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梅拉》中新道德范式的建构

张莉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3)

摘要：塞缪尔·理查逊通过《帕梅拉》将新兴中产阶级进取向上的自我形象投射到帕梅拉身上，解构了血统、出身与“绅士”精神的所谓天然联系，用理性、自制等话语对传统“绅士”观念进行了改写。帕梅拉所隐喻的是理查逊等中产阶级道德改良者倡导的新绅士形象，及中产阶级通过道德改革实现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愿望。

关键词：塞缪尔·理查逊；《帕梅拉》；新道德范式；绅士理想；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I207．4

作者简介：张莉(1978—)，女，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5．01．021

《帕梅拉》讲述的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仆用书信和日记写下她如何誓死抵抗男主人的威逼利诱，捍卫自己的贞洁，最终赢得主人的爱慕，使之打破贵族门阀观念与自己结为连理的故事。小说的问世引起英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轰动，社会各阶层人士竞相争阅，帕梅拉的形象家喻户晓，其美德和由此获得的与贵族联姻的回报深入人心。除了独具匠心的书信体格式的运用，人物心理刻画上的深刻细腻之外，该小说的成功还在于女仆帕梅拉与土地贵族B先生之间的由对立斗争到达成双赢结局的故事既迎合了中产阶级对于通过道德改革实现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愿望，又因为满足了贵族阶级对于贵族精神复兴的要求而能被部分开明贵族所接受。这种以联姻为隐喻展示的两阶级间双赢的博弈结果是塞缪尔·理查逊借此书所表达的政治理想，其实质为意识形态同盟的达成和权力结构重组的实现。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使《帕梅拉》被众多评论家进行了文化政治解读。玛格丽特·安娜·杜迪视之为一部“关于权力的话语”[1]119，克里斯多夫·弗林特指出该故事“展示了关于资产阶级崛起的文化革命的特性”[2]489，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理查逊的小说“不仅仅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数十年间英国资产阶级从贵族阶级夺取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尝试的记录，更是其推动者”[3]，其“有利于道德与习俗的改良及中产阶级文化身份的塑造”[4]。伊恩·瓦特指出该小说的浓厚的道德改革色彩，认为“放荡乡绅与出身卑微却贞洁的女仆之间的对峙”，“使故事具有了比主人公之间纯粹个人纠纷更重大的意义”[5]。国内也有众多学者从道德改革的角度来解读《帕梅拉》。比如，王钰指出，“1740年，理查逊的《帕米拉》揭开了声势浩大的道德论战的序幕”[6]88；胡振明认为，“帕梅拉的美德既成为中产阶级抗拒、改造上层社会腐败道德的工具，又成为和上层社会达成妥协，得到认可，从而分享社会权力的途径”[7]151；黄梅认为，“理查逊不仅认同帕梅拉所演示的虔诚而高洁的自我形象，也认同她所代表的‘美德受难’的社会处境”，帕梅拉的胜利“表达了某种阶级意愿和社会动向。理查逊试图以手中的笔来重塑英国社会，这种触目的意图使得《帕梅拉》成为一种有的放矢的文本”[8]89。本文侧重于将《帕梅拉》与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对传统贵族绅士理念的改写相关联，解读理查逊在《帕梅拉》中对于新道德范式的建构。

