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海洋观念与中日海上战略碰撞

侯昂妤

[内容提要]日本以海洋为生命线，充分发挥其海洋国家的资质，开始了其近代化历程。日本的海洋观念有其鲜明的特点：强烈的海洋国家意识助推“中国威胁论”；信奉海权论，日本新“南进”与中国“东出”成十字交锋；保持明显的海洋心理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传统；具有较强的海洋地缘思维，长于倚强逞强的结盟。这些特点以陆海二元对立为逻辑起点，曾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下又引发中日海上战略碰撞。中日海上战略碰撞是力量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角逐，也是民族性格和道德张力的比拼。

[关键词 ]日本海洋观念战略碰撞

日本是一个只要有动机就会充分发挥其海洋国家资质的民族。日本的近代化离不开“海”，它学习马汉的海权思想，拓万里波涛而一振跃起，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海洋之路。这条路是强化自我海洋国家意识、推崇“南进”、保持海洋心理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传统、深化倚强逞强的海洋地缘结盟的路，它以陆海二元对立为逻辑起点，曾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下又引发中日海上战略碰撞。

一、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助推“中国威胁论”

日本是一个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大小四千个岛屿组成的弧形岛国。作为典型的岛屿国家，日本始终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日本是在近代化过程中迈出巨大步伐的唯一非欧洲国家”，*[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版版，第2页。“所谓海洋国家意识，一般是指受海权论影响，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应该发展海洋和贸易事业，发挥海洋国家的优势，特别是应该建立海军实力成为海洋强国。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观点是主张海洋国家之间应该结成同盟，日本应该与英、美等海上强国结盟维护自己的安全。”*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日本的现代海洋国家意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集海上贸易、海外扩张于一体。

日本海洋国家意识在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事件的冲击下渐渐萌生，清晰的表达则始于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和“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海”是突破锁国、走向海洋的宣言。逐渐坚定于甲午战争，其海洋观念进一步转化为行动，甲午战争取得鸭绿江战役的胜利是争夺制海权的体现。甲午战争后，日本初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台湾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标志着日本在太平洋扩张的开始，特别是向夏威夷的移民。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日本海洋观念成熟的体现，当日本集结了舰队并在对马海峡获得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胜利后，马汉称赞日本证明了他集中使用舰队原则的正确性*Quoted in Evans and Peattie，84；Yamanashi ihoroku，23；Sakurai，236-237，3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海洋观念不断深化，一战时宣称“欲谋世界性发展必须求诸海洋”，将海洋与日本的世界性扩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海洋观念不断高涨，海洋国家意识和海洋行动都走到了巅峰。将每年7月20日定为“海洋纪念日”，“以向国民普及宣传海洋思想”，将海洋力量延展到东南亚，直到和美国发生对抗。二战结束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失败，更坚定了它的海洋国家信念，并增加了新的内涵。

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能够上下一心地成为国家意志，是思想家极力鼓吹、宣传和浸透的结果。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中，福泽谕吉、吉田茂和高坂正尧最为著名。高坂正尧是吉田茂与大平正芳的顾问，他首次引入了“海洋国家”这个术语，后来又引入了“商业国家”来形容日本最理想的定位。高坂正尧对日本的国家定位就是海洋国家，他将日本比作13世纪的威尼斯以及17世纪的荷兰，认为日本的未来在海洋，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20世纪50年代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无论在政治界和学术界都备受推崇，影响深远。前原诚司就是他的学生，追随并传播其海洋国家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洋日本论”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化思潮。“从19世纪80年代福泽谕吉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到一个世纪以后小泽一郎的观点之间可以连成一条直线。”*[美]理查德·J塞缪尔斯著，刘铁娃译：《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到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再到麻生太郎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之间也是可以连成一条直线的。

日本的领土面积虽然只排在世界第61位，但它的周边海域，即包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在内由它支配的海域面积却达到447万平方公里，是其领土面积的12倍，位居世界第6位。所以，日本在海洋国家中也算得上是个不小的国家。与大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不同，日本很大一部分生活资料必须从海洋获得。对海洋的依赖感和对自然灾害的危机感、对大陆国家的恐慌感交织在一起，成为日本的历史惯性和精神情结。19世纪末，日本把朝鲜视为自己的“利益线”，20世纪30年代，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当作它的“生命线”，似乎不占有中国东北，日本就会灭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把整个“大东亚”视作“共存共荣”的基地，似乎为了它的“存”和“荣”，周边陆地国家都要放弃土地、独立和自尊。日本的民族心理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就是有强烈的受迫害感，也就是总是“误认为自己受到攻击非难”。*[日]土居健郎著，阎小妹译：《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6页。尤其是邻近陆上大国——中国成为它虎视眈眈的首要目标，中国强大的时候，是日本满怀敬畏的学习对象；中国虚弱的时候，是日本进攻占有的侵略目标；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候，是日本百般恐惧和极力阻挠的标靶。

