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王府藏曲本文献分析与研究前瞻

2015-02-13丁春华a丹b中山大学a图书馆资讯管理学院广州510275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5年1期

●丁春华a，李　丹b（中山大学a.图书馆；b.资讯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车王府藏曲本文献分析与研究前瞻

●丁春华a，李丹b（中山大学a.图书馆；b.资讯管理学院，广州510275）

［关键词］车王府藏俗抄曲本；小说戏曲；弹词；王府

［摘要］车王府藏曲本是指清末民初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流散出来的大批戏曲曲艺文本，可谓俗文学渊薮。这批曲本自1925年孔德学校率先购入后便引起学界关注，至今已在整理、编目、出版及论述论著等方面颇有建树。但期间因多次购藏、复抄，版本繁多，在购藏史实、曲本真伪、发掘新曲本等方面都留下一定开拓空间。本文即以研究车王府藏曲本相关文献为基础，依据新近发现之资料，对车王府藏曲本研究作前瞻性探讨，主要包括刊刻本小说戏曲的发掘、弹词研究及俗抄本真伪考证及曲本全貌、系统研究等。

车王府藏曲本是指清末民初从北京蒙古车王府流散出来的大批戏曲曲艺文本，它汇集了清代中期戏曲、弹词、鼓词、子弟书、杂曲等演出本数千册，堪称中国俗文学的渊薮。王季思先生认为其是继安阳甲骨、敦煌文书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研究价值极大。［1］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车王府藏曲本被发现已有80余年的历史。期间既有多位知名学者慧眼识珠，及时购藏和屡次复抄，也有学者陆续发掘、整理和研究，在取得卓著成果的同时，亦留下极大研究空间。本文拟以购藏、复抄为背景，回顾车王府藏曲本过往研究；同时结合新发现文献，探讨车王府藏曲本研究前景。

1　车王府藏曲本文献的购藏与复制

1925年的暑假前和秋天，孔德学校图书馆分两次购入了大批原清蒙古车王府旧藏曲本，其中首次购入的是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含传奇、鼓词、弹词、小说等，以刊刻本为主；随后购入的则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车王府藏俗抄曲本，主要包括戏曲、子弟书、杂曲等，全为俗抄本。这两批曲本的成功购藏，得益于著名戏曲学家，时任孔德学校教务主任的马廉的慧眼识珠，另一位俗文学大家刘复对于后一批曲本即俗抄曲本的购入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中国俗曲总目稿·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中有详细交代，此不赘述。

在当时，曲艺唱本尤其是俗抄曲本所受关注很少，收藏者更是寥寥无几。孔德学校秋季购入的大批俗抄曲本因此引起了世人颇多关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于同年十一月以一则名为《写本戏曲鼓儿词的收藏》［2］的消息，率先披露之；同一时间，应马廉之邀，顾颉刚着重整理了此批曲本并编成《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马廉亦在目后作“附识”记述购入及编目缘由。其后这批俗抄曲本逐渐以“车王府曲本”之名喧嚣尘上。

而同年暑假购入的大宗小说戏曲，则除马廉在“附识”中以“这一批曲本（笔者按：指俗抄曲本），是十四年暑假之前，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①一言带过，和凌景埏《弹词目录》收录了其中部分弹词外，大部分文本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遗忘殆尽。

基于上述状况，车王府藏曲本的购藏、复抄，一直以车王府藏俗抄曲本为对象。

1928年，当时仅二十出头的傅惜华与长泽规矩也相携在北京访曲，购得部分与车王府藏抄本曲本形

制一致的曲本，其中长泽得48种，傅惜华得20种。学界据长泽规矩也《家藏旧钞曲本目录·序》中这批曲本“似乎与后归孔德学校的车王府旧藏曲本是一批的”②一语，断定其属于车王府藏曲本。但这批曲本多为清百本张钞本，车王府藏曲本中亦颇多百本张钞本，两者形制相近并无意外，因此这批曲本是否曾经入藏车王府，尚须发掘出更翔实的文献方能确考。