正如《离骚》中屈原以香草美人指喻品格高尚的君子贤臣一样，理查逊在贞洁美人帕梅拉身上寄托的是中产阶级新绅士的理想，尝试建构的是新道德范式。经济、权力、社会地位均处于劣势的帕梅拉与主人B先生之间的对峙正是18世纪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关系的真实写照。在18世纪的英国，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都是土地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基本上是由贵族和贵族家庭成员组成，意识形态方面贵族绅士的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9]。经济发展的需要与跻身统治阶层的愿望使理查逊这类持保守政治立场的中产阶级人士把改革的重心放到了意识形态领域。针对贵族阶级因道德上普遍腐败而导致道德话语权上外强中干的情况，理查逊借帕梅拉的美德形象隐喻新绅士理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道德范式的革新，以获得文化优势，从而促成意识形态同盟的达成。建构新道德范式首先意味着对旧有的道德范式进行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发起革命。英国社会的旧道德范式是贵族的绅士理想[10]306。“在传统英国社会中，绅士是权力集团的主要成员，又是上流社会精英文化的集中代表”，其“因显赫的社会地位和无上的荣誉成为中产阶级及其渴慕的身份标志”[6]85。但传统贵族对于出身和血统的强调使中产阶级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符合这一范式的要求。于是对中产阶级而言，想跻身统治阶层，首先得从意识形态上破除门阀和血统观念，打造淡化了出身、更强调个人道德操守的新绅士理念，进行道德范式改革。出身低微，依靠智慧和德性立足于世的帕梅拉正是理查逊建构的新道德范式的代表。帕梅拉没有贵族血统，她的美德却使她不但获得中产阶级认同，又得到贵族阶级认可和推崇。她身上既有中产阶级特有的体面、自控、自助等品质，又融合了传统贵族精神的优雅、知性、温良，是两种价值观的完美结合。

一、解构传统道德范式

威廉·哈里森在将英国社会划分为以绅士为首位的四个等级时给予绅士的定义是“因血统世系，至少因品质而显得高贵并众望所瞻望”[11]。可见，美德虽是绅士概念的核心，但贵族血统和出身是根本性的、首要的条件。这种传统贵族对于门阀和血统观念的固守正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革新的最大的阻碍，是改写绅士理念、建构新道德范式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帕梅拉》中，从出身和血统来说，B先生是传统贵族绅士的代表。然而他的言行举止却和美德背道而驰。通过描述B先生及其代表的贵族阶级普遍的放纵沉沦，理查逊解构了传统贵族所持的出身和血统与绅士精神的必然联系，为改写绅士理念奠定了基础。

出生于古老贵族家庭的B先生在受到帕梅拉感化之前是一个纵情声色的浪子，集权力、金钱、社会地位于一身。B先生有恃无恐，肆意调戏、引诱帕梅拉，甚至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将其监禁在林肯郡的庄园中。他的这种滥用特权、随意侵犯平民的利益，并丝毫不以为耻的做派在当时上层社会屡见不鲜。当处于困境的帕梅拉委托威廉斯牧师帮她向邻里求救时，以西蒙爵士为首的贵族都不以为然，认为这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教区的牧师彼得斯先生的评论是“这一类事太司空见惯、太普遍流行了”[12]127。而戴弗斯夫人在极力反对B先生迎娶帕梅拉时所说的“(要是我也像你一样喜爱她的话)，我就把她当作我的妓女，而不是当作我的妻子来喜爱”[12]398，则说明连上流社会妇女都接受甚至纵容男人们的放荡行径。传统绅士观念所倡导的勇敢尚武、崇高正直的贵族精神曾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标杆，可是贵族阶级对自身欲望和激情的放纵，导致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式微。在B先生婚后对帕梅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中可见他对于自身所在阶级的痼疾的反思。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贵族子弟受祖辈的荫庇，衣食无忧、位高权重，自幼无法无天、骄横任性。而严格家庭教育的缺乏，学校教师的偏爱和纵容，以门第和财产为首要考虑因素的婚姻，不和谐的家庭生活，骄傲自大、不思反省的品性更导致了贵族阶级在道德上的恶性循环[12]412-413。

借助对B先生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道德堕落的描述和B先生的自我反思，理查逊瓦解了贵族阶级的所谓的天然高贵的德性，并指出了贵族阶级道德话语权的外强中干和文化领导权的摇摇欲坠以及建构新道德范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通过B先生的反思和转变，理查逊也同时展示了英国贵族阶级的开放性。*英国人所生存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由国王、贵族、乡绅、市民、工农等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本身是固定的，但各个社会阶梯上的人则有可能凭自己的努力进入高一级的阶梯，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比欧洲大陆各国都容易得多”。“这种垂直流动的灵活性使得学者们将英国的上流社会称为‘开放的精英’”。(参见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这种开放性使得他们能反省自身，破除传统中有碍发展的因素，吸取来自下层的进步的价值观念以实现贵族精神的复兴。这是绅士理念能得到改写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建构拥有中产阶级道德品质的新道德范式

