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庭硕，男，苗族，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学、历史学。

［摘 要］ 半个多世纪以前，斯图尔德系统阐释了“文化生态”概念，这一概念其后成了生态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单元。而今，我们却即将迎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在国家的决策中着手付诸实施。然而这两个概念在字面上存在着相似性，这就不免会引发世人的误解与歧义。但这两个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整体与部分、抽象与具体的严格区别，其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澄清误解，理顺其间的关系，自然成了当代有关生态问题探讨的必然之举。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5）04－0001－08

一、工业文明的困境与反思

正当工业文明席卷全球，方兴未艾之际。恩格斯却对世人发出了富于理性的警示，人类不能陶醉于自己征服自然的胜利，大自然的报复完全有可能将眼前的胜利彻底抵消。 ①不幸之处恰好在于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工业文明的弊端开始显露，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紧缺迫使世人不得不对工业文明所面对的困境进行反思。 ①②③于是，“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以及诸如此类的提法，很快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整个学术界的批判很自然地成了一种时尚。 ④但批判之余，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何在，依然不得其解。

中国本来是发展中的大国，同时又是工业文明的落伍者，但却是传统文化独具一格的实体。以至于中国的快速崛起不免会引发西方世界的惊讶和质疑，但却无可奈何。世界格局的巨变来得太突然，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必要的猜疑，虽说难以避免，但澄清其间的合理性却是我国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塞维斯早就明确地指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不同的演化进程必然呈现为“民族谱系上的间断性”和“地域空间分布上的间断性”。 ⑤此前的“边缘”在其后会演变为“中心”，此前的“中心”又必然会成为其后的落伍者。 ⑥这本身就是文化“多线进化”的潜规则，中国乃至其他东方国家的崛起，只不过是再现了这一潜规则而已。中国的崛起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大家协同发展，开创人类的新纪元才是正理，即在全面反省工业文明得失利弊的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也是基于中国的特殊性，着手“生态文明建设”最先在中国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 ⑦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从事“生态文明建设”自然会引发各式各样的误解和迷惑，实属在所难免。其中，作为生态人类学基本研究单元的“民族文化生态”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就带有根本性。 ⑧但要正确理解什么是“文化生态”，就需要先行界定民族文化和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澄清由此而引发的长期争论和偏颇，就显得更具针对性和必要性。为此，对此展开系统梳理，实属刻不容缓。

二、从文化与生态到文化生态

人与自然，或者更具体地说，民族文化与它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首要关注的根本性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五大文明”即“狩猎采集文明”、“斯威顿（游耕）文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⑨都是在这一关系中展开，并造就了不同形态的辉煌，进而成为传承到今天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然而，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没有被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所陶醉者，却有幸重提了这一根本性的关系，斯图尔德就是其中之一。

斯图尔德立足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必须适应于自己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系统阐述了文化与生态的关系，并由此而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其“独特的进化历程”后，通过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相互磨合，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会形成一个个文化生态实体，他将这样的实体称为该民族特有的“文化生态”。 ⑩他进而指出：探讨文化的变迁，必须与这样的文化生态实体为基本单元，正是这样的认识催生了生态人类学。 (11)

尽管斯图尔德的后继者们，沿着斯图尔德的思路，展开了多层次的深入探讨，并相继提出了“双重进化论”、“潜势法则”、“族系间断原则”、“文化适应的创新与保持并存”等等影响深远的“文化变迁学说”。 ①但因为工业文明的强大影响力在短期内很难让世人割舍，从而使得这些有价值的认识在其后的岁月里很难得到世人的认同。要重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探讨，不得不等待有利的时机，特别是要等待奇迹的出现，才足以振聋发聩，使世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地球、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节制。人类社会无论怎么发展，它将永远是地球生命体系的“寄生体”，离开了地球生命体系这个母体，可持续的发展就只能是一个泡影。 ②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虽说彻底改变了世界已有的格局。但老牌的工业文明国家受习惯所使然，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困境，而是竭尽全力对崛起中的亚洲国家做出各式各样的应对。尽管这样的应对苍白无力，但却能迎合大多数世人的思维定式，从而妨害了世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认识。在这样的主流舆论背景下，出自正宗工业文明的理性学者所能造成的观念影响反而更具说服力。

