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品◎

论澳大利亚地理与文化的冲突*
——以东帝汶危机为例*

许善品**◎

“地理”和“文化”始终是决定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两大主要因素，并形成了澳大利亚两种迥然不同的外交传统。作为地处东方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始终面临着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东帝汶危机的二十多年间，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一直摇摆不定。在工党执政时期，澳大利亚政府以地缘政治因素为主要考虑，以融入亚洲为指导思想，将与印尼关系放在优先位置，默许了印尼对东帝汶的非法吞并。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执政时期，价值观因素开始抬头，奉行亲欧美的外交政策，以民族自决和保护人权为由，主导了对东帝汶的国际干预。正是由于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之间的对立，澳大利亚对东帝汶危机的立场才会发生陡然转变。

澳大利亚 东帝汶 地理 文化

澳大利亚是“被错放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在文明属性上，澳大利亚无疑属于欧洲文明，无论是种族、语言、宗教、价值观都来自于西方。然而，彷佛是历史故意开了个玩笑，澳大利亚又阴差阳错地位于东亚地区，与东亚国家为邻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最根本的地缘政治现实，“与亚洲国家为邻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是澳大利亚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百年外交史中，可以看到历史文化与地理位置的冲突，这其中尤以东帝汶事件为甚。20世纪70年代，东帝汶危机初现端倪，澳大利亚政府从地缘政治出发，反对东帝汶成为独立国家，支持印尼对东帝汶的非法吞并。然而，当1998年东帝汶希望摆脱印尼、走向独立之时，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支持东帝汶独立，甚至主导了联合国对东帝汶的军事干预，这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澳大利亚为何在东帝汶问题上的态度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其原因无外乎国内政治、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和文明属性的考量。在东帝汶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澳大利亚国内民众，尤其是人权组织和天主教教会始终持反对印尼吞并东帝汶，支持东帝汶实现民族独立的立场。所以，国内政治因素不能有效解释澳大利亚为何在东帝汶问题立场发生陡然转变。同样，从经济利益角度考察，霍华德政府支持东帝汶走向独立在经济回报上不利于澳大利亚，为了保障东帝汶的独立，澳大利亚给予了东帝汶大量经济、政治援助，并且与东帝汶在2003年签订了新的帝汶海沟协定，在能源收益分配上向东帝汶倾斜。因此，经济因素也无法有效解释澳大利亚为何会在东帝汶问题上转变立场。由此看来，有必要重点考察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因素在澳大利亚转变外交立场中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澳大利亚地理与文化的冲突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已经有一批学术成果涌现。*Paulo Gorjao,“Australia’s Dilemma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How Consolidated is Engagement with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Vol.3.2003.David Martin Jones,“Turn of the Century Identity Crises: Advance Australia-Anywhere”,Orbis,Vol.43,No.3,1999.James Jupp,“Australia:A Changing Identity”,Australian Quarterly,Vol.79,No.3,2007.Joseph A. Camilleri,“Australia’s Unique Future: Reconciling Place,History and Culture”,Futures 39,2007。但是，对于国家身份的分裂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学界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在澳大利亚应对东帝汶危机的问题上，国内学界也有相关成果问世，*宋晓峰：《印尼—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东帝汶因素》，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刘鹏：《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年第2期；刘樊德：《澳大利亚为何得以领军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11期；[澳]埃里克·保罗：《澳大利亚的东帝汶政策》，载《东南亚之窗》，2011年第1期；王传剑：《从东帝汶危机看澳大利亚安全战略的变化》，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1期；刘鹏：《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转变：原因及其影响》，暨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不过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叙述层面，缺乏从理论视角来分析、解释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本文意在选取东帝汶危机为案例，将地理与文化的冲突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给予充分的展现，论证正是由于地理与文化的冲突才导致了澳大利亚在应对东帝汶危机的立场上发生了陡然转变。

