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与启示

2015-02-13肖力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关键词：新四军抗日群众

肖力

(中共盐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苏盐城 224005)

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与启示

肖力

(中共盐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苏盐城 224005)

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四军的历史必然选择，正是由于植根于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与群众建立起鱼水般的深情，新四军才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我们要从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实践中吸取宝贵经验，不断提高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新四军；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回顾新四军光辉的抗战历程，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植根于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与群众建立起鱼水般的深情，新四军才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从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实践中吸取宝贵经验，对于提高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政策的自觉性，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四军的历史必然选择

1．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四军革命本质的内在要求。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而不懈奋斗。新四军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就决定了新四军是一支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一支为了人民翻身解放而革命的人民军队。新四军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依靠地方组织，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军民之间亲如手足。在江西雩都仁凤里山上突围时，情况十分危急，如何使伤病员安全转移，是一个大难题。陈毅果断地提出，相信和依靠群众，让群众把伤病员作为自己的亲属接回家去，隐藏起来，继续治病。后来留下的伤病员和群众亲如一家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1]68。从部队宗旨与历史传统来看，新四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其必然的内在要求。

2．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四军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新四军战斗区域涉及苏、皖全省和湘鄂赣豫浙五省的部分地区，该地区处于长江中下游，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新四军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之中，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新四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有赖于群众的支持，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原江苏省盐城县委书记周利人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打‘据点’，要靠群众；穿、吃、用要靠群众；兵员补充要靠群众。”[2]104新四军以铁的纪律和规范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群众积极拥护新四军保家卫国。据江苏省建湖县离休干部李铭回忆：由于新四军军纪严明，抗日政权爱民如子，因此农民自动自觉地缴纳新四军公粮，一声令下，很少有拖欠的。敌人来了之后，老百姓白天藏粮“跑反”，夜间按指定地点交粮。全县几千万斤公粮能在十几天时间内缴齐。[3]38

3．密切联系群众是新四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搞片面抗战路线，只要军队抗战，不准人民抗战，这是一条失败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依靠和发动群众，把民众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有效的游击战争。刘少奇同志一再强调，在华中敌后把千百万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作为坚持抗战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让新四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原江苏省盐城县县长骆明在回忆录中写道：“盐城人民生活是困难的，他们仍然节衣缩食养活我们，给我们吃和穿，支持我们的斗争，同我们一起战斗，不顾危险，查敌情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同志……一句话，我们是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斗争，才能取得斗争胜利的。”[4]127历史事实证明，新四军的胜利离不开密切联系群众，离不开群众路线。

二、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

1．严明群众纪律，牢固树立群众观念，以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拥护。新四军组建不久即制定了十条军规，包括“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坚持到底、培养和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等内容。新四军还根据抗战实际，在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础上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十项注意”。“三大纪律”中“爱护老百姓，不违反民众利益”是重要一条。“六大要求”是营内纪律。“十项注意”内容为：(1)上门板捆铺草；(2)地下扫净；(3)说话要和气；(4)买卖要公平；(5)借物要送还；(6)损失要赔偿；(7)大便要找厕所；(8)洗澡避开女人；(9)进出要宣传；(10)不杀俘虏兵[4]112。第一条至第九条，实际上都是群众纪律。新四军各部队积极利用整训、会议等时机，通过宣传画和文艺表演等形式，不断教育干部战士严守纪律，尤其是群众工作纪律。新四军初到敌后沦陷区时，沦陷区人民白天躲鬼子，夜晚防盗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饱尝兵灾之苦的人民，开始对新四军不了解，看到武装部队，不敢开门接待。新四军便以严格的群众纪律取信于民，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夜里行军宿营时，宁可在露天荒野任风吹雨打，不得到群众的同意，不进村不进屋；白天帮群众挑水、扫地，忙个不停，借了东西，走时要还，损坏要赔偿，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老战士陈文宝回忆，“新四军有规定，部队开拔前，一定要把借来的稻草捆好送还老百姓，帮助他们把水缸里的水挑满，屋内、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如果把老百姓的东西弄坏了，必须进行赔偿。”[3]15原新四军第一旅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大队长束颖回忆道：“生活再苦，也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那时候，老百姓看到服务团吃饭没菜，就送来一碟豆饼酱，大家推却不过，就付了钱才肯吃。”[3]48新四军军纪严明、亲民爱民，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心底里接受了新四军。有了群众的支持，新四军如鱼得水，开展敌后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新四军在敌后驱日寇、剿盗匪，社会秩序也日趋安定，人民群众更是将其视为子弟兵。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新四军到苏北后，从1941年上半年开始，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迅速将横行该地区的土匪加以剿灭，让人民重得安宁。

