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文 学]

明代云南保山张志淳科举家族诗歌研究①

刘明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明代;云南保山;张志淳;科举家族;诗歌

云南保山在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就比较发达,出现了一些较为知名的科举家族,这些家族成员在中科举前后写作的诗文,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其中,张志淳科举家族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张氏家族的诗歌,其内容主要反映张氏父子的闲情逸致与悼古追思、岁月蹉跎与落寞情怀、回归田园与淡泊名利的思想情感,同时也表达其对民生疾苦与仕途险恶的忧愤。其诗歌意象主要有“门”、“秋”、“酒”、“月”4种。张氏家族的诗歌寄予着淡泊名利、超然豁达,为民请命、心系天下,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文化精神。

张志淳(1457～1538年),字进之,号南园野人,自幼聪明好学,精通六经。明成化十六年(1480)乡试第一名,二十年中进士。经历宦海沉浮后,辞官离南京归乡,潜心著述,写下了《南园集》、《南园漫录》、《南园续录》等著作②龙云.新纂云南通志:卷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19.下文中介绍的张志淳逸事均出自此文。。张志淳的堂兄弟张志信为弘治八年乙卯科举人,官至昆明教谕,张志宁亦为正德五年庚午科举人(据张佐考证)。张志淳的两个儿子张含、张合,一个是举人,一个是进士。张含,正德二年(1507)举人,诗文有《禺山文集》、《张禺山诗文选》8卷、《戊己吟》5卷、《禺山选太白诗》5卷等十余种。张合,嘉靖元年(1522年)壬午科乡试解元,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科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所著有《贲所诗文集》、《宙载》等书,兵患后,多遗失③云南省保山市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保山市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759.。张含、张合后辈有的亦有科名。所以,在明代时的保山,张志淳家族是典型的科举家族。因张志信、张志宁名气作品远逊于张志淳父子,加之张合诗歌亦多遗失,所以本文诗歌分析以张志淳、张含为主。

一、张志淳科举家族诗歌的思想内容

张志淳科举家族家风严谨、家学博深,其成员都具有优良的品德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并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攀附权贵,不阿谀奉承,秉公办事、忠于职守,这些可贵的家族精神,在诗歌中亦有体现。当然,他们的诗歌也反映了其家族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和博大情怀。概括来说,其诗歌内容大概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表达寄托、闲情逸致和悼古怀人的诗。张志淳在《春园诗》中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表现自己恬淡的生活和无欲无求的精神境界,在艺术上也多少有道家“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影子。如其“自课儿孙学种园,敢求高大里中门。余生尚着虚名累,此意堪为静者论。草长池塘诗梦稳,牧归村巷角声喧。勉教日食躬耕力,为尔阴留百世飱。”①[清]袁文典,袁文揆.滇南詩略四十七卷[M]//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第150册.上海:上海书店,1993:85.下文中所选张志淳诗歌均出此版本。自己叹息“余生”为“虚名”累,大有五柳先生“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②[东晋]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M]//陶渊明集.袁行霈,等,编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之叹,同时也表达了他与世无争、恬淡自适的情怀。其子张含,少年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中年时科场多磨、经历坎坷,老年时超然洒脱、诗酒自娱,这些经历都体现在他的诗中。如张含在“津桥杨柳枝词”中的描写:“惹烟含雨弄风柔,斜倚长桥近酒楼。送别绝无佳客过,自家飞絮挽春愁。”③[明]李元阳.张愈光诗文选[M]//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第一四二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下文中所选张含诗歌均出此版本。“飞絮”、“春愁”形象贴切地写出了张含的心态。而对于时代和历史,张含亦有自己的思考,如明朝开国将领傅友德,在全国至少在云南是战功显赫、家喻户晓的,但世事变迁并非如此,以至于在民间有传闻说,傅友德、沐英为朱元璋毒死,尽管到现在他们的死法还有争论,但联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其他开国将领之命运,这种民间传言又不无道理,作为科举失意又怀才不遇的张含来说,其理解自然是多重的。“颍川侯祠”中就表明了张含的态度:“野老争传傅颍川,当时功业冠南滇……只见荒祠通落日,不闻遗像照凌烟。阴风古树无穷恨,常为英雄吊九泉。”张含在诗中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凭吊与感叹,亦抒发了世事如梦的感慨。

