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杰（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70）

试析影响我国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日本因素”

□杨晓杰（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广东广州510070）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拥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而且其已把中国视为其首要战略对手，其以外向型、进攻性为突出特点的海权战略已对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和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惟其如是，才能确保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任的顺利完成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日本因素”；挑战与对策

一、冷战后日本调整和强化海权战略的新动向、新举措

（一）以日美同盟作为日本海权战略的国际战略支柱并不断强化

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和海洋战略的重要支柱，也是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当前新形势下，日本海权战略定位是以美日同盟为背景，建立一支具有强大进攻性的远洋型海上军事力量，同时联合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海洋国家，建立一套安全保障体系，打造美日同盟下的海权战略体系，保护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海上利益，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实现其海洋大国梦。［1］

日本军事战略包括海权战略的调整积极配合美国亚太战略。早在1995年11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就通过了《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明确了日本的长期防卫战略，重新确认了美日安保体制，对美国东亚战略进行回应。该《防卫计划大纲》称：“日本将在宪法的引导下，遵循这一方针，通过努力继续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可靠性，并适当发展、维护和运用防卫力量，完成国防安全的任务，同时尽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2］1996年，日本发布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确认了保持和发展日美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同时以日美安保再定义的形式明确军事同盟关系的调整方向。2013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的《2014年度以后防卫计划大纲》则强调，“在我国周边安全环境进一步严峻的情况下，加强日美同盟对于我国正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要”。基于这一认识，日本将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与自己适度军事力量作为共同构成安全保障的基石。［3］

不难看出，冷战后的日美同盟的内涵日益表现出力图“构建美日主导下的国际海洋新秩序”，这既为美国“重返亚太”、构建亚太乃至全球霸权奠定了基础，也为日本海权战略的纵深拓展提供了力量支撑和战略空间，并推动了日本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速度和强度。显然，日美海权同盟是日本海权战略的核心支柱，通过参加美国主导的全球性海洋伙伴关系，日本正在谋求以更加平等的伙伴身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活动。

日本追随美国不断加强两国军事合作，推进军事一体化，把日美同盟作为干预周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事务的平台。近年来，日本在美国的默许下，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牵制，放宽自卫队武器使用的范围，直接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扩大海外派兵权限与活动区域。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后，日本在军事行动上积极配合，两国在联合军演、情报共享、国际行动互助等方面都有深入的合作。日本还在美国的纵容下，大幅提升军力，着力增强在国际上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同时美国也利用日本来制衡亚太，希望将日本塑造成“太平洋上的英国”，使其融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中就包括制衡中国。2004年，日本出台备受关注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要警惕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大，这是日本在防务政策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威胁”的言论。2010年1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通过了防卫省制定的新一期《防卫计划大纲》，继续强调“中国威胁论”，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同时，将国土防卫重点转向了西南，增强西南诸岛的防御。日本《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要加强日美机动防卫合作，其目的是通过日美联合演训、联合监视和共同使用，从而提高日美同盟的遏制力。日美同盟是日本实现海权战略目标，也是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平台。

（二）在国家层面注重顶层设计，加速建设海洋国家成为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和优先考虑实施目标

一方面，日本在国内强化全民海洋意识，打牢建设海洋国家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冷战后，日本掀起了“海洋日本论”研究风潮，其国内的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府相呼应，纷纷抛出“文明的海洋史观”、“海洋国家日本论”、“海洋亚洲论”等观点，其共同点是主张日本应以海洋立国、向海洋方向发展，为海洋拓展作舆论准备。1996年起，日本政府把每年的7月20日定为“海洋日”，恢复了日本近代海洋扩张时期明治天皇钦定的“海洋纪念日”，借此强化国民的海洋国家意识。2007年，日本《海洋基本法》正式实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日本的海洋发展和海洋安全事务进行了全面统筹，成为21世纪日本国家海洋战略正式出台的标志。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日本则全力打造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海洋国家联盟，“抱团取暖”，拉拢周边有关国家构建地区安全体制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日本对于自身的地理缺陷和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基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必然对立的谬论信仰，它认为与海洋国家携手，是维持日本生存与繁荣的必然战略选择。日本信奉的“海洋亚洲论”、“文明的海洋史观”等学说，其背后隐藏的一个共同取向，就是主张日本的防卫战略应面向海洋，通过与海洋国家的联合，来防范和遏制大陆国家向海洋方向的“扩张”。早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所谓日美协调为主的“海洋民主主义联邦”的观点就已经甚嚣尘上。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其主旨意在倡导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重视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外交”。野田佳彦执政期间，则是继续推进民主海洋国家联盟的进程。

