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魏齐禅代与汉化进程关系初探

张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东魏北齐的历史分为以晋阳霸府为中心实行霸府政治的东魏和实行皇权政治的北齐两段。高欢父子的统治目标便是将霸府政治变为皇权政治，建立高氏皇朝。他们只有实行汉化，才能实现建立皇权政治的目标。一方面，汉化可以争取汉族士族的支持，另一方面，汉化本身就是建立皇权政治的途径。同时，汉化作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国家体制的重大变革，也需要皇权的支持方能顺利进行。因此，在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后，北齐王朝的皇权政治才得以实现。同时，东魏北齐的汉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齐；皇权；汉化

在研究中，东魏北齐常常连用，用以指代高欢建立的高氏政权统治的时期。然而，从统治形式上看，东魏和北齐又是不同的。东魏是以高欢父子的晋阳霸府为中心，实行霸府或霸朝政治，而北齐则是比较典型的皇权政治。从本质上说，霸府政治是一种变相的皇权政治，或者说是通向皇权政治的过渡阶段。高欢父子的统治目标便是将霸府政治变为皇权政治。他们要实现建立皇权政治的目标就要实行汉化，因为实行汉化是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是建立皇权专制统治的必经之路。同时，汉化作为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国家体制的重大变革，也需要皇权的支持方能顺利进行。尤其是在东魏北齐，由于存在以六镇勋贵为代表的强大的鲜卑化势力的阻碍，汉化更加需要皇权的保护和推动。本文根据这个思路，从北齐皇权建立与东魏北齐汉化进程的关系入手，对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统治时期这段北齐皇权建立的历史进行考察。

一、东魏各势力分野与高欢建立皇权的阻力

天平元年（534年），高欢将都城由洛阳迁移到邺城，自己则驻守晋阳，开始了13年的统治。在这一时期，国家的首都和日常行政中心是邺城，而军事和实际权力中心则是高欢霸府所在的晋阳。高欢在晋阳坐拥重兵，遥控朝政。邺城的日常事务则由他的亲信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即所谓“四贵”处理。关于高欢霸府的组织和运作形式，在陶贤都的《高欢父子霸府述论》中已经论述得十分清楚，笔者对其观点大多赞同，在这里不再一一引用。唯可论者是，陶贤都认为邺城朝廷只是形式上的政治中心，是傀儡政府[1]，似贬损太过。实际上邺城朝廷还是有一定权力的，是东魏的日常政务中心，其权力主要被高欢的亲信“四贵”所控制，不然“四贵”又凭什么“与多任情，公然受纳”呢？在这一时期，高欢固然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者，但其之上还有一个孝静帝。高欢要真正做到“化家为国”，就必须更进一步，将霸府政治转为皇权政治，建立高氏家族的“家天下”。

高欢要建立皇权政治，按理说最合适的依靠对象是他赖以起家的六镇鲜卑勋贵集团，最得力的助手应该是他在邺城的代理人“四贵”。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高欢并不能依靠六镇鲜卑勋贵集团来达到建立皇权的目的，恰恰相反，六镇鲜卑勋贵集团虽然是高欢统治的基础，但也是高欢建立皇权的阻力。其原因有二，以下分论之。

其一，从政治文化上看，六镇鲜卑勋贵是反皇权的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六镇鲜卑勋贵乃是代表北朝后期鲜卑化因素的势力，其目标是竭力恢复和维护鲜卑传统，这一传统从政治上来讲就是维护鲜卑部落体制，反对专制皇权。这种反对出于鲜卑部落时代的风俗和传统，是北朝汉化的最大阻力。在北朝前期，基于部落制的鲜卑武力既是北魏统治的基础，也是北魏皇帝建立和加强皇权的障碍，道武帝晚年乱政和崔浩之死都与此有关，陈寅恪等学界前辈对此已多有论述[2]205−214。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以“八姓”为代表的鲜卑贵族由部落贵族转化为汉化士族，不再是汉化的阻力，但其鲜卑化立场则被六镇势力所继承。六镇鲜卑坚持鲜卑旧俗，豪勇尚武，敌视汉化。六镇起义的一大原因就是六镇鲜卑势力对于孝文帝以来洛阳朝廷汉化政策的不满。崛起于六镇的六镇鲜卑勋贵成为北朝后期鲜卑化立场的代表，他们反对建立一个强大的专制皇权，因为这一专制皇权是对汉魏制度的继承，是汉化的产物。他们可以接受高欢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酋长”，但并不希望高欢成为他们的“皇帝”，至少不热心于此。

