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鱼台县教体局教研室李明哲

倾听文本轻微的声响
——细读《老王》

☉山东省鱼台县教体局教研室李明哲

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中写道：“贫贱的人，道德品质绝不输富贵的人。”1984年，杨绛写了《老王》这篇纪实散文，讲述了一个“愧怍”的故事，来纪念老王。掩卷之后，心沉甸甸的。

这个“愧怍”就像一束光，一下子就照亮了老王的一生，让人在同情与怜悯中，对这个孤苦、善良的老人肃然起敬；同时，也对因为这个“愧怍”而陷入沉重自责中的作者肃然起敬。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杨绛和老王距离和反差都实在太大了，但是，这一切都阻挡不了纯美人性光辉的相互照亮，尤其是在那个泯灭人性的年代里。

一、研读“老王”对“我们”

主要从三送——送冰、送病人、送香油和鸡蛋，来体察老王的善。

“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这说明我们家对他一向很好。“大一倍，冰价相等”，不仅如此，还“代我们放入冰箱”，“愿意”“代”，可见老王的热心、贴心、细心。

“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这是同情，一声“钱先生”，这是敬重——尤其是在文化遭到践踏的那个非常时期，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这是忧虑、体贴；两个“却”，两个“还”……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老王真诚地担忧、关心着杨绛夫妇，这是纯美的人性之光！“文化大革命”中，杨绛夫妇被打成“牛鬼蛇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老王却不怕被牵连，不仅不跟他们“划清界限”，还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们，热心地送钱先生去医院看腿。老王没有把他们当“牛鬼蛇神”看，而是理解、尊重、关怀……“烦老王送他上医院”，“烦”，这是尊重；工资都停发了，还居然“我笑着说有钱”，这是宽慰。同是被欺侮、被凌辱、被践踏的人，彼此用微弱的光相互温暖。

一二十个鸡蛋，竟然“多得数不完”，这是感动。“强笑”，从杨绛的角度考虑，可能很意外，很尴尬，很为难——“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不收似乎不好，收了不给钱更不妥——总不能白吃你的东西啊！“……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联系前文“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看，这里多出的一个“是”，显露了他内心渺茫的期待——温暖和亲情：我就是想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送给我最惦记的最亲近的人啊。一句“只说，‘我不吃’”，想说的怎说得出口？这是一句诀别的隐语啊！一个“赶忙止住我……”一个“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实际上“我”那时真的不知道老王的心思……老王攥着那自己已经根本用不着的钱“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把微微的失望深埋在心底，全只是为了让“我”坦然、心安啊——就像杨绛强笑着接受老王的香油和鸡蛋一样，都是在为对方着想。作者“一再追忆”，老王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送来了香油和鸡蛋，你“站着等我”——等我拿钱给你，“拿钱去侮辱”你！你当时是多么尴尬啊！

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善良。“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一个“欣然”，似一线生机，但，这真的能让老王“活命”吗？一个“掉落”，我们似乎看见作者含泪的微笑……

从老王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底层人物所闪烁的人性的光芒，所洋溢的人情的温暖。

二、研读“我们”对“老王”

老王，一个如此卑微的生命，然而，杨绛和许多“有人”不一样，她是把老王真正当“人”看。老王也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感觉到了一种从他人那里未曾感受到的温暖和亲近。

老王又老又瞎，“乘客不愿坐他的车”，可是，为照顾老王的生意，“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这一句话反映的是“我”的那一份怜悯、同情、善良。

没有进去“组织”、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健康、没有乘客（除了“我”和“一位老先生”）、没有同情、没有“家”——只是一个“荒僻”“破破落落”“塌败”的住处……这便是“闲话”“闲聊”的内容了。从作者静静的叙述里，我们似乎能听到老王沉重的“感叹”：“人老了，没用了。”一个“单干户”，道出了老王“失群落伍的惶恐”。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一个鄙夷的“这”，一个讥讽的“老光棍”，一个含糊其辞的“大约”，一个无端猜疑的“什么”，一个恶语中伤的“恶病”，一个纯属多余幸灾乐祸的“掉”，“有人”这是在老王的伤口上再加一把狠毒的盐啊！作者据实写来，直指人性的黑暗。“有人说”老王“不老实”；“我”说“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好一个“落伍”，好一个“从没看透”，好一个“压根儿没想到”，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淳朴正直忠厚老实的好人。

