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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批判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论根据

2015-02-13刘兴盛

唐山学院学报 2015年5期
关键词:费尔巴哈先验本质

刘兴盛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批判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论根据

刘兴盛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传统哲学理解“人”的主要思维方式,这一方式的特点在于,将对人的理解诉诸于实体化的、先于具体个人而存在的抽象的“人”以及人的本质上。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对人的现实存在及其丰富生命特性的忽视和遮蔽,阻碍了对人的真实个性的理解。马克思对这种遮蔽人的真实个性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与消解,从而还原了人的真实生命存在,为人开启了切实理解其本性的全新哲学视域,进而为人类实现自由个性创造了思维方式层面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是通过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现实本质的自觉而实现的。

马克思;人的本质;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

传统哲学在对“人”的理解和把握上,往往采取一种从抽象的普遍之“人”、人的本质出发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把抽象之“人”和人的本质当做真正的实体表明了这种思维方式在深层上贯彻的乃是本质先于存在的逻辑路径。然而将对“人”的理解奠基于抽象化的普遍本质上,势必造成以“大写的人”或“大主体”为根据来统摄“现实个人”,也势必导致社会历史的真实主体——相互联结着的现实个人陷入隐而不显的境地。采取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不能真正理解现实的人,而且还会导致对人真实丰富的生命特性的抹杀和遮蔽。马克思破除了这种对人的抽象化理解的思维范式,彰显了人的真实生命存在及其现实的个性,完成了哲学的眼界从抽象的“人”到“现实个人”的转变,使人得以理解自身的真实本性,从而在思维方式上为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创造了条件,而马克思这一批判的理论根据就在于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人的现实本质的自觉。

一、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人的抽象化

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重大表现之一在于,认为现存世界的背后必定存在某种单一的、终极的、总体的、绝对的本质,现存世界不过是这种本质的实现和显现。这种思维方式贯彻在人身上就体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和看法,即在庸庸碌碌的个人之上,必定存有作为人之总体的普遍本质,个人受之决定,是之体现,个人的实现不过是这个真正的本质在人身上的表现,而并非个人自我的实现。

从哲学史上来看,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者当属柏拉图,黑格尔进行过集中表达,而后亦见于费尔巴哈。在柏拉图那里,现象世界是不真的和不值得过的,而唯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和崇高的。对此柏拉图说道:“我们首先必须做出下面的分别: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和不变化的,什么东西是永远在变化而不真实的呢?”[1]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的人是由于分有了“人”的理念这个共相才成其为人,而作为普遍共相出现的理念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当他说国家是“大写的人”的时候意味着个人生活是混沌的、不善的,而国家生活、政治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由此必然导致这样的理解:个人只不过是国家这一“大写的人”的附庸,为国家牺牲是个人的最高荣誉,而这不可避免地贬低了现实的人的地位和价值。

黑格尔的《逻辑学》在讨论个别、特殊与普遍时,一方面批判前人的普遍之抽象,声称自己的普遍是包含具体、容纳个性差异和特殊的普遍,然而另一面又强调普遍的真理性将个人的一切特性收归和同化于自身,因此在具有巨大历史感、辩证感的黑格尔那里,最后想达到的还是作为肯定的、普遍的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时,一方面认为这种职能和活动必须由个人来实现,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个人和国家的职能、活动间的联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方式”。也就是说,在他那里主体不是实现这些职能和活动的个人,而是国家,个人相比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偶然的存在。这就必然导致这样的观点:个体之作为绝对精神完成自我普遍性的手段和工具,个人的生存生活对于绝对的理念来说只不过是在玩一种跷跷板的游戏[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必然导致个体被普遍所蒸馏从而必然失去差异和多样性而成为单向度的存在。

