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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再研究

2015-02-11蒋颖

求是学刊 2015年1期

摘 要: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产品的拜物教特性导致真正艺术的终结;大众消费兴趣表面上左右文化工业,实际上却落入文化工业操控的社会预构中;文化工业的标准化、齐一性,不仅操控了个体主体而且操控了整个社会。尽管阿多尔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众文化的娱乐作用,但在总体上对文化工业采取否定态度。在大众文化充斥整个社会的氛围中,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蒋颖,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研究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从事德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公派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029-08

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预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到来,工人运动却发生了分裂。在“极权的”(autorit?r)社会体系下,大众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忠诚”。尤其是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对美国大众文化泛滥的亲身体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大众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反感,阿多尔诺尤为明显。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是法兰克福学派里程碑式的著作,阿多尔诺撰写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是《启蒙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与《再论文化工业》(1963)中,阿多尔诺阐发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两个文本中,阿多尔诺试图从社会理论角度来理解文化现象1,从文化的社会功能,即被压制的社会整合角度来进一步阐发《启蒙辩证法》第一章《启蒙的概念》(亦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神话就是启蒙,启蒙倒退为神话”。在阐发过程中,阿多尔诺认为,必须对文化分析持一种“中介的”、“辩证的”观点,依据文化在整体关联中的地位来分析每个细节的意义。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种“断片”的表现方式来论述其文化工业理论,这是因为文化工业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因而这种诊断的有效性也是短暂的,可正是因为这种“断片”形式不容易让人发觉其中的关联性,也使得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不容易被理解。本文将立足于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与《再论文化工业》等文本,从文化工业产品的拜物教特性、大众消费兴趣与娱乐再生产、文化工业与主体,以及文化工业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对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

文化工业产品是阿多尔诺文化工 业理论的核心概念,阿多尔诺对文化工 业产品的批判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借助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理论——分析文化工业产品的商品属性与拜物特性;二是通过对比文化商品与真实的艺术品,断言真正的艺术已经终结。

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生产理论,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使用价值。由于这些劳动产品是人的某种需求体系的对象,因此它们是有用的:“一个物品的有用性就是其使用价值。”[1](P50)在对这个产品进行消费时,这种使用价值就得以实现,并存在于事物本身。而对一个物品的商品本质的建构必须借助产品的交换。事物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行为中才能显现,这是事物外在的东西,以此表明两个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商品生产是最典型的生产形式,人类劳动的产品作为商品而诞生,它们被推向市场纯粹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因此,商品生产也被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然而,这种交换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普遍现象。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的那样:“商品形式的秘密便在于它把人的自身的劳动性质幻化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并视为这一物品在社会中的自然属性,因此生产者在整个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就成了独立于他存在的物品的社会关系。”[2](P330-331)马克思认为,只要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这种产品就附着着拜物特性。这种拜物性使得历史的、可变的生产关系不再是人的社会关系,而成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由物决定的并反映成物的自然属性的一种关系。

阿多尔诺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领域中有关商品的理论运用于社会批判理论中,认为文化工业产品实质亦为商品,最初便是作为在市场上出售的替代品而被制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工业体系就如同“一张整体的,又各有差别的有关当今社会所有文化中介的网,这包括已丧失物品特性的文化本身,作为生产机构原料的文化物品,分配文化物品的代理处,文化市场与文化消费”[3](P199),具体来说,文化工业产品就是大众交流的媒介、报纸、杂志、广播、唱片、电影、电视,以及那些传播文化的机构,比如戏剧院、博物馆、文艺汇演、书市,各类型的体育活动以及有关业余爱好和娱乐的其他设施。与艺术作品相比,文化消费产品具有商品特性。它们作为交换价值为市场而生产,只是这种文化商品的交换价值“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文化商品似乎把交换的权力排除在外而与商品建立一种直接联系。这种假象又单独为文化商品提供了一种交换价值,但与此同时,文化商品仍然完全落入到商品世界中,为市场而制造,并且对准了市场”[2](P331)。按照阿多尔诺的看法,尽管文化商品有一定特殊性,有时候它并不一定会明码标价,但它们终归是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它的意义就在于销量,也即在大众那里获取成功。文化工业产品的生产也由此遵循一种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这样的生产模式往往追求技术性的生产条件,最终导致生产出标准化的文化消费商品。“工业社会的文化商品往往按照其价值的原则被生产,而非其自身的内涵和协调的形态。文化工业的一切行动实践就是要把利益的动机传递给精神产物。”[4](P333)文化商品的基础不再存在于自身内部,而是建立在对其在消费者那里产生的效果的预估上。阿多尔诺断言,对于文化工业产品来说,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占据更优势地位。