“……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善良孕育善良，杨绛的善良也影响了她的女儿。

“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这是含泪的微笑啊！

老李一句“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此刻，杨先生脑海里映出老王临终告别的画面，还哪有那个心情多问？“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哪有那个兴趣多问？“埋在什么沟里”，哪忍心多问？“过了十多天”才问起，还哪有勇气多问？

“早埋了”，不杂一丝情感；“什么时候死的？”多此一问；不问却答“他还讲……”；“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他好奇；“埋在什么沟里”，他不知。况且还是同院，并且是经常来代老王传话。从老李的话，我们分明感受到“冷漠”“看客”两个词，哪有那个功夫多问他！

三、品读《老王》

“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1］

“老王”这个题目，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大众熟人之间的那种称谓，用这种称谓做题目显然就摆明了她与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一声“老王”，像老邻居、老朋友……平等、随和、亲切。“他蹬，我坐”，这句“废话”耐人寻味：两个阶层之间的那种鸿沟，或者说彼此之间的距离，还是出来了。一方面感激、自责、不安；一方面又在着意地表现这种距离和反差，为下文张本。“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他们能说的只是“闲话”，也完全可以不说，而杨绛还是愿意和老王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的。第一节是全文的“地基”。

“有个哥哥”，让人心一热；“死了”，心一冷。“有两个侄儿”，又让人心一暖；“没出息”，让人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两个逗号，让语句蕴含的情感有了起伏；将“死了”与“没出息”放在最后，更能凸显老王孤苦无依的悲凉处境。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短短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的情感跌宕起伏。这样的表达正是源于她心中悲悯的平民情怀。

“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这“病”不仅使老王身体上饱受了痛苦，还给人留下了“话柄”，说他是因为“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这种人格的侮辱，在精神上给他带来了更深的痛苦。而这种恶意诋毁，更可见人情之冷漠、世态之炎凉、社会之“更深的不幸”！这是杨绛对社会状况的思考。

“……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老王在回避这个“家”字。能有个住处就已经很不错了，哪会有什么“家”啊？“住那儿多年了”这句无奈的答话，浸透了老王一生漂泊的孤独和凄凉。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怎么可能是“不知怎么的”呢？多么明显的因果关系啊！以前“常坐”，现在“不敢乘”，这在被叫作“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不敢乘”，自然是因为怕连累到老王啊！作者只一句“‘文化大革命’开始”，轻轻带过，只为言说内心愧怍。

文中的几处肖像描写一点也不“可笑”，有些过于冷静，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冷漠”“残忍”“刻薄”“不近人情”。难道作者就感觉不到吗？但是，她为什么还要这样来写呢？一是，客观实情大抵如此，老王病得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杨绛只是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二是，近似“残忍”的描写，更能反衬老王隐藏在艰苦环境和饱经风霜外表之下的人性之美，这样的美更真实，内心美和外表丑的巨大反差，更令人惊心动魄；三是，毋庸讳言，杨绛的情感反应终究是不够温暖的，但恰恰正是这样的一种形象、一种态度，使得杨绛“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过来后，感到十分“愧怍”——老王的形象已经“镶嵌”在杨绛的记忆深处，杨绛对老王的“残忍”恰是对自己的残忍。这里的细腻描写是为作者情感抒发蓄势。

有一个细节也许值得注意：“直僵僵的”出现了三次，“直着脚”出现了两次，一个“直”字就出现了五次，大可玩味。是有意还是无意？作者难道不知此乃写作大忌吗？一方面，这是定格在杨绛脑海里挥之不去永生难忘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次，老王站直了——我终于也算给了帮助我的人一点微薄的回报了！——且不必管这是不是一种“回光返照”。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只”，写尽了老王的窘迫惨淡，孤苦无依……“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只”，一贫半盲，既老且孤，老王已经够不幸的啦，够可怜的啦，还起外号“田螺眼”，“有人”为什么还要这样歧视他呢？“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只”，足见走投无路，别无选择，朝不保夕啊！“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只”，暗示了老王贫病交加，大限将至……“他只说：‘我不吃’”，“只”，老王还要掩饰自己病入膏肓的无奈与绝望，让人无限苦涩……读着这些个“只”，想象着老王“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怎能不让人无限心酸。老王什么也没有，只有疾病和困苦如影相随。这是怎样的“活命”啊！这是在生存线上挣扎啊！老王就以这样的状态艰难凄凉地度过了一生。

四、也说“愧作”

如果说尾句是全文的关节、旨归，文末“愧怍”一词则是全文的文眼、落点。基于上述分析，“愧怍”之意已露出冰山一角，我们再作进一步解读。

（一）抱歉——不安——愧作

“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虽然“都不是”三个字说得斩钉截铁，但这个回答也可能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心理求证不像几何证明，人的心理上的事情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

