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015-02-13王余光

图书馆论坛 2015年4期

王余光

1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问题

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藏书管理理论与实践，并有着数量众多的图书整理理论与著作，这些研究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与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是否可称之“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是否有“图书馆学”？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由来已久。笔者在开展“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课题项目研究时，无法回避该问题，因此进一步梳理和明确“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问题在研究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1985年，谢灼华在《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中指出：“中国古代能否产生图书馆学？或者说，古代关于藏书管理的知识(经验)能否称作图书馆学的范围？回答是肯定的。”[1]显然，谢先生是肯定中国古代已形成图书馆学，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学理依据，并明确提出了“古代图书馆学”这一概念。他说：“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直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继承、吸收、分析、批判前人积累的各种经验(即知识的积累)，逐步形成对某一种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就是一种知识体系。图书馆学的形成正是经历了这种科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所以，如果承认古代图书馆工作内容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丰富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必然逐步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也就逐步孕育了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2]在此基础上，谢先生将古代图书馆学进一步划分为四个阶段：(1)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酝酿时期(汉魏六朝)；(2)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时期(隋唐五代)；(3)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建立时期(宋元)；(4)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时期(明清)。[3]

然而，谢先生的观点并没有在学术界取得共识。不少学者认为，“图书馆学”是舶来品，古代相关研究与今日的图书馆学研究有着“巨大的性质差异”，因而称为“图书馆学”是不合适的。比如，李刚、倪波认为：“中国图书馆学是指基于现代西方图书馆学学理，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建制化结果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一门叫‘图书馆学’的专门学科，‘图书馆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当然，中国古代存在着与今天图书馆学某些类似的整理文献的专门学问，传统学人称之为目录、版本、校雠之学。这些学问在学理上和现代图书馆学有着巨大的性质差异。”[4]其实，用“现代性”概念来研究古代学问是很正常的，如中国哲学史、中国逻辑学史等。而该文认为的古代整理文献的专门学问与现代图书馆学有着巨大的性质差异，但并未加以论证，难以成立。

有些学者不用“古代图书馆学”这一称谓，转用“传统图书馆学”的表述方式。比如，袁宝龙在《当代视域下的传统图书馆学》一文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体系诞生于20世纪初，由中国传统藏书理念与西方现代思潮两者碰撞融合而成，传统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理念也因此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两大源流。”[5]此外，张树华把古代图书馆学称为“前图书馆学”，她说：“有关整理图书的知识发展为‘目录学’，有关鉴定图书的知识发展为‘版本学’、‘校勘学’。公、私藏书家有关图书的访求、整理、庋藏、保管、管理及应用的知识和理论也日益增长，并日趋完善。这些知识和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图书馆学的一部分，我称之为‘前图书馆学’。”[6]

笔者认为，传统图书馆学的内容，首先是古代藏书管理(有学者将其称为藏书学，即书籍的收集、保存、利用与传承)的思想、方法等；其次是古代藏书整理的部分思想与方法，即校雠学(至20世纪多称“文献学”，但校雠学仍有沿用)。

按照与图书收藏、利用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校雠学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藏书活动直接相关的目录学、版本学等；第二层次是间接相关的辑佚学、辨伪学等；第三层次则是校勘、注释等相对独立的学问，并非藏书整理活动的必备工作。因此，藏书管理和“校雠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

“从概率上讲，”我身边的博学派男生威尔笑着说，“即使是乱打，到现在最起码也该打中一次。”他满头蓬松的金发，双眉之间有一道竖纹。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是成立的，受到西方现代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影响而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是不合适的，就像“哲学”这一概念，在写中国哲学史时能够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一概念而认定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吗？因此，笔者承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这一概念的成立，同时也注意用现代图书馆学话语体系来解释古代的图书馆学现象。

近百年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开设，其中目录学、版本学等文献学课程一直是图书馆学专业的重要课程，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上述学问是图书馆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在学术的发展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不应该在现代西方图书馆学话语体系的冲击下，将中国图书馆学史人为地割裂开来，并否认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存在。