《生态扩张主义》一书就具有这样的代表性，该书从历史的维度重温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史，并明确指出这样的扩张过程始终伴随着生态扩张过程。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非工业文明区的生态与相关的民族文化都受到了致命的摧残，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生态”面貌。 ③该书对亚速尔群岛生态变迁的表述就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人揭示，在这儿发生的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当地人的征服，而且始终伴随着将当地已有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彻底置换为以甘蔗园为标志的人为次生生态系统，其目的仅止于满足西欧人对食糖的渴求。 ④推而广之，工业文明的兴盛必然是以无情的生态再造为前提，今天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生态危机和能源短缺的困扰，其实仅是一个随时间推移积累的必然结果。不反省工业文明的利弊得失，任何意义上的修修补补都无助于人类摆脱生态困境。

有幸的是，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西方社会普遍的关注，该书已经成了从行政官员到普通民众的案头读物， ⑤足以标志着对工业文明的反省，渴求新型文明的诞生，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生态文明”已经处在酝酿之中。

《文化变迁论》和《文化扩张主义》，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其内容虽然各不相同，特别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具有根本性的差异。《文化变迁论》研究的是在多元文化并存背景下的具体文化生态的属性及演变趋势和规律，而《生态扩张主义》则是探讨整个西方世界的繁荣史和生态的蜕变史。然而文化与生态之间的互动整合过程却殊途同归。都明确指出，任何意义上的发展和变迁都必然要牵连到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并最终达成文化与生态的再适应，形成新型的文化生态实体。至于其后果，诚如《生态扩张主义》所言，对特定的民族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相关生态系统而言却是灾难的源头。 ⑥两书的共同结论正在于特定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核”，这就是该民族特有的文化生态实体。 ⑦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生态是一个整体，是特定民族的基本属性，他们都是客观而具体的存在，是可以展开具体研究的实体，而不是全人类的唯一归宿，当然更不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唯一依赖。人类社会下一步的发展只能是建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文明，这就是人类社会正待创建的“生态文明”。

三、从生态文明建设到生态文明

中国政府于2007年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基本国策。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①对此作了如下表述：“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明显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由于“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是在举国上下为中国崛起而陶醉的背景下首次提出，以至于这一新概念提出后，会引发各式各样的误读，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误读具有如下三种：

其一，混淆了“生态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界限，而没有注意到“生态文明”是未来必须实现的新目标，中国力争实现的这一未来目标，其实质在于在中国大地上，率先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跃迁”， ②并以此垂范于世界，并推动生态文明在全球的普及。而生态文明建设则仅是当前行动的指导纲领，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也必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仅仅标志着中国政府有决心，也有实力去率先推动“生态文明”的最终实现。而生态文明则是整个社会的全局性创新，标志着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形态的诞生。

其二，误将生态文明建设曲解为应对生态恶化的具体措施，而没有注意到其间包含着观念形态的彻底变革，也就是“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③而从具体的生态行动到全社会统一生态观念的树立，其间必然要包含着整个文化的结构功能重组，并在观念形态上达成共识。 ④类似的曲解在中国经常表现为：只需要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做有损生态系统的事情，就算完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职责。而没有注意到如何规定生态权责，如何评估权责的履行，不能取准于工业文明已有的规范，而是要在生态文明观的指导下，去充分明辨生态权责和生态行为的功过。 ⑤⑥而这样的误解在西方世界表现为将中国政府的庄严决策曲解为“作秀”，误以为中国政府只是说说而已，即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做到底。 ⑦⑧

