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

五四时期的那一批文人中，平心而论，蔡元培先生的字是算不上最好的。据说，钱玄同有一次在北平（今北京）公味斋素菜馆吃饭时，还开过蔡元培的玩笑：“你写的字这样蹩脚，怎么还让点了翰林？”面对钱的玩笑，蔡先生也不以为忤，反笑着说：“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一位主考喜欢黄山谷的字，他说我写的字像黄，所以取了。”

说来有趣，钱玄同居然有资格可“嘲弄”一下蔡先生，至少他自认为在书法上或许胜蔡一筹。而同样在书法上也毫不逊色的鲁迅先生，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却可以毫不客气地批评钱玄同：“（此公）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

其实，蔡元培先生的字，虽算不上最好，但也远非如钱玄同玩笑中所说的“蹩脚”。由于他深厚的旧学基础、渊博的学识修养，再加之其开阔的艺术思想，体现于他的字里行间，尤其是一些行草书的诗词和尺牍手稿，就有一种自然挺秀、蕴藉清新的气息。他的书法，至少在我看来，是亦旧亦新、自有法度于其间的。

蔡元培先生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要讲最伟大的教育家，古代是孔仲尼，近现代就是蔡元培了。

虽然，蔡先生是一位从传统科举道路上走出来的学人，但他的思想在当时则完全属新新一族。蔡元培由秀才、举人、进士，直到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严格的科举训练应该说对他的文章和书法都有过极其规范的训练和约束，然而他的文章却以“怪八股”闻名，书法也极力挣脱当时翰苑所流行的“馆阁体”。所谓“怪八股”，就是指他作文不按八股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新概念作文”获得老师的青眼。蔡元培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在周氏兄弟的眼里，是乡贤。因此，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幼时他家里有一本蔡元培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文的规矩”。

他的书法，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而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体现其作品的节奏感。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他的字结体有左低右高的略微斜势，但通篇则行气连贯，反而有顾盼生姿的动态。难怪近代学者、书法家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有《蔡元培逸事》记谓：“其人翰林也，试者得其卷大喜，评其文盛称之，而于其书法则曰‘牛鬼蛇神。”其词乃一括蔡元培先生行草书法形质、气格、书风之大概。此所谓的“牛鬼蛇神”，意即“虚幻荒诞”也。与前所说的“怪八股”一样，也可以说都是“不守规矩”的意思。

作文或作书的“不守规矩”，正好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早年不满现状、变法图强的创新思想。其实他的“不规矩”，正是从极“规矩”中走出来的。这也如《书谱》中所谓“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道理相同，蔡元培青年时受聘于同乡徐树兰家校书，徐家藏书甚富，给蔡提供了大好的读书机缘，得以“遍览徐家藏书，学业大进”。由于蔡自小熟读经史，深谙八股之法，于徐家不断开卷后，他似乎又豁然开朗，从此“不再以八股作文”。学书的经历也颇雷同，他在《自写年谱》中说：“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摹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他早年习书以楷书为主，诸如颜真卿《自书告身》、《多宝塔碑》以及虞世南、褚遂良等法帖均下了不小的工夫，对一些汉隶书法如《史晨碑》、《张迁碑》等也多有涉猎。今天我们看他的行草书似乎纵横随意、自由洒脱，然若仔细品读，还是不难看出其线条中圆融厚劲、亦篆亦隶的书味。

蔡元培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并提倡美育，对有关涉及美育者，即文艺、诗歌、音乐，书画、建筑、雕刻等都有所爱好。虽然他自己曾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在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上，蔡先生却做了许多开风气的事。民国时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将充满官僚旧习、尽是乌烟瘴气的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而当他执掌北大时，又对其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办学方针，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北大。

在延请师资人才上，他不问党派、信仰，只问学问。于是各学派的大师名家相继来到北大，一时贤能云集，荟萃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教师阵容。如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保守派和国粹派的有辜鸿铭以及刘师培、黄季刚等。这也充分体现了蔡元培的办教育观点：大学必须要集中一大批的大师，要有非常宽容的、学术自由的精神。

蔡元培先生不但受到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欢迎，即使是有顽固旧思想的人，他们对蔡校长也很佩服，就连有“文化怪杰”之称的辜鸿铭，在接到“北大”聘书时也禁不住激动地说：“现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了，蔡元培一个，我一个。”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