瓦特指出，《帕梅拉》“用帕梅拉与B先生的斗争非常容易地反映了当时两个阶级以及它们的生活方式之间的更大的冲突”[13]。帕梅拉是被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而塑造的。英国近代中产阶级，据中国社科院的刘莉在其博士论文《文化报刊与英国中产阶级身份认同1689—1729》中的考证，“是很难用财富来源、经济收入、权力地位等这样外在的指标或具体明确的事件去对其进行直接界定的范畴”。和“资产阶级”这个强调生产工具的拥有者的词相比，在历史学家的探讨中普遍使用的词是“中产阶级”，“着眼点更多在于传统两极分化的等级制度结构中这个承上启下的群体与其他阶层之间的互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代表人E·P·汤普森认为，当一群人拥有类似的经历，明确感到和表达出他们与其他人在共同利益上的不同或对立时，阶级便产生了。由此可见，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共同经历和共同体验而形成的文化观念形态上的认同都是界定阶级的重要因素。由此来看，帕梅拉与B先生之间的争斗，与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争斗很明显具有同质性。

在理查逊笔下，B先生道德沉沦与帕梅拉的道德建构是相辅相成的。B先生的迫害成为帕梅拉美德塑造的推动力量，他所代表的贵族阶级普遍的放纵堕落成为以帕梅拉为指涉的新兴中产阶级洁身自好形象的反衬。通过帕梅拉对于B先生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屈尊纡贵姿态、权力上的高压和威逼、金钱上的引诱的坚决抵御，理查逊塑造了理性、自制，具有反抗精神的贞洁女性形象，展现出中产阶级所特有的源自清教精神体面、自控、自助等品质，及其随之而来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18世纪的英国，金钱和权势上的绝对优势使骄奢淫逸之风在贵族阶级蔓延，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女子自然而然地被当作寻欢作乐的对象。集地主、地区治安推理、议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男主人B先生视帕梅拉为逃不出手心的猎物，首先从意识形态上对她发起攻势，意欲利用中下阶层对于贵族阶级的崇拜和景仰，不费吹灰之力将她占有。若帕梅拉没有自身坚定的价值观，则可能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把男主人的青睐看作的恩宠和荣耀，心甘情愿地以身相许。可父母的告诫和帕梅拉恪守的道德准则使她对形势具有清醒的认识。她不慕虚荣、抵制来自身体的放纵欲望的本性，在面对风流倜傥的B先生的溢美之辞和情感挑逗时能保持警觉，不为所动。除此之外，在贝德福德郡府邸生活期间，作为女仆的帕梅拉还展现出中产阶级所特有自助自立的精神，在她眼里，“凡诚实的工作都不是低贱的”[12]82。对于劳动所得，她欣然接受，至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她毫不留恋。比如，在第一次离开府邸前，她收拾了三个包裹，一包是老夫人在世时赏赐的衣物，一包是B先生赠送的礼物，还有一包是她专为回家准备的一些朴素衣服。对她而言，前两包都应舍弃，因为第一包不再适合她身份，而第二包是“耻辱的标价”[12]76。对她而言，属于她的只有这第三包，她“清贫生活的伴侣，忠贞品格的见证”[12]77。在遭到帕梅拉对诱惑的坚决反抗后，B先生改变策略，试图以权力的高压对帕梅拉进行心理征服。他把帕梅拉监禁于林肯郡庄园，切断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想以孤立、隔绝等方式使她精神崩溃从而最终服从他的命令。然而作为清教徒的帕梅拉借助书信写作，以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洁的精神抗衡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恐惧。B先生对她施加的压力越大，限制越严厉，她在精神上获得的满足越深刻。在不断获得对纯洁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她的精神力量逐渐强大。即便极端绝望的情境下，她亦能控制自己的恐惧和痛苦，不轻生、不沉沦，而是理性的思考对策。当B先生阅读了她的书信和日记，深受感动，但出于贵族的门阀观念的考虑又不愿打破传统与帕梅拉结合时，他以经济上极其诱人的条件再次向帕梅拉展开攻势，意欲使之成为与自己分享财富却没有名分的情人。然而，深受父母自立自助、自尊自爱思想影响下的帕梅拉丝毫不为所动。对于物质欲望的控制使她获得精神的升华，达到对自我高贵心灵的认同——“虽然我的身份只跟地位最低微的奴隶一样，但是我的心灵却跟公主的同样重要”[12]188；“金钱并不是我的主要幸福”[12]225；“我希望将来当我回顾过去虚度的一生时，我会因为自己清白无邪而幸福；这种幸福的回顾是百万金子也买不到的”[12]225。这些从她言行中体现出来的道德原则都是贵族阶级缺乏的、中产阶级得以崛起的精神禀赋，是她用以捍卫贞洁的力量来源。