2 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

每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都必定会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是漫长的，进行学科史的研究就必须确定学科发展的分期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清晰地展现出来。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主要有两种划分途径：一是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为依据，这一途径主要是以承认“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为前提；二是以20世纪初期“图书馆”作为专有名词出现在中国，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正式建制开始，主要勾勒整个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脉络。显然持这一划分途径的学者是对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这一说法存在异议的。

对于第一种划分途径，吴仲强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一书中，按照中国历史分期把中国图书馆学史划分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1840年以前)、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1840-1919年)、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史(1919-1949年)、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史(1949年以后)四个时期[7]。杨建东、罗德远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应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孕育时期(封建社会)、中国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辛亥革命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8]。宓浩在《图书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清以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时期；1949年以前为中国图书馆学创建时期；1949年以后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时期[9]。

按照以上两种划分途径分别进行中国图书馆学史分期研究的学者还有很多，不一一赘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的图书馆学就是模仿西方图书馆学的历史，由此得出中国图书馆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的结论。认为目前图书馆学确实存在大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术语和概念，使得众多学者感到单从学术角度去探讨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有些无从下手[10]。

很明显，按照第一种途径进行划分的学者是以历史发展阶段为依据的；按照第二种途径进行划分的学者突出了图书馆学的主体性，但忽略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存在。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专门史(如图书史、藏书史与图书馆史)或学术史(如图书馆学史)发展阶段的研究中，受社会历史阶段论划分的影响很大，忽略了这些专门史或学术史自身的主体性与特征。

笔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分期问题，从图书馆学史发展过程的学术特点，根据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特征，将其分为四个时期：

(1)中国古代图书馆学(20世纪以前)。上文中已讨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概念等问题。笔者认为古代图书馆学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一个重要阶段与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之后，按历史学家的看法，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但图书馆学研究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其研究内容与形式仍然延续着固有的模式。因此，笔者把古代图书馆学的下限定在19世纪末。

(2)中国近代图书馆学(20世纪前期)。20世纪是中国图书馆学变化最大的时期。从“图书馆”到“图书馆学”的提出，从思想方法的引进到逐步本土化，从传统教育到现代专业教育的正规化，中国图书馆学告别古代，进入近代阶段。

(3)中国现代图书馆学(20世纪后期)。有一点无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笔者将20世纪图书馆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点，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从总体看，20世纪后20年，中国图书馆学无论是教育还是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前期的水平，中国图书馆学才真正进入现代阶段。

(4)中国当代图书馆学(21世纪以来)。20世纪末，随着网络化与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因此，笔者认为，以21世纪为节点，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当代阶段。

3 关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写法

中国学术史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戴望的《颜氏学记》到梁启超、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直至张舜徽的《清儒学记》，学术史研究一脉相传，其方法虽各异，其内容或趋同。就学术史具体内容而言，笔者在《图书馆学史研究与学术传承》一文中提到，约略有如下数端：“(1)学人的学术经历，撰述、学术思想的评述等；(2)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人学术传承与学派；(3)一个时代的学术基础(教育、出版与学术杂志等)、学术思潮以及对学人的影响。”[11]

学术史可让后学知晓学术发展脉络，学术的精华与糟粕，让“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2]，并为当代学术的发展奠定基础。当然学术史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如张舜徽所云：“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引归身受。他们好的言论行动，可资学习；缺点错误，可为厉戒。”[13]

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学术的分科，专业学术史的建立更应受学术界重视。关于图书馆学史，即图书馆学术史，二者不应有什么区别。另外，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如图书文献、藏书与图书馆等，与图书馆学史有重要关联，但其历史不应是图书馆学史的一部分。而图书馆学教育与图书馆学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图书馆学教育史应为图书馆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笔者将中国图书馆学史的撰写，根据不同阶段，每阶段分为三个方面：

(1)中国图书馆学史通论。讨论这一阶段图书馆学发展脉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期探究图书馆学发展的规律。

(2)中国图书馆学史专论。选取与图书馆学研究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事项，如社会思潮、藏书楼、图书馆的发展、古代图书整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人留学、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期刊等，分别专题讨论，以期探究图书馆学发展所受的社会影响。

(3)中国图书馆学史学案。选取一批重要图书馆学人，对其生平、著述与思想加以讨论，以期探讨其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传承、成就与影响，可为今人之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