2．担负起民族抗日的重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保护群众利益，凝聚全民抗日的宏伟力量。新四军挺进敌后之初，沦陷区人民对人数不多、武器破旧的新四军能否站住脚、能否战胜日军信心不足。新四军挺进敌后就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新四军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民族抗日的重任，带领各阶层人民保家卫国。新四军每到一处，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全面抗战的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民众逐渐认识到，只要团结起来，跟着新四军与日本侵略者干，就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在注重宣传的同时，新四军也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以战斗的胜利鼓舞人民的信心。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安徽巢县以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巢县守备队初战告捷；粟裕率先遣队于6月17日在江苏镇江西南韦岗伏击日军支队，江南首战获胜；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0月26日在淮阳东北窦楼击溃日本骑兵进攻；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于1939年2月26日在湖北应山余家店与敌激战，旗开得胜[5]2。新四军在沦陷区沉闷的气氛中，吹响了民族抗日的号角，沦陷区民众人心振奋，新四军威望大振，影响力迅速提高，更加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不少青年踊跃参军。军事上站稳了脚，新四军又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争取利益。194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所谓群众工作，就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保护群众利益的工作[1]59。新四军在敌后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让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新四军派出工作组，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救会与地主、高利贷者进行斗争。江苏省盐城县首届农救大会于1941年4月20日在盐城隆重开幕，各区农救会亦在县农救会召开前后成立。各农救会积极开展工作，借粮度荒，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待遇。农民无不欢天喜地，纷纷表示：“跟着恩人共产党，打鬼子，保家乡。”[6]227到1942年冬，华中各根据地基本完成了减租减息的任务，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各根据地还分别成立了工人、妇女、灶民、教师、学生抗日救国会以及儿童团等。把群众组织到全面抗战的洪流中来，更进一步奠定了新四军的群众基础。

3．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益。刘少奇同志曾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11月，刘少奇抵达皖东后，就要求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积极建立根据地。初创的抗日民主政权，对结束地方混乱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基本是在共产党一手包办下建立起来的，民主化程度不高。紧接着，华中局开始进行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化建设，组建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地方权力机关——参议会。1940年11月，刘少奇、陈毅等在海安组织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会上，推举进步士绅朱履先、韩国钧任参议长和名誉参议长，并号召苏北各县按“三三制”原则召开参议会，组织成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各县成立的参议会成了社会各界参政议政、行使权利的机关。盐城县分别于1941年1月、6月召开了第一、二届参议会。第二届参议会“从最大的地主、有钱人到最穷苦的工人农民代表，从佛教会的和尚到共产主义者，从七八十岁的老前辈到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代表，从国民党员、刚从韩德勤部回家的高级职员、由重庆到苏北的职员到其他有党无党的人士，以及各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男女代表，无所不有”[2]8。这一民主形式，是中国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刘少奇同志曾评价道：“单从这种情形来看，就可以证明：抗日的民主政治，是如何的适合中国的国情与人民的需要！”经过减租减息等运动，农民群众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而随着群众抗战团体成立，广大群众在社会上、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也有了参政的要求。在加强地区、县两级政权建设的基础上，华中各根据地又对基层政权进行民主改造，乡选是主要形式。在苏中区，到1943年，1 156个乡全面开展了乡选工作，近1 000万人参加了民主选举。在基层乡政权民选的基础上，东台县的唐洋区、东台县分别民选产生了区长、县长，把民主政治的程度不断推向深入[5]360。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提高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心目中的威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密切了党群、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巩固了党在华中的执政基础。

4．关心群众生活，切实解决民生事项，精兵简政、拥政爱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新四军从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都能把老百姓的冷暖挂在心上，深入群众,主动关心群众的疾苦,为其排忧解难,并与抗日民主政府一起在根据地的水利、卫生、教育事业上做了大量工作。1938年，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东麓罗里村，进村的通道上有条河叫叶子河。为方便群众出行，叶挺军长亲自设计，副官处负责，建造了一座长8米、宽2米的木质结构桥，两侧还有栏板。桥建成后，当地群众高兴地赞颂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称这座桥为“军民桥”[7]。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以盐税作抵发行修堤公债，在新四军三师的大力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修建了全长45公里的海堤，保护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为表示对县长宋乃德及抗日民主政府的感谢，将此堤称为“宋公堤”。根据抗日形势的发展，为节约民力，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新四军还先后开展了精兵简政和拥政爱民运动。1942年9月26日，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对精兵简政进行全面布置[8]。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将部分主力充实到地方武装，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减少行政机构的层次，缩小编并行政区，增加不脱产的工作人员。1943年12月，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在全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在这个指示中，重新颁布了新四军的拥政爱民公约：(1)彻底执行政府法令；(2)保护政府，帮助政府，尊重政府；(3)爱护根据地，不浪费一粒公粮，一根公草；(4)借物送还，失物赔偿，态度要和蔼；(5)帮助群众团体，保护群众团体；(6)帮助人民耕作和收割；(7)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生和教育文化运动；(8)帮助民兵自卫队；(9)尊重民情风俗；(10)进行宣传调查，倾听民众意见。并且重新修改公布了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月活动，广泛进行拥政爱民教育[4]147。在拥政爱民运动中，新四军认真检查群众纪律，进一步清理旧案和赔偿，提出要“特别加强生产中的群众纪律，在生产中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切忌与民争利，损害人民生产，借用农具应用借物证，要随时归还，要爱护人民的农具、牲畜”。苏中二分区兴化独立团在召开的一次军民联欢会上，要求群众给军队批评，检查结果，县政府赔偿公草1 000斤，款1 000元，部队赔偿1 000元及物品一部分，并向群众道歉[9]。通过拥政爱民运动，既清除了旧案，又有效防止了侵害群众利益事件的发生，使老百姓对新四军更加拥护。