其三，将生态文明与具体的生态治理混为一谈。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具体的生态治理是任何人类文明形态都必须有的文化建构内容。 ⑨时下很多人仅仅是具体关注节约能源、实施生态恢复、严格生态执法而忽视生态文明建设与这些生态行动之间的区别。而没有注意到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动员全民的行动指南。在这个指南之下，需要将各式各样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去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而不是苛求人们一味地节约，被动的对生态实施保护和监管。然而生态文明恰好需要在利用与维护并存的新常态下，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平衡，而决不意味着压缩利用，停止发展。对此引发的误解在国外主要表现为苛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标准去压缩资源消费，进而猜疑中国政府不可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更表现为错误地将受损生态系统，不容许触碰，企图仰仗自然力实现自我恢复，而却没有注意到，生态系统的受损和退化，主要是人类干预的结果，自然力的恢复虽说可行，但耗费的时间必然超越任何行政管辖可能发挥影响的时间跨度。这样的误解显然忘记了面对人类活动的后果，化解的依赖力量，只能是人类的能动作用。即便是要借助自然力，也需要人类去加以激活，而不能守株待兔。

从理论方面着眼，针对上述种种误解，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再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正在进行的其他建设合称为“五位一体”。以此表明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意志。“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 ①同样是因为生态文明在当今世界上还不是一种文化事实，仅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以至于对“五位一体”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可避免的出现理解上的偏颇。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一直难以澄清的偏颇正好表现为：既然生态文明建设如此重要，那么凡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左的观点和看法，就应当实施一票否决制。应当看到这样的认识偏颇很容易获得世人的响应，但如果付诸实行，肯定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

从理性上讲，既然生态文明不是一项文化事实，而是一个追求的目标。那么显然不应该苛求任何人对生态文明有完整的理解和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每一票，其间都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对与错。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尚不知情的对象做出理性的裁断，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执行本是工业文明的惯例，但却不必然是生态文明的可行惯例。 ②处在建设期的背景下，只能从完善基础条件做起，而不可能由任何人来做出裁定。一票否决看似公正，但却没有实质意义。对此，胡锦涛做出如下补充说明，就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再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 ③但这样的补充说明，显然还不足以矫正习惯性的偏见，这才需要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去为生态文明建设铺路。

从实践的方面着眼，中国的崛起尽管超出世人的预料，但中国毕竟是脱胎于农耕文明的国家，此前工业文明的发育并未臻于完善，在启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属于工业文明的缺课还得补上。就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既是补工业文明的课，也是在铺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生态文明建设和“五化”的关系，是目标和前提的关系，而不是等量齐观的五种并存事项。实现这“五化”是属于具体的行动和操作内容，对生态文明而言，则是需要重新建构的长远问题。这就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必须实施有关配套制度的全局性建设。

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次大会《决议》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在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此项决议不仅进一步表明中国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同时还立足于当前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提出了四项具体的建设内容，其核心是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配套的制度保障。同样因为生态文明还仅是努力的目标，而不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事实，为此而提出的制度建设同样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质，而绝不是可以一成不变的定规。 ④

举例说，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其基本内涵就需要不断地健全和完善。这是因为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认定就会各不相同。甚至是当今世界上的工业文明大国对这一内容的法律规定，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因而，资源产权的“确权登记”，在实践中就得经受不断健全和完善的考验。再如，“生态红线”的划定问题也并不那么简单。生态系统千姿百态，而时下学术界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尚停留于确认哪些生态系统属于“脆弱生态系统”，诸如此类的初级水平上。各不相同的生态系统之中，哪些部分需要划分红线，目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需要在逐步建设的过程中，真正把握各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 ①，保护红线的划定才能落到实处。诸如此类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刀裁断，得需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才能逐步弄清查明，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任务。但只要有这样的制度建设目标，具体的建设问题就可以获得认识上和制度上的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就可以做到循序渐进，稳妥推广。其间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争议和误解，在实践面前最终都可以获得妥善的解决。