其二，从现实政治上看，以“四贵”为代表的勋贵集团也不希望高欢建立皇权政治。虽然“四贵”等勋贵是高欢的亲信，但他们所受之官都是东魏朝廷的官职，不是高欢霸府的官职。他们与高欢之间虽有上下之分，但无君臣之义。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与高欢保持一种“等夷”的关系。比如，侯景位列三公，“专制河南”；尉景历位太保、太傅；厍狄干在东魏位至太师；孙腾先后担任司徒、太保等。又如《北齐书·尉景传》所载：“（尉景）坐匿亡人见禁止……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卧不动，叫曰：‘杀我时趣耶！’……神武抚景，为之屈膝。”[3]194−195同书《孙腾传》载：“（孙腾）在邺，与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非法专恣。”[3]235鲜卑勋贵骄横跋扈，违法乱政，高欢不仅不能制裁他们，还要时时笼络，他们之间言语对话不是君臣之间的，而近似于部落联盟中大小酋长的对话。因此，鲜卑勋贵固然是高欢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对高欢建立皇权的举动总体上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

既然鲜卑勋贵对于建立皇权政治持消极态度，高欢就需要寻找其他的支持力量。东魏统治集团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三股势力。两类为鲜卑化势力和汉化势力。鲜卑化势力为六镇鲜卑勋贵势力，他们对建立皇权的态度如上所述。而汉化势力又可以细分，一为河北士族集团，代表人物为封隆之、高德政、崔暹等；二为由洛阳迁来的士族集团，包括在原北魏朝廷占据显赫位置的除去河北士族外的其他汉族士族和汉化鲜卑贵族，代表人物为杨愔、裴让之等。对于汉化势力而言，他们是支持高欢建立皇权政治的。因为从政治文化上看，建立专制皇权是汉化或者恢复汉魏传统的应有之义；从现实政治上看，汉化势力可通过支持高欢建立皇权政治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增加与鲜卑化势力即六镇勋贵对抗的资本。

高欢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于是一方面依靠鲜卑勋贵进行统治，另一方面竭力拉拢汉族士族豪强，给了与其有同宗之谊的渤海高氏、世传律学的渤海封氏、“逼其起兵”的赵郡李氏等较高的地位。但是，高欢本身是六镇鲜卑勋贵的一分子，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他的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善于也不能直接推动汉化措施。因此，高欢将推动汉化，推动霸府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高澄来完成。

二、高澄主政时期对鲜卑勋贵的打击和汉化改革

高澄是与高欢性格气质有很大不同的人物。《北史·神武纪》称高欢“性深密高岸，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至于军国大略，独运怀抱，文武将吏，罕有预之。经驭军众，法令严肃，临敌制胜，策出无方……擢人授任，在于德才，苟其所堪，乃至拔于厮养……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4]231−232，是一个起于布衣、历经坎坷，务实、朴素，不尚浮华的枭雄。高澄十二岁则“神情俊爽，便若成人”[4]232，成年后是“美姿容，善言笑，谈谑之际，从容弘雅”[4]236的贵公子。高澄自幼“就杜询讲学”，常常“山园游宴，执射赋诗”，是一个汉化很深的人物，在性格、气质上很接近汉化士族。而且，高澄是高欢的继承人，由这样一个人来推动汉化，显然再合适不过了。

天平三年（536年），高澄入朝辅政。此后直到高欢去世，东魏实际实行的是高欢和高澄的双头政治：高欢坐镇晋阳，决定军国大计方针；高澄在邺城辅政，处理日常政务。这种二元格局明确了晋阳和邺城之间的分工，加强了高欢对邺城朝廷的控制，提高了高澄的威望和地位，有利于高氏权力的巩固和汉化改革的进行。高澄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动了汉化进程，主要包括改革选官制度、打击贪赃枉法、澄清吏治等，以下分述之。