三、在新道德范式中融合传统贵族精神

然而，理查逊虽然让帕梅拉的美德与来自贵族阶级的B先生的堕落形成鲜明对比，却并没有使她与传统贵族精神分道扬镳。相反，帕梅拉是作为中产阶级价值观与贵族阶级价值观的一体化的形象出现的。对于“作为印刷业主、虔诚的新教徒、严格的家庭独裁者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2]489的理查逊而言，其政治目标是“被贵族集团承认和接纳”，与贵族“结成新的意识形态同盟”[6]95，而非激烈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变革。因此，他所倡导的的意识形态革命不是一个“毁灭性的创造”过程，而是“返本开新”，一种“内敛式的自我拓展和包容”[14]46。他对于传统道德范式的解构只是破除了门阀观念和唯血统论，而非彻底的颠覆。相反，他构建的新道德范式中既有中产阶级美德，又融合了贵族精神。帕梅拉身上的贵族性体现在她的知书达理、贤良淑德上。这一品质是她作为一种新道德楷模最终能被贵族阶级接受的必然要求。

小说中，除了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体现为中产阶级美德的教育外，帕梅拉在老夫人那里同样受到了贵族小姐式的教育。她“既学唱歌、跳舞、又要学绣花、绘画和针线活，而非洗衣服、擦器皿、酿酒、烤面包”[12]17。她的知书达理使她在言行举止上懂分寸、知进退，深受老夫人、戴弗斯夫人的赞许和所有的仆人们的喜爱。甚至B先生自己也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一点超过了她的美貌：“她是长得不错，但是她最大的优点在于她谦逊，有礼，忠实”[12]40。她对古典诗文的熟稔使她在面对B先生的无理行径时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抗争，令B先生理亏词穷。她的如浑然天成的智慧和洞察力令B先生对她深感爱慕：“你极为小心谨慎；你有很强的洞察力，像你这种年纪的人一般是不会有的，而且我认为，你也不曾得到过培养这种能力的机会。”[12]204她丰富的情感和流畅的文笔深深吸引着B先生，使其最终自我反省和悔改。帕梅拉的才智和她天然的体质孱弱、多愁善感等淑女特性使她与其他仆人拉开了距离，既令贵族对她刮目相看，令别的仆人不由自主地把她作为淑女尊敬，也使她的自我认同更倾向于贵族阶级而非与她同等地位的人。

她温柔善良的本性使得她在婚后生活中能一改过去的抗争姿态，成为贵族传统文化所称道的贤良淑德的妻子。她对B先生的要求言听计从，对他所给予的各种在言谈举止方面的指示心存感激；对于曾经协助B先生对她实施迫害的朱维斯太太和背叛过她的约翰等人，她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对于曾施予援手的杰维斯太太、朗曼管家等人，她满怀感恩之心；她以宽容的心对待B先生曾经的恶行和过失，原谅了他年少时的孟浪放纵、与戈弗雷小姐不名誉的过去和曾对自己身心造成的巨大伤害；她的善良更使她主动提出收养B先生与戈弗雷小姐的私生女。在协助丈夫料理庄园、管理家庭内务以及社交活动中，她均表现得谦和有礼、宽容大度。在丈夫面前是温柔和顺的贤内助，在下人眼中是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在社交圈里是受人尊重的贵妇人。众人给予她的赞美和肯定意味着她成为社会各阶层效仿的榜样。事实上，只有加上对于帕梅拉婚后生活的描写，理查逊建构的道德范式的才算完整。帕梅拉不仅是中产阶级道德精神的化身，同时除了血统问题外，也完全符合传统贵族精神的要求。