同样,在费尔巴哈的哲学里也存在着这种把人理解为普遍的先验本质的思维方式。费尔巴哈看到,黑格尔将抽象的精神、理念作为人的普遍本质,实际上这与思辨的神学无异,它是“神学的最后的理性支柱”。基于这种看法,他试图找出与黑格尔的精神、思维不同的人的本质,以此来为真实的人奠基。而这一不同于精神、思维的人的本质,在费尔巴哈看来就是人的感性。费尔巴哈认为人的现实性就在于这种感性,换言之,感性是使人成为人的根据和真正的普遍本质,费尔巴哈称其为类本质。由此,费尔巴哈说“旧哲学”认为“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而“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3]。就是说,在费尔巴哈看来,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最感性”“最敏感”,即具有感性这一普遍的类本质,因而感性的类本质才是理解人的真正的根据和出发点,从而并不需要其他什么因素来理解人。这实际上与黑格尔将抽象的思维作为人的先验本质存在着两极相通,即无论是将思维作为人的前定本质,还是将感性作为人的前定本质,都是一种用先于个人的抽象普遍性来规定现实的人的做法。而很明显,贯彻这种把感性抽象化为先于个人的实体性本质的做法,必然使人的自我实践、自我发展、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后天能动性无法得到彰显,因而也就无法来切实地理解人。

不难看出,传统哲学在理解人的思维方式上存在着重大的弊端和缺陷,这种弊端就是“认为普遍观念或原则高于自由的生命个体对自身生活目的的追求,这是对真实的个人生命存在的贬损和抹杀”[4]97。因此一旦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现实个人的丰富的生命存在及其真实的特性将就此陷入抽象化而得不到开显,进而导致人的真实个性化为虚无。而作为社会历史真正主体的现实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得不到应有重视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为抽象物牺牲或献祭”[4]97的境遇和状态,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真实单元所在的个人经常被作为牺牲而献祭于某个概括观念、某个集合名词”[5]。不难想象,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些“使个人有资格成为价值主体的精神特质和品格都完全被剥夺”,因而“真正的价值载体和承担者也就不复存在了”[4]92。

二、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消解

如前所述,在理解人和把握人的时候,如若诉诸先验总体之“人”、人的本质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得不到及时厘清的话,那么将导致对现实个人丰富个性的遮蔽和忽视。因此马克思在完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上着手“消解同一性和整体主义逻辑对个人自由的压制”[4]58的哲学工作,即对遮蔽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力量的破除,以求通达活生生的现实个人的主体性存在,彰显和捍卫个人生机勃勃的生命自由。

首先,马克思通过对整个传统哲学进行的根本性判分来解构旧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之所以把人当做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物来看待,其根源就在于它对人的理解贯彻的是一种现成性的思维方式而非生存实践性的思维方式,即使在前进几步的费尔巴哈的哲学里也是如此,因此费尔巴哈的哲学仍然归属为旧哲学。马克思指出,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人是实践着的、活动着的个人,所以人在他那里只能再一次被还原回普遍的共同的“人”、人的本质,因而最终落入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中。然而真正现实的个人是不同于物的,有着独立的价值和个性,不能被还原为抽象的同一性。马克思正是通过揭露整个传统唯物和唯心哲学片面化、单向化的特点,尤其是对传统唯物哲学将人理解为现成性的存在所进行的批判,来破除对具体个人的抽象理解,从而捍卫了人的现实具体的主体性,将各个联系着的实践着的个人置于社会历史的核心地位。因此,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个人已不再是普遍本质的表现及其现实运作,而是通过特有的生存实践活动生成的富有差异性的多姿多彩的个人。所以马克思才深刻地批判道,费尔巴哈把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6]56,这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产生柏拉图式普遍整体性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现实根源。“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7]21。由于前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劳动实践的不发达,个人只能密切地结合成整体而生存,人的个性和差异性处于欠发展的状态。但是在生产力发展了的社会里,个人必定是具有着丰富差异、个性不同的各个现实的个体,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仍然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那种“虚幻的共同体”或者抽象的先验本质,则是一种过时的思维或者某种意识形态的欺骗(例如资产阶级将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进而将普遍利益说成统治利益的做法),这正是导致对现实个人丰富个性的抹杀和遮蔽的原因。马克思批判了将对人的理解诉诸于先验普遍的“人”、人的本质的做法,认为这样是对现实个人的多样个性的无视和抹杀,他批判道,在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中“现实的人类个体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主体的体现者”[8]。换言之,这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将人类整体、人的普遍本质实体化从而将抽象的“人”置于现实的个人之上。在这里,个人不过是对“人”、人的本质的分有和证明,主体是作为整体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个人,这在深层上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思维方式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马克思看到了这种对抽象的普遍整体性的“人”的诉求将导致对人的理解超越现实个人之外,从而致使现实的人的个性丧失的后果。进一步的,马克思揭示出了导致这一后果的思维方式的深层根源:脱离现实单纯追求总体化、普遍化的本质实体,以致湮没了作为根基的现实个人的生命存在,从而使个人沦为抽象的、无根的、虚幻的“人”。