一百多年前，“中国威胁论”就弥漫、笼罩日本，清政府在19世纪中期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令日本恐慌不已。188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民处于“一听到清国新造了一艘军舰，便像得了头痛病一样担心”的状态。*德富苏峰：《支那改革并非难事》，《国民之友》第4号，1887年5月。就连向来嘲笑中国是“愚昧保守”之“老大帝国”的福泽谕吉也在1882年的《兵论》中谈到：“支那近代非常致力于制造新式兵器”，“陆海军不仅可与日本匹敌，而且海军是日本的近一倍”，“骤然之间于东洋出现一大强国。”*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年，第307页。日本思想界、言论界的棋手德富苏峰也屡次倡导“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1891年他宣扬中国将成为一个值得恐惧的国家，将来在印度洋、太平洋、南洋的贸易竞争当中必将成为日本的劲敌。*德富苏峰：《对外政策的方针》，载《国民之友》第126号，1891年8月3日。日本思想家竹越与三郎明确告示日本国人：“在所有方面，妨碍我国家扩张的前途者是清国。苟欲建设大日本，我外交上的深忧大患不是欧美，而是在清国。”*竹越与三郎：《支那论》，《清议报》，1900年3月1日。日本舆论界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威胁，是在西方“黄祸论”的背景下，在其自身向朝鲜及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感到中国是其庞大的障碍，企图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感与敌忾心，鼓动日本政府扩军备战，进而煽动日本举国发动战争。*福泽谕吉之所以在名为《兵论》的文章中宣扬中国之“进步”，就是旨在呼吁日本政府强化军备扩张(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315页。)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互相影响、互相较量的历史中，日本一直对近在咫尺的庞然大国心存戒备。当下日本担心中国的“富国强兵”如果跟日本明治维新一样成功的话，中国也会走上霸权和侵略的道路。日本认为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欺凌，因此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报告称：“面对鸦片战争以来150多年中从未出现的‘强力的中国’，日本将如何应对是一个新问题”。*研究报告《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2002)，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登录时间：2002年11月19日。面对逐渐强大的中国，日本开始恐慌、焦虑，这种恐慌和焦虑自然而然使得它配合、助推“中国威胁论”，有时甚至主导“中国威胁论”。日本的“中国威胁论”是地缘、历史、心理、战略传统等交织汇集的产物。当下的“中国威胁论”在心理上是对邻近大国崛起的恐慌，从策略上看是使“将强未强”的中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被动和劣势的方法，为崛起中的中国制造不利的国际环境障碍。

日本的海洋国家论者，即海洋派认为，日本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历史过程中看都是一个海洋国家。而中国则是大陆性国家。世界上不会存在“海陆兼备”的国家，国家要么是海洋性，要么是大陆性。作为大陆性国家的中国无法在海洋领域战胜日本。日本的海洋派对于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否定排斥的，陆海二元对立是日本与中国海上对抗的逻辑起点。福泽谕吉最早提出疏远中国，远离“恶邻”。*(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3页。他们的中国观是批判、是蔑视，至少也是敬而远之。随着中国海洋意识的逐渐觉醒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失落感和受迫害感越来越强烈。认为大陆国家中国发展海权就是对日本利益的损害，中国是一个会掀起波澜的国家。*这是高坂正尧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中国一定会侵略别的国家，而是说中国的权力增大就会给周边国家带来风浪。渡边利夫说：“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显然是中国，背景是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目标首先是统一台湾。统一台湾之后走出海洋是中国多年的梦想。中国如果不能确保海洋通道和石油能源进口的安全，其发展就不能得到保障。中国这样缺乏资源的超级大国，其发展本身就是霸权行动。”*(日)渡边利夫：《新脱亚论》，东京：文春新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5页。日本的领导者认为中国是既有用又可怕的对手。自1996年起，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防范对象，这一年的《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中国是“警戒对象国”。有关“中国威胁”的公众讨论在21世纪初相当激烈。2001年至2003年，日本杂志中有超过500篇文章主要集中于三个一贯的主题：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危险的，中国不是一个合作性的邻国，中国的军事野心很危险。*[美]理查德·J塞缪尔斯著、刘铁娃译：《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2004年12月10日，日本内阁通过并发表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05至2009财政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新大纲的突出强调中国“威胁”。201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提出中国“海上威胁”，2013年的《防卫白皮书》矛头直指中国，中国部分占了三分之一篇幅，用图表分析了近几年中国在日本近海的活动和特征，“中国海监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区域41次”，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紧急升空应对中国飞机的次数为306次”。可以预见，未来日本对中国走向海洋将持天然排斥立场，其敌视的强度和反对的烈度不可低估。

