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燕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隋唐故事本当指以隋唐时期人物、事件为题材的一系列叙事文学作品，但唐宋元明清以来，中国各体文学实际发展中，对隋唐人物、事件的叙写集中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起隋唐易代之际，下至武则天大周政权结束、唐朝中兴为止。包含三个互相关联的阶段：第一阶段隋唐易代，第二阶段征东征西扫北，第三阶段薛刚反唐与唐朝中兴。三个阶段的故事和人物紧密关联，形成有机联系的系列性。不仅很多人物跨越不同阶段，而且人物性格也保持前后统一，程咬金等更密切联系三个阶段。写这三个阶段故事的各种体裁的叙事文学作品，创作时间从唐代持续到清代，但女将出现并得到生动塑造，是在明清时期的一系列叙事文学作品中。这些女将艺高胆大，驰骋疆场，分担乃至替代男性承担定国安邦的重任，别是一番风景。

一

隋唐故事中的女将，其形象历经一个逐渐演变发展的过程。

(一) 人数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

早期的隋唐故事，是男性的世界，他们运筹帷幄，冲锋陷阵，主导政治军事斗争，主宰天下兴亡。女人囿于深宫大院，争宠固爱、相夫教子成为毕生事业。明清时期，隋唐故事中不仅有女将出现，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明代《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大唐秦王词话》《隋史遗文》为代表，参与戎机战事的女性仅一二人。诸书都写李渊女李氏，此外，《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写起义军统帅李商胡母霍氏，《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写反王朱灿妻樊氏，但她们作为女将，形象是模糊的，她们的武艺本领、军事才能、临阵杀敌的英雄气概，都缺乏具体深入的表现。

第二阶段以清康熙年间《隋唐演义》为代表，描写4员女将：李渊女李氏、陈阳春太守冯宝妻冼氏、拓拔魏人花乘女花木兰、反王窦建德女窦线娘。不但女将人数较前诸书多二三员，而且英雄气质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以窦线娘为例，她的故事占近十回篇幅，其兵器、胆略见识、临阵对敌的飒爽英姿，都得到较为细致的刻画。“惯使一口方天戟，神出鬼没，又练就一手金丸弹，白发百中”[1]311，从兵器、武艺表现其英雄了得；“建德每出师，叫他领一军为后队，又训练女兵三百余名，环侍左右。他比父亲，更加纪律精明，号令严肃，又能抚恤士卒，所以将士尽敬服他”[1]312，表现其实战能力、军事领导才能与威信；提出先除魏刁儿以绝后患，再与唐军会兵征剿宇文化及的建议，此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提议，体现其兵机韬略；与罗成对阵：

罗成大怒，一条枪直杀上前。线娘手中方天戟，招架相还，两个对上二十合，不分胜负……罗成把枪虚幌一幌，败将下去，线娘如飞赶来，只听得弓弦一响，线娘眼快，忙将左手一举，一箭早绰在手里……线娘把箭放在箭壶里……亦把方天戟阁住鞍鞒，在锦囊内取出一丸金弹来，见罗成笑嘻嘻兜转马头跑来，线娘扯满了弓弦弹去。罗成只道回射一箭，不提防一弹飞去，早着在擎枪的右手上，几乎一枪落在地上。[1]315

