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开镜（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FU Kai-j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Scienc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China)

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

付开镜（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中国古代在治水过程中产生了国家。治水之“治”展示了中国最早国家领导者智慧的伟大与民众力量的强大。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是“治”之意义的一次质的飞跃，飞跃的根源在于统治者认识到水“润下”及“平”之特性并用于治国。“君舟民水”理念的形成，是治水之“治”含义的进一步升华。

古代；治水；治国；君舟民水

一、治水之“治”与中国历史上最早国家的产生

“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字。《说文》：“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从水台声。”许慎以“治”的起始之义是水名，为地理名词，当否，笔者学浅识薄，不敢妄断。但治字“台声” 之“台”，与“怡”通，《说文》释治字从水台声。“台”当为“怡”的初字。《说文》：“台，说也。”说，即悦，有和悦、喜乐之义，系心理情感的反应。按《说文》解释，治为形声字，但形声字常兼会意字造字的逻辑思维。故治字的声符“台”，也具有义符的内涵。“治”从名词变为动词，其第一义项是治水——即与人类对自然进行斗争密切相关。大禹治水前，其父鲧以堵的方法治水，导致治水失败。而到了禹治水，吸取其父的教训，顺应了水向低处流的规律，采取了疏导的方法，最终治水成功。有学者认为，大禹治水的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4000aB.P.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能所为”［1］。事实上，这些学者之所以怀疑大禹治水的可能性，主要原因在于对“治”的理解产生了偏差，以为治水，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及先进的工具，而对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初民来说，根本达不到。其实，大禹治水之“治”的本质意义，在于顺应水的特性，故而治水的重点不是大量动用人力物力，而是利用了水的由上向下流动的动力，用水力冲开大量的土石。大禹主要依照水流的方向，领导各个部落民众，沿着水流的方向进行了一些土石的疏导工作，费力小而收获大。因此，治水之治，其主要内涵在于，不是进行大规模的土石开挖和搬运，而是运用水流下泄的规律，借用水流的动力，疏通水道，让水顺流而下，从而解决了水灾。

一般认为，大禹之前，国家并未建立，因此，大禹只能是临时联合各个部落，共同治水。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大禹才智的非凡，部落联合后集体力量的强大，因此，渴望大禹建立一个固定的组织——国家，以防备未来的洪水。英雄崇拜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重要社会现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天有十日的传说时代，先民崇拜的英雄是可以射日的英雄后羿；洪水到来的时代，人们崇拜的英雄是治水成功的大禹。治水英雄大禹，当然成了负责建立国家的最佳人选。而他的儿子启，一方面因其父而

受到人民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因协助父亲治理国事而得到民众的拥戴。因此，他就成了大禹死后延续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因此，大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实际建立者。在治水中产生了夏朝政府，也就产生了夏朝政府的运作机制。夏朝政府是专制的政府。当然，专制为后人所诟，那也只是后话，并不能说夏朝建立的专制政权，就没有合理性。因为治水并不只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全民的利益。由此可见，治水英雄禹和他的儿子启，只能是在受到了人民的拥护之后，方可建立起国家。

二、治水的成功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领导者智慧的伟大与民众力量的强大

中国上古时代治水的成功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其一，治水需要英雄的领导，英雄的智慧与能力应当高于群体中的单独个人。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社会群体需要英雄来领导他们，以战胜自然灾害，保护群体利益。而群体选举出的首领，如果治不好水，当承担其罪。鲧的被杀，就是证明。如果治好了水，才会受到人们的长期支持。首领在治水过程中，要身先士卒，以公为先，成为人民的榜样，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获得丰富的组织领导经验”［2］，表现出完美的政治人格。这种人格，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而换来多人的幸福为标准的。而且，“正是治水的不易，那些治水有功的人都会得到人们的推崇、拥戴。”［3］

其二，治水者利益的一致，需要同心协力。治水是集体事业，需要大家同心，同心的前提是首领与众人面临相同的灾难，拥有相同的利益。面临困难的一致性与拥有利益的一致性，是他们同心协力的基础。也只有同心协力，方可战胜共同的灾难，取得利益的共享。

其三，治水是成千上万人共同协作的工程，必须要由集体来完成，方可成功，因此就要求有集体的协作。因此，民众必定要形成集体主义精神。比如，要疏通水道，需要大量的人参与；群体性的迁徙，也必须大家共同完成。

