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克劳斯·奥菲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将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与系统功能主义相结合，借鉴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对福利国家进行生产批判、政治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进行诊断，特别对福利国家存在的危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奥菲;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批判理论

作者简介：谢静，女，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外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ZZHDZF13030;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当代视域的奥菲福利国家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4EKS001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043-06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的“微调”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相对充足的就业率，但是70年代中期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许多“福利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经济萧条，国内生产总值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加大政府投入、进行赤字运行的政策进一步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萎缩、失业扩大。旨在维护市场交换关系的福利国家政策使得交换关系的存在难以为继，生产模式与占有方式取代了阶级冲突成为了矛盾的焦点。后期资本主义（Der Sp?tkapitalismus）社会的现状与困境引发了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40—  ）的思考，他将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与系统功能主义相结合，借鉴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深入探讨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市场、生产分配、社会政策以及民主理论，对福利国家存在的危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进行了诊断。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作为一种财富生产和占有的组织方式，通过全方位解析其中的矛盾和危机来认知福利国家的现状以及后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化解福利国家危机的途径并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充满期待。

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学”转向和奥菲的理论定位

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三期发展[1]（P316-319）。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是第一时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侧重于批判理论的建构与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他们确立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以及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的第二期。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规范研究，以哈贝马斯致力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为代表。此外，还包括以弗里德堡为代表的经验研究，着眼于解决批判理论个案研究与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批判理论发展的第三期，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政治伦理向度占据核心地位。主要表现为哈贝马斯以话语理论为核心重构了批判理论;霍耐特以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阐明了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并试图构建以正义与关怀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维尔默通过对民主伦理生活概念的阐释修正了话语伦理学，他们都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做出了贡献，等等。

奥菲对批判理论的这一“政治伦理转向”有着其独特的理论贡献。作为哈贝马斯的学生和曾经的工作伙伴，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体现出哈贝马斯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影响，同时，奥菲利用系统论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又对哈贝马斯开启“政治伦理转向”深有启发。在《合法化危机》、《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不仅多次引用了奥菲在国家理论研究中进行系统功能分析的成果，还坦承奥菲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对他有所影响。奥菲的研究领域既包括经验研究层面又包括规范研究层面，两者都以政治社会学研究与社会政策研究为重点。在经验研究方面，奥菲对高等教育、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在规范研究层面，奥菲的研究涉及了社会政治、民主、道德、权力，其中最为学界所关注的便是他对福利国家系统分析的规范研究。奥菲早期有关于国家理论的思想大多借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极权主义理论，往往以此来分析后期资本主义政治权威与危机控制问题，此后他逐渐将批判理论、系统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有机结合，对国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与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进行分析，将政治社会学分析与经济分析相结合对处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进行系统功能分析与批判，提出了系统的、全面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奥菲在他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中也为后期资本主义积极寻找出路，他关注以人权运动、环境保护、和平主义为主要表达方式的新社会运动，强调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新中间阶级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趋势下，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这也是奥菲对政治伦理问题重视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往往将国家与阶级斗争、国家与社会、国家集权主义以及国家的消亡作为理论核心。卢卡奇认为，国家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将自发的阶级意识与积极能动的阶级意识相统一，将总体化的阶级意识作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革命的基础。葛兰西则认为，国家中的政治以承认价值扩展和集体同一性的市民社会为基础，思想领导权与行政强迫在阶级统治中呈现出互补关系。在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同构成的国家中，葛兰西最为重视的是阶级统治中的思想领导权。在葛兰西之后，处于资本主义危机、传统自由崩溃、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性丧失以及极权主义国家产生这一系列动荡之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及弗洛姆、波洛克、本雅明等人关注的是国家的独立作用，技术、文化心理机制的作用。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压制，其中诺伊曼、马尔库塞等人更是追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关联，试图从中追寻国家极权统治与相应的顺从的根源。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长期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为社会和国家直接地建立在个别主体的实践活动之上，把科学问题还原到主体能动性上，并没有真正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作用和地位”[2]（P4），“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注重的是描述国家的维持和稳定机制”[3]（P96）。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米利班德与普兰查兹，他们两人都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拥拓者，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甚至由此引发一场大争论。在米利班德那里，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支配社会的手段，国家由一群与资产阶级相同的精英所把持。而普兰查兹则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永远依照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行动，即使这种情况偶有发生，也并非是国家的官员有意为之。他提出了“国家自主性”概念，认为国家的“结构”位置安排会确保资本的长期利益能够永远支配这个社会。不过，作为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米利班德和普兰查兹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共同之处，他们在反对国家理论机械决定论的同时又反对主体实践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主体只是支持及其转换的一种承担者”[2]（P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哈贝马斯首次将系统论引入到对国家的分析中，认为国家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又反过来向生活世界扩张的，以权力为媒介的专门化系统。生活世界以理性交往行为为核心，通过话语协商达到共识来对抗官僚国家的技术化发展以及当代国家主义对人的生活的侵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国家是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与人的活动形式，它与人的社会结构、社会活动以及文化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综合运用工具论、结构主义以及系统分析等方法，出现了“在生产方式层面上，把国家看成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构造过程中的，同时，经济、国家和其他非经济力量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的趋势。[4]（P152）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特点就在于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对国家的功能与本质、国家的自主性、国家机构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资本以及生产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阶级划分以及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趋势更是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以资本、生产方式、商品化劳动以及权力斗争关系为出发点，将国家作为在更深社会层面与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内在因素，试图说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制度化分离以及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联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化作用及其平衡各种社会关系的功能。