一、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属性

澳大利亚的特殊性依然是世界上最有趣的问题之一。澳大利亚是一系列矛盾的集合体：既是古老国家，又是年轻国家；既是大国，又是小国；既遍布荒凉，又资源丰富。这里的文化既单一又多元，这里的历史与地理相冲突，这里的人们既透露着自信又对未来有着深深的担忧。*Joseph A. Camilleri,“Australia’s Unique Future: Reconciling Place ,History and Culture”, Futures 39 ,2007.p. 155.澳大利亚的特殊性、矛盾性之一即为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错位：“按地理位置的逻辑，居住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应该是亚洲人。然而，因为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生活在澳洲的却绝大多数是西方人。”*[新]马凯硕：《是时候接受身处亚洲的命运了》，载《联合早报》，2012年2月12日。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2/11/zaobao121102a.shtml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它一直作用于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

澳大利亚是被错放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多少年来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错位一直存在于澳大利亚国家身份中，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矛盾的国家。一方面，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自视为欧洲文明在海外的延伸部分，对英国的母国情节根深蒂固，对欧洲文化、宗教、价值观有着强烈认同。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英国1971年加入欧共体以及地理空间的阻隔，澳大利亚与欧洲在外交、安全、经贸上的往来渐行渐远，未来这一趋势也不可能得到扭转。另一方面，虽然二战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在经贸上交往频繁，在安全上相互依赖，但由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在文化、价值观、人权领域的差异，澳大利亚对亚洲欲拒还迎，与亚洲国家关系也是磕磕绊绊。

(一)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澳大利亚位于紧邻亚洲大陆的大洋洲，是南太平洋“岛国”，同时濒临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典型的两洋国家。澳大利亚北端紧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地理上可视为东南亚的自然延伸。在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中，亚洲-太平洋地区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战略依托。

(二)澳大利亚地理位置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澳大利亚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澳大利亚对其毗邻亚洲这一事实周期性的发现。*[澳]大卫·沃克：《澳大利亚与亚洲》，张勇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澳大利亚时常忘记了亚洲近在咫尺的地缘政治现实，而去寻求在外交上依附于美国或欧洲。但是地缘政治又时常迫使澳大利亚回到现实，正视澳大利亚位于亚洲的地缘现实。

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参与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发生在亚洲，从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到参与马来西亚-印尼冲突和干预东帝汶行动。另外，除了与美国签订了《澳新美同盟条约》外，澳大利亚参与的其它安全防务条约都是与亚洲国家签订的。比如1955年与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71年与新加坡、马来西亚签订的《五国防务协议》，以及1995年与印尼签订的《共同安全协定》。这些条约防御的对象一直都是亚洲国家，从避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到遏制共产主义威胁和红色中国，再到防范印度尼西亚的扩张主义。由此可见，地理位置对于澳大利亚判断威胁的来源和结盟的对象有着重要作用。

(三)澳大利亚的文化属性

文化的含义，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年版，第9页。从历史文化来看，澳大利亚是英国殖民者建立的国家，在历史上长期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后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澳大利亚对英国和西方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认同感，一直以属于西方国家为荣。150多年来，英国的社会制度、法治传统和政治体制都被移植到澳大利亚，并与当地的社会现实、自然条件有机地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澳大利亚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身份认同影响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思维。

(四)澳大利亚文化属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历史上，澳大利亚曾经将自身定位为欧洲文明在亚洲地区的“前哨”基地，对亚洲充满了疑虑、恐惧甚至是仇恨的心理，在国防和外交上完全依附于母国——英国。自1901年独立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交往都是通过伦敦进行的。澳大利亚刚刚独立就出台了《移民限制法》，对亚洲移民进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并将种族排外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法律。出于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认同，在外交和国防上，澳大利亚先是依附于母国英国，将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等同于英帝国利益。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又与“堂兄”美国结成同盟，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亚洲经济的发展，澳大利亚才废除了“白澳”政策，开始踏上融入亚洲的旅程。冷战结束后，由于澳大利亚信奉自由、民主、人权等西式价值观，在制定外交政策上难免偏向同宗同源的西方国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就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高于主权、民族自决权、人道主义干预等问题上保持一致立场。由于澳大利亚信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新闻自由，因此时常直言不讳的指责东亚邻国政府侵犯人权、干预市场经济、监控言论，这给澳大利亚与亚洲邻国关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亚洲国家习惯以私下的、委婉的、建设性的方式来讨论和处理问题，对澳大利亚开门见山、直截了当、道德评判的外交方式十分不适应。澳大利亚的一个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整个地区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社会价值观。”*Former Ambassador Richard Woolcott(Australia),New York Times,16 August 1992,p.3.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这充分表明历史文化因素对澳大利亚制定外交决策和处理对外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纵观澳大利亚外交史，虽然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并不绝对对立，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问题领域，地理与文化时常分别发挥主导作用。由于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都对澳大利亚制定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饱受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错位带来的折磨。