“我想他是知道的”，他真的知道吗？从“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来看，从“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来看，“我”不得而知，只是“我想他是知道的”，也只是愿意这样“想”罢了。

老王的造访占了全文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作品中的一个中心事件。老王临死前拼着最后一口气送来香油和鸡蛋，但作者却回绝了他作为“朋友”的示好，这件事情对杨绛的内心触动和心理影响很大。实际上，“用钱侮辱”肯定是引起作者的“愧怍”的重要原因。

“我回屋才感到抱歉”“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文章就是写这种“渐渐明白”的过程的。由当时的“抱歉”，到后来的“不安”，再到“几年”后的“愧怍”，郁积如此之久，思考如此漫长，这说明：杨绛的“愧怍”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这种“不安”其实就是一种“愧怍”之情，区别在于程度的不断加深。亚里斯多德《诗学》认为：情节（“动作”“行动”）就是一个“结”和一个“解”，当中还有“突转”和“发现”。这篇文章的深刻性不仅在于“愧怍”这个结果，还在于写出了“愧怍”的过程。

（二）论者观点列举与纠偏

孙绍振：杨绛在文章里面隐藏着一条思绪的转折：同情、宽容不幸者，是俯视的姿态；而最后的“愧怍”却变成仰视的姿态。

黄玉峰：我深深地感觉到，老王和杨绛之间的隔膜之深，难以相通。

熊芳芳：……发现老师们在解读“愧怍”一词时，都是从杨绛自己已经否定了的方面去寻找答案。

徐杰等：这“愧怍”之意，大致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对等。

……诸如此类的论调，窃以为不无偏颇。

如果觉得杨绛应该和老王成为知心朋友，或者把老王当作家人一样看待，这显然是一种浅读。杨绛就是她自己，我们没有理由苛求她是特蕾莎修女。她没有这个责任，也没有这个义务。

为什么是“他蹬，我坐”？一个慈悲的人，如果他自己的人生相对优越，他会感觉像欠了别人一样。这份“愧怍”，是对一切生命欠然状态的全力担荷。这才是杨绛，一个有着深厚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愧怍：为自己的“幸运”而“不安”，为他人的“不幸”而“愧怍”。

一个人能够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做本身已经足够美好。只读这一篇就难免化不开来，读一读作者写这一类人物的其他散文，也许会丰富我们的理解。比如《顺姐的自由“恋爱”》，作者是怎样与之相处的呢？“中午就让她吃了饭走”，留她“在我家过节”“为她加了工资”，还“额外多给”，给她写状子，替她上诉，花钱给她治病，“我们搬入新居，她来同住”……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一个人、一件事，可能会更客观、更接近于实际。

“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可见杨绛一家在老王心目中的分量非同一般。有人甚至据此批评杨绛，那是对历史的无知，误解了作者。“我”难道不想去看望病重的老王吗？下放干校是1969年到1972年。请看本段首句，“我们从干校回来”，正值文革期间啊！

（三）错位——复位；失衡——平衡

读者要做文本和作者的知音。

从老王这边说，或许，我这样一个名声不大好的车夫，而杨先生，一个大知识分子，不嫌弃我，肯坐我的车，就是照顾我啊，还与我叙闲，这样看得起我……我也知足了。或许，老王这样一个在贫穷中依然保持尊严的人，他临死之前最后一次拜访，多少有些许遗憾——她给我钱，对我还是生分啊：杨绛收下礼物，问候老王的病情，用其他方式给老王相应的回报。这种朋友式的反应，或许是老王所期望但又是他不敢奢望的。当杨绛付钱给他的时候，也只能默默地接受了。

从杨绛这边说，因为老王当时的样子，她“害怕得糊涂了”，并且下意识中，她认为自己与老王就是一种普通的关系，忽略了老王的感受，付了钱给他。杨绛心安与否取决于生命尽头的老王对她的态度：你若“知道我领受谢意”，那我还能释怀；你若怅然若失，我心上不安，愧怍不已啊！我对你没有尽心竭力、尽我所能去帮助你啊！对老王的“侮辱”，“我”永远也无法挽救了啊！

“他蹬，我坐”“我们夫妇散步”，关于住处也“没多问”，“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我一定要给他钱”……“降格”“镶嵌”“僵尸”“破布”……感觉没有感情色彩，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她内心的定位，还不是把自己看作是老王的同类。作者对自己丈夫的字“默存”的尊称，就是潜意识中的自我身份认定。教授和人力车夫天然的异质，天然的“隔”，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闲话”“闲聊”，两个“闲”字再明确不过。但是，作者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坐车”“散步”“闲聊”的生活与老王的境遇作着比较，暗扣的正是一个“愧怍”啊。