三、福利国家的困境：奥菲国家理论的坐标

20世纪70年代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使福利国家政策受到了广泛质疑，联邦德国许多学者如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希尔施（Joachim Hirsch）等人都对福利国家的政策与功能进行了探讨。[4]（P47）他们试图在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发掘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将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相结合，将国家的功能与阶级斗争运动相联系，认为由于所有阶级社会都需要权力关系来保证阶级剥削，国家必须抵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以实现其自身对资本长远经济利益的保护功能。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在受到这些理论启发的同时，也与这些理论共同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批判的国家理论在西欧的兴起。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主要反映出两种理论传统对他的影响。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另一个则是系统功能理论。这两种理论传统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关，但奥菲却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奥菲认同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倾向，认为社会能够为基本的社会现实所解释。作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用思想的合理性批判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某些既定思想的不合理性，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批判基础，对当代社会历史局限性加以分析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性。其次，在奥菲看来系统功能理论的社会准则不是一些基本的社会和谐论的衍生，而是意识形态。进而，通过系统功能理论的分析范式，奥菲发现了社会系统的某些部分与社会系统其他部分之间出现的排异现象。系统功能理论将社会看作是整合的社会，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通过对社会的作用结合为整体。社会秩序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共用“社会准则”所维持的，这一准则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社会准则决定了社会角色，并描述了系统中个体的权利与职责，规定了个体如何成为社会角色，在这一范式中社会本身被概念化为社会角色的系统。

奥菲认为，现代性早期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功能旨在维护和平，即：对内要实现霍布斯意义上的赢得或是阻止内战;对外则要以马基雅维利所主张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对自身加以保护。[5]（P4）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制度化“消极”的公民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人身保护权、财产私有权，以及将政治权利与父权相分离。在实现上述两个功能的基础之上，国家要进一步保障公民的权利平等，有主动参与政治权威形成过程的权利，也有主动表达公民意向的政治权力，这些都是具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而作为这种政治权威民主化演绎的直接结果，国家还具有作为合法商谈活动领域的功能。与奥菲对国家功能不断完善的描述相对应的，是他对国家发展路径的认识，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由民族国家发展至宪法国家进而到民主国家直至福利国家这样一个发展路径。[6]（P5）

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破坏与自我瘫痪的逐渐演化过程中，短期内通过资本主义的各种适应性机制可以对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破坏进行控制或者对其革命性潜能加以保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体制内适应性措施的有限性，一旦具有根本不可调和要求与意图的个人和群体在系统中被社会的组织原则所压迫而不断彼此对立时，并且一旦社会用以抑制与调和矛盾的矫正性或适应性机制本身就深陷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时，危机便应运而生。奥菲对处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福利国家的解商品化现象、商品形式的瘫痪、交换机会最大化、行政性再商品化、国家政策手段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指出福利国家的国家构成与政策目的仍然是维持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仅仅通过社会政策国家并不能够产生克服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功能需要，从而使得国家控制机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窘境，出现了资本利益与国家政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组织化权力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福利国家民主与政治之间、合法性与效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奥菲还认为，与这些矛盾的出现相对应，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也出现了规范和道德品质上的结构性缺陷。此外，竞争性政党问题、大众忠诚与合法性问题，都体现了国家的控制机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因素，不仅没有缓和结构异质化的趋势，反而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2]（P12）

奥菲运用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系统论以及美国社会学之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的、修正的系统功能理论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加以分析。根据这样一种修正的系统功能理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系统由相互依赖却又各自独立的三个子系统构成，而这三个子系统又是为社会化结构所规范着的。这三个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政治（管理）子系统以及社会（生活）子系统，其中政治子系统对整个社会系统起到的是调和居间的作用。奥菲认为，处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关系与商品生产以及政治机制、管理权力与压制力共同组织的，是对社会化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管理的、复杂的、多功能的政治机构。但是，福利国家对干预政策的过度依赖以及功能的复杂性，导致了福利国家在实现国家目的时许多相互矛盾的政策的产生，也最终导致了福利国家的衰落。