1927年10月，顾颉刚在江浙为中山大学访得数万册珍贵图书、拓片等文献后返校并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与傅斯年一起筹建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1月，语史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长。但因傅斯年事务繁忙，顾颉刚成为实际的主持人，并在傅斯年离开后任代理所长、所长，直至1929年离开中大。语史所下设民俗学会、考古学会、历史学会和语言学会，民俗学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学为宗旨”，并拟以各地民间小说、戏剧、歌曲为对象“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3］因顾颉刚与孔德学校及车王府藏曲本的渊源，车王府藏曲本成为最先搜集的戏曲曲艺资料。1927年秋冬之际，顾颉刚开始派人至北京孔德学校复抄车王府藏曲本，至1930年代初才告结束。1928～1929年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与图书馆旧书整理部曾就已复抄完毕且已运返抵校的曲本做过简单整理，并编成《转钞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和《蒙古车王府曲本钞本目录》，分别刊布于《图书馆周刊》《民俗》上，③部分曾于1928年1月1日至3日在风俗物品陈列室展览中展出。［4］目前这批曲本收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入善本书目。经比对，其中有近百种曲目未找到对应原抄本，其是否为车王府藏曲本复抄本，尚待进一步考证。

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刘复任民间文艺组主任，在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工作计划书》中，提到“北平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现已商得该校同意，着手借钞”，“右项曲本均随钞随校；并每校一种，随手作一提要，由刘复、李家瑞二人任其事，将来拟仿清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之例，汇为《车王府俗曲提要》一书”。④遗憾的是，因为经费问题，此次复抄持续时间不长，主要复抄了顾目中的大部分子弟书，间有少数戏曲曲本，这批曲本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

另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藏有部分复抄曲本，也被视作车王府藏曲本复抄本。据艺术研究院吴效民先生记述，该批曲本含1935年前后张干卿等人复抄的《车王府善本戏本》，及1951年艺术研究院据《车王府善本戏本》再次复抄之《剧选》。⑤但据笔者考证，《车王府善本戏本》下落不明，《剧选》150余种亦仅70种与现知车王府藏曲本一致，所余大部分可确定非车王府藏曲本。

孔德学校的车王府藏曲本，顾颉刚编目部分，于抗战时期经周作文主持转藏北京大学文学院，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剩余部分则在1954年9月，孔德学校改为北京第二十七中学之际，与该校图书馆其他藏书一并转藏首都图书馆。其中除2000余册车王府藏俗抄曲本（多为子弟书、杂曲，亦包含少部分戏曲曲本）外，还有湮没不闻的大宗小说戏曲。20世纪60年代，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约定互钞所藏原抄本，但不知何故北大并未真正复抄这批曲本，首都图书馆则复抄了北大所藏曲本的大部分，成为车王府旧藏曲本数量最多的藏地，又因其并未全部抄录北大所藏曲本部分，故所藏并非车王府藏俗抄曲本之全部。

傅惜华与长泽规矩也所购曲本，现分别收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京都大学双红堂文库。

要之，车王府藏曲本的发现，始于孔德学校1925年的两次购藏。其中较早购入的小说戏曲逐渐湮没不闻，而俗抄曲本因时代背景和马廉、顾颉刚等学者的推动广为人知；同时影响到傅惜华、长泽规矩也的购藏，和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张干卿等人的复抄，并不可避免混入部分冒名曲本。因此，对车王府藏俗抄曲本的考辨与大宗小说戏曲的发掘，定会成为车王府藏曲本研究最直接的议题。

2　车王府藏曲本文献的整理

与车王府藏曲本的购买、复抄、转藏主要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同，车王府藏曲本的整理贯穿了1925年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以编目、出版为主。

2.1编目

自1925年11月顾颉刚着手整理，至2000年仇江《车王府曲本总目》的刊布，共编成相关目录10余种，是车王府藏曲本研究中着力最多、成果最丰的部分，为相关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应马廉的邀请，顾颉刚从1925年冬至1926年夏，在授课讲学之余，断续用10余天的时间，整理编成《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以下简称“顾目”），后由马廉连载于《孔德月刊》第六、七两期上。此目所收皆为俗抄曲本，共1404