日本通过发挥多边外交的灵活效能，力图构筑“海洋亚洲”的国家联盟，以扩展其海洋战略，牵制中国。2007年，日澳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日本在二战后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带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文件。2014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澳，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防务设备和技术转让协议》。日本还想通过出售潜艇技术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双边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联盟。安倍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贸易和军事上的甜头，拉地区中等大国澳大利亚与日本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孤立日本的战略对手中国。同时，日本积极强化与印度的关系，把印度拉进日本的多边安全机制中。在美国的引导下，美、日、印、澳四国防卫合作呈现出日趋紧密的趋势。此外，日本还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防卫合作与交流，目前日本的军事防卫交流基本覆盖了亚太地区各主要国家。通过常规性的军事演习和军事合作交流，不仅为日本拓展了外交空间，也增强了对周边地区的军事影响力。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反海盗、打击海上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信任，日本逐渐营造出一个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保障了国家及海外利益的安全，增强了国际影响力，为实现海权战略进一步铺平了道路。［4］

（三）海上自卫队的发展和海军战略的调整是冷战后日本海权战略的力量支柱

一是海军战略的调整。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看，日本始终是一个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海上强邻，是我东海方向的主要对手。2013年12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改变了以往的“静态防御”战略，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的动态威慑战略。明确今后要彻底放弃以往的“基础防卫力量建设构想”，建设一支能够更加注重“动态遏制”的机动防卫力量，从而提供更加有效的威慑能力和应对手段，尤其是保护日本周边的海空域和远离本土的离岛的安全。为此，“新大纲”对军事部署方式作出调整，主要是改变了传统的“重点防范北部”的作法和以往的部队均衡部署方式，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战略重心向日本南部地区以及“西南诸岛”方向转移。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已计划在未来5至8年内，分阶段向宫古或石垣岛派驻约300人的陆上自卫队人员以加强对西南前沿的警戒力度。日防卫省已确定购买与那国岛西南部土地，将其中15—20公顷土地用作部署轻武器部队的军事基地，并利用光学器械和雷达等监视东海海域航行的外国船只。日本准备设立“水陆两栖准备队”，筹划把西部军区特种作战团打造成具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功能的离岛作战部队，其编制由目前的660人扩充至3000人，并装备水陆两栖战车和MV—22“鱼鹰”运输直升机。此外，日本还将在与那国岛增设约200人的西南诸岛沿岸监视部队，增加海上自卫队舰艇数量及驻那霸基地的飞机数量，尤其是增加反潜巡逻机的数量，提升东海海域的预警侦察能力以实现有效应对西南方向紧急事态的目的。为提升空战能力，日本还着手扩编驻那霸的第83航空队，其下辖飞行队由l个增至2个，新增约20架F-15战斗机；2014年度起，日本将陆续向美国订购28架F-35战斗机，未来批量列装后，也将重点用于加强西南方向作战。［5］

日本所称的“西南诸岛”是指日本九州以南到台湾岛以东之间的岛屿，其中也包括与我国有领土争议的钓鱼岛。“新大纲”提出，重点整建包括西南诸岛在内的警戒监视、海上巡逻、防空、反导、运输、指挥通信等机能，力求充实防卫态势；还强调加强应对岛屿入侵的能力，并确定了应对之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实质目的是，为与我国武力争夺钓鱼岛做军事准备，同时加强对我海军舰机活动的监视，牵制我海军突破第一岛链。

二是海上自卫队的力量建设。海上军事力量是海权的核心力量支柱。时至今日，日本海上自卫队规模精干、装备先进、训练有素并拥有悠久海上作战传统和经验，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强大的海上力量。武器装备方面，海上自卫队的现役主力舰艇排水量大、续航能力强、配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反潜和防空系统，具有极强的远洋作战能力。反潜、扫雷方面，日本的反潜作战能力仅次于美国，据世界第二位；扫雷作战能力则位列世界第一。水下作战能力方面，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技术水平高，具备良好的隐身性能和降噪技术，总体性能十分先进。这些均为日本海权战略的实施奠定了扎实的军力基础。