选官一直是北朝政治的重要问题。北魏初，鲜卑贵族多鄙薄无文，也没有汉人士族的门第，若依魏晋旧法选官则势必沉沦下僚。孝文帝改革后，以“八姓”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取得了和崔卢郑王相当的士族地位，但羽林卫士和六镇军人仍然是一般武人身份，所以张仲瑀改革选官之议一出，造成轩然大波。之后，崔亮主选，制停年格，不论贤愚，选人以年劳为依据。这实际是对鲜卑化势力的一大让步，也是汉化进程的一大挫折。

元象元年（538年），高澄摄吏部尚书，开始对选官制度进行改革。《北史·文襄纪》记载：“文襄乃釐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4]232通过这次改革，在制度上保障了汉族士族的入仕特权，有利于更多的汉族士人进入政权，为进一步汉化打下基础。此外，高澄还“沙汰尚书郎，妙选人第以充之”。“妙选人第”即根据才干和门第选拔尚书郎。可以想见，经过这一次“沙汰尚书郎”，东魏尚书省的日常事务便掌握在汉族士族手中，扩大了汉族士族在邺城朝廷中的权力，为下一步的汉化打下了基础。

东魏北齐的一大问题就是贪渎腐败，政以贿成。贪污腐败现象在东魏北齐十分普遍，不管是鲜卑勋贵还是汉族士族官员，贪污者比比皆是，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但是，高澄入朝辅政的时候，在邺城掌权并大肆贪污受贿的是“四贵”，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孙腾“早依附高祖，契阔艰危，勤力恭谨，深见信待”；司马子如“与高祖相结托，分义甚深”[3]238；高岳是高欢的从父弟，早年居于洛阳，“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3]174。他们是高欢的亲信和重要支持者，属于鲜卑勋贵集团的核心成员。高隆之与前三者稍有不同。他虽被高欢“命为从弟”，但本姓徐，自称出自高平金乡，本不属于六镇系统。高隆之很早就与高欢联系密切，“与高祖深自结托”，在高欢出镇晋州时归入其麾下，成为高欢的亲信。

值得注意的是，高隆之任尚书仆射时还是颇有一番作为的，如《北齐书·高隆之传》记载：

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又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汛溢之患。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硙，并有利于时。[3]236

但当触犯勋贵利益时，高隆之便退缩了：

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又朝贵多假常侍以取貂蝉之饰，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陈诸假侍中服用者，请亦罢之。诏皆如表。自军国多事，冒名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检括，向五万余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3]404

高隆之的建议，有利于削减冗员，节省开支，但触犯了刺史太守和朝贵的利益，引起“群小喧嚣”。于是高隆之就“惧而止”，乃至“时有受纳”，与孙腾等人同流合污。

以“四贵”为代表的达官贵人骄纵不法，不仅扰乱了国家的正常秩序，阻碍了汉化改革，也严重威胁着高欢父子的权力。因此，高澄下一步进行的改革便是打击贪赃枉法，整顿吏治。

兴和二年（540年），高澄“加大将军，领中书监，仍摄吏部尚书”后，重用崔暹、宋游道、卢斐、毕义云等人，对不法勋贵进行打击[5]616−619。《北齐书·崔暹传》记载：“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雍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3]653《北齐书·酷吏传》记载：“以游道为尚书左丞。文襄谓暹、游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游道入省，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赍金银，催征酬价，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3]343−344

高澄整顿吏治的行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时之间权贵敛手，吏治得到明显好转。但是，高澄打击贪赃枉法的目的并不仅在于澄清吏治。高澄整顿吏治的干将崔暹、宋游道、卢斐和毕义云皆出身汉族士族。而高澄整顿吏治的对象则主要是司马子如、孙腾、高隆之、侯景、尉景等六镇勋贵。出身河北士族的高欢亲信陈元康，“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遍于州郡，为清论所讥”，却没有受到弹劾。可见，高澄打击贪赃枉法的深层目的在于打压六镇权贵。

高澄的改革使得东魏各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选官制度的改变，从制度上树立了汉族士族入仕的优势，抑制了勋贵势力，有利于吏治的好转。六镇勋贵地位权势的下降，高欢父子权威的巩固，汉族士族地位的提升，都有利于汉化的进行。