二、信奉海权论，日本新“南进”与中国“东出”成十字交锋

日本向海外延伸的历史次数不在少数，如白村江之战、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治维新、以及太平洋战争等。马汉的海权论在日本传播之前，林子平*林子平(1738—1793)，林子平一生著述颇多，其中《三国通览图说》与《海国兵谈》最为著名。、胜海舟*胜海舟(1823—1899)，开明政治家，江户幕府海军负责人。等认为“海国之武备在海边，海边之兵法在水战，而水战之要在大炮，此乃海国之当然兵制也。”这些思想和行动充分显示出了日本伺机而动的海洋外向型、扩张性特点，这一点与马汉海权思想的吻合度非常高。因此，日本不仅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信奉、传播海权论，还不断延伸和拓展海权论。

1896年，日本东邦协会将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全文译为日文。该会副会长副岛种臣在日文版序中称：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副岛把该书献给了明治天皇及皇太子。根据天皇手谕，全日本中学以上学校都开始研习马汉的著作。马汉说日本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在马汉的回忆录中，他讲述了“与一批日本官员和翻译的愉快通信”。没有人比日本人“对这一课题给予更密切、更兴趣十足的关注”，这一点从“其制备和他们在日俄战争中的成就”上表露无遗。马汉认为同类作品中再也没有比他的著作更多地被翻译成日文。1902年，山本权兵卫将军为他在日本海军学院提供了一个待遇丰厚的讲习职位。马汉的著作和思想迅速在日本掀起“海权风”，“海洋主义”、“大海军主义”纷纷问世。“在马汉的思想遗产中，铭刻于日本最深的大概就是他对战列舰和舰队决战的执着。海军历史学家罗纳德·斯佩克特说：‘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日]麻田贞雄著，朱任东译：《从马汉到珍珠港 日本海军与美国》，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被誉为“日本现代海军战略之父”的秋山真之，他的职业海军生涯是从追随马汉开始的。马汉给予了他直接指导，而秋山为马汉的著作深深折服，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秋山被允许加入美国舰队，从坦帕湾起锚前往古巴。在圣地亚哥，他目睹威廉·T.桑普森率领的美国舰队把帕斯夸尔·塞韦拉率领的西班牙舰队封锁在港口内并加以摧毁。在日俄战争时期，秋山真之吸收了圣地亚哥的经验，制订了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堵在旅顺口并将其击沉的作战计划。佐藤铁太郎1900年去美国学习，从此倾倒于马汉的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海主陆从”战略的倡导者和宣传家。1901年佐藤铁太郎写成了一本战略宣言《帝国国防论》，在书中他强调日本必须利用有限的资源成为海上强国，认为日本必须“利用其地理位置来扩大海权”，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佐藤广泛引用了马汉关于制海权的重要性、集中兵力、舰队决战和先发制人的论述。他认为现在是时候去尝试向世界扩张了，日本的全球扩张需要依靠海上扩张。一个中级军官中原义正(Nakahara Yoshimasa)大佐把马汉的理论推向极致，他因狂热地追求向南方扩张而被戏称为“南洋之王”。1939年9月，他强烈呼吁，日本最重要的事情是借欧战之机迅速扩大海上力量。他坚持日本“应以闪电般的速度推进到南洋”，“今天是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把它的旗帜尽力插到孟加拉湾的时刻”。马汉关于进攻的重要性、大型战舰和舰队决战思想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日本也全盘接受了马汉将海权看成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的思想。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日本的“南进”逐渐压倒“北进”是海权至上的体现，是海洋观念的行动展开。“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它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戴季陶：《日本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很显然，在日本当“陆主海从”压倒“海主陆从”的时候就会走上“北进”，当“海主陆从”压倒“陆主海从”的时候就会选择“南进”。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为避免在南方与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发生冲突，所以选择的是“北进”的战略。在1934年放弃华盛顿海军条约、1936年撤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后，日本大力进行海军军备扩张，加之日中战争不断扩大，日本开始感到需要南方的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日本开始同时推进“北进”和“南进”政策。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的五相会议(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正式把“向南方海洋发展”确定为“基本国策”。1939年2月，侵占中国海南岛，3月吞并中国南沙群岛。“在经历与苏军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后，日本完全放弃了‘北进战略’”。*[日]增田弘等：《日本外交史手册》，有信堂高文社，2002年4月第6版，第100页。1940年4月，日本有田外相发表声明，宣称日本与东亚诸国和南洋地区“相依相援”、“共存共荣”。1940年春夏之交，日本明确了“北守南进”，企图通过“南进”，切断滇越、滇缅等外国援华的交通线战略。日本作为马汉忠实的学生在打败了中国、俄国之后，开始以自己的老师——美国为对手了。1942年7月马汉的《海军战略：与陆战原则的对比》被再版了。在再版的序言里，军令部报道课的富永隈少佐说：“如果没有马汉，大东亚战争就根本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有珍珠港的作战。”日本袭击珍珠港成功后，“南进”一度势如破竹。战后，日本提出了西南方向1000英里海上生命线的概念，并不断向南延伸，直至把马六甲海峡都纳入其中。