其四，集体的活动，需要步调的一致，只有如此，方可取得成功。所以，要求一人指挥，万人听从。只有万众团结，才办成了大事。因此，服从所选的领导，是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表现。

其五，通过治水，人们感受到统一领导的优越，也就产生了建立国家的政治诉求。建立国家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应付未来可能再次遭遇的灾害。可见，夏朝的建立，其实是社会民众共同建立起来的，而不只是少数统治者之主观愿望之体现。因为“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4］。

总之，大禹治水的成功给人们一个重要启示没有利益的一致，也就没有集体精神的产生；没有集体精神的产生，也就没有公认首领的产生没有公认首领的产生；也就没有集体的服从；没有集体的服从，也就没有治水的成功。

三、从治水之“治”到治国之“治”

“治”从治水到治理国家，是“治”含义的一次质的扩张。而这一次的扩张，使得“治”的对象从单纯的对自然界的治理过渡到对人类社会的治理上。从此，“治”就成为中国政治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词汇了。

大禹治水的成功，在于充分认识到水的特性水的第一个特性是“润下”（《尚书·洪范》），因此，治水只可疏而不可堵。大禹治水过程中，关心人民的利益，“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5］正是关心人民顺应民意的体现。所以孟子说：“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孟子·离娄下》)同理，治理人民，也当关心人民，顺应民意，而不可堵之。故而，得民心者得天下。

水的特性之二是“平”。水无论处于任何地方，无论放在任何容器中，其表层总是呈现出平的特点。所谓“水平”一词，就是如此而来。由水“平”的特性而产生的法律的“法”字，也具有水“平”的含义。水之“平”，可引升为治理国家当“公平”，也就是公正，即权益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既然是人民的代表，就理当公平、公正地治理国家。

可见，古人引治水之“治”为治国之“治”其本意当与水之“润下”、水之“平”的特性有关。治水，要遵循水的规律办事；治理国家，也应该遵循社会规律办事，如此，方才为“治”。只有如此，人民才会从内心处高兴，即达到“怡的境界。质言之，治理国家，只有人民高兴了

方才为“治”。如果不能顺应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也就谈不上“治”了，而称为乱政、苛政。而“政”，从造字本意上讲，富有暴力强制色彩，缺少“治”的理性色彩。

夏朝藉治水而立，但夏朝后期的统治者却没能继续坚持“治”的顺应民意的含义，不再继承禹的治水与治民的相同的道理，相反却残酷压榨人民。人民痛恨地说：“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结果在汤的领导下人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夏朝。商朝后期，又重复了夏朝末年的错误，最后为周灭亡。西周建立后，对“治”的政治含义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浩》）的真正价值，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形成了一整套“治民祗惧、不敢荒宁”的政治理念（《尚书·无逸》）。

儒家思想就是在西周明德慎罚、敬天保民这一统治思想上形成的。儒家认为人民利益是最高的利益。为什么要重视普通人民的利益？因为统治者也来源于人民，统治者理当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只有满足了人民的利益诉求，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公平，人民生活幸福，国家富强时，人们就称之为治世；相反，如果一个时期政治黑暗，社会缺少公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弱小，内忧外患不断，人们就称之为乱世。

起初，“治”用于治国，并没有阶级压迫的内涵，完全是对治水之“治”意义的拓展。《孟子·滕文公上》讲当时的社会分工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有学者因此批判孟子轻视体力劳动者。其实，这正表明孟子对“治”字理解的深刻——劳力者的行为对象主要是自然。而劳心者的行为对象是社会上的人。二者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儒家思想的最高要求是仁，仁的含义是爱人——这既是“治”的标准，也是“治”的目的。如果孟子看轻劳动人民，这个“仁”还有何意义？孟子所说的“治”，与仁的关系极为密切，是对治水之“治”意义的阐发。因此，治民当使民悦，方是治民之治的本意。而让民悦的方法，只能是用儒家的治国之道了。故而儒家所说的治民之治，是让百姓心里头感受到高兴的统治。儒家还认为，统治者之所以治民，是因为人民需要他的存在，爱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任务”。［6］

四、从治水之“治”到“君舟民水”观念的形成

从治水之“治”到“君舟民水”观念的形成是“治”的政治含义的进一步升华，“君舟民水论源于《尚书·洒诰》对“民监”优于“水监”的客观规律的总结。

《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又《荀子·哀公》记孔子之语：“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这是“君舟民水”观念的最早出处。君主如舟，百姓如水，二者是一种支撑和被支撑的关系。水可无舟，但舟不可无水，水可承载舟的正常运行，但也可倾覆之。这句名言的本质体现的是统治者是否顺应民心的社会规律问题。