巾帼不让须眉。这也是诸书中首次比较具体的描摹女性沙场厮杀情景，使窦线娘“女将”形象获得有力支撑。

第三阶段以《说唐全传》等为代表，女将人数普遍较多。《说唐全传》中有5位汉族女将：

新文礼妻新夫人，使双刀、流星锤；她战胜程咬金，被王伯当生擒，为程咬金所杀。

杨林女杨赛花，她在龙鳞山伏击天下反王，被罗成结果性命。

孟海公妻马赛飞，有24把飞刀；她活捉程咬金，为罗成所擒，后归山修道。

孟海公妾黑夫人、白夫人。黑夫人力克程咬金，后与白夫人一起被尉迟恭生擒并投唐。

《说唐后传》重点塑造2位番邦女将：

盖苏文妻梅月英，有蜈蚣八角旗；伤多员唐将，为薛仁贵所杀。

北番丞相女屠卢公主，晓兵书战法，善提兵调将，识八卦阵；她设计围困唐君臣，飞刀阵杀罗仁，擒罗通，与罗通订立婚约后助唐军扫平北番。

《说唐三传》中女将尤多，重要的汉族女将有5位：

薛仁贵女薛金莲，练就六丁六甲；她锁阳城救父，战苏宝同等番将。

流落西番的隋总兵女陈金定，有勇力；她救薛丁山，为定西数次上阵对敌。

八叉山大王女金镖公主，生擒薛强。

苏定方孙女、西番皇后苏锦莲，有神鞭、火鹊；她火烧唐八员大将，被薛丁山割下首级。

潼关守将女盛兰英，双刀精通，法术高强；她打死薛飞，败薛葵，对阵薛孝。

番邦女将有6位：

西番定国王之女樊梨花，有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之能及多种法宝；她败窦仙童、陈金定，擒薛丁山，投唐后为唐军平西立下赫赫功勋。

棋盘山大王窦仙童，有捆仙绳；她生擒罗通、薛丁山，投唐，为平西征战。

天竺公主银杏，生擒刘仁，投唐为唐军战将。

宾童国公主金桃，生擒刘瑞，投唐为唐军战将。

西番总兵女刁月娥，有摄魂铃；她打伤并生擒数员唐将，智换金玲，投唐，为唐军定西数次出战。

番将朱崖妻刘氏，善金丸；她打伤秦汉、刁月娥等，为樊梨花先擒后放，夫死自尽殉节。

《反唐演义传》重点写4位汉族女将：

玉津关守将女殷楚鸦，对阵赵武，不分胜负。

卧龙山大王纪鸾英，对阵薛刚，旗鼓相当。

潼关守将女飞镜公主，勇冠三军，有24面宝镜；对阵薛云，不分轩轾。

总兵尚元培女尚姣英，有红白阴阳石、如意钩两件宝贝；她对阵薛蛟，捆薛蛟。

不但女将的兵器本领、对阵厮杀成为普遍常态的描写，更明显的变化，是女将的作用愈加重要。《说唐后传》以前，女英雄往往是男英雄的手下败将，如霍氏之于蒙谏，樊氏、黑、白二夫人之于尉迟恭等，至多也就不分伯仲，如窦线娘之于罗成。《说唐后传》等描写的女将，武艺至少与男将相当乃至胜过，男将经常成为她们的俘虏，需要她们的帮助，甚至，她们往往成为左右战争胜负的关键。纪鸾英、殷楚鸦、飞镜公主的武艺与薛刚、赵武、薛云等人旗鼓相当。金镖公主、苏锦莲、窦仙童、盛兰英、尚姣英、银杏、金桃、刁月娥、刘氏曾力克薛强、薛丁山、薛飞、薛葵、薛蛟等人。薛丁山被苏锦莲追得无处藏身，如果不是陈金定相救早就命丧黄泉，如果不是陈金定偷袭苏锦莲成功，薛丁山焉能杀掉苏锦莲，想必征西还有一番曲折。屠卢公主、樊梨花则对整个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屠卢公主设下空城计困住唐朝君臣，致唐军粮草渐尽，几至战败；与罗通对阵，几乎取了这“二路元帅”的性命，使唐军北上救君计划夭折；偏偏屠卢看上罗通，临阵倒戈，不仅让木杨城之围得解，且使唐军扫北成功，是战局转变的关键。樊梨花投唐后替代薛仁贵、薛丁山父子成为征西元帅，领导众男女英雄一路高歌猛进，力挫强敌，是征西事业成功的核心人物。

