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

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世界正进入一场空前的大变革时代：法、美革命的尘埃开始落定，由这两场革命开启的西方两种现代性道路开始呈现其基本轮廓。对于这两场革命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意义，生逢这一特殊时代的托克维尔提出如下洞见：即随着贵族社会的没落，新的民主社会将走向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在政制上是建立美国式的自由的民主政体还是法国式的专制的民主政体？随着君主制度在各国纷纷垮台，新建立的共和国是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专横的共和国？这不仅在政治上决定着各国在新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帝国背后文明的兴衰。托克维尔将视线转向美国，并非旨在效仿美国的制度形式，更不是要颂扬这一新生共和国各项创制，而是找到法国可以引以为鉴的诸多原则和教训。

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

旧制度下的法国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傲视群雄，即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现代政治原则也能扣人心弦，引领时代。大革命致力于人类的新生，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它发生在法国，其原则却传布整个世界，革命本身俨然成为一种新宗教，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托克维尔却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理想王国并未在它的祖国落地生根，反而让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新制度实际上是旧制度的瓦砾重新组装而成的，与旧制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法兰西共和国沉疴缠身，遍试各种药方，病情非但未能减轻，却有不断加重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