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第一次海上崛起的近代化尝试，但是被甲午战争打断。20世纪30年代再次进行尝试，但是被日本的全面侵略打断。这一次中国走向海洋，日本的南进和中国的东出出现了重叠，构成了十字交锋。对日本来讲，南进是国策是生命线，对中国来说，东出直接关乎国家崛起。这对两个国家都至关重要，且相互间具有实质性的矛盾。日本的海洋观念形成以后与中国的海上战略碰撞成为常态，只要这种在马汉海权指导下的以扩张和进攻为中心的海洋观念不改变，日本与中国的海上战略碰撞就不会停止。

三、保持明显的海洋心理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传统

日本自认为得海之利，得天之佑。1274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征日本都失败，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在海战中破灭。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元朝的舰队损失，使得东征告吹。日本人认为是神武天皇的灵魂掀起的“神风”击退了元军。因此，神风成了日本心理优越感的来源，海洋是日本与强敌对抗的胜利砝码。德川后期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神学体系，认为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日本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石川淳编：《本居宣长全集》第8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年版，第311页。得海之利，得天之佑的心理是日本战斗精神的来源，日本神风特别攻击队，就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在1944年马里亚纳海战中，进攻开始时，机动部队指挥官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发出信号：“机动部队现在开始进攻，要寻找敌人加以歼灭。我确信天会助我，各位要努力奋斗！”*[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如译，殷宪群、许运堂校：《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海风护佑的心理、自我神化的优越以及受迫害感的危机等交织在一起，催生了日本先发制人的战略传统。日本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主动出击奉为圭臬。幕末的吉田松阴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极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该主动出击攻略他国。即：“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吉田松阴：《幽囚录》，东京：中央公论社，1989年版，第227页。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与其说是学习西方的宣言，不如说是进攻中国、与中国开战的宣言。日俄战争后，日本一系列的新条令强调“忠君爱国”为基础的“进攻精神”。进攻性是日本海洋观念的主要特点。秋山真之明确地指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进攻，战斗力的主要元素是攻击力，战列舰是控制海战的作战单位。日本1910年的《海战要务令》，先后经过5次修改，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一直是日本海军的行动指南。《海战要务令》宣称：“决战是战争的精髓，战争必须是进攻性的。一场战役的目标是快速消灭敌人……其要点是先发制人和集中兵力。”1923年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了“帝国军队作战应根据国防方针，协同陆海军，争取先制之利，以采取攻势为宗旨”，“一旦有缓急当采取攻势作战，在我领土之外击破敌人。”1932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最紧张的时刻，马汉的《海军战略：与陆战原则的对比》(1911年)日译本出版了。该书译者、军令部的尾崎主税在序言中写道：“此书的出版是非常及时和重要的”。1936年6月，日本再次修改《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强调“在一旦有事之际，可先机制敌，迅速达成战争目的”，进一步确认“攻势原则”，力求“初战必胜”。19世纪初日本的政治和军队领导人，从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看到的是一种特定的有关美国的学说(通过海外扩张达到强国目的的国策)，也是一种普适的海军理论(为争夺海权而进攻、进攻再进攻的战略方针)。