是的，杨绛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彻底平等的态度。杨绛的冷静，或许有些不该，在她的心中老王只是一个熟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而老王最渴望的就是情感的慰藉，这也是人之常情，或许在老王的心中，杨绛夫妇是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类似他的亲人，因此而会错了意。总之，双方对他们之间交往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一种情感定位的相互错位，以及对于这种错位的幡然醒悟。

与其斤两毫厘地计算所谓的“情感收支的不对等”，不如说这是情感的错位或失衡，或许更确切些。老王去世之前心中对此作何感想？杨先生为此而“一再追忆”“捉摸”“想”，并为此“抱歉”“不安”“愧怍”，仅这份心思就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试作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老王死而复生，他对自己和杨绛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个重新的正确定位：正常的年代里，是一种普通的熟人关系；非常的年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彼此间加深了了解，滋生了同情，从而互相温暖、互相关爱——它会因为更稀缺而显得更耀眼。他应该不会再奢望（或许老王有这个心思，或许没有，我愿意这样认为：他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那种不现实的类似亲人的关系。

通过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杨绛还是觉得自己的行为侮辱了老王，假设老王死而复生，对老王肯定会向她认为的老王期望她对待自己态度的方向上调整，但是她对自己和老王的关系的认定应该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她也许认为这种不错误的定位却也不是最好的，更好的。也就是说，对老王，或许是一种复位，对杨绛也是一种更深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复位。“我”和老王都是善良之人，却始终囿于社会阶层的隔膜，彼此的交流始终没有跨过这道坎。说到底，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位、失衡，是由其自身社会阶层等所决定和动乱的时代所扭曲的。

换一种观照视角，或者说本文也是一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结构图式。写出来，写的过程和作品本身，也是一种平衡，一种救赎。愿作者的心情能平复一些，内心能好受一些。

（四）“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

读《老王》最震撼我的，是“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这短短的一句话！

揣摩文中那几处几乎可以说是重复的对老王形象的描写，暗示性的语言符号已经非常明显，老王行将就木，“我”又怎么可能会木然不觉、浑然不知呢？

再勾连若干细节：如“那是他送我们的”。又如“凭这位主顾”，真的“能维持生活”吗？真的“可以凑合”吗？就算“能维持”“可以凑合”，又哪还有能力“花钱吃药”啊？两个“不知什么”，一个“总不见好”，贫病交加，哪还有什么活路啊？

“我吃惊地问：‘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好像都是在明知故问。

“我害怕得糊涂了”，出于一种本能，“害怕”或许是真的，老王他确实就不是自己的亲人啊！“糊涂”却不见得吧？

似乎不难看出：作者写这句话时，多么心虚，多么言不由衷，开脱、掩饰、辩解的意味又是多么明显……

这也正是最能打动我的地方：这不是矫情，这恰恰是谦卑，恰恰是真诚啊！你看，她把自己放得已经有多么低，她已经可怜巴巴得多么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了，她甚至把自己当作了罪人，她简直把自己看作了凶手……这个句子直逼人心，让自己的愧怍无处藏身。

在老王最需要“亲人”关怀的时候，自己却不自禁小退了一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没有给予老王临终的关怀，作者的自责之意显而易见：请看“我害怕得糊涂了”这句话的前文“我忙去给他开了门……”，自始至终“我”都没去搀他一把；再看后文“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这更是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了；作者接着又直白地说“我不能想象他是怎么回家的”，是啊，“我”不能想象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家的。杨绛，就是这样真实，这样善良。难道这还不能得到老王（若地下有知）、我们读者和作者自己的宽恕吗？我想，当时善良的老王也不会责怪杨绛的无心之举吧？

或者换一种说法，《老王》最震撼我的，正是这种深藏不露的写作技巧。

当然，这番挖掘也只是我“个性化的解读”，或许未必不是会错了意，知错了音呢？

（五）“幸运的人”VS“不幸者”