二、东帝汶危机的缘起

东帝汶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和大洋洲交汇的战略要地。东帝汶既与印尼为邻，又与澳大利亚为邻, 东帝汶西部与印尼的西帝汶相接，与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隔海相望, 相距仅有500公里。由于东帝汶在文明与宗教上亲近西方，而在人口构成上为东方社会，所以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围绕着东帝汶的地位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博弈。东帝汶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特征的澳大利亚“北向政策”的桥头堡，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试图把它作为张扬本国文化及价值理念的一个落脚点。*宋晓峰：《印尼—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东帝汶因素》，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第32页。

(一)东帝汶危机的历史背景

出于寻找香料、传播福音和开辟市场的目的，欧洲人于16世纪到达东南亚。最早抵达的是葡萄牙人，他们于1511年征服了马六甲海峡之后在印尼群岛各处建立了据点。后来，葡萄牙人将除了东帝汶的其他地方转给了荷兰殖民者。*安东尼·史密斯：《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张锡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加诺宣布印尼正式独立。然而，荷兰统治者却妄图恢复殖民统治，在1947年向民族独立者发动武装进攻。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后，荷兰殖民者最终于1949年12月承认失败，印尼人民终于赶走了荷兰统治者。帝汶岛西部归印尼所有，东部继续由葡萄牙托管。东帝汶人民一直没有停止反抗葡萄牙统治的斗争。

(二)东帝汶危机爆发

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卡埃塔诺政府的独裁政府被左翼联盟推翻。葡萄牙新政府鼓励东帝汶逐渐走向自治和独立。此后，东帝汶局势动荡不安，引起了印尼政府的担忧。1975年，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默许下，苏哈托政府入侵东帝汶，并于次年将东帝汶并为印尼的第27个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认印尼对东帝汶吞并的国家，并于1978年认可印尼对东帝汶享有主权。随着印尼对东帝汶的吞并以及澳大利亚的承认，东帝汶事件暂告一段落。

1997年，长期执政的苏哈托总统被迫宣布下台，由亲信哈比比接任。饱受国内问题困扰的哈比比总统被迫调整了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允诺给予东帝汶“特殊地位”，让东帝汶人民在1999年1月举行全面公投，就接受印尼统治还是成立独立政府进行表决，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政府立即表示支持。与此同时，印尼支持的“统一派”民兵武装在东帝汶制造事端，东帝汶安全形势急转直下。

以澳大利亚对东帝汶危机态度的转变为分水岭，东帝汶危机自1974年出现到1978年为印尼非法吞并为前半阶段，自1998年公投到2002年东帝汶独立为后半阶段。在东帝汶危机中，工党政府与自由党-国家党政府表现前后不一，态度陡转。

三、冷战时期应对东帝汶危机——以地理因素为主导

在冷战时代，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地缘政治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为了防范共产主义威胁、抵御苏联势力南下，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十分重视地理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加强与亚洲邻国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以免出现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东帝汶危机爆发后，由于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澳大利亚出于反共反苏的地缘政治考虑，希望将印尼作为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前沿基地，遂支持印尼对东帝汶的非法吞并，甚至不惜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认印尼对东帝汶享有主权的国家。