(二) 情欲觉醒，反叛精神加强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只赋予女将们人母人妻的身份，如霍氏、樊氏，鲜少触及她们的情感婚姻，不知道她们拼搏沙场是出于忠诚国家还是鹣鲽情深抑或其他。李氏是由父亲李渊做主嫁给柴绍的，我们听不到李氏的声音，也不知道她的意愿，似乎她就是一个玩偶，被肆意摆布。《隋唐演义》有所突破，写李氏听说被父亲许配柴绍，提出异议：“百年配合，荣辱相关，倘或草草，殆悔何及？今据父亲说，貌是好的，才是美的；但如今世界止凭才貌，不足以戡平祸乱，如遇患难，此辈咬文嚼字之人，只好坐以待毙，何足为用？”[1]33有自己的择偶标准，武艺高强居首，相貌文才俱佳居次。她亲自排兵布阵试探柴绍武艺，在确定对方符合自己标准后方允婚，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意识与反叛精神，其情感婚姻被动与主动兼具。窦线娘与罗成在战场相遇，交手时互相钦佩对方武艺，心生爱意，私订终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其爱情具有现代意义。但她又认为“婚姻大事，非儿女军旅之间可以妄谈”[1]316，定要罗成遣媒说亲，给皇后的奏章中也称“礼重婚姻，必从父母”[1]408；在爱情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因为礼法的羁绊犹豫退缩，费了几多周折才奉旨完婚；婚后俨然一个恪守封建规范的大家闺秀，反叛精神不足。

自《说唐全传》始，赋予女将们较李氏、窦线娘更强烈的自主意识、主动性、反叛精神。黑夫人被尉迟恭俘虏，起初不肯就范，在暴力下失身，不想情欲得到极大满足，于是由被动转为主动，尽情享受两性欢娱并因此心甘情愿嫁给尉迟恭。白夫人舍孟海公转嫁尉迟恭，原因也在此。从这一层面说，她们的婚姻建筑在“人欲”而非“天理”的基础上，主体性是突出的，也是自由的，与女性主义暗合，RitaFelski指出：“女性的自我发现，常常表现为对虚饰文明的拒绝及‘自然’的本能的重新发现。”[2]301

另一部分女将在反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她们有朦胧的自主意识，如殷楚鸦，“他要自择匹偶，必要与他一般有力、一股形状，方肯许配终身。”[3]157遇到心仪的男子主动追求，自荐婚姻，如纪鸾英、飞镜公主、银杏、金桃，甚至以武力逼婚，如盛兰英、尚姣英、屠卢公主、樊梨花、窦仙童。男性的英俊往往是女将情感的触发点。女人被俊男吸引和男人钟情美女一样，是两性间最天然的生理反应，是本能，女人不只是男人的审美对象与欲望对象，也是审美主体，她们对男性也有评判权和选择权。求之不得时，她们也会运用武力胁迫男人就范，女人不只是被攫取的对象，也可以成为自上临下的攫取者。即使马赛飞、苏锦莲这两个已做人妇的女将，当她们分别遇见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罗成，胜比宋玉、貌若潘安的薛丁山，也会怦然心动，求一夕欢娱。本能、欲望、情感成为支配她们行为的原动力。女将们在诸多情境中总处于主动和支配位置，这意味着，她们处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状态中。为顺利实现自身情感欲望，她们力排一切障碍，不惜弃家叛国，如屠卢公主为嫁作罗通妇，背叛自己的臣相父亲、皇帝养父，引领唐军长驱直入扫平祖国；樊梨花走得更远，为嫁薛丁山，不惜杀兄弑父，一路领兵荡平故国。她们严重背离传统礼法社会的要求，正体现出相当充足的决断力与反叛精神。

