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

1 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问题

中国古代有十分丰富的藏书管理理论与实践，并有着数量众多的图书整理理论与著作，这些研究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基础与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是否可称之“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是否有“图书馆学”？这个问题的争论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由来已久。笔者在开展“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课题项目研究时，无法回避该问题，因此进一步梳理和明确“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问题在研究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1985年，谢灼华在《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中指出：“中国古代能否产生图书馆学？或者说，古代关于藏书管理的知识(经验)能否称作图书馆学的范围？回答是肯定的。”[1]显然，谢先生是肯定中国古代已形成图书馆学，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学理依据，并明确提出了“古代图书馆学”这一概念。他说：“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直接所取得的经验，以及继承、吸收、分析、批判前人积累的各种经验(即知识的积累)，逐步形成对某一种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就是一种知识体系。图书馆学的形成正是经历了这种科学发展的一般过程。所以，如果承认古代图书馆工作内容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丰富的图书馆工作内容必然逐步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也就逐步孕育了古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