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争海历占上风，历史的记忆使它具有明显的海上心理优势。并且先发制人是它的一贯战略，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中，都是主动出击。1999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就明确提出了“先发制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期间，日本不断调整其军事战略，注重强调“海上击破”的前方早期遏制战略。“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似乎变为以“主动先制”为手段的“本土防卫与有选择地参与”军事战略，主要表现在防卫对象多元化、防卫范围扩大化、防卫力量外向化、防卫方针攻势化、日美军事同盟主动化等方面。*盛欣、何映光、王志坚、郭成建：《富士军刀》，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海洋心理优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传统开始了新时代的新演绎。

四、具有较强的海洋地缘思维，长于倚强逞强的结盟

日本的生存哲学是以强者为师，与强者为伍，“攀附强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路径。在日本的历史中呈现浓烈的机会主义和追求强权、依附强权的色彩。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特性，充满功利的结盟几乎贯穿了整个日本近现代历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可以说成也结盟，败也结盟。

作为世界上少见的善于结盟的国家，日本的结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首先是长于倚强逞强的结盟，在近代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与强者结盟而凌弱、获利是其最重要的手段，结盟可以说贯穿其近现代历史，成为它的战略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福泽谕吉大声疾呼：“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其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240页。先是脱亚入欧，后与英国结盟针对俄国，陆续有日英美法四国条约、日德意同盟和日美同盟，二战后又追随美国，先后与全球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美国，陆上最强大国家德国结盟。1978年，自民党在阐述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时，曾总结结盟的秘诀在于不加入“弱者的同盟”，而加入“强者的同盟”，与强者为伍。日本几乎每一次结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它所认为的世界第一强国。“与强者为伍，通过与强者结盟，侵略和凌辱邻邦，是战前日本外交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二十世纪一百年，日本结盟的历史就长达七十年。”*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在本世纪的近一百年里，日本只有不到二十年时间是处于同盟无关的状态。日本的外交实践似乎不断经历着这样的逻辑循环：挑衅—孤立—结盟—战争。”*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其次是日本的每一次结盟都是典型的“远交近攻”。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就奉行“远交近攻”战略。16世纪中期织田信长采取“远交近攻”，与近江的浅井长政、甲斐的武田信玄、越后的上杉谦信结盟，攻击美浓的斋藤龙兴，并乘乱控制美浓国。“远交近攻”的结盟似乎成为日本政治、军事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延续、演绎。1902年与英国结盟，意在准备日本对俄国的战争，将俄国挤出朝鲜半岛，1904-1905年对俄国的战争得以如愿。日本驻英公使林董讲得非常明确：“没有日英同盟，就没有日俄战争”。*转引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与遵循“光荣孤立主义”的最强大的海上霸主国家结为盟友，打败最强大的陆地邻国，近代日本的“远交近攻”首战告捷。1921年日、美、英、法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日本第一次处于与欧美列强平等的地位，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得到其他国家的正式承认，“远交近攻”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的主要内容就是：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为夺取东亚利益而交远方盟友是“远交近攻”的更深的演进。

再者，日本在近代的每一次结盟，无论初衷是否是针对中国，但是中国都是最大的受害者。“作为我们重要的邻国，日本的每一次结盟，尽管最初都不直接针对中国，但每次深受其害的都是中国……”*李广民：《与强者为伍：日本结盟外交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前言。如与英国结盟的日俄战争(1904-1905)，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中国尽管处于中立却在战争中遭受生灵涂炭，战争结束后1905年的《朴茨茅斯和约》将旅顺、大连地区和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支线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日本直接针对中国，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施行了人类历史罕见的暴行，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遇难中国同胞达数千万，遭受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打断，社会停滞甚至倒退。

