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范宏



我国“民法总则”体例的继受沿革与实践——一个立法史的视角*

陈范宏＊＊

［摘要］清末修律为我国法制近代化之嚆矢，我国民事法制的近代化也躬逢其盛。清季民初师法德、日编纂民法典，三部民法典均有总则编之设置; 1949年后，大陆先后出台了四部民法典草案，体例上经历了从全盘苏化，到自主创新，再至“回填”潘德克顿法学体系的过程，大体也未废弃民法总则的置备，只是因应时势对于总则的体例结构多有损益。通过对立法史的梳理，厘清民法总则结构内容在历次法典编纂中的演变沿革，从中总结其成败得失，并提出未来民法总则之内容应由“一般规定”、“民事主体”、“法律行为”三部分构成，期为当下民法总则之立法提供些许镜鉴。

［关键词］民法总则民法典潘德克顿体系法律继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罗马法与中国民法法典化研究”( 15BFX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范宏，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100088)。

引言

中国民事立法之展开滥觞于内忧外患之清季，是挹注了法制近代化与富国强兵等初衷的重要工程。民国时期，略有所成并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于1930年代完竣《中华民国民法典》之编纂。1949年政权更迭，“六法全书”捐弃，新政府决定“另起炉灶”，取全盘苏化策略重新编纂社会主义之民法典，期间波折，自不待言，先后历经四次民法典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