张含的诗集中,与四川被贬状元杨慎的酬唱非常多,二人渊源颇深且交游多年,因此,杨慎对张含的影响也非常大,当然,张含对杨慎也有影响。二人既是发小又是知己。他们两人的父亲亦为挚友,张含自幼聪明好学,10余岁便随父居南京。一天,父亲张志淳邀请好友首席大学士杨廷和、杨廷仪及乔宇三人来家中小饮。入夜,秉烛分韵,赋石榴诗。乔宇分得“张”字,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典故,正冥思苦想之际,张含在旁,提醒说:“何不用张骞故事”。一座皆惊赞不止。杨廷和对杨廷仪和乔宇说:“这个孩子好读古书,出口不凡,我看将来一定会成为名扬海内的诗人。”又对张志淳说:“我也有个儿子,很喜欢诗,明天带来相识何如?”次日,杨廷和果然带儿子杨慎来看张含,两人气质颇近,意趣相投,谈诗论文各不相屈,成为莫逆之交④龙云.新纂云南通志:卷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219.。日后,状元杨慎宦海沉浮,被永贬云南,而张含6次会试不能取中,心灰意冷后又洒脱超然,二人的后半生一直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成为文坛佳话。如“秋宵怨怀升庵”一诗中:“心掛连然玉树颠,心游连然碧玉泉。愁人欲眠不得眠,古道华轮尘满天。愁人愁不少,坐待秋天晓。”羁旅之愁、家园之愁、仕途之愁、人生穷愁溢于言表,怀人与言情巧妙结合。

在其他的诗歌中,张含也表达了他穷愁的主题。“杂咏九首”中写道:“弱冠携龙剑,豪游燕楚滨。怀书诣北阙,何殊十上秦。只观郭隗墓,不见荆轲坟。屈完本楚裔,乐毅岂齐人。忠肝苟不显,弃之若荆榛。缅怀首阳老,采薇真苦辛。”而在另一首“黄鹤楼晚坐”中写道:“万里来登黄鹤楼,只见汉阳江上树。黄鹤何时来,黄鹤何时去。武昌城上白云流,不知黄鹤归何处。李白见崔灏,不肯复题诗……黄鹤楼前空白云,千载黄鹤不可见。烟波江上一销魂。”用千古永恒的“黄鹤”主题,表达人生易逝、似水流年和功名富贵犹如过眼烟云的感情。在“题昭君画”中,用通俗的美女思乡、人生落魄主题来夫子自道,自况自己的身世人生,自嘲自己的踌躇满志,犹如昭君一样落寞,如:“玉颜常恨汉宫鸦,翔漠风烟转是家。寂寞龙庭归老上,流连凤阙出昆邪。紫台雪满还闻雁,青冢春深不见花。魂梦渺茫环佩冷,流年双泪落琵琶。”在诗中,作者感人感己、感触时事的笔调非常明显。

第二类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仕途险恶忧愤的诗。张氏父子兄弟普遍都有儒家忧国忧民的使命感、责任感,对于明朝中期太监当道、皇帝昏庸、吏治腐败、民生疾苦都有深切的关注。如张含在“宝石谣”中就写了朝廷搜刮民脂民膏、不顾人民死活的暴政:“成化年中宝石重,私家暗买官家用。只在京师给帑银,不索南夷作深贡……成化年,嘉靖年。天王明圣三皇肩,独怜绝域边民苦。满眼逃亡屋倒悬。屋倒悬,不足惜,只为饥寒多盗贼。山川城郭尽荒凉,纷纷象马窥封疆。窥封疆,撼边域,经年月日无颜色。杞人忧天天不倾,浊醪大醉明诗亭。”这首诗真实的揭示了成化年间、嘉靖年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的事实,联系当时的矿监、税监,与明中期腐朽的朝政,在矿藏丰富的云南地区,亦不能躲过朝廷苛税,这是可信的。他以李白、杜甫自勉,以写诗作为平生追求。这首《宝石谣》就颇有杜拾遗关注民生之风。