种；⑥按内容分为戏曲和歌曲两类，戏曲以题名区分为总讲与全串贯，总讲下又按册数归类；歌曲则按曲艺类别分为鼓词、杂曲等。各曲目下则含题名、所属函、册等。虽未涉及曲本内容，但已可较清晰地呈现曲本原本的形制和存放状况，是顾氏为早日将这批曲本公诸于世所采用的最好方式。此目编成后影响颇大，成为后来车王府藏曲本购买、转藏、复抄和整理的首要依据：北京大学所藏，几乎全为顾目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目《古典小说戏曲目录》也几乎完全套用了顾目；［5］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复抄，也不出顾目范围，如中山大学20世纪20年代刊登的曲目及曲目顺序与“顾目”完全一致。

1928年，凌景埏受马廉委托整理车王府藏大宗小说戏曲中的弹词部分。1935年，凌景埏编成《弹词目录》并刊载于《东吴学报》第3卷第3期。［6］此目据孔德学校、郑振铎及凌氏自藏弹词编成，其中收孔德学校车王府藏弹词66种。此目是目前唯一关于车王府藏大宗小说戏曲的目录，著录内容含题名、作者、刊刻时间及书坊等，为发掘和研究这批弹词提供了线索。但也存在鼓词误作弹词，刊行时间、书坊等与原书不同等问题，又因未列函、册、卷等，增加了对应查证的难度。

这一时期，除对车王府藏曲本作专门整理编目外，另有部分曲艺目录也收录车王府藏曲本：20世纪20年代末刘复等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收车王府藏子弟书、岔曲、牌子等曲本约130种；20世纪40至50年代，傅惜华编成并多次增订、再版《子弟书总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收车王府藏本约5000余部。这些目录多含版本或藏地信息，对曲本文献的检阅、查证颇有帮助。

自20世纪50年代起，因为王起先生的重视，车王府藏曲本的整理编目逐渐开始以中山大学为重镇：50年代初，王起先生指导文学院学生冯建雅、王深远分别完成了毕业论文《蒙古车王府手抄曲本提要》和《蒙古车王府手抄戏本提要》；1960年2月至5月，以王起先生为顾问，由“‘车王府曲本’整理研究小组”首次为中大所藏全部车王府藏曲本登陆馆藏号，并编成《“车王府曲本”编目》；1989年，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所刘烈茂等编成《车王府曲本提要》；2000年，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所仇江编成《车王府曲本总目》。

纵览中大这批目录，研究思路和内容呈现层层递进，逐步成熟和深入的趋势。冯、王二人的学位论文虽然所收曲目仅数十种，但其从剧情、本事、思想及艺术等诸方面进行研究的思路却是全新的。《“车王府曲本”编目》是在中山大学对本校所藏车王府曲本首次普查的基础上编成，分戏曲、曲艺两部分，戏曲按所演绎故事时代排序和分类，曲艺按艺术形式分为子弟书、鼓词、杂曲等，各条目下有馆藏号、册数或回数、本事考元等。此目在延续冯、王学位论文研究思路的同时，完全打破了曲本复抄运返后存放的原貌。《车王府曲本提要》收录戏曲、子弟书共1600多种，较之《“车王府曲本”编目》，更着重在曲本情节、本事考元及版本流变、演出状况的深入考证。但因所收限于中大藏本，数量仅为全部车王府藏俗抄曲本之一半；又有部分曲目本事、版本疏于考证；部分同名曲目处理过于草率，如《盘河战》《盘河战全串贯》二剧，仅著录前者剧情，后者以“内容同《盘河战》”带过，而二者实际情节差异甚大。仇江的《车王府曲本总目》突破以中大藏本为对象的局限，收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等多家藏本曲目，是迄今为止曲目最全的目录，对了解车王府藏曲本存藏状况具有重要价值。然因车王府藏曲本馆藏地分散海内外，其时条件所限仅能据各处馆藏目录加以统计，而不能对各馆藏曲本逐一检阅，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议曲本真伪不辨、同名曲目异同未知、复抄本与原抄本不确定是否对应等问题，前文所论中山大学百余种未知出处曲本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部分可确定非车王府藏曲本均被收入此目即是一例。

20世纪80年代，首都图书馆馆长冯秉文据该馆所藏车王府俗抄曲本编成《首都图书馆珍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刊登在《图书馆学研究》［7］上。此目共收曲目224种2000余册，含说唱鼓词、单唱鼓词、京戏唱本、杂曲等，曲目下有册数，无函数，无内容介绍，此为首图所藏车王府曲本之首次披露，但因未录函、册，很难了解这批曲本在孔德学校存藏状况。