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文化产品的商业本性、对生产逻辑和消费需求的适应威胁着艺术。艺术作为一种消费品随着内在内容的改变致使其反抗和批判的因素逐渐消失。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导致了文化进一步遭到破坏, 这种“艺术去艺术化”[5](P25)的趋势已为期不远。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艺术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处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阶段的艺术尚且蕴含一定的自由思想,有着对解放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承诺,在其内部蕴含着一种批判的乌托邦式的冲动,其本质是反抗性的。也就是说,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艺术仍具有相对的“自主性”1。这种相对自主性使它们得以施展批判的潜力,超越了社会现实。艺术的真理性正是存在于它对“否定”的趋向,这种否定是对现实对立面的一种自身可能性的展示。真正的艺术以内在的协调性为特征,这种协调性使其唯一又独特。到了后期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工业的建立导致了文化内容发生彻底改变,替代了艺术的大众文化日趋低俗,并强制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融合。“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地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 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 低俗艺术的严肃性——那种富于造反精神的抵抗性——在文明的压迫下消失殆尽, 而这种抵抗性在社会尚未被完全操控时, 一直都是它所固有的。”[4](P332)阿多尔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悲观的当前艺术生存状态的图景: 在以标准化、同一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操控下,雅俗艺术的差别消失了,具有自我否定风格2的真正艺术被带入消费领域,成了“常常要依赖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即依赖于同一性的假象”[6](P152)的拙劣作品,风格也成了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至此,艺术在包罗万象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完成了一个质变。“文化工业风格的思想形象不再也是带有商品特征的,而是彻彻底底就是商品。”[4](P333)阿多尔诺还以电影文化和流行音乐为例来具体阐述文化工业的发展如何使“效果、修饰以及技术细节获得凌驾于作品本身的优势地位”[6](P146)。最终,阿多尔诺用黑格尔的话概括了他对艺术现状的判断:“艺术已经走向终结。”3

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文化产品 的生产起决定作用的不只有经济 与技术,还必须考虑到消费者的兴趣和喜好。消遣与娱乐对主体产生的效果是文化产品能否为消费者所接受的关键因素,只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文化工业才能对消费者产生影响。尽管阿多尔诺承认消费兴趣的合法性,但他不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满足消费兴趣的形式具有合法性,因而他致力于批判这种看似无害的大众消费兴趣。

在分析文化工业时代下大众需求的形成过程时,阿多尔诺认为,不能把主体当作孤立的、不受社会关系影响的实体,而应把它放在社会总体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样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需求”做出更好的解释。因此,阿多尔诺没有盲目地做出判断,认为这种大众消费兴趣完全出自于主体自身,而是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由于在文化工业社会条件下,对文化的消费已进入主体的私人领域,阿多尔诺认为,可以借助劳动与闲暇时间的辩证关系来阐释这个联结个体与社会的中介领域。“闲暇时间往往与其对立面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对立面……给予了闲暇时间最本质的特征。”[7](P645)阿多尔诺把闲暇时间与主体参与的社会经济活动——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考察。主体在劳动之余获得的自由时间是为了休闲,这种休闲实质上是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主体在工作时的劳动状况也能通过闲暇时间的行为表现出来。在这闲暇时间里,主体成为潜在的劳动力商品。于是,文化工业就成为了“娱乐企业”,文化与娱乐结合起来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8](P123)阿多尔诺为了更清晰地阐释主体对娱乐的需求来源于劳动过程,对娱乐做了区分:一种是“纯粹的娱乐”,它会“在各种各样的联系和毫无意义的快乐中得到放松”[8](P128);另一种是“流行的娱乐”,在工业社会里,它替代了纯粹的娱乐,成为唯一的娱乐形式。这种娱乐需求的结构是受劳动支配的,并取决于消费者的接受态度,因而是他律的。