出于围堵中国以及实施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更加注重对高性能潜艇及大型化舰船的研发列装。为此，其海上自卫队把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作为发展的重点。“新大纲”要求积极发展提高海上攻击能力的大型装备。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由16艘增加至22艘，并积极研发实验新型直升机航母。2013年8月，日本“22DDH”级直升机驱逐舰首艘正式建成下水，命名为“出云”号。虽然日本官方将该舰称为“直升机驱逐舰”，但由于其舰长达248米，比英国的“无敌”号航母还要长，排水量高达2万7千吨，其实质就是一艘轻型航母。据美国全球安全网站的评论，必要时“出云”号可以搭载12架垂直起飞的美制第五代隐形战机F-35，从而作为一艘真正的航母使用，这也是“22DDH”级直升机航母与原有的“日向”号的最大区别。继“出云”号后，日本计划再建造两艘“22DDH”级大型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装备有多艘最新型的“苍龙”级潜艇，该型潜艇安装了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AIP），其水下排水量4200吨，水下续航能力长达3周，性能接近核潜艇水平，被外界称为“亚核潜艇”，是世界上性能最先进、吨位最大、隐蔽性最强的常规潜艇，对水面、水下乃至近岸和纵深目标等都构成巨大威胁。此外，日本还计划在未来几年斥资3000亿日元左右再装备2艘最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从而使具备反导能力的“宙斯盾”驱逐舰由现在的6艘增加到8艘。［6］同时，将地方护卫队由5个减少至4个，重点转向机动运用的护卫队群的建设。可以看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建设目标指向正在从近海防卫、远海护航，转向快速反应、灵活应对包括“西南岛屿”为核心的各种任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外向型、指向性和攻击性特征。

三是强化带有实战背景且指向明确的军事演习。例如，2013年8月2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富士山下举行持续多日的年度实弹军事演习，参演部队包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等日本所谓的“王牌”部队，因而倍受关注。此次演习模拟日本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而展开，日本陆上自卫队共出动2400多名自卫队员、30架飞机、80辆坦克。这次演习是离岛防卫从2012年正式列入陆上自卫队演练计划后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演练。再比如，2013年11月1日至18日，日本在九州和冲绳地区举行了陆海空自卫队大规模联合“夺岛”作战演习，在演习科目的设置上突出海上封锁、联合夺岛作战、岛屿登陆与岛屿防卫作战、夺取局部制海权和制空权等内容，其抢夺钓鱼岛的战略企图非常明显。此次演练的重点是陆上自卫队在海空自卫队联合火力支援下，如何实施抢滩登陆夺占和防卫离岛。演习共有陆海空3.4万名自卫队员、6艘舰艇、380架战机、900辆战车参加，这也是日本自卫队四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性作战演习。［7］不难看出，通过近年来美国手把手的传帮带，日本多次在西南岛屿敏感方向举行以“夺岛”这一敏感主题为核心内容的大规模作战演习，颇具向我挑衅和示威的意图。

二、日本调整和强化海权战略对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不利影响

（一）压缩了中国的战略空间，恶化了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外部环境

日本从战略上看，其两大致命弱点之一就是日本国土面积狭窄，没有战略纵深。具体到地理分布上，日本是西太平洋上的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狭窄、细长的弓形岛国。南北长约2400—3000公里，东西宽200—300公里，最窄处仅70多公里。面对这种无纵深可守的不利态势，日本想方设法通过“据岛圈海”、假想“中间线”等各种手段，增加日本掌控的海域，拓展战略纵深，以弥补纵深短浅的缺陷。并试图建立海上防线，全面封堵中国海上通道，遏制中国走向海洋，牵制中国发展。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亚洲乃至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一。日本军事战略已经明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向“主动应对、动态威慑”思想转变。日本对华的防范和敌意也日渐凸显，在海洋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对抗措施。日本目前的海洋安全战略是以日美海权合作为基础的海洋同盟为后盾的。毋庸讳言，在当前情况下，日美两国无论是海洋综合国力还是海军实力都优于中国，而且又拥有冷战时期已形成的岛链包围的“地利”，易于在海洋方向形成遏制打压中国的态势。另外，由于中国在海洋方向与多个周边邻国存在争端，日本正尽其所能挑拨利用这些矛盾，在中国与周边有关存在主权争议国家之间制造并维持“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局面，拉拢这些国家和日本一起“抱团取暖”，希望以“打群架”的方式占据优势并孤立中国，力图使中国在亚太海洋地缘安全博弈中孤掌难鸣而陷入被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在对日海洋安全博弈中既难以获取力量上的优势，外交上也存在多种顾忌和掣肘因素。