2.2文本出版

1980年，在王起先生指导下，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所苏寰中、刘烈茂等再次着手整理车王府藏曲本，并于1990年获得教育部古委会项目“车王府曲本整理与研究”，除《车王府曲本提要》外，还陆续整理出版了部分文本，主要有《刘公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车王府曲本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封神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车

王府曲本菁华》系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1993）、《清车王府钞藏曲本·子弟书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等。此皆曲本文本的编校选录，收录有戏曲、子弟书、鼓词等，对于车王府藏曲本的普及和研究有一定意义。其中子弟书部分很好地保持了原本的分行排列形式，但戏曲部分主要以话剧剧本的形式排版，读者很难得窥车王府藏曲本原貌，且存在句读、唱词归属判断错误等。

20世纪90年代初，在金沛霖、王季思、关德栋、朱家溍等学者的指导下，首都图书馆成立车王府藏曲本整理小组，整理馆藏车王府藏曲本，并于1992年联合中国古籍出版社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发行了15套石印线装本《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此书采用石印工艺与手工精装纸精印；1994年，在此基础上首都图书馆又推出精装本《清车王府藏曲本萃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6）；但这两种书籍造价昂贵，受众较小。2001年，首都图书馆出版缩印本《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学苑出版社，2001），此书乃在上述两种书基础上略作调整，定价较低，从而成为车王府藏曲本研究者最常用的资料。此书是目前为止收录最全的车王府藏曲本刊行本，极大促动了对车本的关注，但因其是据首图藏俗抄本影印，仍有少部分俗抄本和全部刊刻本未予收录。

《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由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校，1994年正式出版。全书收子弟书297种，其中有18种《子弟书总目》未著录，是当时收集子弟书最丰富的选本。书中部分曲目有删节，如《灯草和尚》仅留篇名，《送枕头》删千余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曲本全貌的了解。

2013年，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所黄仕忠教授主编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问世。此书以中山大学所藏为基础，补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等处藏本，共收车王府藏戏曲870多个，计1100多万字；每种曲目以车王府藏戏曲为底本，以《俗文学丛刊》《故宫珍本丛刊》《古本戏曲丛刊》《京剧汇编》《戏典》《戏考》《国剧大成》及部分日本藏本为参校本进行点校，篇首附有解题，解题内容包括剧种、情节、本事、著录状况、现存版本及异同等，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车王府藏曲本整理本，其发行将推动对车王府藏曲本的普及和深入研究，并为俗文学文本的整理提供借鉴经验。

3　车王府藏曲本文献的论述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车王府藏曲本文本的整理出版，陆续有学者撰文论述车王府藏曲本。

1982年，冯秉文《首都图书馆珍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前言》（1982）［7］首次披露了首都图书馆所藏车王府藏曲本原抄本，1984年，在琉璃厂工作的雷梦水撰文《车王府抄藏曲本的发现和收藏》，［8］介绍车王府藏曲本的购藏、版本、数量等。

1986年至2000年前后，中山大学在整理曲本的同时，陆续撰文20余篇，论述内容涉及车王、车王府藏曲本购藏、来源、整理及文本分析等。1999年，整理的主要参与人郭精锐出版《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从文本特色、戏曲发展等角度分析京剧形成演化过程中诸多现象；1992年，首都图书馆石印本《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出版，前附王季思、关德栋、金沛霖等人序文，内容涉及车王、曲本特色及价值等；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校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1994）亦有多位学者撰文评析，论文包括《满汉民族的曲艺遗产——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1995）、《满族说唱艺术的瑰宝——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1995）、《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2001）、《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2007）等。

此外，另有一批学者从不同领域入手研究车王府藏曲本，主要有石继昌《说车王府本〈刘公案〉》（1991）、苗怀明的《王府深宫藏奇宝——车王府曲本的发现与研究》（1998）、《北京车王府戏曲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2002）、陈锦钊《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所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1998）、王政尧《车王府曲本的流失与鄂公府本事考》（2000）、王安祁《关于京剧剧本来源的几点考察——以车王府曲本为实证》（2002）、康保成、黎国涛《晚清北京剧坛的昆乱消长与昆乱交融——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2009）、硕士论文《车王府鼓词〈西游记〉研究》（广州大学，2010）、《车王府藏子弟八角鼓岔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1）及博士论文《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山东大学，2012）、论文《车王府藏子弟书满语词语研究》（2012）等。