张含6次会试不中,在这样漫长的科举道路上,他对人生和仕途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而这些思想一大部分体现在他的诗中。如在“秋怀”中就这样描写:“秋色极无籁,萧条伤我情。藤萝欺灌木,苔藓上荒城。露白群猿啸,云黄丛雁鸣。世途真险隘,吾道负平生。”“秋”本是文人笔下萧瑟、悲凉的象征,作者对于秋更有深刻的体会,使人读来,仿佛能体会到他半生羁绊的淡淡哀愁和人生无奈的丝丝忧伤。又对黑暗朝政下“藤萝欺灌木,苔藓上荒城”这种仗势欺人、君子在下的现状表示了愤慨。在“行路难呈升庵”中,对于世道人心、宦海沉浮,更有李太白般“蜀道难”的唏嘘嗟叹:“行路难,吁嗟乎。西游蜀道,北上太行。昔人辞赋,千载悲伤。若教行路见滇海,崎岖绝顶皆康庄……人间世,行路难。吁嗟乎,碧鸡山,金马山,哀牢山,点苍山。”行路难本来就是从魏晋一直到唐宋及元明以后千古文人永恒歌咏的主题,作者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表达了对明朝中期官场黑暗腐败的真实写照。在“蜀燕”中作者同样发出了“滇水莫云寒,古来行路难。路难有时尽,世事如夜长”这样的慨叹。

第三类是表达岁月蹉跎与落寞情怀的诗。张志淳性格倔强,为人正直,从不屈服于当时权力无边的太监。《新纂云南通志》中说:“刘瑾专政,以重贿进,起复为文选郎,升佥都,历吏侍,大柄在握,志淳遂被劾归。归后,日惟杜门而已,久之,复以他事被构,几罹大祸云。志淳任选部郎时,用贤拔滞,门无私谒,与天台黄元昭齐名。正德初,擢太常少卿,提督四译馆,惩入馆子弟空名之弊,一变旧习,时论多之。既谢病归,以图书自娱。”称病辞归后,张志淳诗酒自娱,写了大量的《春园诗》,以此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壮志不得施展的孤独情怀,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向太监低头,他的不屈精神也影响了张氏家族的子弟,为后辈树立了典范。张含在长期的科举失意岁月中,也表达了对于岁月蹉跎、时光荏苒的感慨和壮志不得伸展的落寞与无奈。如“饮龙津阁”中的描写:“春日城西独自游,只缘携酒得淹留。插天楼阁烟花重,泛海鱼龙日月浮。汉国河山真带砺,晋家人物故风流。黄鹂恰恰带深树,吹尽东风不解愁。”其中,“吹尽东风不解愁”一句更表达出他的“愁深如海”。

第四类是回归田园与慕陶归隐淡泊名利的诗。张氏科举家族,在科举为官道路上坚持自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张志淳在回归田园后,写了一系列的“春园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与生活。如:“问柳寻花经几园,归来长欲掩衡门。华颠自识非春事,古调何堪对众论。草色连朝侵径绿,钟声薄暮渡溪喧。书长午睡浓如酒,日食唯除早晚飱。”张含在“九日寄升庵”这首诗中,与被贬的杨慎互相勉励,相互扶持:“万里登高处,山河感慨中。闲寻赤松子,得遇紫芝翁。酒纵陶三迳,诗题杜两峯。堂琅隔滇海,烟雨共飘蓬。”回归田园,并真正能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是张氏科举家族共同的美好品德。

二、张志淳科举家族诗歌的主要意象

张氏科举家族诗歌的流世,虽然各个成员之间不平均,但总的数量并不少,探究这些明代中期的诗歌,可以看到一个家族坚守理想、砥砺进取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寄予着文化意蕴的诗词意象,更是家族的文化符号。在张氏父子的诗歌中,最重要、最常见的有4种意象。

第一种意象是“门”。“门”是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的结合处,是此处与彼处的分隔处,亦是此岸到彼岸的象征。在古诗词中,门具有隔离与连接的多重意义。张志淳在他的集子《春园诗》中就写了多重的“门”的意义。这些门既是象征也是比喻。“老翁终岁不离园,一任邻家犬吠门”、“依山载辟两弓园,荫竹重开五尺门”、“保山东尽是吾园,十度经春九闭门”、“十旬打坐不开园,藤刺垂垂翳迳门”、“旧来池馆遍林园,只有邻人为锁门”,“门”外的世界与“门内”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作者自己对于官场与人生之“门”的深刻思考,“闭门”关闭的既是世俗世界的大门,也是自己理想世界的外在之门。张含在诗歌中也多次写到“门”。“啄食阶除多鸟雀,张罗门巷长蓬蒿。”“绿楼门巷鸟声多,风雨烟霞护雀罗。”“构宇城南第五村,经年无客过柴门。”在这些诗里面,“门巷”、“柴门”等又具有了与“朱门”等不同的含义。

