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的影响与广州的战略选择

2015-02-13王可达王广州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广东广州50070广东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广州5030

探求 2015年1期

□王可达王铮（、广州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广东广州 50070；、广东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广州 5030）

TPP的影响与广州的战略选择

□王可达1王铮2
（1、广州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广东广州 510070；2、广东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广东广州 510320）

TPP将使国际贸易的体制和规则发生深刻变化，将使建设海上丝绸之路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文章在分析TPP产生的背景和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广州要实施金融产业发展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立市战略和区域合作发展战略，积极应对TPP的挑战，充分发挥广州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

TPP；影响；广州；战略选择

TPP协定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英文简称。TPP将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必须未雨绸缪、积极关注、科学应对TPP的影响，充分发挥自身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

一、TPP产生的背景

TPP最早是美国提出的一个倡议。在1998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APEC）峰会期间，美国时任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倡议建立一个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组成“太平洋五国自由贸易区”，但由于美国外贸战略重点的转移倡议未能付诸实践。而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积极推动这一进程。在2002年墨西哥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三国宣布正式启动“太平洋三国更紧密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在2004年第二轮谈判中，文莱成为观察员，后于2005年4月第五轮谈判中成为正式谈判方。上述四国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9年11月，美国宣布加入并全力主导TPP谈判，成为TPP发展的重要分水岭。

美国大力推进TPP谈判的主要动因包括：一是增加出口和扩大就业。在美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希望通过TPP增加其对亚太地区的出口份额，从而带动国内制造业的复苏和增长，以达到增加出口和扩大就业的目标。二是重振美国制造业。美国通过迫使TPP缔约国大幅提高其劳动力成本，让美国在不削减本国福利的前提下，使本土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同时，通过操控国际环保政策和法规，强迫缔约国购买美国制造的节能减排设备或新能源产品，重振美国制造业。三是抢占全球贸易标准制高点。美国希望通过改进TPP，打造奥巴马所称的“21世纪贸易协定应有的高标准”，从而掌握制定国际贸易标准的话语权。四是获取更多政治经济利益。美国积极推行TPP不仅为了提高本国的出口，而且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积极推动TPP谈判，是其重返亚洲及平衡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TPP谈判的推进将加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并可能改变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回溯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一贯的手法就是先把国内法律转为区域贸易规则、再通过区域贸易规则撬动多边贸易谈判。TPP谈判同样是美国企图主导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的跳板和前奏。推动TPP谈判可以帮助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换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二、TPP产生的影响

数据显示，2013年TPP谈判成员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总和达2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总量的38%。毫无疑问，TPP谈判的推进将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金融产业的影响

TPP谈判将对金融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TPP金融服务章节的案文扩展了金融附件中金融服务的定义，使TPP金融章节部分定义、范围与WTO协议及国内法律的规定出现差异；在国民待遇条款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款方面，TPP对国民待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TPP强调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仅要求跨境金融服务提供商在对方国家进行登记即可跨境为对方居民服务，明显区别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附件的规定；一定措施的透明度管理条款，要求相关监管法规在公布前应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在其公布和施行之间有合理的间隔；争议解决方式方面，TPP大量篇幅涉及争端解决内容，包括仲裁员的资格、操守、独立性及相近的仲裁程序等，不同于《华盛顿公约》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有关规则及商业仲裁规则，属于临时仲裁的范畴。

（二）对发展动力的影响

从对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影响看，TPP的推进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亚太地区历来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对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一半左右。TPP一旦达成实质性协议，其作为一种关税同盟将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导致中国出口下降并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TPP谈判的推进将对中国在亚太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TPP是美国“另起炉灶”精心打造的一种“新型”贸易模式，它在劳工规范、环境产品、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问题上设置了严格标准。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这些标准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游离于TPP之外，承受TPP的经济冲击。总之，TPP谈判的推进将对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挑战，倒逼中国形成以创新驱动、内需拉动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可以利用TPP的“倒逼”机制，进一步通过宏观调控等政策手段，调整现有国内产业结构和对外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和改造现有生产标准，完善环境保护和劳动力权益保护，逐渐变外需型贸易拉动为内需型消费拉动、变粗放性经济增长为集约性经济发展，有力地促进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此外，从我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的表现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已经具备了参与新规则制定的实力和技巧，因此还应该抓住TPP带来的机遇，在亚太区域合作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充分行使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对等的权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三）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和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TRIPS）相比，TPP大幅度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执法标准，其知识产权内容代表了当今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最新方向。根TPP的框架文件明确表示，将对“TRIPS协议”现有的权利和义务加以“加强和发展”。总体来看，TPP知识产权条款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更严格的损害赔偿原则，可能会增加我国涉嫌侵权企业的赔偿额度，与TRIPS相比，TPP的赔偿标准更加明确和具体、赔偿额的推定方法更为细致，可能导致我国涉嫌侵权企业承担数额远高于以往的赔偿；扩大化的边境措施将会影响我国的贴牌加工贸易，由于TPP边境执法可适用于过境货物，增加了我国企业在TPP成员方转口货物被查扣的风险，尤其是商标侵权风险，据TPP的相关规定，权利人可以要求严厉的惩罚及经济赔偿，如果TPP达成协议，更严格的执法措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加剧我国贴牌加工企业知识产权的侵权风险；临时强制措施扩大了打击对象，容易形成贸易壁垒。TPP条款将临时强制措施扩展到适用于侵权嫌疑人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而且未规定需要考虑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可能导致权利人滥用司法资源，并且损害交易公平和安全。