上述论文研究论题相对集中，概括言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3.1车王及其世系的考证

前后有四种观点：顾颉刚首先提出，车王可能是蒙古车臣汗某部王爷，苏寰中等在早期论文如《“车王府曲本”管窥》［9］沿用此说；关德栋《石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序》［10］提出车王可能是蒙古超勇襄亲王策棱之次子车布登扎布；王政尧依据史树青考证之“车王府”资料售自鄂公府，鄂公府主人为车林巴布且鄂公爷喜好戏曲，推断车王之名得自车林巴布，但真正身份为车林巴布之弟、镇国公衔辅国公鄂多台；中山大学郭精锐、高默波《车王府与戏曲抄本》中提出车王乃车登巴咱尔，并考证出部分世系。［11］黄仕忠进一步考证车登巴咱尔自康熙至民国的世系，并指出车王对戏曲之爱好乃受顾太清影响。［12］

上述四点，“车臣汗某部王爷”一说因有清一代无以部落名命名王府之例，可信度不大；车布登扎布在徽班进京前已去世，其时徽班尚未进京，更遑论收藏京剧，其为车王一说亦不成立；车林巴布及额多台一说今证明车林巴布与额多台的关系，并不能说明车王府藏曲本为其收藏；车登巴咱尔一说目前接受者最众，但其实亦无直接证据。

3.2车王府藏曲本的购藏

关于车王府藏曲本的购藏，冯秉文提出俗抄曲本为两批次购入，北大所藏为首批，首图所藏为第二批，雷梦水则认为是同批购入，一部分抗战时转北京大学，剩余部分解放后转首都图书馆，其后学者论文如苏寰中等《“车王府曲本”管窥》（1988）、《车王府曲本及其版本》（1989），关德栋《石印〈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序》（1993），晏闻《〈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遗珠（二）》（1998），苗怀明《王府深宫藏奇宝——车王府曲本的发现与研究》（1998）、《北京车王府戏曲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2002），仇江《车王府曲本藏本数量及分布》（2000）、《车王府曲本总目》（2000），田仲一成《关于车王府曲本》（2000）等皆持冯秉文观点，但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北京大学与首图所藏及可能为同批，拙文《顾颉刚与车王府藏曲本》已就此作专门论述，兹不赘述。关于版本，雷梦水认为车王府藏曲本多为稿本，误。曲本数量学界虽有多种说法，但因曲本发掘及考辨等尚未解决，各说法皆不精确。

3.3车王府藏曲本文本研究

具体可分为三类。首先，从社会文化和文学形象塑造、情节安排等角度对车王府藏曲本某个或某类曲本文本进行分析，以中山大学系列论文《车王府曲本〈奇冤报〉》（1986）、《“车王府曲本”中的史诗式作品——〈封神演义〉》（1990）、《车王府曲本〈梅玉配〉》（1990）、《宝瓶〈玉堂春〉——谈“车王府”一曲本》（1991）、《说车王府本〈刘公案〉》（1991）、《车王府曲本与民众的人生理想》（2000）等为代表。其次，通过文本分析，研究探讨车王府藏曲本特点及价值，早期主要有中山大学《车王府曲本“子弟书”编目梗要》（1986）、《“车王府曲本”笔谈》（1988）、《漫谈车王府曲本》（1990）、《车王府曲本杂谈》（1992）等皆通过分析个别曲本文本之内容、情节、人物等，介绍曲本价值及曲本整理存在问题；刘烈茂《论车王府抄藏曲本子弟书的文学价值》（1998）、《车王府戏曲与花部乱弹的兴盛》（2000）则以全面分析车王府藏曲本文本的基础上，探讨车王府藏子弟书、戏曲的价值和意义；硕士论文《车王府鼓词〈西游记〉研究》（2010）主要论述车王府藏鼓词《西游记》及其整理本，《车王府藏子弟八角鼓岔曲研究》（2011）则着重分析车王府藏岔曲的类别、形式特征，比较其与其他艺术形式如散曲、八角鼓艺术等的异同及关系，从票房、民间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存在条件等。再次，以车王府藏曲本文本为据，研究论证戏曲史、语言发展史等，较早的论文以陈伟武《车王府曲本词语选释》（1989）、《车王府曲本札零》（1990）等代表，通过分析车王府藏曲本词语结构及方言等，探讨其时语言状况；陈锦钊《论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及近年大陆所出版有关子弟书的资料》（1998）将车王府藏子弟书文献纳入整个子弟书文献的发掘整理中；王安祁《关于京剧剧本来源的几点考察——以车王府曲本为实证》（2002），康保成、黎国涛《晚清北京剧坛的昆乱消长与昆乱交融——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2009）则以车王府藏曲本文本为考据分析京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博士论文《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2012）、论文《车王府藏子弟书满语词语研究》（2012）等又对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满语词语作专门研究，在分析语言类别、构成等的基础上，探索研究流行于一定时间段内的说唱文学中的词语的可行性，着重汉语词汇史、民俗文化的探索。