三、高欢死后鲜卑勋贵的反动与高澄篡位的企图

经过高澄的一系列改革，勋贵集团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但其毕竟是高欢统治的军事支柱，高欢本人即是勋贵集团的领袖，因而勋贵集团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仍然在东魏统治集团中占主要地位。勋贵们不甘心失去的权力，对直接参与打压他们的汉族士族崔暹、崔季舒等人充满仇恨，一有机会便会进行反扑。

武定五年（547年）正月，高欢死，高澄嗣位。高澄虽然已经在邺城辅政十年，建立了自己的亲信班底，但由于高氏父子并未在勋贵集团中建立绝对权威，高澄此时还不能完全驾驭勋贵集团。素来轻视高澄、野心勃勃的侯景在高欢去世的当月就起兵反叛。其他勋贵虽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仍然支持高澄作为他们的领袖，但却对高澄施加压力，要高澄杀掉积极打击勋贵、最令他们痛恨的崔暹。幸有同为河北士族出身的陈元康进谏，崔暹免于一死。《北齐书·陈元康传》记载：

侯景反，世宗逼于诸将，欲杀崔暹以谢之。密语元康。元康谏曰：“今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世宗乃止。[3]456

当年八月，为了安抚勋贵集团，高澄以高欢遗命的名义，“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拉拢主要由六镇鲜卑军人组成的将督。九月，高澄又上表：

请旧勋灼然未蒙齿录者，悉求旌赏；朝士名行有闻，或以年耆疾满告谢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听荫子孙；自天平元年以来，遇事亡官者，听复本资。豪贵之家，不得占护山泽。其第宇车服婚姻送葬奢僭无限者，并令禁断。从太昌元年以来，将帅有殊功异效者，其子弟年十岁以上，请听依第出身。其兵士从征，身殒阵场者，蠲其家租课。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礼招致，随才擢叙，罢营构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旷废者，免所居官。若清干克济，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4]233−234

《北史·文襄纪》中收录的这封奏表，内容主要有八条。其中，第一条优待旧勋和年老朝士，第四条拔擢自高欢起兵以来有功将帅的子弟，都是符合六镇勋贵利益的。第五条优待抚恤牺牲士兵，则是拉拢六镇鲜卑下层的。最后一条讲“即宜超叙，不拘常式”，即可以不拘改革后的选官定制选拔官员，对于勋贵而言也是非常有利的。通过这些措施，高澄安抚了勋贵集团，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勋贵的权势也因此得到一定恢复。

通过平定侯景叛乱，击败西魏、南梁的进攻，高澄提升了威望，加之作为高欢继承人的地位和辅政多年的积累，高澄具备了夺取皇位，将霸府政治发展为皇权政治的资本。因此，高澄开始与亲信谋划禅代事宜，参与高澄密谋的主要有陈元康、杨愔、崔季舒等人。事实上这些人在高澄执政时期就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如杨愔“武定末，以望实之美，超拜吏部尚书，加侍中、卫将军”[3]405；崔暹“为度支尚书，兼仆射，委以心腹之寄”[3]511；崔季舒为“黄门侍郎，领主衣都统”[3]511。高澄汉化甚深，前文已述，他的亲信全都是汉族士族，高澄若篡位成功，必然会促进汉化措施的实行。然而，高澄未及篡位便遇刺身亡。这一突发事件使得高氏建立皇权的企图一度停顿，汉化进程也遭到了挫折。

四、高洋建齐与皇权的确立

高澄之死是东魏北齐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中有颇多谜团。何德章在《高澄之死臆说》中认为高澄之死是高洋一手策划的[6]50−56，韦琦辉在《高澄遇刺事件再探》中推断侯景是主谋的可能性最大[7]。对这一问题，笔者不置评论，但显而易见，高澄的死对东魏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巨大影响。

高澄死后，继任的高洋“内虽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将皆轻帝”[4]244，虽因“推诚接下，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使得“群情始服”，但其威望地位与高欢、高澄比相差甚远。于是，在高澄死后至高洋篡位之前，勋贵集团的势力再度膨胀，深为勋贵忌恨的崔暹、崔季舒也受到司马子如、高隆之等人的弹劾，被“各鞭二百，徙北边”。