第二种意象是“秋”。从诗经、宋玉一直到明代中叶,“秋”都是文人墨客反复吟咏的主题,更多与失意、愁苦联系起来。如张含“秋宵怨怀升庵”中便有“秋宵、秋风、秋鸣、秋晓”,其他更有“山城秋已尽”、“娟娟秋宵月”、“秋风淅淅煞欺人”、“连然一别两经秋”、“野外天高秋气空”、“月淡霜浓古树秋”等。张含诗歌中,写秋的诗非常多,意象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分类,但大多是围绕自己和杨慎不平坦的科举与人生道路而写,亦写出了明朝官场相互倾轧、党政不断、腐败滋生、黑白两难的“不如归去”之叹。当然,在明朝中前期理学思潮、忠君爱国思想发展到极致。但张含所处的时代,明朝社会更加黑暗,心学思潮开始抬头,“人性”、“人情”之争开始出现,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亦变得多元化,作者在这些“秋”诗中,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忧愤不平之感慨。

第三是“酒”。“酒”是中国古代文人永远言说不尽的主题,古典诗词中“酒”的象征比喻更是涵义众多,张氏科举家族的诗歌中,自然有诸多的“酒”意象。如张志淳的“书长午睡浓如酒,日食唯除早晚飱”、“纵酒厌人繁礼数,购书邀客共评论”、“技穷末路殊颠倒,酒发平生忽呌喧”。在这些诗歌中,“酒”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张含诗歌中,“酒”意象更多,在“惹烟含雨弄风柔,斜倚长桥近酒楼”中,我们仿佛看到远行游子倦游思归、旅途劳累之感;另外还有“酒醒思尘寰,归鹤历双翮”、“河伯献渔并出酒,醉后豪饮不去口”、“当歌对酒转愁颜”、“酒纵陶三迳,诗题杜两峯”、“双歌共醉瑶池酒,万舞齐开玉树花”、“舞筵尚想鸡鸣酒,碁阵浑防鹤唳兵”、“杖钱好在刘伶酒,湖水能容范蠡归”。通过这些诗歌中的“酒”,我们体会到,诗人在“酒”中可以悲、可以喜、可以离、可以合,正是自己悲喜人生的写照。

第四种意象是“月”。“月”意象含义众多,既有“满月”、“圆月”又有“缺月”、“残月”,既有皎洁的明月又有昏黄的淡月。张含笔下的月既有对家乡故土的怀念与留恋,如“弄笛点仓山上月,採蘋茈碧海中春”,又有自己仕途坎坷的慨叹,如“霜月娟娟鼓角晴,连然回首梦魂惊”、“月当秋夜牵愁绪,琹奏商飚对别弦”。既有游子思妇的儿女情长,如“只恐繁华易消歇,妾心独对青天月”、“娟娟秋宵月,寂寂为谁明”;又有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如“秋宵皎洁对月明,岂逐浮云随薄雾”。在这些“月”意象多元、多种含义的诗词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明朝中期,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久困云南不得舒眉的穷愁之叹。

三、张氏科举家族诗歌的文化精神

张志淳科举家族的诗歌,都有各自的风格。张含诗歌经杨升庵一一题词评定,说他的诗“上猎汉魏、下涉李杜,寝歌途骂,鞠明究曛,弗工弗庸,弗似弗止”,又称赞张含的“文必弓左,字必科箍,万卷之富,聚若囊括,一经之士,不能独诂”为“必传”之作。当时著名的文人崔铣、唐胄、任瀚、陈沂等亦皆为之序,备至推挹。诗中投赠师友之什,皆情意拳拳。然常自言:“凡于吐辞寄赠在穷困节义之交,颇有万言不竭之才;于通达周旋之友,辄有片言即穷之拙。”张氏父子的诗歌,大概包含着以下文化精神:

第一,淡泊名利、超然豁达的精神。张氏父子兄弟,皆安于淡泊宁静的生活,对于功名利禄,十分超脱豁达。张志淳正德二年(1507)任太常少卿,主管少数民族的政事往来和贸易事项,政绩卓著,后因得罪权贵,被明升暗降。张志淳并没有汲汲于权力富贵,仍然等闲视之,他不肯附和刘瑾阉党,辞官离南京归乡,潜心著述。如他诗中所写:“老翁终岁不离园,一任邻家犬吠门。客有问遗皆浅语,谁能肺腑托深论。午风解识重阳困,异蝶能招幼稚喧。兀坐杳无千步适,何谋莽苍十旬飱。”张氏家族最负诗名的张含,亦陈情任性,平静地看待仕途官场。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含65岁,才获入京谒选,他未到京都便返回,他说:“仕以行吾志也,而仕未必得志;诗言志,吾其伸手诗呼?”认为与其把哗众取宠当做荣耀,不如不为名利而写诗快乐。于是,毅然回家乡保山再成立明诗堂诗社,致力于写诗。因此,他的诗歌成就“日有拥,月有纂,岁有集”。而张合进士及第后,升任湖广按察司副使,设置提学道,掌管学校诸生考课升降诸事,以本质好坏和是否有真才实学为考核提拔标准,以便于在他们从政时能做出成绩。当时有些好古猎奇或追求虚名的人,向他请教,他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告诉那些人说:“真实人难做,道学士易为。”他为人处事忠实直爽,为官期间始终不去攀附权贵、阿谀奉承。