三、广州的战略选择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必须高度关注TPP的最新发展动态，积极应对TPP的挑战，重点实施以下战略。

（一）金融产业发展战略

2013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达1147亿元，占GDP的比重达7.43%，成为全市第六个总量规模超千亿的重要支柱产业，区域金融中心集聚辐射力不断增强。但是，金融是制约广州经济发展的三大短板之一，广州要应对TPP对金融产业的影响，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抢占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必须大力发展金融产业。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关于广州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采取以下战略对策：

第一，不断转变发展理念。克服金融与广州经济发展关系不大的思想障碍，科学统筹广州金融产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证明，广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正向、较长期的因果关系。只有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正确认识金融的作用、切实支持金融产业的发展，在推动支柱产业与金融产业相互融合方面先行一步，才能抢抓产业结构升级的先机，率先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当前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土地、资源、能源和环境瓶颈严重制约的情况下，必须把发展金融产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以金融产业发展加快发展带动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全面提高产业竞争能力。

第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地区的金融体系发育成熟程度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聚集资本的能力、速度、数量和成本；将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转化为长期投资，并实行优化配置的能力；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并把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有效结合的能力。然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脱节仍是广州金融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大力推进优质企业改制上市。建议有关部门结合正在调研和编制的《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制定企业改制上市的规划。细化有关推动企业改制上市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解决改制上市过程中遇到的产权过户、税费调整、项目审批、环保评估等各类问题。要积极推动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并购重组。加快上市公司整体上市和并购重组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建议广州有关部门按照“政府引导、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的方针，采取“一司一策、逐家推动”的策略，推进部分改制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工作。此外，大力支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创新发展。要完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措施。近年来，全国各中心城市纷纷提出把发展金融业作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并展开了新一轮“优惠政策”竞赛和金融总部竞争。建议广州市借鉴上海、天津等地的做法，出台更有竞争力的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金融产业发展环境，尽快形成区域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以充分发挥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三，积极推动金融创新。推动大型金融机构转向多元化经营，鼓励更多的中小型机构需要清晰的市场定位和专业化选择，推进金融机构创新；高度重视市场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协调好银行、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创新，有效促进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重资产业务、中间业务的创新，增强金融发展活力与动力；积极尝试针对富裕群体进行私募产品创新，探索成功经验。

第四，不断培育金融人才。金融创新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人力资源是金融产业的核心资源，人才的优势也是区域金融中心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在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是直接投入要素，参与生产运营和价值的形成，人力资本的水平、规模直接影响区域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要根据《广州市金融高层次人才支持项目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积极培养和引进金融领军人才、金融高级管理人才和金融高级专业人才，并落实相应的优惠政策支持。同时，支持金融机构与香港及国际金融界加强人才交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外交流合作与外派培训力度，吸引优秀金融人才和海外金融专业留学人员尤其是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精通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创新技术的高级人才。

（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有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其中，“新动力”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需求面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而“三驾马车”容易产生后遗症和副作用，具有不可持续性。今后，则要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供给面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上寻找新出路。归根到底，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必须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必须适应新常态、培育新动力。但是，广州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不大，适应新常态的新动力缺失。因此，应对TPP的挑战，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动力。

第一，科学把握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机理。作为反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诸多因素的综合变量，产业结构优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自主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始动力，创新从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组织等五个方面直接推动和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财产是知识和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衡量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

第二，清醒认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自从2006年广州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2008年出台《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以来，自主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的要求相比，和国内外创新型城市的成功经验相比，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创新投入严重不足、主体作用不够突出、支柱产业创新缺乏、高层人才资源缺乏、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

第三，实施广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具体对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科学规划、重点推进。要不断培育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自主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首要对策。必须突破一系列影响自主创新的思维障碍，包括：习惯型思维、直线型思维、权威型思维、从众型思维、经验型思维等等。要掌握创新驱动特征，借鉴世界创新型城市的经验，从广州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创新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创新驱动的过程可分三个阶段：创新前端、创新中端和创新后端。实现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发展环境来选择创新驱动进入战略，推动创新前沿向创新型城市靠拢。要加大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实施中长期技术创新战略、增强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根据“创新型企业成长路线图”，针对科技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予以不同的政策支持。要强化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真正使广州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成为研发主体、使企业成为投资主体、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健全技术开发机构。要不断提高无形资产经营水平。同时，当今时代，无形资产既是衡量经济主体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又是衡量经济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经济主体是否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标志。无形资产和经济发展方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形成大量高质量的无形资产，随着无形资产质量和无形资产经营、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会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因此，广州企业必须提高王老吉商标等无形资产的经营水平。