5．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真诚接受群众监督。新四军在华中之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并着力抓好部队自身建设，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加强日常整训和学习教育的基础上，新四军在全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各部队结合实际，通过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深挖思想根源，解决贪污腐化等突出问题。新四军二师针对个别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在淮南新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对淮南党内以财政经济问题为中心的主要歪风进行清算，开展批评毫不留情，对少数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形成震慑，也教育了其他干部。整风运动的持续开展，对新四军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四军也以艰苦奋斗的作风，勤俭廉洁的形象，得到群众的肯定与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民主政府还真诚接受群众监督，鼓励群众监督。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县第二届参议会上发表了《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诚恳地表示：“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或者你们认为我们犯了错误，那就请你们，请人民不客气地批评。”[2]201942年5月6日，盐阜区行政公署召集全区8县著名士绅和工农代表开座谈会，会上一些代表发表了批评意见。5月7日，在座谈会上，陈毅就批评意见进行表态：“这次座谈会上各位士绅及各位工农代表所说的话，特别其中对党政军工作方面的批评，我认为都是对的，我代表党政军三方面诚恳地接受。”[2]31管文蔚在《开展苏中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和巩固苏中党》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大胆的当着群众的面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尽量扩展党内的民主，以开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与批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更有力，更巩固，更能与群众密切的结合。”[10]为加强对政府公务人员执法守法的监督，华中各根据地颁布了相关法律，赋予人民监督检举政府公务人员的法定权力，鼓励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盐阜区颁布了《盐阜区保障人权暂行条例》，规定“本区所属公务人员有违法行为时，本区公民得用各种便利方式向各县政府或行政公署提出控告”。为了使贪污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各根据地通过多种方式，鼓励群众检举贪污犯。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颁布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建立便利人民之司法制度，并保障人民检举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罪行之自由。《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凡人民或团体，对于贪污之公务人员，均有检举权。

三、新四军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实启示

1．必须从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意义。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牢固树立群众观念，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克服了物质上的贫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敌人面对这种军民关系束手无策，无法辨认军民，就疯狂地叫喊“抓他一千八百，至少有几个新四军、干部、民兵”[1]191。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四军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党执政以后，在政治上稳固了，但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增加了。虽然，不像战争时期，随时有旦夕间的危险，但党的事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就在于密切联系群众，离开了群众，党的事业就失去了根基，失去了依靠，能否密切联系群众事关党的事业的成败。

2．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本领。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6月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1]新四军非常重视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发动群众。政工人员在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还要求每位新四军战士学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去宣传政策、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刘少奇经常了解农村工作开展情况，针对一些地方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法开展减租减息，结果群众发动不起来，他对干部说：“你们喜欢用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其实单纯依靠行政命令，不发动群众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就是一时解决了也不牢靠。”[12]时代变换，但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没有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仍然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要结合实际，注重方法，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重心下移，走到群众身边，真切地了解群众的需求，努力解决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要真诚地向群众学习，汲取智慧，吸收经验，努力破解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要充分发动群众，凝聚人心，调动积极性，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3．必须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效果来获取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始终关注民生，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面对日军的扫荡、袭击，新四军首先是掩护群众，让群众先行，而不顾自身的安危。在抗击日军的同时，大力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为根据地人民带来福利。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也是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益，发挥人民主体作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当群众遇到困难时，部队更是倾力相助。1943年春荒很严重,由于敌伪频繁“扫荡”,斗争异常尖锐残酷,给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四军视人民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深入到群众中去,访贫问苦,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困难。军政部门在公粮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了60万斤粮食来救济春荒[13]。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一定要把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更加不可动摇。

4．必须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关键，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刘少奇在华中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他指出，领导干部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因此，他明确要求华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新四军各级将领将自身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以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形象取得了干部战士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关键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做密切联系群众的表率，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情感上贴近群众，职务越高，越要注意联系群众、深入群众，要体恤民情、把握民心、维护民利，始终与群众心连心。刘少奇同志曾指出：“不代表群众利益，不爱护群众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为解除群众疾苦而服务，用漠不关心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切身利益与疾苦的问题，那就不是共产党员。”[14]这应该为我们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所铭记。

[1] 纪念新四军重建军部四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C]．江苏省社科联，盐城市社科联，等，1987．

[2] 盐城革命史料：第2辑[M]．中共盐城市郊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1986．

[3] 硝烟清风——新四军廉政文化采风成果汇编[M]．中共盐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等，2012．

[4] 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等．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5] 红旗十月满天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6] 盐城革命史料：第4辑[M]．中共盐城市郊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1987．

[7] 文明.军民“连心桥”——叶挺桥旧址[EB/OL]．[2011-06-13].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ylfh10/11613112726G55H9H84HBCKAFEF3IFA.html．

[8]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446．

[9] 江苏省财政厅．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383．

[10] 管文蔚．管文蔚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214．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901．

[12] 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盐城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刘少奇在盐城[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