最后，在不断结盟的分分合合和成败得失中，日本的海洋地缘思维、与海洋国家结盟的观念越来越清晰和明确。将日本初期的海洋观念与现在的海洋观念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变的是进攻和结盟，而变化的是结盟对象由陆地国家变为海洋国家。二战后日本进行战败反思，认为与大陆国家德国结盟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高坂正尧指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战前却与美国争夺太平洋的霸权，这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美国的民主主义战胜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也不仅在于美国惩罚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而在于美国海军打垮了日本海军。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却不与同样的海洋国家合作，而是走向对抗，结果惨败，这是海洋国家的宿命。日本的海洋派明确提出日本面临大陆国家的挑战；日本应该与海洋国家结成联盟；日本应该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廉德瑰：《日本的海洋国家意识》，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高坂正尧的结论是：日本的边疆在浩瀚的海洋，日本的未来在海洋。前原诚司也说过：“我的老师生前告诉我，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处理好日美关系。”安倍内阁的外交政策顾问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就主张日本如果与海洋国家英、美结盟，国家战略就不会误入歧途。日本最安全、最繁荣、最自由的时期是与英国结盟的20年间和战后与美国结盟的50年间。渡边利夫强调：为了对抗中国的大国化，日本应该保持在东亚的自由行动权，而确保自己生存的重要的两国关系是日美同盟。*[日]渡边利夫：《新脱亚论》，东京：文春新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285页。松下政经塾学生黄川田仁志的《海洋国家·日本を考える》一文里，结合日本海洋化现状，提出日本面对日新月异的海洋形势，要在今后的二十年中着重发展：加强日美同盟，同时修改宪法第九条，实现海军自卫队的积极应对。

战前日本大陆派在亚洲大陆军事冒险的失败使得日本的海洋派更加坚定了其海洋国家意识和以海洋国家为伍的信念。当下，日本充分利用美国的战略东移加速南进，积极进入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试图推动越南、菲律宾和印度等更多国家卷入与中国的海洋纠纷，意在构建“海洋国家网络”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建立日、美、韩、澳、印为核心的“周边海洋国家联合”(Rimland-Maritime Coalition)”，打造环太平洋共同体。日本紧紧地拥抱美国，让太平洋变得更加狭窄。这就导致中日的海权之争具有宏大的国际背景。

结论

近代以来，中日海权观念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规律：

第一，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陆海兼备国家，都必然最终选择走向海洋，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海洋作为全球性的通道和全球联系的介质具有先天性的巨大优势。海洋的通达性远远大于欧亚大陆本身的通达性，最主要的是中间没有民族、宗教、种族形成的人为阻隔。今天中日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都选择了海洋立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岛国，两国基本地理条件差别决定了两国海权思想走向的不同。陆海兼备的中国始终要兼顾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的安全，因此，在海权问题上长期处于一种犹豫、动摇的状态，究竟是向陆还是向海，以及在海上走多远，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相反，日本作为海岛国家，其战略指向就单一得多，顾忌也少得多，它在海权方面的坚决性和进取性也就执着和强烈得多。

第三，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讲，海权理论都不是本国的原创理论，而是来自西方、需要进行移植的文化和观念。但是中日两国对西方的海权理论的反应速度以及接受海权的深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在敏捷和迟缓，主动和被动之间既体现了两国移植西方海权的能力不同，也呈现了两国原初海洋文化底色的差异。

第四，中日两国的海权思想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在交叉碰撞中相互影响的曲线。日本的海权思想对中国的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受到了进一步的刺激，得到了巩固和强化，在打败中国之后，海军至上理论势如破竹，打败了俄国后继而挑战美国，直到折戟而归。相反，中国的海权思想发展一方面是受日本海权和海军发展的刺激，另一方面受到日本侵略战争的极大打压和挫折。中国的海权思想本来还有一定的正常成长，但是由于甲午战败，海军没有了，海洋也被日本控制，中国海权思想发展的基础条件和根基不存在了。望洋兴叹的海权思想如同没有根基的浮萍，长不成参天大树。两国的海权思想是一个相互碰撞的结果，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特别是当今天中日两国都选择走向海洋，而两国的海上走向东进与南下交叉的情况下，产生一定的矛盾、冲突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中日两国在争夺西北太平洋方面，可谓政治上相左(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空间上相斥(东出与南进)，态势上相对(防御与进攻)，手段上相克(遏阻与反遏阻)。中日海上战略碰撞具有危险性，“处于地缘战略的考虑，在狭窄的西太平洋海岸线很难同时容纳两个世界级大国，在第一岛链内也很难保持两支远洋海军”。*章明、陈向君：《太平洋的碰撞：浅论新世纪中日两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及可能出现的冲突》，载《舰载武器》，2005年11月，第19页。能否避免这种碰撞，关键在于增强中日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战略管控，相互之间努力培植善意和信任，减少敌意和猜忌。中日在海上的战略碰撞是力量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角逐，同时也是民族性格、道德张力和世界视野的比拼。

[修回日期：2015年11月05日]

[责任编辑：杨新]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05日]

[作者简介]侯昂妤，军事科学院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