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合

（泰山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论邓小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贡献

刘明合

（泰山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邓小平在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如何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提出，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要把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正确引导群众运动；要经常在全党开展整风，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邓小平；群众路线；理论贡献

［主持人语］

自《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的观点、《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之后，在古老、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并且形成了革命党的群众路线。1949年中共成为执政党之后，继续以群众运动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常态，乃至出现了“文革”这样长达十年的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中的相当一部分违背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变为“运动群众”，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性偏差。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纠正了这一历史性偏差；在新的形势下，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承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本期刊登的三篇论文，阐述了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共群众路线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当下，政学两界深入思考、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万里图书馆副馆长、教授 丁龙嘉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邓小平在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仅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对如何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一思想毛泽东阐述得非常明白：“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P899）因此，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是统一的。对此，邓小平认识得很清楚。他之所以突出强调必须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是源于他对党执政以后所存在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判断。

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党成了执政党，“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这种状况说明，“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2］（P218）也就是说，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即从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就不能真正搞好，群众路线所要达到的密切党群关系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为了更好地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邓小平还强调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求做群众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1961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青年团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我们现在并不取消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2］（P288－290）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强调：“我们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和解决问题，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更应该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解决具体问题，也应该如此。”［2］（P306）

在此基础上，改革开放伊始，在邓小平指导下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在认识论上的统一关系的思想进行了阐述：“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3］（P781）这就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党的认识路线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过程，与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过程是相统一的；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另一个。

邓小平提出以党的思想路线即党的认识路线，来保障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并不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轻视。恰恰相反，邓小平一直都在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或是偏离了党的群众路线。他曾非常郑重地告诫全党：“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4］（P368）

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早在1950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指出，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两种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2］（P155）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对执政党条件下贯彻群众路线、克服脱离群众危险作了详细阐述。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沾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危害“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邓小平具体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包括：高高在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开会上，看不起群众，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从想象和愿望出发；执行上级指示盲目搬运；满足表面成绩，不注意实效；只看到好的方面，看不到坏的方面；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心中无数，“左”右摇摆；机构臃肿，不能正确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也不能把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导致错误处理或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损失；不关心群众痛痒，对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无动于衷，态度冷淡；骄傲自满，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受人批评监督，甚至对批评者压制和报复；颠倒党和人民的关系，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命令主义，一切依靠命令行事。对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强调“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同时指出克服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2］（P223）。

在1962年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进城以后是做官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的问题，要求全党同志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他说：“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2］（P304）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2］（P215）。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不少弊端，如果不进行改革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强调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他认为官僚主义问题相当严重，影响十分恶劣，官僚主义“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4］（P327）。如果不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针对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迎送吃喝、封锁交通、大肆宣扬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邓小平要求必须一律禁止。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5］（P338）《决定》列举了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满足于发号施令，工作飘浮，不务实事；有的对党的决定敷衍应付，做表面文章；有的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有的精神不振，无所用心，不去了解基层情况，不关心群众的疾苦。”［5］（P340）《决定》认为，这些不良作风，严重脱离群众，贻误党的事业，必须痛下决心加以改变。

邓小平认为，贯彻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干部特殊化。党员干部是党内和社会的表率，其一言一行对群众有重要影响。如果干部特殊化，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必然脱离群众，导致官僚主义，还会对整个社会的风气造成影响。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4］（P177－178）1979年11月，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4］（p218）“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4］（P220）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6］（P374）

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关注到民主对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在“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践中，邓小平认识到民主政治的优势，指出，“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2］（P12）。民主政治，可以反映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便于我们党掌握民情民意，能为正确制定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强调了民主对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2］（P223－224）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2］（P233）邓小平还特别着重地说明：“我们主张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做得更正确有效。”［2］（P234）