（三）知识产权立市战略

第一，强化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和成败。知识产权是促进广州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广大企业和社会公众强化知识产权意识，充分认识知识产权战略对广州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

第二，确立知识产权立市战略。在知识产权制胜的时代，市场主体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结构和经营水平已经成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地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达国家、创新先行地区和跨国公司的重要经验和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将知识产权工作从具体的部门性层面提高到国家性层面，制定和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颁布则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体系正式形成。尽管2011年出台了《广州市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规划（2011-2015年）》（穗知领〔2011〕1号），但是该规划是由广州市政府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的，层次较低，影响不大，作用有限。因此，建议广州市委树立战略思维，尽快制定知识产权立市战略，将该战略写入即将制定的《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并作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州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广州知识产权立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重点是商标战略、专利战略、商业秘密战略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未申请专利的企业究竟要不要实施专利战略？据权威统计，迄今仍有99%的国内企业没有申请1件专利，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不少企业甚至一些专利管理者认为未申请专利的企业不需要实施专利战略。在此，笔者认为，未申请专利的企业如要和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就要实施专利战略，未申请专利的企业要进行技术创新，也要实施专利战略，未申请专利的企业要培育无形资产，保护自己的名牌商标和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也必须实施专利战略。

第四，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要根据TPP知识产权内容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建立反映知识产权国际发展最新趋势的跟踪机制，及时了解关于知识产权内容的最新进展，制定相关的应对预案，以期能将TPP知识产权内容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同时，可以以TPP的知识产权规则为参考紧密结合广州知识产权发展的现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产业化水平。

（四）区域合作发展战略

中国—东盟是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全球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组建的自由贸易区。加强广州与东盟相关国家和城市合作，在建设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树立新型区域合作理念。要树立“共同体”理念。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无疑将会成为国际合作和国际新秩序的全新视角。加强广州与东盟相关国家和城市合作必须树立“共同体”理念。实际上，广州与东盟相关国家和城市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既是“命运共同体”，又是“利益共同体”。

第二，不断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对话磋商决策机制，包括海上合作国家领导人会议、城市市长会议和海上丝绸之路合作论坛；建立日常组织机制，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秘书处、联合专家组和专业工作组；建立贸易合作与便利化机制、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机制、城市联盟机制、港口战略联盟机制；建立区域软法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软法治理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加强区域软法治理机制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经验和必然趋势。区域合作协议是区域软法治理的主要形式，主要包括区域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各种专业协议。要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内的政府有必要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制定各地共同遵守的区域合作协议或章程，构建完善的跨区域合作机制，实现对跨区域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区域合作协议是一定区域内的各地方政府为协调相互间的行政合作事宜、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经协商而形成的对各自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规制的协议。

第三，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TPP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改革的外在动力或者压力，以TPP“倒逼”国内改革，这有利于提升广州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广州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如前所述，TPP旨在打造21世纪全球贸易规则的新模板，待TPP实施时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必然会遭遇TPP规则的挑战。因此，广州企业应做到未雨绸缪，积极培育国际化战略思维，不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国家整体“走出去”战略指引下，从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等方面入手，探索具体发展思路，主要包括：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逐渐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有竞争力的国际品牌产品；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企业相关制度，如以国家自贸区网络建设为导向建立双边投资合作机制、构建“走出去”服务体系、建立“走出去”风险预警机制等；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投资国国内法及国际法的规定，科学掌握应对贸易纠纷或摩擦的基本规律和技巧，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使企业运行切实走向法治化的道路；制定广州企业进军东盟的“南拓”发展战略。由于对东南亚各国情况不甚了解、企业规模太小，广州企业到东南亚进行投资贸易基本上属于零敲碎打，缺乏集群效应。因此，必须认真总结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制定广州进军东盟市场的“南拓”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投资贸易活动。

［1］罗豪才.软法与治理评论（第1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陈胜、沈佩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影响［C］.金融法学家（第五辑），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2013.

［3］薛荣久、杨凤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特点、困境与结局［J］.国际贸易，2013，（5）.

［4］陈福利.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最新发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知识产权主要内容及几点思考［J］.国际知识产权，2011，（6）.

［5］刘雪凤、高兴、刘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知识产权条款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4，（2）.

［6］刘昌明、孙云飞.美国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动因新论［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7］樊勇明、沈陈.TPP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J］.国际关系研究，2013，（5）.

［8］张晗.机遇还是挑战——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14，（4）.

［9］龚柏华.TPP协定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评述［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1）.

［10］李钧，顾涧清，魏伟新.广东加强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研究［J］.新经济，2014，（16）.

□责任编辑：周权雄

F11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