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江涛

2014年最后一个周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至此，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批准中国与泰国之间的引渡条约以来，20年间已有36个国家与中国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

随着中国国际化脚步的加速，刑事、经济犯罪嫌疑人远遁国外的情况愈加严重。2014年，公安部“猎狐2014”境外追逃行动就将上百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从世界各地带回中国。

此前的2012年5月，震惊国际的“湄公河惨案”主犯糯康被引渡到中国，经审判后执行死刑。而与引渡相关的最致命事件，莫过于赖昌星案。

“从缔约时间来说，我们的速度已经世界瞩目了。”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原巡视员、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越来越密切，更重要的是提高双边引渡条约的利用率。”

“死刑不引渡”的作用

作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暨国际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黄风说，200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为引渡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引渡条约本身来讲，这两个条约不会有什么重大突破。”黄风说，伊朗、阿富汗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此外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对外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已有成熟文本，“这次与阿富汗和伊朗，不会有特殊的地方”。

不过，“此次通过的双边引渡条约，从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对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暴力犯罪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