第二,为民请命、心系天下的精神。张氏科举家族在考中举人进士后,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如张合为政时,云南巡抚采取歧视和打击少数民族的政策,饬令永昌府“清查夷田”,引起各民族的愤怒,张合站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上,不怕得罪云南当局,劝告当政者慎重行事,以免引起动乱。于是“上书五千言,达之当路”,从而使“清查夷田”的政策停止执行,受到家乡各族人民普遍赞誉。张含年轻时代便与杨慎是莫逆之交,他们众多的酬唱诗也反映了二人性格气质脾气秉性的相近。在《丙寅除夕简杨用修》一诗张含有“子美生涯浑烂醉,叔伦寥落又逢春,诗魂豪荡不可捉,乡梦渺茫何足真”及“东风消息谁先得,客子光阴我自知”等句;杨慎在《答张禺山》诗中有“天地赌一掷,风雷惊四座;虚名身外事,且做饮中仙。”他们以李白、杜甫自勉,杜甫“诗史”的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精神,亦体现在张含的诗中。如张含在《宝石谣》中:“成化年,嘉靖年,天王明圣三皇肩,独怜绝域边民苦。满眼逃亡屋倒悬。屋倒悬,不足惜,只为饥寒多盗贼。山川城郭尽荒凉,纷纷象马窥封疆。窥封疆,撼边域,经年月日无颜色。杞人忧天天不倾,浊醪大醉明诗亭。”诗中一唱三叹,感喟时事,感叹黎元之苦,溢于言表。

第三,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精神。张氏家族在考中科举功名前后,都几十年如一日,积极进取。如正德二年(1507),张含考中举人后,在他父亲的好友乐单、乔宇门下学习,他们希望他早日做官,到吏部去捐纳诠选。张含不愿意,却出游陕西、湖北等地,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又拜史称“前七子”的诗人李梦阳和何景明为师。从此,诗情更加奔涌,诗艺大进,受到李梦阳和何景明的赞赏和推荐,诗被广为抄传,声誉大起。

对于张氏父子兄弟的道德文章,《新纂云南通志》中有这样的评价,“赞曰:张氏父子兄弟,文行卓卓,誉流三迤,韵著千秋,甚盛事也……志淳立朝正色,排斥奸党,汲引幽滞,风节凛凛不可犯,直声震辇毂下……含壹志于诗,故所造独高,评者谓其出入风雅,凌厉古今,肆而能纯,华而不缛。其坚光切响,有不可磨灭于天地间者,良不诬也。盖虽出梦阳之门,而其才力固能自为一家矣。合之所就在事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氏父子兄弟的道德人品是被历史所肯定的。

四、张志淳科举家族及其诗歌的时代背景

张志淳科举家族在明代中期的保山产生了重要影响,几十年间,一门四举人一进士,且大多有诗集文集留世,而且诗名、文名、政绩卓著,这对于开化较晚的云南边疆来说,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产生张氏科举家族的时代背景,在云南的明代中期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时代精神影响的产物。