二

不可否认，隋唐故事中女将大量出现以及她们驰骋疆场、临阵择偶、自荐婚姻的情节模式，离不开广阔的时代背景，包括明季多奇女子，辽金元以来契丹、党项、蒙古、色目、女真族异质文化粗犷习气的浸染，等等。但隋唐故事中女将形象的出现、发展，更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积淀。

(一) “女强男弱”模式的袭用与功利思想的沉淀

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女强男弱”模式可以粗略分为两类，一是富家小姐与寒门小子，一是异类女性与凡夫俗子。四大传说中的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文人小说《莺莺传》等均属前者，“女强男弱”体现在社会经济层面。四大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故事、白蛇传，唐传奇《柳毅传》及《聊斋志异》中诸多爱情婚姻故事等均属后者，“女强男弱”体现在个人能力方面。中国古代由男性把持话语权，这一模式背后实际承载的是男性的心理诉求，他们期望通过和女强人的结合，改变现有经济、政治地位，分担社会责任。隋唐故事越发展到后来，女将本领往往高于男性，取代男将在战争、国家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女强男弱”模式的延续，其间当然也有所寄托。

隋唐故事发展到明清，多数是中下层文人为满足市民阶层文化娱乐需求而创作，必然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平常百姓承受生活的重压，尤其经历明清易代的混乱，生存变成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他们喜爱的女性是能够与他们并力操持生计，共同承担生活重担，里外都是一把好手的贤内助、贤外助。健康、勤劳、能干、坚强的女性是他们心中渴望的佳偶。隋唐故事中的女将，无论妍媸，无论出生江湖草莽还是官宦巨族，都是一派平民作风，含蓄温文的少，直爽泼辣的多；均具备勇敢坚毅的品质，与男子一样浴血沙场，以超凡的本领帮助丈夫建立功业，既是男子生活的伴侣，又担当男子事业的强大支持者。这样的女性正是市民阶层愿望、理想的折射。其根源，都是追求婚姻利益的最大化。

(二) 临阵求偶、自荐婚姻的情节模式与“侠女求偶”母题的影响

唐传奇《虬髯客传》最先揭开侠女求偶帷幕。宋代王明清《玉照新志》载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侠妇以求偶来避仇，开始新的生活，见自己选中的书生不爱自己，也不强求，避仇成功就另谋出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保持了独立与尊严。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载苏州某年轻商人回家完婚，乘舟过太湖，船户兄弟二人俱大盗，有一妹艳丽能武。商人见少女可爱，频频注目，言语带调笑。少女提醒商人今晚将不妙，问他曾娶妻否。商人回答此行即为完婚，并求少女搭救。少女情动，手刃二兄并持遭二兄残害之人的发辫到官府中历数罪状。官府认为少女功过相抵，命商人娶为妻以报救命之恩。少女堪谓盗侠，她早对两个兄长草菅人命不满，暗中搜集罪证，一旦遇到心仪的对象，就决不放过难得的机缘，甚至聪明的用官法保护成全自己。类似故事笔记传说中还有不少。女将与侠女相似，也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生活方式中——驰骋疆场，自然沾染江湖野性、草莽风习，这使她们区别于传统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而具有豪纵不拘的个性。当她们从对手身上发现长久追寻的爱，发现确证自身女性价值的最佳方式，便为自由纵放情性所激发，超越种种传统伦理规范主动求偶。女将临阵自荐婚姻的情节模式实是侠女求偶母题的延伸与变形，只不过江湖环境转换为战场环境，情感发生双方的身份发生一定的变换。侠女求偶母题是女将临阵自荐婚姻情节模式的有力横向依托。