仅就我国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出台的先后顺序，我们总可以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不仅已经启动，而且得到了认识和制度两个方面的保障，正处于稳妥推进状态。然而，作为文化新类型的“生态文明”仍然是我们正要努力创建的目标。这样的理想目标，对生态人类学研究者而言，已经是可以直接着手研究的对象，并能做出准确的结论。生态文明与各民族文化生态，其间显然存在着不容混淆的区别，不澄清其间的这些差别，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对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四、从具体到抽象，从文化生态实体到生态文明类型

凭借文化人类学前辈们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当代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者已经基本掌握了众多很不相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并在这一基础上根据文明出现的先后次序，将人类曾经拥有过的文明形态大致划分为“五大类型”或称“五大文明”。每一种文明之内都包含着不胜枚举的具体民族文化。对其的民族文化特征也基本能掌握，但对“生态文明”而言却是例外，因为它还没有真正诞生。“生态文明”之下可能包容什么样的具体文化生态样式，更是无从说起。但对此前已有的其他五种文明而言，却可以做到不仅有具体的文化生态实体例证，对不同文明的基本属性，特别是人与生态关系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做出明确地说明。

由这样的认识出发，不难看出，文化生态实体是指客观存在的文化事实，是研究者可以直接研究的具体对象。而研究的结果都可以经得起反复的验证，成为任何时代的人们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精神财富。 ②③但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五大类型文明而言，则是研究者立足于一定数量的具体文化生态实体，经过归纳总结和演绎，而提出的抽象总结。其中对不同类型基本特征的归纳，就无法指认其实体。事实上，不管学者们如何精心地从事观察分析和归纳，例外的文化生态事实，总是不断地会被发现，也总有研究者试图重新加以归纳和总结。有的学者将“游耕文明”称为“斯威顿类型文化”；有的将它称为“锄耕农业”或“原始农业”；有的学者又将其称为“刀耕火种”文化。 ④出现诸如此类认识上的差异，实属难以避免，因为各民族的文化生态本身就具有复杂性，还具有可变性。地域的差异、历史过程不同、外来文化的冲击都可能导致具体的文化生态实体发生变迁，从而出现它所属文明类型不常见、不应有的文化生态现象。然而，这样的例外都不会最终损害具体的民族文化生态研究结论。需要加以归类整理和认识这一科学研究，反而能够推动归类整理更臻于完善。

当前人类社会历史性地步入了需要建构“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言而喻的事实正在于生态文明肯定有其必需的各种特征。更由于人类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千差万别，人类社会要获得可持续发展，最终都得接受一个个特定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节制和规约。那么，即使生态文明已经成为现实，它必然还将包容众多不同的文化生态实体，或者说同样会呈现为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理由全在于人类依然得“寄生”在地球生命体系中，最终都得接受自然与生态系统本身就多样并存的这一客观事实。以至于生态文明的特征仅止于人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更加和谐，对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利用效益比以前所有文明都更高而已。

总而言之，文化生态与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区别，文化生态是具体的实体，不同类型的文明则是归纳出来的抽象认识，具体的文化生态，是展开实证研究的实体，而对不同类型的文明的认识，则有赖于对该类型众多文化生态实体的认识的结果。生态文明也是如此，如果具体的文化生态实体没有定型，生态文明的共性特征就无从谈起。为今之计，我们能够做的工作仅止于借助对其他类型文明的认识去推测生态文明的特征，其结果最多只能提供意向性的推测，而加以实证研究却为时尚早。

五、生态文明建设从理想到实践

从理论上讲，生态文明的建成必然脱胎于工业文明，但却又不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延续，而必须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整合其他各种文明的优势，去完成彻底创新。这将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过渡阶段，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借用工业文明的规范与制度，而借用的目的是要发现其生态弊端，以利于更好地创新。为此，对特定的民族文化生态实体而言，当然不可能仅仅关注已有的工业文明现实，而必须作历史的审查，对该生态系统中历史上有过的文化生态实体，都需要全面总结其间的利弊得失，并且立足于当代技术的可行性，去建构全新的文化生态实体，务使不同类型文明的优势都得到发挥。这样的全新文化生态实体也才具有接近于生态文明类型总要求的属性，也才能成为建构生态文明的积淀去加以认识和利用 。①

