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满 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晚清西方哲学传播述评

姚 满 林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晚清既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时期,又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场文化激荡中,西方哲学大致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译介过程,并具有其独特性。梳理和反思西方哲学的传播历程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发展,乃至文化交流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晚清；西方哲学；传播

“晚清”是史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国内的学者通常把维新运动之后的清代历史称为晚清,而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将其确定为1800年至1911年这一阶段,在本文中,我们从近代史的划分意义上,特将1840至1911年归为“晚清”这个历史范畴。对于晚清西方哲学传入的问题,一些学者有过零星的讨论,而这些研究多从思想史或文化史角度来展开,真正以哲学专业视角进行深入探讨的并不多,因而,梳理和反思晚清西方哲学传播的脉络对于今天的哲学发展,乃至文化交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来说,任何外来思想文化能够大规模地传进来并最终能够被接受,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易,是因为一方面此一社会必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传入势必会引起文化间的摩擦、甚至碰撞。当然,其摩擦与碰撞的激烈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两种文化的品质、风格等方面的相似性和包容性。一般来说,品质与风格相近的文化相遇时,其摩擦与碰撞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反之亦然。由于中西文化品质与风格的差异性,当晚清西学大量东渐时,中西文化就开始了碰撞与磨合。

应该说,西方哲学传入我国大体上始于晚清,而晚清时期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众所周知,晚清时期,西方国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凭借军事力量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和征服。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古老而封闭的大清帝国的大门,并以一系列战争的方式加剧了晚清社会的解体。武力征服造成了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于是,救亡图存成为了这个时期中国人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民族危机的社会存在必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有所反映。伴随着武力征服,西方文化纷至沓来,进而逐渐掀起了中西文化激荡的涟漪。面对民族危机与文化激荡,国人开始思考如何有效抵制西方侵略以便救亡图存的问题。最初,有一定觉悟的士大夫阶层感性认识到一个道理: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上的落后,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从这样的认知出发,一方面会导致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的质疑,比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明确指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1]198;另一方面会推演出这样的“救亡真理”:要保种自强,就必须学习与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而要发展军事工业就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显然,这是合乎逻辑理路的。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一系列的思想斗争,那就是,击垮了国人“文化唯我独尊”的心态。对中国人这种“自尊”和“自大”心理的瓦解过程,清末曾有人进行了揭示:“其始以为天下之学尽在中国,而他国非其伦也;其继以为我得形上之学,彼得形下之学,而优劣非其比也;其后知己国既无文学更无科学”[2]。应该说,国人的这种“文化唯我独尊”心态即便是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也不甘心放弃,“西学中源论”就是文化自大心态的延续与变种。

为了回应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晚清一些士大夫实现了“走出国门”的突破,清政府派遣或允许部分官员与士大夫出洋,在游历与考察的过程中,他们对西洋社会有着亲身的体验和感知,并开始怀疑“西学中源论”的科学性。因为“西学中源论”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西方文化强势和西方国力强盛,实际上,西学并非源自中国,它有其自身的源头,这一源头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利极大地触动了中国人的心弦,震撼了晚清朝野,因为战败的残酷现实告诉国人,我们不但落后于“西洋”国家,而且无法与“东洋”岛国抗衡,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剧,要彻底改变晚清社会现状,就不能只停留在感性层面,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的技术层面还不能获得西方强大的成功秘诀,要真正自立自强就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形下之学,还要学习其形上之学,换句话说,必须深入学习西方文化的精要,尤其是学习西方哲学思想。当国人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层面,西方哲学也就开始传播进来。

二

纵观整个晚清西方哲学的传播情况,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规模和传播内容都是相对有限的,而后一个时期才是实质性的传播,因此,有的学者指出:“甲午战争之前基本没有什么西方哲学被系统译介进中国”[3]。必须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哲学还是零星被介绍进来,而且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为主。

就第一个阶段而论,从有关资料看,明末清初就依稀有西方哲学思想传入,如:明末李之藻和傅泛际合作翻译的《名理探》以及南怀仁的《穷理学》就简要介绍了西方逻辑学思想,但这个时期还不是西学传入的“鼎盛”时期,而且传播者大多为传教士,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附带着某些西方哲学思想。而清中前期西方哲学的传入大体有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在道光年间,西方历史文化的传入是有增无减,《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二月发表的《经书》中就提到了西方哲人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的名字,应该说,这是中国人首先接触到古希腊哲学家的名字。然而,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限制,传教活动和传播西方文化都不可能起到什么效果。其次,在同治年间,美国外交官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过程中,涉及了大量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提及了莱布尼茨、霍布斯、沃尔夫、孟德斯鸠以及边沁的某些思想,显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这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最后,在光绪年间,向国人介绍西方哲学思想的主要有郭嵩焘和英国传教士艾约瑟。郭嵩焘是清政府第一任驻英、法公使,有着出洋的亲身经历,在他看来,西学乃出自希腊、罗马之学。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他在日记里简略介绍了古希腊哲学发展的历史,论及到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奥根尼、伊壁鸠鲁等人的思想精要,举例来说,在谈到柏拉图的思想时,他指出,“有巴夫子言凡物有不得不自由之势,论神有三位:头一位是自有的,称为‘一’者,亦称为‘善’者;第二位从‘一’出来的,称为‘道’,是创造世界的;第三位是天地万物之精气,是从‘道’出来的”[4]803,应该说,郭嵩焘的这篇日记已经开始论及希腊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而艾约瑟在《西学略述》第五卷理学、第七卷格致学中,大体勾略了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除了前面谈到的西方哲学家外,艾约瑟还介绍了希腊七贤、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笛卡尔、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康德的思想精要。正是基于传播西方哲学的这种贡献,梁启超高度赞扬了《西学略述》,称赞道:“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所自出,而教之流派,亦颇祥焉”,虽然“译笔甚劣,几不可读”,但是“此书则不可不读”[5]640-641。此外,一些报刊也断断续续地介绍了西方哲学思想,如:《万国公报》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载登了艾约瑟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思想的《亚里斯多得里传》、韦廉臣介绍希腊哲学的《希里尼源流备考》;慕维廉在《格致汇编》上译介的《格致新法》,它是对培根《新工具》思想的介绍,该译本随后又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大体上看,这个阶段的西方哲学传播还是刚刚起步,思想介绍也是零零碎碎的,但开启了西方哲学传入的先河。