(一)冷战时期工党政府以地缘政治为中心

1972年，惠特拉姆上台后，抛弃了敌视亚洲的“前沿防御”战略，而是专注于同亚洲国家，尤其是近邻印度尼西亚改善关系。惠特拉姆和霍克政府从地缘政治和自身安全出发，都极为重视与印尼的关系，将澳印关系摆在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重要位置。惠特拉姆较充分地展开了“私人外交”，于1973年和1974年访问印尼，使澳大利亚的观点立场比以前更清楚地为雅加达所了解，并在两国政治家和官员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私人联系，从而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Hudson，Australian in World Affairs,1971-1975，George Allen & Unwin，1980. p.285转引自蒋保、吕乔：《论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之变迁》，载《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10期，第45页。弗雷泽政府虽为自由党执政，不过总体上也继承了惠特拉姆的东帝汶政策。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印尼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重要性。长期担任孟席斯内阁部长、后出任澳驻美大使的霍华德·比尔(Howard Bill)指出：“印度尼西亚是我们第一关注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在公开场合更多谈论对这个新独立国家感兴趣的程度，但是在我们考虑问题和制定外交政策时，从来没有把印尼的问题搁在次要位置。”*[澳]布赖恩·托海伊、威廉·平威尔：《沉默寡言的人──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内幕》，郭国和编译，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80 页。历届工党政府都判断：一个政治稳定的印度尼西亚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与印尼的良好关系有助于澳大利亚的安全。*Desmond Ball，“Silent Witness:AustralianIntelligenceand East Timor”,The Pacific Review，Vol.14, No.1.2001，p.36.因此，惠特拉姆政府默许印尼吞并东帝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工党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与印尼的关系，主要还在于印尼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地理因素决定了印尼是澳大利亚与亚洲安全关系中的持久性因素。*Allan Gyngell,“Australia-Indonesia,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16 October 2007.p.97.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ustralia-and-indonesia就像国际关系研究普遍表明的那样：“政治是变动的，地理却是不变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即使不是最终决定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们的政治行为。*[美]詹姆斯·多尔蒂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澳大利亚无法回避印尼是其邻国的现实，也要接受印尼牢牢控制着种族和宗教情况非常复杂的沿岸岛屿(包括东帝汶)，而这些岛屿对澳大利亚的领土安全至关重要。*Katsumi Ishizuka，“Australia’s Policy towards East Timor”，The Round Table, Vol. 93, No. 374, April.2004,p.272.无论国家喜欢与否，地理位置上的远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亲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印尼是澳大利亚地区安全中最重要的支点，印尼是地跨赤道及亚洲、大洋洲的群岛国家。海域内的马六甲海峡、龙目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等都是联结太平洋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显要。*张秋生、蒋启良：《略论澳大利亚在“科伦坡计划”中对东南亚的援助》，载《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2期，第63页。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印度尼西亚是马六甲海峡的沿岸国家，是澳大利亚通往东亚、南亚的必经之路。澳大利亚对外贸易航线大多要经过印尼附近的航道。在安全防务上，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安全威胁均来自于北方。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印尼是抵御北部威胁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印尼的安全形势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二)工党政府默许了印尼非法吞并东帝汶

自东帝汶问题出现以来，澳大利亚就一直参与其中。由于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东帝汶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建立经济合作社和推行识字运动，被认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尼西亚大肆渲染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是一小撮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基地。印尼的反共宣传对澳大利亚和美国起了效果，迎合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反共反苏心理，争取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外交支持。美国视印尼为“友好的反共”政权，1975年印支三国革命胜利后，西方更把印尼看作是抵挡共产主义前进的最有力堡垒。*鲁虎：《东帝汶问题的由来与演变》，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第98页。美国的态度自然也影响到了盟友澳大利亚，反共反苏的地缘政治考虑成为影响工党政府应对东帝汶危机的关键因素。1974年，当东帝汶局势开始紧张起来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在日惹举行会谈，商讨东帝汶未来的地位问题。由于澳大利亚与印尼都担心东帝汶会成为印度洋上的古巴，所以出于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地缘政治考虑，双方达成共识：东帝汶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很难生存下去，独立的东帝汶只会是本地区的不稳定因素。1974年9月6日，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访问印尼后同意，东帝汶最终与印尼合并是不可避免的。*鲁虎：《东帝汶问题的由来与演变》，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第98页。当印尼即将出兵东帝汶的消息在澳大利亚传得沸沸扬扬后，澳大利亚国内团体和政治人士纷纷指责印尼的军事企图，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对此，惠特拉姆政府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以私人信件的方式表达了澳大利亚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即澳大利亚支持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实现东帝汶的非殖民化。就连五名澳大利亚记者在巴里布被印尼军队杀害的消息也被澳大利亚政府有意隐瞒了。