最后,马克思通过将对人的理解奠基于人的生存实践本性的基础上,彰显了丰富多彩的现实个人的生成,从而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个人的压制。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6]67,“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6]478。对个体是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的阐发,表明马克思自觉到相互联结着的现实个人才是社会历史的真实主体,而抽象的普遍之“人”显然不能成为这一过程的承载者,它不过是现实历史过程中相互关联着的各个实践个体的抽象。“社会本质……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个人是怎样的,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9]因此,社会联系不是由抽象的普遍的“人”所造就的,而是一个个现实的个人所创造的。历史是各个现实活动的、实践着的个人的合力,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人”的力量的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人”什么也没有做,“它没有战斗”,而是人,是现实的个人,活生生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相互联系着的个人在“战斗”。马克思基于这种理解方式指明了人与物的区别在于存在方式的不同,而不是靠先验本质的区分。具体说来,人是矛盾性、悖论性或者说否定性、统一性的存在,而在纯粹的自然物那里只具有肯定性的一面而不具备否定性的一面。动物是封闭的、孤立的、无矛盾的一个全,在它那里本质先于其存在,而人的特殊性正在于“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因而才能成其所是”这种特殊的自我否定和超越的辩证本性。因此,现实的个人只能在人的生存实践本性中得到彰显,这种否定的生存辩证本性时刻发展不停息,造就了丰富多彩之各个个人,而任何凝固僵化的知性概念都无法把捉人这一特殊的存在,偏执于此必将导致人的抽象化。

三、马克思批判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采取本质主义理解“人”的做法给予了批判与消解,那么这种批判与消解的理论根据何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马克思与传统哲学本质主义对“人”的不同理解中去寻求。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做过论述,他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这表明,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首先着眼的是人的“现实性”,这截然区别于传统哲学对人的本质的抽象性理解。而正是这种对“人”的现实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发现,为马克思批判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理论根据。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表明马克思对“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解是一种“关系性”的理解,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关系性理解,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如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某种先验本质的显现,而是一种人与人的“主体间”式的关系性存在。这种关系性是对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换言之,现实的人只能是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任何对人进行抽离社会关系的理解都是将人推向抽象化的深渊。马克思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66-67因此,现实个人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就在于他是所有人类历史的前提,这种有生命的个人绝不同于规定不同生命个体的人的本质,因此任何对现实个人进行的蒸馏和化约,从而将其理解为某种在现实世界之外的超越的“大写的人”、人的本质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抽象和遮蔽。另一方面,否定将现实的人、人的本质理解为某种先验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表明现实的个人是一种孑然一身的孤立存在物,因为现实的个人是一种社会化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7]21这表明了现实个人存在论意义上的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即物质生产生活这一首要的人类活动所融涵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7]220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现实本质及其真实存在,人就不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仿佛漂浮在半空中的无根之物,也就是说,对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的理解本身关涉于人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即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67人之为人,人所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所特有的不同于动物的生存方式,这一生存方式是塑造人的现实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根本动力,它决定了对人、人的本质的理解必须诉诸于社会关系,而不能诉诸于某种先验的实体化的普遍本质。物质生产实践虽然以现实个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作为直接表现,但是无论何种生产,离开他人的劳动基础都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只能是处于与他人密切联系中的生产活动。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6]71另外马克思也指出,人与自然的任何关系都以人与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离开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不可想象的。也即“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0]。这也就表明了,从先验、抽象的普遍本质出发来理解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对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的背离,因而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是违反了人的真实性的。因此可以说,正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方式,为消解从先验、抽象的普遍本质出发来理解人的思维方式提供了现实基础。