阿多尔诺认为,这种娱乐的需求实质上并非主体自主性产生的需求,而是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垄断经济决定并被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娱乐需求带有垄断经济下生产劳动的特征:“机械化在人的休闲和幸福方面也会产生巨大作用,它能够对消遣商品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于是,人们的经验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残余影像。表面上的内容变成了褪了色的前景;因而浸入其中的则是标准化操作的自动化过程。人们要想摆脱劳动过程中,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必须在闲暇时间里不断接近它们。所有的消遣都在承受着这种无法医治的痛苦。快乐变成了厌烦,因为人们不需要做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快乐下去,他们只要按照老掉牙的程序严格操作下去就行了。不要指望观众能独立思考:产品规定了每一个反应,这种规定并不是通过自然结构,而是通过符号做出的,因为人们一旦进行了反思,这种结构就会瓦解掉。”[8](P123-124)大众的兴趣已被异化,看似多样的形式下不过是文化工业制造的相同内容,那些毫无意义的消遣形式更乐于被大众所接受。文化与娱乐消遣的融合导致了娱乐的知识化,也导致了文化的腐化,丧失对社会的批判因素。所谓“文化工业独具特色的创新,不过是不断改进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已。……所有消费者的兴趣都是以技术而不是以内容为向导的,这些内容始终都在无休无止地重复着,不断地腐烂掉,让人们半信半疑”[8](P122-123)。阿多尔诺认为,原本那些需要主体全身心投入的、有着智慧诠释的艺术品已经被那些想象力日渐枯竭的文化工业产品所取代。对这种文化工业产品的形态的塑造往往遵照一种模式:一方面是标准化的技术;另一方面由生产过程归纳的公众的偏好,被如此制造的文化商品受到了普遍接受。“工业社会强大的力量留在了人类的心灵中。文化工业的产品完全可以相信,即便它以消遣的形式出现,也都能被人们消费。”[6](P148)阿多尔诺反对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大众的消费兴趣是娱乐工业再生产的出发点。他认为,文化工业产品不是对消费需求的被动适应,消费需求也并不是直接由消费者产生,而是存于社会的预先构成中。“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魂上都对他们(消费者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毫无反抗地陷入为他们预设好的境遇中。”[6](P155)文化工业促成了“流行趋势”并充分利用它渗入消费者意识,使其成为这种“流行趋势”的傀儡,这不仅是商业销售技巧,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如此一来,文化工业似乎有了真理性的内容,即满足被标准化制造出来的大众需求,而人们也会顺顺当当地接受这种标准。于是,“在这种统一的体系中,操控与上述能够产生反作用的需求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循环,并且越来越紧密”[6](P142)。

由此,霍克海默的观点——在文化工业社会里,文化上层建筑相对抵抗力的消失,艺术领域仅有的自主性的消失——在阿多尔诺那里被归结为文化工业条件下,艺术产品与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完全受经济需求制约,文化领域被彻底资本主义化。

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文化工业 对主体产生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它对消 费者的“操控”,这也是阿多尔诺文化工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阿多尔诺眼里,文化工业产生的“操控性”效果并非体现在个体意图的层面上,而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在阿多尔诺有关文化工业理论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他对“操控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的。

一方面,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操控性首先体现在通过其强大的影响力把个体置于消费领域的控制之下,使个体失去自主性,成为物质生产过程的附属。当文化赋予艺术以商品的形态并限制在消费领域中时,艺术便已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正是通过与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娱乐的结合,文化工业确立了对消费者的影响。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受娱乐机构控制的文化并不反映主体的生活状况,这也是阿多尔诺舍弃“大众文化”的概念,而以“文化工业”代之的原因1——“大众文化”概念无法显现“文化工业”内含的“操控性”意识形态含义。在阿多尔诺那里,“操控”并非是一种阴谋论,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客观的、内在的逻辑,即把一切转换为商品的趋势。似乎对文化工业产品来说消费者是主体,商品有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必要性,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假象:“大众对它们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次要的,他们只不过是被计算的对象,是机构的附属物。顾客并非像文化工业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是国王,也不是文化工业的主体,而是它的对象。”[4](P332)这一切根源于文化工业产品“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条件下,文化工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商品以满足各个阶层、各种购买力的消费者的口味。文化工业往往把消费者称为自己的“目标群体”(Zielgruppe),这一概念恰好表明,谁是主体,谁是对象。文化工业成功地把消费者由个体转换成大众,他们已无法挣脱文化工业为他们编织的无所不包的大网。它从各方面调整大众的意识并抓住它们,以便他们走出了劳动世界无法再迈步,无法逃出文化工业为他们设置的顾客世界。[9](P503)即便是“闲暇时间”也不再闲暇,而是充斥了文化工业为之安排好的各项业余爱好的商品或服务,这样的闲暇时间使主体丧失了创造性,“文化工业有意识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4](P332)。阿多尔诺还使用了“业余爱好意识形态”(Hobby Ideologie)的概念来进一步阐释。“你有什么业余爱好?这个问题显得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却隐含着你必须有个爱好;然后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业余爱好,这些恰恰与闲暇商业所提供的产品是一致的。被组织好的自由实际上是强迫性的。”[7](P645)所谓业余爱好意识形态不过是闲暇工业获取大众兴趣的一种工具。在文化工业产品多样性和竞争性的背后实质上是为了更好地获取消费者潜在的需求。一方面,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需求精确计算,对消费者进行分类、组织和标定;另一方面,消费者“每个人都似乎会自发地按照他先前确定和索引好的层面来行动,选择适合于他这种类型的人的批量产品的类型”[8](P110)。因此,消费者在形式上是文化工业的主体,是独立的、自由的,实质上却已被动地进入了与文化工业产品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