（二）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以及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贸易大量增加，且在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海上运输线正日益成为国家的生命线。据统计，中国外贸出口货物的80%以上、石油和铁矿石等战略物资进口的90%以上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目前，中国经过马六甲海峡运送的石油数量约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0%以上，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60%是中国船只。在中国对海外能源和市场依存度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海权和安全问题，就是公海和国际水道自由航行面临的威胁问题。它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发展的大局。许多战略专家认为，在战略水道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把安全系数加到足够大。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要进入海洋主要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向北要经过日本与韩国之间的朝鲜海峡；向东或折向南要经过日本九州与大隅群岛之间的大隅海峡，或者日本琉球群岛与宫古列岛之间的宫古水道；向南或折向西要经过菲律宾与台湾岛之间的巴士海峡，菲律宾群岛之间的巴林塘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的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

显然，在阻止中国推行“海洋战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日本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处于十分关键的位置。中国要进入太平洋或者印度洋，要从近海走向“深蓝”，就必须打破被日本等周边国家包围的局面。由于这三个方向都在日美主导的防卫体系之中，这无疑增大了中国的海上战略压力和困难，从而对中国走向海洋形成障碍。

近年来，日本利用美国重返亚太之机，借口打击海盗、恐怖活动和维护国际航道畅通为由，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其军事力量已经走出国门，并将军事触角伸向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插手马六甲海峡事务。一旦国际形势或南海形势有变，日本必然会联同美国向中国施压，甚至封锁有关海峡，切断中国的海上战略通道。

（三）日本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编织遏制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营造以美、日、澳、印等为主体的“亚太小北约”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中国和平解决周边海洋争端的难度，阻碍了我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有关国家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安倍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在外交和防卫领域表现异常活跃，他频繁穿梭往返于世界一些重要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盟成为日本外交关注的重中之重。安倍成为首位访问过东盟全部10个成员国的日本在任首相。几乎在每次出访时，安倍都会宣扬日本面临的周边威胁正在增大，刻意渲染中日岛屿争端、中国军力增长和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并通过提供资金援助、装备和技术支持等方式来寻求他国支持。安倍外交十分注重与东南亚和非洲尤其是东盟各国间的合作交流，其中还包括与中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的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例如，2013年5月26日，安倍在访问缅甸时就宣布，将向缅甸提供910亿日元的贷款和无偿援助资金。10月l4日，在日本与东盟首脑峰会期间，日本政府再次施展“金元外交”，安倍承诺将在今后5年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万亿日元（约合192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以帮助弥合该地区的发展差距，提高应对灾难的能力。此外，还承诺另外提供100亿日元（约合9700万美元）来支持日本——东盟一体化基金会。2013年5月，日本进一步确定将向印度出售US——2水陆两用飞机，并期望日印海军联合演练的常态化、制度化。7月下旬，安倍在访问菲律宾时表示将向菲海岸警卫队提供10艘多功能巡逻船，并协助菲军方建立情报通信系统，提高防卫能力，以应对“中国威胁”。6月27日，日本时任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访问菲律宾时公开宣称，日本和菲律宾必须以美国为后盾，抗衡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日益扩大的影响力。2013年12月13日至15日，日本与东盟十国特别峰会在东京举行，日本借此之机进一步拉拢东盟、孤立中国。会谈期间，安倍反复渲染中国试图以实力改变海上岛屿争端现状以及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能导致不测事态，非常危险”，寻求东盟方面对日本立场的理解，并别有用心地妄称中国下步将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试图就“海空安全”与东盟达成共识，加强抗衡和围堵中国的力量。［8］

总的来看，日本的海洋安全战略对中国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的“零和模式”。受该战略的影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将会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而且会在东海共同开发问题上不断增添是非。同时，日本会继续极力利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争端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策动这些国家与中国对立，最终实现其在海洋安全问题上协调孤立中国、遏制中国的图谋。

三、审时度势，积极应对，有效化解影响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日本因素”