以社会关系为基点来理解人的现实本质,为马克思批判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人的现实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理解表明,人之不同于物就在于他不是现成性的存在,而是生成性的存在。而正是人的这种生成性体现了他不同于物的特征,现成性的存在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是通过摆在那里的意义而加以领会的。正是这种静态的特性,使得现成性的存在者例如与人不同的他物,才可以用某种先验的普遍本质来予以规定和把握。然而与此不同,人因其特有的生存方式——物质生产实践,而成为一种在后天不断的活动中逐渐生成为自身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存在物,而对于物来说是没有什么“发展”可言的。也正是因此,人的生成性特征就被精辟地描述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因而成其所是”,这是只有现实的人才会具有的。所以人不是出于某种抽象的普遍本质的规定,而是在其后天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为人,因此也“只有通过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所展开的社会关系的观察、分析与反思,才能对人的生存面貌有切实的理解”[11]。

其次,对人的现实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理解,彰显了人的真实存在的丰富性、具体性和多样性。这种理解将摒弃传统哲学本质主义那种将人抽象化理解的做法,从而在这样的视域中人就不再被理解为单一的、苍白的存在。以往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特点就在于,它从人的诸多特性中选取一种作为区别人与物的最根本的属性,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实现对人的一劳永逸的把握和理解。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它导致了对人的其他丰富特性的遮蔽和忽视,造成了对人的单向度的理解,把人变成了被蒸馏的人。因而我们经常会见到,一旦哲学家用某一抽象属性来把握人时,现实中的人立刻会显现出不同于这种属性的东西,甚至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一面。例如有的传统哲学家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可是现实中的人则立刻会显示出他非理性的一面,这不禁总是使哲学家陷入苦恼。就是说,对人的单向化理解的思维方式不能实现对人的真实把握,而是只会将对人的理解沉入片面化、抽象化的泥潭。而对人的现实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理解,则会切实地彰显人的真实存在的丰富性、具体性和多样性。

最后,从社会关系来把握人的现实本质,也使人之为人的历史性得到了凸显。以往哲学在对人的理解上由于诉诸于先验抽象的普遍本质,往往造成对人的历史性特征的忽视和遮蔽,也就是说,传统哲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所把握的“人”、人的本质是一种蛰居在历史之外的存在物。与此不同,从社会关系来理解人的现实本质,表明了马克思自觉到现实的人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这种历史性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相即相证的。具体而言,人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不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第一个活动的前提,它本身就是在此基础上的人的世世代代不断延续的创造活动。新一代人在继承以往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从事新一轮的劳动生产,每一个人从事的劳动生产都只能是在前一代人创造财富的基础上的劳动和生产。因此生产本身是历史性的生产,因而劳动生产所决定的人的社会关系也必然是历史的、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历史的发展的社会关系显示了人的存在的动态性、历史性。

综上所述,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正是依托于对这一根据的深刻洞察,开启了对遮蔽人的真实个性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和消解,从而还原出个人真实的生命存在,以此为现实的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其人的本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进一步来说,这一工作为人们建立合理的思维方式、正确理解人的真实存在,乃至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由个性创造了思维方式的前提和条件。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207.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65.

[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69.

[4] 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彭淮栋,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10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4.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1.

[11] 贺来,张欢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什么[J].学习与探索,2014(9):27-32.

(责任编校:白丽娟)

Man’s Essence is the Sum of Soci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Basis of Marx’s Critique of Essentialist Thinking Mode

LIU Xing-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Essentialism is a major thinking mod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es to understand humanity, the feature of which is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depends on the substantive and abstract “person” and human’s essence rather than the concrete individual. This way of thinking has resulted in the neglect of man’s real existence and its lif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hindered the understanding of people’s true personality. Marx criticized and eliminated this neglect, restored the existence of human’s real life, and opened up new philosophical horizons to understand human nature, which were the thinking basis and premise to realize free individuality. This critique of Marx wa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nature of “the sum of all social relations”.

Marx; human natur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essentialism

A81

A

1672-349X(2015)05-0034-05

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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