另一方面,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对主体的操控还体现在文化产品在多样性的光环下给予主体的实质是平庸、肤浅、无意义的内容,以此磨平主体的个性,使主体失去反抗能力。文化产品的多样性让消费者产生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他总是能通过文化工业的媒介获得新事物。但事实上,文化工业的总体性存在于对相似物品的再生产中,存在于重复的原则中。尽管消费品不断翻新,总是以令人诧异的大量的新形态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因为它们来源于同一个模子。“文化工业有它自己的本体论,也即由一个界限严格且保守不变的几种基本类型所构成的支架。……文化工业所夸耀的进步以及不停地向我们提供的所谓新东西,不过是千篇一律之物的不同伪装;在其不断翻新的花样下面乃是同一具骷髅,正如文化工业的利润动机从取得了对文化的支配时起就再也没有起过任何变化一样。”[10](P43)因此,这种“同一化”、“标准化”的文化消费品就其本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它实际的作用是弱化消费者的感官,麻痹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丧失想象力和自主性。文化工业的媒介——大众媒体更是把消费者变得被动,失去了主动获取经验的意愿与能力。从另一方面说,总是重复的娱乐其实质就是对新事物的排除。“机器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运转着。它在决定消费的同时,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事物都当成风险排除在外。”[8](P121)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主体通过才智与努力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在这种平庸乏味、重复又无意义的娱乐消费品的引导下,主体最终失去了个性,失去了批判性,也失去了反抗能力。“在今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所固有的必然性;不要把顾客甩在一边,一刻也不要让他们怀疑反抗的可能性。这一原则规定,应向顾客表明,他的一切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且应该预先说明这些需要,以便让他感到自己是永恒的消费者,即文化工业的对象。”[8](P128)主体再也不可能获得主体的地位,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已经消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整合主体的阴谋已经得逞,“人的依赖性与奴性,亦即文化工业的终极”[10](P46)。

前面我们论述了文化工业与主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的需求似乎是文 化工业生产的出发点,具有决定地位,但实际上主体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价值规律主导下的一切都转变为商品成为无法改变的趋势。在同一化、标准化、伪个性化的文化工业社会里,主体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但却丧失了自由的思想,主体不再是主体,而是沦为文化工业操控的对象。主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体在阿多尔诺文化工业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个体不仅是文化工业的对象,也成为文化工业与社会的媒介,文化工业通过个体对大众施加影响,成为操控大众的意识形态,“工业也把主体当成了将作品分派给大众的手段”[8](P130)。文化工业对个体产生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个体外”的影响,一种是对“个体内”的影响。通过这两种方式,文化工业对社会产生影响,形成了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

文化工业对“个体外”的影响指的是,文化作为经济与个体之间的媒介,具有参与个体思想意识形成的功能。阿多尔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通过大众媒体与文化消费品制造的意识形态无所不及,影响着个体对现实的认知与世界观的形成。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当前社会的统治机构发挥着重要的意义:它操控个体,阻断其产生“真实的认知”并渗入当前社会,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整合,由此达到巩固现存统治的目的。阿多尔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这样具体描述这种意识形态:“它属于统治的机制,它禁止对痛苦的认知,尽管痛苦正是由它制造,一条由生活乐趣的福音之路通向人类屠宰场的直路如此遥远伸向波兰的后方,以至于每个民族同胞都可以轻信,他再也听不到痛苦的叫喊。”[11](P70)文化工业不允许真实认知的形成,却允许一种肯定意识在大众中间传播。这种肯定的意识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承认与维护,有了它,从个体到大众都不会试图去获取有关“统治”的真知。这种肯定意识让人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文化工业成为一种“谎言”,而这种谎言不单单来源于个体的娱乐需求,而且也源自“社会现实”在大众媒体中呈现的方式,阿多尔诺称之为“伪现实主义”(Pseudo-Realismus)。一方面,大众媒体声称“再好的艺术形象也比不上活生生的人,因为人总是要比他的艺术要好的多”[11](P51),于是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美好似乎就是现实的写照,是对真实个体的复制品,完全能够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文化工业通过在大众媒体中不断重复“社会现实”,为真实的统治关系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成为维护现状的工具。“文化工业趋向于把自己造就成记录(现实)原理的完美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于是意识形态分裂成了对单调乏味存在之人的一张张照片,以及赤裸裸的谎言。这些谎言并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被施加到人的心灵,凿进人的心中。现实为了说明其神圣特质,往往以轻视人性的形式不断地重复着。”[6](P170)所有的文化消费品作为人们的精神食粮,只不过是带着刻板偏见的石头,通过它只能“证明现状是不会被改变的”[6](P171)。阿多尔诺认为,在文化工业的作用下,世界被缩小成为简单的公式,似乎变得更易理解了,但人们无法看到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及联系;社会关系似乎更和谐,实际上却掌控在少数控制着经济结构、掌握着政治权力的统治者那里,并不会按照大众的真正利益发展。阿多尔诺不仅揭示了文化工业的虚假性、欺骗性,更指出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必要幻象”:文化工业制造虚假的现实以持续重复的形式作用于主体,使其形成对现实的错误认知,以达到巩固统治秩序的社会功能。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巩固统治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效果,更是它的本质属性。