四、贞洁淑女的背后：改写过的绅士理念

贞洁之于淑女正如美德之于绅士。通过帕梅拉这个贞洁淑女，理查逊塑造的是与帕梅拉一样融合了中产阶级道德和贵族精神的新绅士形象。阅读《帕梅拉》时，读者往往忽略了帕梅拉的父亲安德鲁斯先生。事实上，虽然书信中对于安德鲁斯先生的描述只有寥寥数笔，但其重要性却非同一般。父亲是帕梅拉美德的培养者，是帕梅拉与B先生抗争中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帕梅拉的言行是父亲身体力行的绅士观念的再现。从一开始的书信中就可得知，安德鲁斯先生受教育程度高，为人善良、品德高尚，深受人们尊重。他克勤克俭、自食其力，“虽然身陷贫困和不幸，但却信赖上帝的仁慈，一直诚实正直”[12]4。在获悉女儿面临的危险时，他反复告诫女儿，真正的美在于“贞洁和善良”[12]11中，不可以“以堕落为代价，去过富裕舒适的生活”[12]3。当收到伪造信件，知道女儿凶多吉少的安德鲁斯先生痛苦绝望地找B先生要人时，他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女儿是否保持清白。即便是最后B先生告诉他自己准备迎娶帕梅拉时，他仍在追问女儿婚前曾失身与否。在他心目中，即使贵族地位也不及贞洁，“贞洁是头等重要的，其余都只是次要的”[12]278。安德鲁斯先生对于贞洁的强调，正是他自身对于美德的看重。从在安德鲁斯先生的谆谆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完美道德形象帕梅拉来看，安德鲁斯先生就是新绅士观念的倡导者，是故事内的理查逊。他通过将新兴中产阶级进取向上的自我形象投射到帕梅拉身上，解构了血统、出身与“绅士”精神的所谓天然联系，用理性、自制等话语对传统“绅士”观念进行了改写。帕梅拉所隐喻的是理查逊等中产阶级道德改良者倡导的新绅士形象，即传统“绅士”在淡化了贵族血统的成分后和新兴中产阶级积极向上的道德力量的融合。

通过《帕梅拉》，理查逊事实上在用“体面、自控、自助等字眼作为规约人们思想行为的核心话语对‘绅士’这一理念进行改写”[15]193。帕梅拉虽出身低微，却道德高尚的事实说明“出身不再是‘成为绅士’的根本标准，教育、教养、举止、品德等也成为了重要因素”[2]193。帕梅拉的优雅、知性、温良是传统绅士理念的体现，而从帕梅拉的贞洁自持中显示出的中产阶级的“自控和自助两项道德原则”[15]193，以及对于“体面，即具有独立、节俭、严肃认真的品性”[15]193的看重，则是理查逊通过塑造帕梅拉这个美德形象给传统绅士理念赋予的新的内涵。建构融合了中产阶级美德和贵族精神的新道德范式，是当时中产阶级反拨贵族道德伦理最有力的手段。理查逊以书信体小说这种具有话语力的表达方式对其进行了宣传，以使其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成为社会各阶层追求的目标，最终促使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达成意识形态同盟，实现社会权力结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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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Moral Paradigm in Pamela

ZHA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3， China)

Abstract：In Pamela, Samuel Richardson projects the enterprising and positive self-image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onto the protagonist Pamela, thereby deconstructing the so-called na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estry and the spirit of gentleman, and rewriting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gentleman with the words like reason and self-control. In this sense, Pamela can be viewed as a metaphor of the ideal new gentleman, advocated by the middle class moral reformers like Richardson, as well as that of their wish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ercise of social power.

Keywords：Samuel Richardson; Pamela; new moral paradigm; ideal new gentleman; middle class

〔责任编辑：朱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