高洋看似庸碌，但实际上是“志识沉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的雄武之君，其性格才干颇似其父，他不但渐渐稳固了自己权臣的地位，还希望完成父兄遗志，化家为国，完成禅代大业。

高洋的禅代企图受到了六镇勋贵的阻挠。勋贵不支持高氏化家为国的原因，除去前文所述理由，还有勋贵对其威望和能力质疑这一原因。就连高洋的母亲娄氏也不赞成他称帝。《北齐书·高德政传》记载：“帝以众人意未协，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龙，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终，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正是高德政教汝。’”[3]407−408

关于娄后，旧史家认为其在东魏北齐的政治地位颇高，能参与政事。但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认为对娄氏的作用不宜过高评价[5]616。笔者无意论述这个问题，但认为娄氏作为高欢发妻，出身六镇，与六镇勋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性格气质和思想与勋贵类似则不应否定。娄氏的话或者出于她自己的判断，或者是受到了六镇勋贵的影响，而不论如何都可以作为六镇勋贵意见的代表，即他们认为高洋的威望、能力不足以称帝。

实际上，高洋禅代的目的之一恰恰是利用称帝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统治[8]。因此，威望不足并不能阻碍高洋称帝，反而会促使其更加迫切称帝。勋贵乃至家人的反对虽然一时阻止了高洋的禅代企图，但高洋得到了以杨愔为首的汉族士族的支持，最终还是禅代成功。

汉族士族虽然在高澄死后遭到勋贵的反击，但仍有很大力量。况且禅代所需的礼仪、典章等事宜非汉族士族处理不可，因此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至关重要。而当时汉族士族中举足轻重的便是杨愔，高洋称帝必须得到杨愔的支持。杨愔本为高澄亲信，和高洋交往不多，加上当时的政治氛围又是勋贵气焰嚣张的情况，所以杨愔对高洋称帝一事犹豫不决，并未在第一时间支持。为争取杨愔的支持，高洋“乃手书与杨愔，具论诸人劝进意”。此时，高洋的亲信高德政起到了关键作用。高德政“恐愔犹豫不决，自请驰驿赴京，托以余事，唯与杨愔言，愔方相应和”。经过高德政的努力，杨愔才答应支持高洋称帝。

高洋即位后，“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又“每临行阵，亲当矢石，锋刃交接，唯恐前敌之不多，屡犯艰危，常致克捷”。同时，高洋还积极提拔汉族士族，不仅高德政、杨愔、崔昂位至宰辅，连一度被贬的崔暹、崔季舒也被召回，受到重用。

与此相对，勋贵势力则受到高洋的打压：高隆之在天保五年免官，不久去世；司马子如在高洋即位后因“以马度关，为有司所奏……免官”；高岳也于天保六年获谴后忧惧而死。此外，高洋还有下诏修订《麟趾格》等推动汉化的措施。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高洋的统治日趋稳固，比较典型的专制皇权在北齐建立起来了。高洋统治后期，荒淫残暴以至于精神失常，却仍能够控制住政局，这也从侧面表明了皇权政治的完全确立。

综上所述，高欢父子化家为国，建立高氏皇权政治的活动，打压了代表鲜卑化影响的六镇勋贵，提高了汉族士族的政治地位，促进了东魏北齐的汉化进程。东魏北齐的汉化措施，也加强了高氏父子的权力，促进了北齐皇权的建立，使得带有军事贵族统治色彩的东魏霸府政治转型为继承汉魏传统比较典型的北齐皇权政治。这一进程开始于高澄担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在高欢和高澄去世时两次受到打击，但总体上仍继续发展，直到高洋称帝。北齐的建立标志着皇权政治的确立，也标志着东魏北齐的汉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皇权的建立、加强与汉化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构成了东魏北齐前期政治演进的大潮流，这也是整个北朝政治演进的总趋势。

[1] 陶贤都．高欢父子霸府述论[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1)．

[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M]．万绳楠，整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3]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7] 韦琦辉．高澄遇刺事件再探[J]．前沿，2010(16)．

[8] 韦琦辉．论北齐皇权的建立[J]．前沿，2011(14)．

〔责任编辑 牛建兵〕

K23

A

1006−5261(2015)03−0112−05

2014-10-09

张锐（1988―），男，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