（一）强化海权观念，牢固树立“蓝色国土”海权意识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陆权大国，“重陆轻海”的问题始终存在。中国曾是西方大国追求陆权与海权的受害者，在西方大国的挤压下，中国的版图遭到挤压与割裂，国家主权与安全一度丧失殆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安全仍长期面临着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与威胁。总体而言，陆地安全当然居于国家安全的首位，发展陆上力量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重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陆上主要威胁的解除，国家利益的天平正向经济发展利益和国家统一利益的方向倾斜。解决台湾问题、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保障海外贸易与海洋开发、保护能源与资源海上通道安全等已成为国家安全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来自海上方向，加强与拓展海权无疑是当前以及今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在继续将陆权作为国家安全基点的同时，我们应迅速坚决的将海权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的优先位置。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事关中国今后长远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事件，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参与和关注的事业。我们必须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充分经略海洋，才能更好地保障本国的安全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对外贸易大幅增加，且在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如1978年对外贸易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只有6%，而进入21世纪后，基本达到60%以上并在继续增大。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经济要实现长久可持续发展，就必然要召唤强大的海权。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陆权观念，牢固树立“蓝色国土”海权意识。从思想上深刻认识海权战略问题，树立大国土观念，不断提高捍卫祖国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能力。

（二）增强对日海洋斗争的谋略性，拥有并保持对日本海上生命线的有效反制能力

一方面，我们要做到统筹全局，登高望远，善于把握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辩证地看待当前及今后日本的海洋扩张趋势。当今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难以实施大规模战争冒险，其更倾向于综合运用外交、军事、法律等多种手段来实现海洋强国目标。因此，鉴于我与日本的海洋博弈已呈现长期性、持久化趋势，我方既要有所准备，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又要防止战略急躁，不必草木皆兵。我国应在努力保持对日战略力量平衡的同时，防止日本把我们的友好与和平立场误读为软弱可欺，进而步步紧逼，导致我陷入被动境地；我国必须清晰表达自己的战略意志和决心，坚决遏阻其军事冒险图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打造一支能在必要的时候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进行有效报复遮断的可靠力量。我们要研制、发展和装备能对日本的重要航道、港口以及能源、军事设施等战略要点进行有效覆盖打击的中、远程导弹和其它“杀手锏”武器，确保对日形成全面、强大和可靠的军事威慑力。

（三）寻求中美在对日政策方面的共识以拓展我国的海洋战略空间，缓解日本对中国施加的战略压力

在中国崛起并逐步走向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关系，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与否至关重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冷战后的美国从其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是日本军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日本军力发展的进程与方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美国虽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协助和支持，但美国所作所为的真实目的是借武装日本来维护美国自己的霸权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讲，美国需要的是在其战略利益框架内活动的日本，而不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且独立性不断增强的日本。美国应该也可以对日本发挥重要的牵制力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重点处理好新时期中美关系特别是海上安全关系，构建中美之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我国正在全力推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要努力加强和提升的是，深化中美利益间的多重交织与相互依存性，而与此同时，我们要力求弱化和减轻的则是美国自己臆断的中国挑战其海洋霸权地位的想法。

（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力量之柱和重要保障，以应对和反击一切来自海洋方向的挑战和侵扰

海军历来是国家安全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坚强支柱，只有建设一支与我国地位相称的强大海军，国家的海洋权益维护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才有坚强的后盾，我国的海上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才有可靠保证。应该说，强大的海军是实现国家海权不可替代的力量支柱。近年来，我海军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我们不能夜郎自大，盲目乐观。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的近邻日本在不断增加海空力量的投入力度，其军事战略也已实现向主动型、先发型和进攻型转型，并以中国为假想敌，日本不断加强对西南诸岛的力量投入，企图将我海军封锁阻隔于第一岛链之内，阻止中国走向“深蓝”的进程与步伐。随着中国海洋贸易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我应根据国家的整体实际需要，不断加大对海军的投入，按照“近海防御”和“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瞄准差距，固强补弱，加快海上防御体系建设，有效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和发展利益，确保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进行。

［1］丁云宝，辛方坤.日本海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上海大学学报，2014，（3）.

［2］胡高辰.从日本防卫大纲转变看日本的大国战略［J］.东北亚学刊，2012，（2）.

［3］［5］郭庆宝，赵晶.从“13新大纲”看日本未来军事发展走向［J］.教学研究资料，2014，（3）.

［4］葛琳，司马予轩，王钢.当代日本海权战略的再调整及对我的影响［J］.教学研究资料，2013，（9）.

［6］［7］［8］王志坚，安文河.2013年日本军事情况综述［J］.教学研究资料，2014，（2）.

□责任编辑：温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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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744（2015）02—0079—08

2015—2—21

杨晓杰（1963—），男，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