官方文件强烈暗示苏哈托非常关心澳大利亚的态度，如果澳大利亚强烈反对的话，苏哈托并不希望将东帝汶纳入印尼版图。*Malcolm Fraser,“Liberals and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51,No.3,2005,p.338.在获悉澳大利亚的立场后，印度尼西亚于1976年出兵占领了东帝汶，并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的一个省。由于是通过武力形式强行归并，印尼此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国际社会也拒绝承认印尼在东帝汶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也存在争论，国防部要求政府支持东帝汶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实行独立，外交部则建议政府接受既成事实。最终，出于自身利益和与印尼关系的考虑，1978年1月，刚刚接替惠特拉姆的弗雷泽决定承认印尼的武装占领行动。并且澳大利亚还与美国一道，暗地里支持印尼军政府的行动，阻扰联合国敦促印尼武装力量撤出东帝汶的努力。2002 年解密的澳大利亚对外事务秘密文件表明澳“在印度尼西亚1975年武力入侵东帝汶的前 12个月就已知晓印尼的侵略计划，但由于双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而避免谴责雅加达。” 霍克和基廷工党政府是苏哈托践踏人权的坚定支持者，并且他们对独裁者“华尔兹舞曲”的政策体现在澳政府的“我们是亚洲的一部分”。*[澳]埃里克·保罗著：《澳大利亚的东帝汶政策》，甘振军、陈金龙译,载《东南亚之窗》，2011年第1期，第44页。印尼非法吞并东帝汶后，澳大利亚是国际社会唯一一个承认印尼对东帝汶享有主权的国家。

四、后冷战时代应对东帝汶危机——以文化因素为主导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以往被两极格局掩盖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冲突逐渐凸显出来，并呈愈演愈烈之势。1996年3月，以霍华德为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击败了执政长达13年的工党，澳大利亚开始进入长达11年的霍华德政府时期。霍华德认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不应该完全由地理位置决定，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理应凸显其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属性。在融入亚洲问题上，霍华德政府态度暧昧，声称以往工党政府给予亚洲过多的关注，并且给人一种澳大利亚有求于亚洲的卑微形象。霍华德指责基廷政府奉行了“亚洲唯一”(Asia only)的不当政策，宣称他将执行更为适当的“亚洲第一”(Asia first)政策。他坚称，作为与亚洲为邻又与美国联系紧密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占据了十分独特的位置并可以将这种独特的资源有效应用于亚洲地区。在外交实践中，霍华德政府明显偏向欧美，标榜澳大利亚的欧洲文化属性，并重拾“前沿防御”战略。在国际舞台上，“霍华德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一唱一和。在应对东帝汶危机和东南亚金融风暴中，霍华德政府无不表现出种族优越感，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动辄向东南亚国家进行道德说教，甚至是直接干预。霍华德强调澳大利亚的移民社会特征，认为澳大利亚文化与亚洲文化格格不入、难以协调。对历史文化、身份政治的强调，直接决定了霍华德政府处理东帝汶危机的政策。

(一)自由党—国家党政府价值观色彩浓厚

实际上早在1988年，霍华德还是反对党领袖时，为了迎合党内保守势力，他就大肆鼓噪，主张为了提高澳大利亚国民团结和内聚力，应该放缓亚洲移民步伐。此言一出，立即在亚洲掀起轩然大波，并加剧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内部的分裂。面对此种情形，霍华德仍然拒绝退让或对言论做出解释。一定程度上，因为他的言论，霍华德很快失去了党魁的位置。*Diane K.Mauzy,Redefining a Nation,The Round Table,1999,p.336.

1996年，来自昆士兰州的独立议员保罗·汉森(Paul Hanson)在澳大利亚政坛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她在演说中公开抱怨澳大利亚吸收了太多亚洲移民、澳洲土著被过度优待。她还成立了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在昆士兰州议会上一度相当得势。在汉森主义出台的8个月后，霍华德才开始回应汉森的言论。即使是这样，霍华德也是闪烁其词、模棱两可，不愿公开指责汉森犯有种族歧视罪行。霍华德以澳大利亚允许公开讨论移民政策和言论自由为托辞，不愿意约束汉森的言行，还认为汉森主义“准确反映”了部分澳大利亚民众的“心声”。在1998年5月，霍华德重申：保罗·汉森的支持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心胸狭隘、具有种族主义色彩。