从实践上讲，这样的探索过程必然是一个艰辛的再认识过程，而且是立足于对相关自然与生态系统高效利用和精心维护的兼容中，去评估不同资源利用方式的得失利弊，并加以扬长避短，从而完成整个文化的创新重构。就这个意义上说，精准而系统的把握不同生态系统的各种属性及资源利用方式的各种可能，也就是要全面地总结在特定生态系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提升整体的认识水平和相关的知识和技术积累，确保对各种自然与生态系统都做到精准深入的了解，形成庞大的数据库藏，才能为生态文明的最终确立奠定认识基础。

生态文明不仅需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同时也必须追求可持续的发展，这将意味着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决不能像工业文明那样建立在对资源的廉价获取和直接利用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广泛而精准的信息服务之上，通过不同文化生态区之间的高效组合和再配置，去最大限度地节约物质与能量的消耗，最终实现整体社会物质与能耗的高度节约。以此确保对所有生态系统的精准监控和受损生态系统的及时修复，去不断地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荣。不言而喻，由此而建构起来的发展空间将会无比广阔。不同文化生态区之间的权责落实和利益分享，都必须在普遍的信息服务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去确保不同文化生态的公平与公正，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将标志着生态文明的节约观，与时下所理解的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时下所理解的节约仅止于是与此前的利用水平作比较，而不是立足于对自然与生态属性的精准把握和数据占有为比较对象。用这样的节约观，去理解生态文明的资源观肯定会导致缘木求鱼式的偏颇和曲解，就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肯定要做好一个关键性的制度保障，那就是对现有不同民族文化生态实体都需要做精准地系统研究，并形成庞大的信息库藏，才能支撑生态文明在目前已有的各种文明的基础之上，实现文化跃迁。应当看到当前正在从事的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问题上显然需要补课，生态人类学在这一领域需要发挥更直接的作用。

总而言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必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跃迁过程，而这样的过程与此前所倡导的“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可以相互兼容，但却更具综合性和普适性。

六、生态文明植根于具体文化生态整合之上

由于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因而，此前已有各种文明形态的精华，特别是与自然和生态系统互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需要传承和利用的精神财富。就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对特定生态区各民族文化生态的精深研究和凝练总结，生态文明就无从产生，具体的生态建设路径也无从谈起。对此，西方学者已做出了众多富有成效的探讨， ①②不足之处仅在于其术语的使用亟待规范。我国学人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比较长处在于术语的使用与生态人类学的传统术语较为相似。但这一切都不会妨碍我们对生态文明与具体文化生态实体关联性的认识。但若能将研究的力量相对集中于对关键的生态功能区，去展开富于协作的各民族文化生态探讨，必将为相关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而其中最需要避免的偏颇，恰好在于必须坚持“文化相对观”，而不能全凭习惯或思维方式所左右，而一味地从工业文明视角去认识异种文化生态，才能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泥潭。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与具体的民族文化生态实体，其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也存在着多层次、多渠道的内在联系。澄清其间的区别与联系，生态文明的实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选择才能落到实处，成为国家政策可以付诸实践的认识基础和行动指南。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ir relations

YANG Ting－shuo ＆PENG Bi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Abstract：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Julian Steward illustrated the concept of“cultural ecology”，which later became the basic research uni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Today，a new era of“ecological civilization”is around the corner，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has been on the agenda，whose implementation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national policies.However，these two concepts are similar at the literal level，which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and ambiguity.In fact，the two concepts are both similar and different on the whole or partially，or at the abstract level or at the concrete level.Thus，a clarific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concepts and their relations is a mus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roblems.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ultural ecology；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ntact

［责任编辑： 王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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