第一,明代初期的移民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初期,云南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当时云南很多地方处于土司奴隶社会的惯性统治之中,人们的思想还不开化,还不能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于是,尽管傅友德、沐英等人经过艰苦的征战,武力占领了云南,但因以上传统势力的影响,对云南的开发变得比占领更加艰难。明代初期,云南地广人稀,开发的首要问题便是移民。太祖、成祖两朝通过多种方式移民,但即使这样,移民也只能占领一些滇中、滇西及滇南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保山便是典型的代表,这些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教育理念,促进了云南的文化发展。明代初中期的科举名人,不少是移民的后代,如《保山市志》里说:“张志淳字进之,号南园野人。原籍南京,先世于明洪武年间随沐英征滇定居保山城。”可见,移民政策与移民文化对于保山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科举制度的实施,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在云南的真正实施是在洪武后期,且对于云南的开发意义重大。有元一朝,科举在中原乃至全国都是时断时续,更何况对于云南这样的边疆小省。因此,元朝只在云南取中过5个进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亦不会产生大的影响。而明朝开科后,对于云南始终照顾有加,激发了云南士子科考的热情,明朝中央政府对西南版图的扩大纳入以及治理,也促进了科举。在这以前,尽管很多王朝已经对滇省行使了主权,但对它们的治理总是时断时续,并未完全融入中原主流文化,在其内部,大部分地区存在着土司统治,其残酷性要远大于中央王朝。因此,明代对于西南版图的扩大纳入以及积极治理就具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进入到明朝中期后,政府大大增加了科考录取的额数,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科考的热情,像昆明、大理、建水、晋宁、保山这样的州府,还兴起了新的科举家族,科举带动了教育,教育亦促进了科举。因此,至明中叶后,科举考试在云南的较大城市甚至更远的地州也很发达,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进一步的普及。

第三,明中期云南儒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学风文风。保山地处滇西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重要的交通线上的城市,在这样的交通要道附近,明朝初期就开始重视并开发,随着移民的增加,卫所制度的实行,儒学逐渐发展,保山的向学之风也开始出现变化,并影响到了文风的转变。据方树梅统计,云南人所著的著作中,明清时期远超前代,而明代中期前后,保山作家的著作丰厚,张氏父子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较为可观。明代中期后,儒学的发展与社会风气逐步开化。明朝之前,学校教育较差,科举极不发达,儒学教育极端落后。明代实施科举与发展儒学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社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并逐步融入了中原主流社会。

五、张志淳科举家族对于明代云南文坛的影响

张志淳科举家族成员产生了众多的诗集、文集,一门几举人一进士著作丰富,在当时就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事迹流传过程中,感召着众多的儒生士子,其科举盛名也加快了文学的传播,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第一,保山张志淳家族的科举成就,促进了当地的向学之风。保山张志淳家族在科举上是成功的,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子张合考中进士和张含的诗歌及交游的名气,张含拜入“前七子”门下,诗风文风的转变,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引导着明代中期以后保山的学风,特别是一家几举人的成就,科考经历等,也鼓舞了保山地区的考生向学业儒。

第二,影响了保山当时当地的家族教育。比较成功的家族教育个例在中原及江南地区屡见不鲜,常出现一些名门望族。但久处边疆的云南省,一直以来,对于中原教育并不认同或者不重视也不熟悉。明代初期大量移民后,很多有教育渊源的士子或因军屯、民屯、商屯,或因驻守、流放、贬谪来到云南,这些外来移民,都很重视子弟教育。加之中央王朝在不同时期,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意促进落后小省的科举与教育,以促使他们归化。所以,在个别发展较好的地区,确实兴起了较为浓厚的家族教育热潮,而衡量家族名气与地位的标志自然是家族子弟的科举成就。因此,代表着移民成就的张氏科举家族,自然促进了当地家族教育的发展。

第三,影响了当时的文风。张氏父子的诗歌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张含的诗歌,与杨慎、李元阳等诗词大家的交游酬唱,获得了深远的影响。张含拜入“前七子”李梦阳门下后,诗情更加奔涌,诗艺大进,受到李梦阳和何景明的赞赏和推荐,诗被广为抄传,声誉大起。甚至引导了一代文风,至少在当时云南的影响较为深远。

A Study of Ming Dynasty Yunnan Baoshan Imperial-Examination Excellent Performer Zhang Zhichun’s Family Poetry

LIU Mingk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Yunnan Kunming,650500)

Ming dynasty;Baoshan,Yunnan;Zhang Zhichun;imperial-examination family;poetry

Since the mid-M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well developed in Baoshan,Yunnan,and there were families that constantly provided good performers in the exams.Zhang Zhichun’s family was one of them.The poems by those performers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y took the exams were a treasure of local literature.The poetry between the son and the father of the Zhang family are mostly about regular pleasures of a leisurely life,memories of the past,the fleeting of time,lonely feelings,a longing to return to the farm,and an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wealth,while they also express worrie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indignation at the precarious nature of an official career.Their poems were not meant to seek name but to speak for the people,betraying culturally active and courageous poets.Door,autumn,wine,and moon are four recurring images in their poetry.

l207.22<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文章编号]1009-9506(2015)06-0024-07

2015年5月12日

刘明坤,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规划基金项目《明清云南科举文献整理及研究》(项目编号:13XJA75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