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磊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著名汉学大家孔飞力继《叫魂》之后所推出的又一力作，孔飞力“从构成中国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进程底蕴的本土性知识资源的分析入手，讨论了由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构成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如何在19～20世纪的实际演变中跨越了革命、战争和危机等重大事件，最终形成了国家机制中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特质’”〔1〕。本文意图沿着孔飞力已经给出的路径，具体讨论作为中国现代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的起源问题，即当代农村社会是如何从传统乡土社会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一、耒阳暴乱① 耒阳暴乱 (1844年)的大致经过如下:随着税负压力的增加，税收胥吏——乡村收税人员——的盘剥变得无法容忍。乡村生员段拔萃为此赴京告御状，却因为涉及诬告被投入耒阳县监狱。段氏族人于是潜入县城将段拔萃营救出来，为了化解这场纠纷，梁人望与阳大鹏等诉诸各种合法方式，不过都无功而返。最终，合法抗争转变为武装暴乱，暴乱持续了一个多月，阳大鹏本人最后被抓获并被凌迟处死。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3－78页。与胥吏规制的失控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县域以下的事项是由官府和地方士绅共治的，然而在这其中有某些事项国家权力是不能容许地方士绅参与的，首当其冲便是赋税，征收赋税是国家权力亦即县级政权最为重要的事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