(三) 汉族、异族女将婚恋差异与大汉族主义

隋唐故事描写的女将，汉族身份占多数，与异族女将相比，她们的爱情婚姻自主性不够强。她们虽有感情悸动，但缺乏那种不顾一切、排除万难追求婚姻自主的坚韧，往往体现出对传统礼法的自觉遵从、回归。李氏的婚姻基本由父亲做主，她虽然顾虑柴绍未尽如己意，但没有公然反对父亲的意愿，原因便是“此事父母主之，女孩儿家，何得专主。”[1]23她主动试探柴绍，觉得中意后留下定情信物，体现一定的主动性，但整个试探过程，她一直深居闺中遥控指挥，未抛头露面，显示出一个教养良好的大家闺秀的风范，这也留下一个疑问：倘若柴绍武艺平平，不合她的择偶标准，她会反抗父母之命吗？窦线娘虽钟情罗成，私订终身，但到底经杨义臣为媒，父母首肯，最终奉旨成婚。薛金莲并不甘心嫁给丑陋的窦一虎，但“见父亲允了”[4]222，又有师傅作伐，也就应承了。陈金定虽生长于西番，但实是汉女，父亲是流落西番的隋朝总兵，按薛仁贵的观点“必然知理”[4]148，那么生养教导出的女儿不说知书达理，想必是懂得些礼义廉耻的，因此陈金定救下薛丁山后，只道“还有言语相问”[4]149，并未刻露爱慕之情和急切想嫁的意图。她与薛丁山的结合是父亲之命，程咬金做媒，对方家长首肯的明媒正娶的传统婚姻。金镖公主由于师傅吩咐和薛强有姻缘之分，父亲首肯，于是嫁与薛强。殷楚鸦有自择匹偶的愿望，但也认同“反周为唐事大，女儿姻亲事小，任凭爹爹作主。”[3]157她的婚姻对象经父亲推荐，胡国公秦文主婚。说到底，这些女将的婚姻不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主流文化。黑、白夫人与尉迟恭的婚姻最初建立在被迫基础上，黑夫人等同于被尉迟恭强暴，白夫人被尉迟恭俘虏，有迫于形势下嫁的意味。

另一部分汉族女将如盛兰英、纪鸾英、飞镜公主、尚姣英，她们有自荐婚姻的勇气，乃至有以武力逼婚的魄力，但她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族化，表现一，她们或是偏僻之地的山大王或是边关守将之女，地域身份的特殊性赋予她们一种蒙昧未开化的异族韵味，那么做出逾礼的行为也就在情理中了。表现二，她们起初都不属于唐军阵营，是需收服以服王化的对象，与异族的属性、作用无异。当然，与异族女将相比，她们在反传统反文化的道路上走得并不算太远，起码她们在追求美满婚姻实现的过程中未带给父母家族致命损害，相反，她们的婚姻带挈她们的家族跻身王师之中，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按传统观点可谓利在家族，功在社稷；用当今时髦的话语就是“双赢”。

至于异族女将，她们见到心仪的男子，不仅主动出击，即使遭到对方拒绝也并不轻易放弃，以种种手段威逼利诱，包括以对方的性命相要挟，以投入对方阵营为条件，乃至牺牲父母亲族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直至达到成就婚姻的目的。屠卢公主、樊梨花均如是。银杏、金桃是代表自己国家作为西辽的盟军参与和唐朝的战争的，她们战阵招亲，临阵倒戈，虽没有给自己的亲族国家带来毁灭性的损害，但她们的行为是导致西辽战败的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也间接背叛与损害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从常识讲，国与国之间的结盟必然是基于一定的国家利益的。也就是说，按传统伦理纲常，她们的行为就属于不知羞耻，不忠不孝。

通过对女将爱情婚姻的描写，展示出异族女将与汉族女将不同的特点。异族女将为实现爱情婚姻总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她们背父叛国自主择偶的行为被赋予一种蛮夷之邦风化未开，不懂伦常的意蕴，隋唐故事中的男英雄（实际就是作者自己）就经常指斥她们是“不忠不孝的畜类番婆”。汉族女将则大多知理守礼，即使稍有逾礼法处，也呈现回归之趋势。那些临阵自择的汉族女将，其背离传统伦常的程度也远不如异族女将，且她们某种程度上被异族化了。这都体现出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

