蜂人杨光学兴高采烈地拿出一盆大约有5～6斤蜂蜜给大家品尝。当我们说要买他的蜂蜜时，他很着急地说，这蜂蜜不能卖，哪怕是500元一斤也不卖。我们问为什么不能卖呢？这时他很幸福很自豪地说：“因为这是留给其它三户人的！”后来我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杨光学家养的这桶蜂是由四户人招引回来的，今年这桶蜂割了8斤蜜，按照规矩，四家人要平分这8斤蜂蜜，一家可得2斤，而他家的2斤快吃完了，剩下的6斤是其它三家还没来得及拿走的。这一事实说明宗地乡的养蜂人非常重视信誉，即使在重金的引诱下也不改变。

（二）养蜂人对蜜蜂的亲情观

在长期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宗地乡养蜂人从来没人提及买卖蜜蜂的话题。是当地人不懂买卖还是其它原因呢？后来，我们从众多养蜂人那里揭开了这一现象的真实面纱。

据打毫村纳行组的罗老德老人说：养在家里的蜜蜂就像家里的一个成员是不能随意买卖的。如果你连家庭成员都买，说明你的家庭开始衰败或将预示着不幸的来临。因此，无论如何养蜂人是不会买蜜蜂蜂群的。蜜蜂不能买，但却可以分送给亲朋好友。罗老德说：就像你的亲戚没有子女，而你家有七八个，你把其中的一个儿子“过房”给亲戚一样。把蜜蜂分给亲戚，也是同样的道理。亲戚来分蜂时，一般是在晚上。如果是白天，养蜂的主人必须回避，万一不小心碰见了，也要假装没看见，这样亲戚分过去的蜜蜂才能养活。

这一说法与我们在其他村寨调查所得结果基本一致。弯塘村一组罗时兴、猛坑村的韦小金，火石关村、红岩村、竹林村、山脚村等等众多养蜂人都认为蜜蜂不能买卖，但可以赠送，他们更注重馈赠这一环节。

从表面上看，这一解释合情合理，但如果我们把宗地乡苗族历史与当地的生态背景结合起来考查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不能买卖的另一深层涵义。馈赠更注重人对蜜蜂的情感因素。

宗地乡位于俗称“麻山”的腹地。“麻山”不是山名，而是以喀斯特生态背景相似且以苗族聚居为主的一个地理单元。麻山地形地貌以喀斯特峰丛洼地为主要类型，石多土少，气候温暖湿润，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喀斯特森林植被特征尤为明显。经过亿万年的生态演进，这里变成了奇花异草争相斗艳，飞禽走兽自由穿梭，古木新树交替枯荣的原始景观。当然这里也例行着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因此瘴气弥漫、鬼哭狼嚎就成为了麻山的常态。

大约2000年前左右，苗族先民迁入此地。为了生存下去，苗族祖先不得不烧掉部分森林驱散瘴气，驯化狗来守护家园，饲养蜜蜂来判断是否宜居。因此，麻山苗族对狗和蜜蜂的感情有时候胜过于人类自身，他们把蜜蜂当作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之一。天长日久，因习传承，苗族祖先逐渐形成了蜜蜂不能买卖而只能馈赠的规矩。

五、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通过对宗地乡22个村养蜂人的调查，我们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宗地乡养蜂人的生态与经济观是不可分的，他们把两者深深地融成了一个整体思想观。在这里，我们把生态与经济分开来论述，目的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已。

把宗地乡养蜂人的生态与经济观与当前滇黔桂生态与经济建设的扶贫政策进行比较，我们很容易就发现目前实施的生态与经济扶贫政策的缺陷：一、生态政策只管生态保护和建设，不管也管不了经济发展。比如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长江和珠江上游的森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的执行，对生态环境的建设起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建设作用，但是对该地区居民的生计却又造成了严重影响。二、只管经济建设不顾生态保护政策。如当前的扶贫政策，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的建设等政策基本不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其结果必将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建设难以长久维持，贫穷仍然在继续，生态照旧在退化。三、生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政策过于“急功近利”，使得项目成效不明显或失败。如种草养羊、养牛项目，为了能马上实现牛羊满山的目标，政府从国外引进了各种优质牧草，发动农民退种玉米改种牧草，同时从全国各省购进各类绵羊和山羊，并发补助给农民建畜圈。 ①政策制定者认为草有了，牛羊有了，畜圈也有了，现在应该是可以看到生态变好，农民变富裕了的美好结果了吧。然而，事与愿违，生态没有变好，农民也没变富，石山还是原来的石山，贫民还是原来的贫民。