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论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时指出：“从领导方法来说，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2］（P304－305）“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2］（P312）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也多次强调要加强民主。邓小平在1978年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4］（P144）邓小平认为，一个政党，必须能听到人民的声音，“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4］（P144－145）。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强调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说：“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2］（P270）邓小平主张扩大各方面的民主和群众的监督，因为“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P271）。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为了保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6］（P374）要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是不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遵守党纪国法，是不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不是搞特权，是不是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对敌斗争中起模范作用，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谋利益。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4］（P332）。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够及时反映各群体的意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前提。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错误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7］（P259）。

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把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正确引导群众运动

在革命时期，群众运动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发动群众的重要方式，也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在领导太行山地区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群众运动的实践中，邓小平初步认识到了群众运动的规律。1943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群众运动规律，提出中共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如果“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2］（P68）。在群众运动中，要“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强调“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2］（P72）。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仍然注意研究贯彻群众路线与发动群众运动的关系。1961年10月，他在接见青年团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指出：“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做深入的工作。”［2］（P288）1961年12月，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传统，群众运动要在经常性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基础上搞。有些群众运动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总之，应当从全局出发，看到前途，艰苦奋斗，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8］（P1678）同月，在接见参加全国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2］（P29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解决群众思想问题不要采取搞运动的形式。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4］（P336）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强调，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要讲究方法，“不要搞运动”，“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4］（P381）。

邓小平强调，对群众的意见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要多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以获得群众的理解。1957年3月，邓小平在山西省直机关干部和太原市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负责人大会上指出，“我们要提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工作中遇到困难要向群众说真话，讲清道理，使群众明了情况。”［8］（P1351）在谈到群众闹事的原因时指出：“群众闹事大体上是由于党的领导薄弱，我们的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群众正当的要求不闻不问，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不向群众解释，使群众了解真相。因此，群众一肚子气，就闹起来了。”［8］（P1351－1352）而避免群众闹事，就要加强教育，“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8］（P1352）。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7］（P144）对群众思想方面的问题，要做好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把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所做的努力向群众讲清楚、做好解释工作，并且要做的有针对性、深入细致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这样才能够得到群众的理解，才能够较好地纠正群众的不良思想倾向。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要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鼓励群众反映真实情况，“对正确的意见要虚心接受和采纳，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对不同的意见要认真考虑，做不到的要据实说明，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要作出解释并加以引导。不允许对群众的意见采取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文过饰非、敷衍塞责等错误态度，更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9］（P342）

五、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经常在全党开展整风，对党员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整风是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一种被实践证明的有效的形式。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2］（P22）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比较注重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的整顿，注意总结经验和教训。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仅普通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整风经验证明：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所以必须在集体的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2］（P89）他向参加整风的同志提出意见：“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2］（P91）“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2］（P92）

194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在总结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错误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2］（P109）“我们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们在进入新区之先，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2］（P114）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

建国以后，邓小平更加注重运用整风的经验，对党员干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1950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的《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通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2］（P152）而在当时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就需要整风。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原则，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2］（P160）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针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着重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他指出，全党要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7］（P37），“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7］（P38－39）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7］（P39）这次全面整党，在清理“文革”流毒，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在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和纯洁组织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对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为了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脱离群众，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要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决定》要求，县以上领导干部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有针对性地选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和邓小平等同志的有关著作，学习党章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中央文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党性锻炼，改造世界观。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梅焕钧）

On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Deng Xiaoping to the Mass Line of the Party

LIU Ming－he
（Schoo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ai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21）

During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reforming and construction，Deng Xiaoping hasmad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by giving the deep and penetrating discussion of theways to implement themass line.He pointed out that，wemust as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mass linewith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wemustovercome the bureaucracy and uncompromisingly oppose the cadres to seek privileges；we should fully promote democracy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 supervision to the Party；we need master the regulations ofmassmovements and properly guide themassmovements；we should frequently carry out rectification of incorrect styles ofwork in the whole party and implement themass line education to the party cadres.

Deng Xiaoping；the Mass line；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49；A849

A

1672－2590（2015）02－0001－07

2015－01－19

刘明合（1968－），男，山东沂源人，泰山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