3.4对已出版曲本选集的研究

主要是对《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的评价和分析，以介绍文本、分析成书价值及评价成书得失为主要内容。如《满汉民族的曲艺遗产——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1995）以《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所收300余种曲本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改编自

戏曲小说、反映清代现实生活和保留宝贵曲艺资料三类，分别予以分析；《满族说唱艺术的瑰宝——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1995）在回顾子弟书发展史和车王府藏曲本发现整理过程的同时，分析车王府藏子弟书“满汉兼”等艺术形式之可贵，评价《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之得失；《读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2001）在介绍《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成书背景、过程的同时，分析子弟书艺术特点，并指出车王府藏子弟书较一般子弟书在内容、艺术形式上的不同之处；《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2007）则着重介绍了编选体例及成书得失等。

4　车王府藏曲本文献研究展望

通过回顾不难看出，车王府藏曲本研究在整理编目、出版和论文论著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同时也预留下较大的空白领域：车王府藏大宗小说戏曲一直未被纳入车王府藏曲本研究范畴，俗抄曲本因卷帙浩繁版本众多且真伪混杂，其数量亟待统计，全目需再次完善。另一方面，车王府藏曲本文本文献整理出版日多，这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为车王府藏曲本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笔者认为，车王府藏曲本研究可以从以下几点继续开拓和深入。

4.1车王府藏弹词研究和大宗小说戏曲的进一步发掘

据我们初步考察，车王府藏弹词，多刻刊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其中有近10种为孤本，另有稀见本及刊刻较早之版本近20种，是不可多得的文本文献。“大宗小说戏曲”其余部分虽因时间久远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前贤学者著述笔记中时有提及对这批小说、戏曲之利用，已为此批文本的进一步发掘留下线索。接下来我们需要开展两方面工作。

（1）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剩余部分的发掘。孔德学校两批车王府旧藏书籍的购入都经马廉之手完成，除顾颉刚、凌景埏专门整理外，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时曾多次至孔德查阅资料，另有日本学者如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在研究中也借用孔德藏书，他们的著述、笔记等偶见提及车王府藏小说戏曲者。如仓石武四郎和长泽规矩也的《绘入本中国戏曲小说》《明清间绘入本图录》等，都收录十数种从孔德学校复制的车王府旧藏本。因此，我们逐一检阅孔德学校报刊书籍如《孔德月刊》《孔德旬刊》《孔德校刊》及《孔德学校概况》等，查阅与孔德学校及车王府藏曲本相关的人员如马廉、顾颉刚、鲁迅、周作人、长泽规矩也、仓石武四郎及傅惜华等人文集，必能发掘出被湮没的车王府藏小说戏曲。

（2）车王府藏弹词的整理研究。此部分须以车王府藏弹词曲目为研究主体，同时查阅现存弹词目录及版本，对各版本进行检阅、比较，著录曲本题名、卷册、刊刻书坊和时间、作者考证、本事考证、内容提要、著录状况及版本考述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纠正补充以往记载之讹误、遗漏处；对孤本、稀见本做详细考述；完成上述两项内容的同时，对多个版本并存的流行曲目，以本事演绎为据划分演变系统，进行本系统内版本演变的纵向比较和不同系统间的横向比较，进而结合弹词史、戏曲史乃至整个俗文学史、社会文化特性等，探讨其演变特点及原因。此亦笔者主持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艺术学基金青年项目“清蒙古车王府藏弹词研究”之主要内容，目前正在进行中。