霍华德不断为汉森主义及其支持者辩护表明霍华德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至少是同情他们的主张。霍华德对汉森主义者的包庇和纵容招来了澳大利亚媒体的口诛笔伐。一家报纸写到：“霍华德已经不能再承受由于对汉森主义回应的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带来的损失了，每次霍华德说到汉森，总是显得词不达意、不合节拍。”*Michelle Grattan,“PM Needs to Take a Stand”,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6 June 1998,http:/archive.fairfax.com.au.Quoted inDiane K.Mauzy,Redefining a Nation,The Round Table,1999,p.337.或许这家报纸道出了隐情，即霍华德在政治立场上并不反对汉森，只有当汉森主义危及到执政地位时，才言不由衷、不痛不痒地反驳几句。汉森主义和霍华德的态度严重损害了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形象，作为“白澳”政策和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亚洲国家和人民认为“白澳”意识和种族歧视在澳大利亚有死灰复燃之势，霍华德政府的日益保守化令人担忧。

1999年，霍华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澳大利亚将依据国家利益和西方价值观来制定外交政策，将不再对亚洲国家奉行绥靖退让政策，他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副”(Deputy Sheriff)。虽然澳大利亚政府迅速对此作出澄清，指责记者歪曲事实，假借霍华德之口表达自己的意图，但霍华德的讲话还是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对澳大利亚外交走向的担忧。事实上，汉森主义、亚洲金融危机和干预东帝汶以及“霍华德主义”的提出都让堪培拉的批评者确信：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是欧洲文明在亚洲的“前哨”，澳大利亚与亚洲邻国始终格格不入。*Paulo Gorjao,“Australia’s Dilemma between Geography and History:How Consolidated is Engagement with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Pacific,Vol.3.2003.p.193.正是在霍华德执政时期，种族主义才得以沉渣泛起，这并不完全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二)对东帝汶事件的人道主义干预

由于印尼和澳大利亚在历史文化、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上存在诸多差异，许多学者将两国关系定义为“奇怪的邻居”。两国曾经在西伊里安归属、马来西亚联邦和东帝汶问题上剑拔弩张。自从 1996 年约翰·霍华德领导的联盟政府选举之后，澳大利亚对印尼事务的干涉就变得更加明朗。1998年12月底， 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致函印尼总统哈比比，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准备改变原来承认印尼对东帝汶拥有主权的立场，转而支持东帝汶摆脱印尼独立。澳大利亚在东帝汶政策上的转变，尤其是支持民族自决权的行动，是影响哈比比总统决定给予东帝汶独立公投的重要原因。*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 1996-20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8.当印尼支持的“统一派”民兵在帝力制造大规模屠杀事件之后, 澳大利亚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霍华德对帝力屠杀表示非常关注，并对印尼支持的民兵制造扰乱大为不满。澳大利亚对选举后东帝汶出现的暴力事件做出反应根本上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即面对印尼无力阻止东帝汶九月以来四处肆虐的混乱和苦难的紧迫局面，以及在此地区重建安全。*Alexander Downer,“EastTimor—LookingBackon1999”，Australian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4,No.1,2000.p.8.帝力事件发生后，霍华德政府利用人权问题持续不断地向印尼施加外交压力。

同时，澳大利亚开始在达尔文集结兵力，为军事干预东帝汶做准备。在得知美国不愿派兵干预之后，便竭力争取获得美国对澳大利亚牵头实施此次维和行动的支持，其驻扎在达尔文的部队也随时处于戒备状态。最终，在美国的支援下，充当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代理人”的澳大利亚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入东帝汶，并成立了联合国驻东帝汶过渡政府。澳大利亚的科斯格罗夫将军任这支部队的指挥， 8000人的队伍中有澳军4500人。*刘樊德：《澳大利亚为何得以领军多国部队进驻东帝汶？》，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11期，第26页。1999年9月，在澳大利亚介入东帝汶问题后，印尼宣布撤销1995年与澳大利亚签订的防务安全协定，两国关系走进了低谷。据印尼一位前部长称，哈比比总统甚至考虑过向议会要求发动对澳大利亚的战争，以捍卫印尼的主权完整。