这句名言，有学者认为最早出于孔子［7］，这里姑置不论。无论是孔子最早提出这种政治理念还是荀子最早提出这种政治理念，都说明了儒家在君民关系上，更看重民众力量的强大，而要求君主必须顺应民意。

不过，这种思想政治理念，还是由治水之“治”与治国之“治”而来。《尚书·洪范》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史称周武王在牧野战胜殷军，杀死商纣王后，就释放了商纣的叔父箕子。箕子非常贤明周武王就向他询问治国之道。箕子于是向周武王讲解了五行。并讲到其祖上大禹遵守五行之水润下的特性，而治水成功的事情。五行为何以水为首？可能因为水是人类最为需要的物质，“跟民生日常有关”［8］。但也不可否认，因治水成功才建立了夏朝的统治者，对水的认识非常深刻，故而在夏朝统治者看来，水当为五行之首。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他对夏朝的建立原因应该比我们清楚，对五行之水的含义也应该比我们清楚。因此，荀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思想，当源于前代治水之“治”与治国之“治”。

可见，“治”字用于对国家和社会进行行动就在于治国也要合乎规律——与治水要合乎水流动时的“润下”特性一样。又要合乎水静时的“平”特征——从而讲究公平。治国如果顺应了民心，人民就会听从政府的指挥，国家就会稳定如果做不到这样，人们就会起来推翻政府。故此

治国如治水。

相反，如果治水不依照水流的规律，不仅治不了水，而且还要酿成水灾。依照这种取譬的方式，君主治民不依照治民的规律，不爱民，不亲民，人民也同样也就不会爱戴这位君主。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同理，不爱人者，人恒仇之。这样的君主，最后只能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也就是“水能覆舟”。这其实是对统治者的警告。在儒家看来，“三代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因此，统治者治民就要爱民，因为“治莫大于仁”，“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9］

尽管治国如治水的道理十分简单，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的皇帝能身体力行。如汉文帝、唐太宗等人，深刻认识到治国之“治”源于治水，方能重视民意，爱护人民。也只有他们统治的时期，方可称之为“治世”。

而其他众多皇帝，却疏于考虑“治”的政治含义，或者虽然认识到“治”的重要意义，却不能身体力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可堪为“治世”的时代实在太少，而“暴政”、“乱政”时代却太多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动乱，都是源于不用“治”而只用“政”，即不依照治国的规律办事，以为强权就可解决一切，从而导致了社会危机的爆发。

总之，古代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其来源之一就是治水。水有害，是为水害；水有利，是为水利；水利之义，简而言之，是“人类对水的有意识的利用”［10］。从治水到治国，是“治”含义的一次质的扩张——即从治理自然界扩张到治理人类社会，而从治水之“治”到“君舟民水”观念的形成，是“治”含义的高度升华。因此，国家政治达到的最佳标准，称为治世。如果只用一个字把中华民族政治思想的历史高度浓宿起来，这个字，就是“治”。因此，深刻理解“治”的政治含义，对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及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都不无裨益。·

［1］吴文强，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J］第四纪研究，2006，（6）.

［2］吴宗越．华夏文明始于治水［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1，（3）.

［3］范颖．论大禹治水及其影响［D］．武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北京：上海书店，2004.

［7］魏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出自何人之口［J］．史学月刊2003，（10）.

［8］庞朴．中国文化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徐智麟.文化水利初探［J］．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12 （1）.

From the Word ZHI of“Controlling Water Flow”to the Word ZHI of“Govern Country”

Controlling water flow i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the earliest country emerged in the ancient China.The word control of“controlling water flow”showed the first Chinese national leaders’great wisdom and powerful force of people.The word control from“controlling water flow”to“ controlling country”is a significance of a qualitative change.It’s the most reason is that the rulers knew that water “runs down”,water is“flat”and controlled thei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The idea formed that emperor likes a boat and people like water,is that the word“control”which controlling water flow is sublimated further.

control water flow；govern country；emperor likes a boat and people like water

FU Kai-j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Scienc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ning 530001,China)

D033

A

1009-6566（2015）04-0023-04

2015-06-13

付开镜（1966—），男，湖北枣阳人，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