老王无疑是“一个不幸者”，而“我”又是“一个幸运的人”吗？“‘文化大革命’开始”，“知识越多越反动”……杨绛夫妇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关牛棚、扫厕所、戴高帽、受批斗……那是一个最冷酷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动弹不得的时代，那是一个“把自己降格为‘货’”的非人的时代。对杨绛一家来说，不幸，更多的是一种尊严被无情地践踏，精神的非人的凌辱，她也是一个“活命”的人啊，而她的这种“活命”，她所受到的那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比被无数次柳条子抽在身上更痛啊！又怎是老王所能深切理解和感受得到的呢？老王是无知无识的物质痛苦，而杨绛夫妇却是异常清醒的精神炼狱；老王没能进入“组织”，而杨绛夫妇则是被“组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一种“更深的不幸”。

杨绛的女婿，钱媛的丈夫，因为不愿意无辜诬陷别人，最后被逼得上吊自杀……多少人惨死于文革之中啊！而“我”，幸运地活了下来，所以，作者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文革结束，杨先生重获安宁，但她并没有停留在一己之悲欢上，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付出，因了别人的苦难，忘记了自己的辛酸！她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不安”，而“愧怍”，就尤其感人肺腑！

在非人的岁月里，在非常的年代里，你自顾都不暇了，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该心安了，不该“愧怍”了，但是，你还是“心上不安”，你还是“愧怍”不已……这是一个更不幸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是一颗多么善良和高贵的心啊！

在被命运流放的日子里，活命的你们，两个本不处在同一世界的人，在那段疯狂的岁月，一样卑微，一样落魄，一样艰难，你们彼此牵挂、同情、关爱、照顾、尊重，用真情在相互慰藉和取暖，这种彼此之间的温情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是多么弥足珍贵啊！这是疯狂岁月里的热血和肝胆！这是永不泯灭的人性之光，不管怎样的时代，也不管怎样的境遇。杨绛和老王，你们，都活出了高贵的生命！都活出了苦难中的尊严！

苦难和不幸足以毁灭人，但苦难也能净化人，使人思考苦难、直面苦难、担当苦难。但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谁该对这苦难负责？列宁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巴尔扎克说：“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一个普通的人，靠着自己的勤奋、善良、智慧，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是这个社会的耻辱，是社会的大不幸！——无论是老王那样的年代还是今天这样的年代。

杨先生用她那如椽巨笔考问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只要人性尚存，人们之间还有温情存在，这个社会就还有希望！

（六）追问写作的目的

杨绛在《走到人生边上》中说：“人生的价值在于修炼灵魂，在于完善自我。”

爱因斯坦说：“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

而杨绛的初稿就是：“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如此改动，大概正是杨绛愧怍的真正原因吧！“幸运的人”比“多吃多占的人”涵义更深更广——作者的反思也因此更深更广。

杨绛一再追忆，也许感觉到自己的善良是不如老王那么纯厚的，就觉得自己和他相比，有一种愧怍之情，就有一种特别想倾吐——创作的冲动。于是，“几年过去了”，她又把自己送上了灵魂的祭坛，“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啊！这是人性的至善与至美，这是“生命最本真最炫目的华丽”。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郑重关切，这是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对灵魂的考问。

杨绛先生在文章中敢于解剖自己，表达自我的反思——尽管这个反思迟到了几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更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品格：敢于如此客观地写出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是替一个未曾充分反省、忏悔的时代树立的人类良知标杆。

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写道：“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如果说“用钱侮辱”是乌云，那么这番“愧怍”就是一道银边。

“据老王自己讲……”，让老王自己来说，这更有苦涩的意味：我们从中读到的是，老王没有任何怨言，反而隐含着些许自责和愧怍，他没有怨恨社会，也不责怪他人，更不深责自己的亲人。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内心的隐痛，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老王，一个“进不去”“组织”的“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后来，这一“取缔”，那是“革”了老王的“命”啊！“组织”——“取缔”，不由得让我们反思是什么一手导致了老王的惨死？“北京解放后”，老王应该是受政府帮助和救济的人啊！——对待弱者的态度体现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

温婉、隐忍、朴淡的叙说，启人深思，这正是杨绛讲述的魅力，这正是一个学者的良知。“看起来无阴无晴”的文字，不正是对那个时代的莫大讽刺吗？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伤痕文学”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更发人深省——这是一道光彩夺目的银边。

这样的一篇“浅文”，对读者的理解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它超越政治，超越时代，超越当下之意。窃以为，杨绛的《老王》在继承与借鉴鲁迅先生《一件小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与创新，内涵更丰富更深刻。

百岁老人杨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死了就安静了。”这是一位多么有智慧多么有悲悯情怀多么有历史使命感的老人啊！那些善良的人们，爱得越多，愧怍也就越多——而这个世界，也因为一位百岁老人的愧怍，让多少曾被遗忘的珍贵涅槃……

注释：

［1］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