总的来说，奥菲对福利国家进行了劳动/生产批判、政治批判以及现代性批判。在劳动/生产批判方面，他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将系统功能主义理论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结合讨论了福利国家劳动市场的不平等、分配不公等问题，分析了劳动组织的内部结构，反思福利生产的新定义。在政治批判方面，奥菲研究了福利国家民主政治的病症，认为福利国家自由民主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分离，考察了福利国家中自由民主制度规范性基础到底是否有效的哲学争论。在现代性批判方面，奥菲探讨了福利国家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福利国家的现代性与自限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性、自由与复兴市民社会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关系。

在当今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下，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劳工权益呈现出瓦解趋势。在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背景之下，资本从那些高税收、强工会、劳动力价格高昂的国家流向低税收、弱工会、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资本的出逃导致大量失业，从而使得依赖于高税收和强工会的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社会民主党同新自由主义党派的政策出现同化趋势，都实行减税、私有化的措施以削减福利并限制工会的活动，这更导致了福利国家的持续瓦解。一些北欧的资源型国家，如瑞典、芬兰以及挪威由于拥有很高的人均自然资源使用量，所以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的时候有了更多的缓冲，在资本外逃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出卖自然资源维系高福利。即便如此，这些国家的福利和劳工权利也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西欧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即使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也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出逃的压力下，大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吸引和留住资本。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施罗德当政时期颁行了《2010计划》，旨在大幅消减福利和限制劳工权利，但这导致了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去传统选民而丢掉执政地位，同时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像冰岛和希腊这类国家的情况尤为糟糕，它们不像瑞典、挪威那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下只好选择以主权为担保进行海外投融资来维系本国的福利体系，一旦金融海啸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并且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2009年年底由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作为开端，2010年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陆续陷入债务危机。在这种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我们也还要看到虽然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和保守党派都声称要压缩福利开支，但是有数据表明这些国家之中社会福利开支在GDP中的比重仍然在逐年稳步增长。对比1980年至2013年间的《经合组织概况：经济、环境和社会统计》白皮书，我们可以发现，1980年以来，整个经合组织社会福利开支的总趋势仍然是稳步增长的，其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平均增加了6.4%，其中法国增幅最大，从1980年占GDP的20.8%上升到2013年的33.0%，就连最早对福利制度大动手脚的英国也从16.5%上升到23.8%。可以说这些都印证了奥菲在20世纪70年代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境的描述：“后期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与福利国家共存，又不能没有福利国家。”[7]（P153）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需要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化解和缓和多种社会问题以维持其正常运转，但是另一方面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行却对资本主义体系予以毁灭性的破坏。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病症表现为，福利国家本身高度依赖于经济的繁荣、持续的利润以及较高的就业率，它们根本不可能重回到某种类似于纯粹市场的社会，只能徘徊于矛盾与危机的边缘，产生一系列无法逆转的结果。[7]（P147-176）奥菲不无遗憾地指出，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旨在“治愈”资本主义积累所产生的各种病症，但是疾病的性质却使得这种“治疗方案”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人的病症，同时又进一步使得内在病症恶化。

结 语

奥菲从系统功能理论的角度诠释福利国家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围绕着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共生与张力关系，深层次，多角度地解构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积重难返的矛盾”[8]（P1）。但是，奥菲并没有消极地停留在福利国家的危机与矛盾之中，而是满怀希望地探讨如何走出福利国家的困境，他提出要发展非国家主义战略，这种非国家主义战略的主要载体就是新社会运动。奥菲对新社会运动特别寄予厚望，他深入地分析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构成与阶级基础、广泛的社会联盟以及独特的运动范式。他认为，在新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处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其发展方向将是生态社会主义。在奥菲那里，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生态理性、社会平等、民主控制以及以后物质主义价值为取向的全新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抵制和阻止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进一步盲目发展。奥菲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强调了社会的历史属性，强调了资本主义是与其之前的社会形态有着质的不同并有其自身有限性的历史存在，从而超越了以往对福利国家所进行的狭隘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诠释。奥菲将着眼点放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上，走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前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析。

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忽视奥菲福利国家危机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其局限性首先就突出表现在只是关注单个理想化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只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福利国家，而缺乏对福利国家在国际和国内压力交互作用中发展的关注，也很少谈及法律与压制以及帝国主义的问题。其次，就是对意识形态与“话语伦理”的关注不够，对当今社会和政治解组织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分析只是夹杂在对社会政策和经济的分析之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再次，奥菲所运用的系统功能理论分析方法由于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不断向还原论倒退的内在矛盾常常为学界所诟病。最后，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未来在于非国家主义战略，新社会运动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但由于非国家主义战略自身所固有的非正式性，以及新社会运动自身的分散性、间断性、不确定性与内在的不一致性，因此至今还不能确定它们是否真的如奥菲所期望的那样能够对福利国家危机起到根本性的解决作用。

[1] 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2] 尹树广：《国家批判理论——意识形态批判，工具论，结构主义和生活世界理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3]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Marxist， Neomarxist， Postmarxis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4] 尹树广：《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 Claus Offe. Disorganised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of Work and Politics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5.

[6] Claus Offe. 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6.

[7] Claus Offe.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8] 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