文化工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个体内”的影响进行的,即通过物化的形式限制个体的智力能力和对反抗的表达,也就是阿多尔诺所谓的“个性的消除”,破坏个体的自主性。阿多尔诺认为:“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8](P140)虚假的个性化掩盖不了同一性的实质,这种以同一性代替多样性的过程,在阿多尔诺眼里,就是一种“物化”过程。同时,这种物化的过程是与文化商品化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一直担负着教育的社会功能,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有精神的内涵都转化为文化消费商品。这些文化消费商品既没有约束力,也不能被人理解”[12](P575),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了教育功能的物化。文化不再成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在文化物品中,所谓的使用价值已经为交换价值所替代,人们再也不能好好享受欣赏文化的乐趣,他们对文化缺乏知识,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尽是一些沽名钓誉之人,缺少真正的专家”[6](P181)。文化物品的价值不在于其具有自主性的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被大众作为偶像崇拜,从而获得经济效益,而广告工业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这些伪个性流行起来。正是在文化工业的冲击下,主体渐渐失去与精神之物的联系,文化作为教育的功能也渐渐失去批判性,阻碍人们看清文化工业的蒙蔽性,也阻碍人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相对立,文化工业的绝对命令范畴不再意味着自由,而在于:你应该循规蹈矩,即便没有告诉你规矩是什么;你应该顺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作为它的权利无所不在的反映,所有人都应该这样思考。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是如此之强大,其结果是,顺从取代了意识。”[4](P338)在启蒙运动中,康德曾大声疾呼:“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而文化工业造成的影响恰好与这一口号相违背,它泯灭了人的理智,磨平了人的反抗意识,因而是反启蒙的。“它阻碍了自主性的、独立的、能自己做出判断的、决定性的个体的形成发展。”[4](P340)

文化工业对社会的影响无论是巩固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还是夷平个性清除反抗的功能,在阿多尔诺眼里,实质上都是为法西斯统治阶级服务的。“大众”在阿多尔诺那里有了一种“乌合之众”的贬义,正是他们组成了文化工业主导下的社会。既然文化工业是通过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也只有从拯救个体做起,这也是阿多尔诺这样的批判理论家身负的使命:揭开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薄纱,重塑个体的批判精神,让个体有足够的勇气与力量来抵抗文化工业。

综上所述,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与《再论文化工业》中,阿多尔诺阐发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阿多尔诺视域里,文化产品的拜物教特性导致真正艺术终结;大众消费兴趣表面上左右文化工业,实际上早已存在于受文化工业操控的社会预构中;文化工业的标准化、齐一性,不仅操控了个体主体而且操控了整个社会。尽管阿多尔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众文化的娱乐作用,但在总体上对文化工业采取否定态度。在大众文化充斥整个社会的氛围中,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 Marx-Engels-Werke, Band 23, Berlin: Karl Dietz Verlag, 1956.

[2] T. W. Adorno. “?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rens”,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Jahrgang 7,München: Deutsche Taschenbuch Verlag, 1980.

[3] Müller-Doohm. Die Soziologie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96.

[4] T. W. Adorno. “Rèsumè über Kulturindustrie”,in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II,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5] T. W. Adorno. ?sthetische Theori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0.

[6] Max Horkheimer, T.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4.

[7] T. W. Adorno. “Freizeit”,in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II,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8]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T. W. Adorno. “Prolog zum Fernsehen”,in 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 I/II,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S.

[10] 阿多诺:《文化工业述要》,赵勇译,载《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1] T.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digten Leben,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6.

[12] T. W. Adorno.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0.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