冷战结束后，印尼作为反共堡垒的战略价值不复存在。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出于拉拢印尼、避免印尼倒向苏联的地缘政治考虑，工党政府顶住了国内压力，容忍了印尼对东帝汶的非法吞并。在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因素虽然依旧发挥作用，但相较冷战时代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苏联解体后，印尼没有其他的政策选项，美国与澳大利亚也不必担心印尼会投靠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澳大利亚外交中的价值观、文化因素开始压倒地缘政治因素发挥作用，因此参与并主导了对东帝汶的国际干预。

东帝汶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东西方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也可以说处在一个文明的断裂带。东帝汶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特征的澳大利亚“北向政策”的桥头堡，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试图把它作为张扬本国文化及价值理念的一个落脚点。*宋晓峰：《印尼—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东帝汶因素》，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第31页。霍华德并没有将东帝汶干预行动作为澳大利亚“国际社会好公民”形象的展示，而一再强调这是“澳大利亚价值观的投射”。虽然并不是出自他本人之口，霍华德并不反对澳大利亚被描述为美国在东帝汶和其他地区问题上的“大副”。*DerekMcDougall,“Australian Foreign Relations: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Frenchs Forest, N.S.W. Pearson Education Australia, 2009.p.188.1999年9月21日，在联合国东帝汶国际部队开始干预行动的第二天，总理霍华德在议会关于澳大利亚在东帝汶事件立场的辩论中道出了实情。虽然不如人们臆想中的“霍华德主义”那样直截了当，总理的声明还是反映了自1996年任职以来制定外交原则的主要特点和考虑。霍华德首先强调的就是外交政策需要建立在清晰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上。霍华德还指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需要考虑到“澳大利亚社会的价值观”。由此可以推论，澳大利亚不应该不计一切的、以牺牲我们价值观看来正确的事情为代价以寻求与印尼建立友好关系。*James Cotton and John Raven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a Global Era:Australia in World Affiars 1996-20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30.自由党—联盟党政府认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不应由地理位置来决定，而应由澳洲自身的文明属性、历史文化来决定；地理位置只是塑造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而不应是唯一因素。自由党—国家党政府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干预东帝汶问题引起了东南亚国家深深的忧虑。由于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他们有理由担心澳大利亚或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如法炮制，以人道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来干预本国内政。对此，澳大利亚的一个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整个地区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社会价值观。”*Former Ambassador Richard Woolcott(Australia),New York Times,16 August 1992,p.3.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页。

五、地理与文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在东帝汶危机第一阶段，工党政府重视地理位置的重要作用，决心与最大的邻国印尼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虽然价值观和文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但在工党执政期间一直居于次要地位。最终，地缘政治考虑压倒了历史文化因素，澳大利亚工党政府接受了印尼非法吞并东帝汶的现实。在东帝汶危机第二阶段，由于冷战的结束，原先被两极格局压抑的民族、种族、宗教冲突爆发出来，一时间“文明的冲突”浮出水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鼓吹“民族自决”和“人权高于主权”论调，时常以“保护人权”为理由干涉他国内政。保守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澳大利亚上台执政，对东帝汶问题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

澳大利亚一直面临着亲近西方还是融入东方的选择。对澳大利亚来说，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既是优势又是劣势，这取决于它的自身定位与外交战略的目标。澳大利亚是被错放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多少年来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冲突一直存在于澳大利亚国家身份中。“澳大利亚究竟是继续作为欧洲国家还是转变为亚洲国家”一直纠结于澳大利亚政府与民众的内心中。一方面，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自视为欧洲文明在海外的延伸部分，对英国的母国情节根深蒂固，对欧洲文化、宗教、价值观有着强烈认同。但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英国1971年加入欧共体以及地理空间的阻隔，澳大利亚与欧洲在外交、安全、经贸往来上渐行渐远，未来这一趋势也不可能得到扭转。另一方面，虽然二战后澳大利亚与亚洲在经贸上交往频繁，在安全上相互依赖，但由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在文化、价值观、人权问题上的认识差异，澳大利亚对亚洲欲拒还迎，与亚洲国家关系也是磕磕绊绊。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冲突将继续下去，并将对其外交政策产生持续性影响。

* 本文系2010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10JZD005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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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7(2015)05-0092-14

** 许善品: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