马赛飞、苏锦莲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与多数女将未婚的状况不同，她们均“罗敷有夫”；与黑、白夫人不同，黑、白二人叛夫再婚有被迫的因素，马、苏却是“见色起意”，主动再择，很有“荡妇”的嫌疑，因此她们的结局就不如黑、白夫人圆满了。马赛飞被点化出家修道，苏锦莲死在心仪男子的刀下，显示出传统的力量，而所谓传统、伦理，实际是以汉民族的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此外，在二者不同的结局比较中，我们也还可以窥见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一样的“错误”，马赛飞的结局要比苏锦莲好得多。马赛飞的顿悟出家，显示出对传统伦理的皈依，也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已经内化为汉族女性思想意识的一部分，使她们能够及时悬崖勒马，暗寓汉族文明之发达、文化之优越。而苏锦莲，其家族为唐不容，她是逃亡汉将与西辽公主的女儿，长成又成为西辽皇后，因此她虽有汉族血统，实际因家仇和皇后身份，代表的是西番的利益。她身首异处的下场，以及屠卢公主被弃自尽的结局、窦仙童不为薛仁贵承认的羞辱、樊梨花三次被休弃的坎坷，实是汉民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虚构的空间中对背离自己伦理标准的少数民族实施惩戒、进行示威、力图改造。

异族女将“一见天朝大将必定情不自已，父母也不要了，民族利益也不顾了，千方百计要达到阵上招亲之目的”[5]17，原因首先在于汉将的相貌十分俊美，如罗通、薛丁山等。相比较，番将的外貌就粗陋凶恶得多了，如北番大元帅祖车轮、西辽界牌关总兵黑连度等。所以，美丽的番女们一见汉将总感慨：“我生在番邦有二十年，从不曾见南朝有这等美貌才郎。俺家枉有这幅花容，要配这样一个才郎万万不能了”[6]93，因而情难自禁，千方百计委身相从。这实际正是一种文化上德行上的理性皈依，大汉族主义的偏见也不免渗透其中。

中国在汉代已形成以汉族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形成认为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民族）不能与“野蛮”民族混同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华夏至上意识。这种优越感经过知识分子阶层的加工而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意识中成为一种心理定势，且明朝是汉族人民推翻蒙古族统治而缔造的中原王朝，更令无数汉族百姓吐气扬眉。但明王朝建立不到百年的时候，“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当了俘虏，这一事变极大地冲击了中原人民的心灵。到明中后期，北部边境有蒙古和满族威胁，东南沿海倭寇猖獗，种种内忧外患把明王朝推向朝不保夕的绝境以至满人入关，明王朝最终被清朝取代，这一现实沉重打击了汉族人的优越感。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社会仍然是传统的男权制社会。男权制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女性居从属、服从地位，不仅婚姻结构中，女性是卑弱、顺从的一方，女性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也始终处于劣势。这种歧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一种遗传的方式世世代代发挥着重要作用，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文化力量，渗透到人们意识的最深处，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评判。番女痴慕汉将的故事，实际也是身处“异族”统治下的汉族人民的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通过使异族女将对汉族男将一见钟情，执意婚配，将“女性”这一传统社会下不可更改的弱者身份加诸异族身上，把原本强大、很难征服的异族势力女性化，把最初的军事对峙转化成一种性别对峙，从而纳入到暗含权力阶序的婚姻结构中来，以异族女将的“雌伏”达到汉族阵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果。小说作家与读者在精神漫游之中，满足了一种大汉族主义的自尊心、虚荣心。

[1][清]褚人获.隋唐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5.

[2]RitaFelski.女权主义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题[C]//中国女性文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

[3][清]如莲居士.反唐演义全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清]如莲居士.说唐三传[M].北京：宝文堂书店，1987.

[5]董千里.“金派”青衣花旦[C]//金庸百家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6][清]无名氏.说唐后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