我无意于批评我们的政府与政策。确实，在当今的体制下，如果没有非常之“政绩”，不要说升迁，就是每年的考核都成问题，就更不要说其他了。我在这里点出我们政策的不足，主要是就宗地乡养蜂人的思想观念与之比较，以便我们能够从中吸取部分可资参考的思想和智慧。

宗地乡养蜂人的生态与经济观可以总结为：人与生态协调发展，人与生物平等相待，人与人和谐共处。宗地乡养蜂人在经营养蜂业时，为了能使中蜂与花蜜和花粉保持平衡，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传统”来进行制衡。 ②饲养中蜂就要善待中蜂，其实质就是在尊重动植物生长规律的前提下来经营养蜂业，这样的经营观，才是可持续的具体表现。而为了不使养蜂人过多造成生态承载量的重荷，同时又不致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又创立了“养蜂人命运学说”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认真总结宗地乡养蜂人的思想观念，就会得出很多对当前生态和经济建设有借鉴和参考作用的智慧及经验。

六、结 论

宗地乡的养蜂人重视经济收入，但更重生态平衡；重利益分配但更重信誉维护；重眼前事物但更重长远计划；重个体经营但更重整体思维。面对当前主流消费观的冲击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宗地乡养蜂人还能保持着这样一种“非主流”的思想观念，这对当前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扶贫、生态和经济建设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智慧”。生态有生态的运行法则，植物有植物的生长规律，同样，经济也有经济的发展步骤。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能遵循这些规则和规律， ①这将是我西南民族之幸，是我中华民族之福也。

Implic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apiculture to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s：A case study of the cultivation base for Chinese bees in Zongdi Township of Ziyun County

YANG Cheng

（History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s in Yunnan，Guizhou and Guangxi is a key content in“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2011－2020）”.The proper approaches wit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uch areas are challenge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academia as well.Through long－term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s of the farmers of the cultivation base for Chinese bees in Zongdi Township of Ziyun County，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es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apiculturists there have a“balanced”though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value，which has much significance to th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s in Yunnan，Guizhou and Guangxi.

Key words： traditional apiculture；ideas of ecological economy；rocky desertification area；soci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王德明］

【主持人语】 本期专题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愿景，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保障。那么，“一带一路”建设中会有哪些语言需求？语言领域怎样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推进相关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和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为了积极回应这些重大而崭新的命题，国家语委研究机构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广西大学语委主办，广西大学语委和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中心承办，国家语言资源监测研究教育教材中心、国家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协办的“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6月5日至7日在南宁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上述主题发表了不少高见。我们选取了其中的3篇大会交流文章，以飨读者。

本组文章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和语言服务开展了较为系统、全面、宏观的探讨，其中也有不少具体的对策建议。赵世举的《“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有的语言需求，提出了相应的语言服务对策。他强调，语言文化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工程、先导工程和民心工程。通过语言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探寻不同国家在文化、利益方面的契合点，促进文化互鉴和彼此认同，夯实民意基础，深植社会根基，可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创造有利的条件。魏晖的《“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主要从语言能力视角，深入讨论了语言互通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系，探讨了实现语言互通的途径，提出了加强语言能力研究 ?和建设的建议，并指出了提升个体语言能力、发展机器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张日培的《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从语言规划视角，提出了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建设应该重点研究的7个问题：中西部现代化进程提速背景下的语言资源保护研究；跨境语言与周边安全研究；丝路外语教学政策与规划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汉语传播研究；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语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研究；语言智库建设与研究。这些学者的探讨，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不无具有启发意义，谨供有关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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