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天星湖中学周小忠

“老王”的三重不幸

☉江苏省南通市天星湖中学周小忠

杨绛先生在《老王》一文中讲述了一位善良、老实的三轮车夫的故事。散文写于1984年，在时过境迁以后，作者回忆起这位处于社会底层的老朋友时，却发出了对于“不幸者”的“愧作”。那么，忠厚的老王不幸在何处，竟让一位七旬老人心境久难平复，愧疚不已？

探究整个作品，我们最容易得到的信息是老王生活处境上的不幸。首先，老王的身体是不幸的。老王不仅年老，而且两只眼睛都有问题：一只瞎眼，一只患有夜盲症。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总不见好转。其次，老王的职业是不幸的。老王以蹬三轮维持生计，“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却因眼疾而少生意，“乘客不愿坐他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在北京解放后，老王未能进入“组织”，成了“失群落伍的单干户”。再次，老王的家庭是不幸的。老王是个老光棍。老王有个哥哥，死了。老王有两个侄儿，都“没出息”。最后，老王的居住环境也是不幸的。老王的住所是“一个荒僻的小胡同”中“破破落落的大院”里的“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生活处境上的诸多不幸很多是源于生活上的贫穷。贫穷使他“也许从小营养不良”瞎了眼，身体染疾后，也难治愈，“总不见好”；贫穷使他难以得到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拥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贫穷使他和他的亲人身陷困境，难有出息，甚至没有一个安适的居所。老王因为贫穷，只能有最低的生存的保障。娶妻生子、传宗接代、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也成了老王的一种奢望。

老王的第二重不幸是他的社会地位。在杨绛的描写中，老王作为三轮车夫尽职尽责，善解人意。在冰价相等的情况下，老王送的冰大一倍；在默存（钱钟书）腿脚有疾时，送人去医院看病不愿收钱。老王甚至在生命行将走到终点之际，还抱病给作者送去香油与鸡蛋。但是，隐藏在善良的老王和温暖的故事背后的，是作者不自知地、社会习惯性地对老王的伤害。老王是蹬三轮的，作者常坐，却难能有“平等”的对话，只能是一路“闲话”。而这些“闲话”之中，作者所知仅仅是老王所讲。至于老王的名字、年纪，老王一只眼瞎的原因，老王的病后的情况，这些都是文章没有交代或是作者根本就没去了解的，这可能也是作者愧作的原因之一。老王地位低下，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对他的一些基本信息可能是选择性地忽视了。善良的杨绛在多年之后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于心难安，而在社会上有些人那里却没有眼泪与悲伤，有的只是嘲笑甚至是恶意的中伤。在大家都不清楚老王瞎眼原因之时，就有人这样揣度：“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这与“祥林嫂”讲完孩子悲惨的故事后听客们满足的眼泪以及“说书人”死后抬棺人对他的嘲弄是何其相似。作者平静地讲述了自己和老王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学识、物质财富之外，又在思考着自己对老王的所做，社会对老王一类的人的所为是否显得凉薄。

在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交往中，杨绛先生已是非常地可贵，她尊重别人的劳动，不占别人的便宜，认可别人的工作，担心别人的命运，有来有往，互不相欠，自认为底层人最需要的就是钱……所以当老王送冰、送默存、送香油和鸡蛋时，杨绛的回应都是钱。老王在炎热的夏天送来冰凉，在默存受难时送来慰藉，在弥留之际送来问候；而作者送去的是同情与怜悯。那么，老王需要钱吗？答案是肯定的。老王最需要的是钱吗？在送香油和鸡蛋的时候，老王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不是要钱”。杨绛客套地问候了老王，礼节性地赞了他的香油鸡蛋，再将钱硬塞到他手里，送他离开。老王以诚待人之心被作者用以礼待之的方式冷冰冰地拒于千里之外。

老王的第三重“不幸”应该是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平等的尊重”。他真诚地对待他人，对待这个社会，他希望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真诚地、平等地对待他。但是这个社会上的许多人（包括他最亲近的杨绛先生）都是高高在上、施舍性地回报之以“钱”，这让老王很受伤，这也是杨先生日后“愧作”的重要原因。

小说的主题思想悄悄地隐在了杨绛简洁平淡、安静从容的语言文字之中。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她自己熟识的，然而信息又不完整的人物形象。读者在老王的诸多不幸中会追问：他为何会打一辈子光棍？为何他勤恳老实却只能勉强糊口？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当然是他的贫穷。但追本溯源来看，杨绛要我们追问的是人与生存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我们探究的是老王们的不幸的根源。老王的不幸必然源于自身。因为老实，他进不了蹬三轮的组织；他愿意吃亏，生意面窄，只能吸引善良如杨绛一样的主顾；他同样成不了冷漠的看客，更成不了叱咤风云的宠儿。他为人处事的哲学确实在当时的年代绽放出光芒，是时代的幸运，却是他个人的不幸。老王经历了北京解放前后和“文化大革命”。不可逆的社会环境将这些贫苦的平民百姓推向社会的最底层，使他们处于贫穷、饥饿、疾病难医的境遇之中。即便是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承受着不幸：下放“干校”、遭受批斗、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杨绛在本文中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这样的文字：“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这要比她在《下放记别》中写因“文革”与丈夫钱钟书痴痴惜别，写女儿与女婿阴阳相隔要隐晦得多。就在平淡的文字中，喟叹了一个平常的人的不幸，喟叹了老王背后一个群体的不幸。

在人与人的相处之中，一般存在三种眼光：一是用高高在上的俯视的眼光看待底层人民，这种情况比较多，尤其在优越者的骨子里；二是用平视的眼光看待底层人民，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那眼光包含着同情与怜悯；三是用仰视的眼光看待底层人民，甚至用批评的眼光来解剖自己，那更是难能可贵，如鲁迅《一件小事》中的“我”。杨绛在《老王》一文中将这些看待人的眼光都不露声色地呈现了出来。她委婉地批评了有些人对老王妄意的揣度与恶毒的讥讽，客观地反思了自己不合时宜的同情与怜悯，警醒着我们如何来对待老王这样的底层人。可能，一句“谢谢”、一个得体的称呼、一句体贴的话、一个关切的眼神、一个举手之劳……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