4.2车王府藏俗抄曲本研究

车王府藏俗抄曲本素为此领域研究之焦点，但目前来看，中山大学有100余种曲本尚不能断定是否属于车王府藏曲本，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谓车王府藏曲本中有部分肯定不属于车王府藏曲本；因为版本众多，同名曲目完全一致、部分一致或全然不同一直没有考辨比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车王府藏曲本数量统计与确定全目都困难重重。目前，笔者已完成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大藏本的真伪考辨，接下来须一一检阅，排除重复本，辨别同名曲目异同，统计确切数量并确定精确的全目。

4.3车王府藏曲本系统研究

在上述两项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廓清车王府藏曲本之全貌，并通过与内府、市井相关曲本之比较，探讨王府贵族在戏曲曲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细言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车王府藏曲本全貌。通过对车王府藏曲本刊刻本之发掘，和俗抄本之研究，统计车王府藏曲本全目及数量，核定车王府藏俗文学文献总目并编纂提要，分析车王府藏曲本所包括之戏曲曲艺形式、曲本之艺术特点和时代特性。

（2）车王府藏曲同本事曲目研究。在俗文学研究中，同一故事往往以多种艺术形式流布传播，车王府藏曲本亦如是。以同一本事为依据，将车王府藏曲本划分为若干单元，同单元内包含同一故事题材之戏曲、子弟书、杂曲、鼓词、弹词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内容等的比较，探查同一故事于同时期内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并根据各种艺术形式之

演出场地、艺术特性等探究其内在原因；同时亦以曲本本事为据，通过车王府藏曲本与同时期其他戏曲曲艺之横向比较，和不同时期各类表现形式之纵向比较，探讨不同时期同一题材之变化，厘清其传播接受历程，发掘演变原因。

（3）王府贵族对于戏曲曲艺发展的作用。清代戏曲曲艺的受众包括宫廷内府、王府贵族及普通民众三类。宫廷演剧对于晚清戏曲的意义，近来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而王府贵族的喜好对于清代戏曲曲艺演出活动的影响，则尚未得到关注。因此，通过对皮黄、昆曲、子弟书、马头调、弹词等，在车王府藏本与故宫演出本、市井戏院演出本的比较，探查王府与内廷戏曲、市井剧院之异同，探讨王府在戏曲和通俗曲艺发展中之作用，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注释］

①此为马廉为《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所作“附识”，详见：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续）.孔德月刊1927（4）：67。

②此语最早见于长泽规矩也《家藏旧钞曲本目录》，原载1935年《书志学》四卷四号；后收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五卷（东京：汲古书院，1985: 243），译文经乔秀岩订正。

③两目编成时间相差无几，具体刊布信息如下：《转钞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J］.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9，6（1）：77－80；蒙古车王府曲本钞本目录［J］.民俗，1929（45）：38－43。

④转引自王汎森之《刘半农与史语所的“民间文艺组”》，收入《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杜正胜、王汎森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124）。

⑤因编制车王府藏曲本全目所需，中山大学仇江曾就中国艺术研究院藏车王府曲本事致信咨询，刘效民于1999年12月18日致仇江信中作专门记述，详见拙作《中国艺术研究院车王府曲本真伪探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119。

⑥“顾目”总目与分目差别很大。其中戏剧类总讲部分分目252种，较总目之279种少27种；歌曲类单唱鼓词部分分类之280种，较总目之377种少了97种，赶板、牌子分别较总目少了1种和3种。因此，顾目实收录曲目为1404种，较其总目所列1532少了128种。

［参考文献］

［1］王季思.车王府曲本提要小序［M］//郭精锐等.车王府曲本提要.广州：中山大学，1989：1.

［2］佚名.写本戏曲鼓儿词的收藏［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5（6）：24.

［3］佚名.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概览［M］.中山大学（内部资料），1928：25，15.

［4］佚名.本校语史研究所展览会纪益［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9－0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