就第二个阶段来看,甲午海战之后,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规模超过了前期,这个时期既在思想深度上大大推进了一步,又在介绍范围上进行了扩充,基本涵盖了从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的主要思想流派,如果说,前一个时期是以简单介绍西方哲学思潮为主,那么甲午战争之后,直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则成为了一大亮点。这个时期对传播西方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代表性人物有:严复、梁启超、李提摩太、刘师培等。具体来说:第一,严复在晚清传播西方哲学思想上有着突出贡献。一方面,结合拯救民族危机的主题他在介绍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同时,着重介绍了西方哲学认识论中的归纳法,并称之为“内籀”,进而认为“内籀之学”比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内含的“外籀之学”(演绎法)更重要;另一方面,严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名著,一些译著涉及到西方哲学思想,如: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以及《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第二,与严复不同,梁启超早期更多地是取法于日本,在1902年之后,梁启超就介绍过笛卡尔、斯宾诺莎、培根以及康德的哲学,四年之后,又通过日本学界接受了马赫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传播西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既引进一些基本的哲学概念,又注重将其与中国传统进行糅合,比如:将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与康德的“先验论”进行对照,但梁启超晚年由于目睹了西方文明“衰败”的趋势,对西方文化持批判态度。第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传播西学过程中对西方哲学的传播主要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蔡尔康合著《性理学列传》,介绍西方哲学史的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与生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发轫于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哲学家的介绍,他指出,“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一曰鲜麟,一曰海格,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介绍,李提摩太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并高度评价马克思本人,称其为“百工领袖名者”。第四,刘师培在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对培根的思想与笛卡尔的思想予以比较,他认为笛卡尔与培根有着不同的哲学理路,“培根主实验,笛卡尔主穷理”[7]。相对于第一个阶段来说,这个时期西方哲学传入无论是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大大得到了提升,因而对民国初期西方哲学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

晚清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非常激烈的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强大势力下,西方哲学思潮逐渐被传入,但从晚清西方哲学译介的整体情况来看,有鲜明的时代与学术特点。

首先,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早于“哲学”概念的传入。从我们对西方哲学传播的大致历程中,不难发现西方哲学自明末清初就夹杂在西学流中东渐而来,而且伴随西学东渐的逐渐加强,西方哲学也慢慢开始加大规模与系统地传入。就“哲学”概念来看,中国文化中虽然内含了中国哲学体系和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名称及其所指的含义并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日本哲学家西周在1874年用汉字翻译西语‘philosophia’”[8],从而逐渐奠定了“哲学”概念的基本内涵,从有关研究看,“哲学”概念进入中国是在1896年前后,由当时在日本的黄遵宪、梁启超等传入。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思想产生先于概念是合乎逻辑的,但相对照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哲学”概念的传入明显滞后。

其次,西方哲学传播的主体多元化、传播途径多样化。就传播的主体来看,晚清对西方哲学传播的主要群体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为出洋的晚清官员,以清政府派出的驻外公使为主,如:郭嵩焘、黄遵宪;第二类为西洋人士,他们大多数为传教士,但在传播西方哲学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丁韪良、艾约瑟、韦廉臣、李提摩太等;第三类为出洋留学人员,这部分人员中,少数是维新运动之前出国留洋的,大多数是维新运动之后去日本避难或留学的,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传播的内容来看,晚清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前期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哲学家介绍(尤其对古希腊哲学家进行介绍)层面,且介绍的比较分散,后期则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所超越：一方面,对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都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另一方面,传播内容除了对哲学史、哲学家的介绍外,还涉及逻辑学、伦理学等知识;此外,后期还对西方哲学原著进行了译介。就传播的途径来看,晚清人们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方式,晚清出洋人士和一些西方人士或以日记方式、或以译介方式进行直接的传播,而一些留日的人员则以日本为中介来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他们更多地从日本文化中获悉西方思想,然后以日本的理解为蓝本间接地将西方哲学思想传入,虽然这种间接的方式难免出现“误解”与“误传”,但对于晚清人们了解西方哲学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再次,西方哲学思想与救亡图存紧密关联。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西方哲学思潮的传入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浪潮中发生的,换句话说,睁眼看世界与学习西洋是对民族危机的一种回应,正是民族危机才把国人的“自大梦”砸碎。但艰辛的探索告诉国人:仿效西方文化的器物层面是不能解决民族危亡的问题,甲午战争的败北就直接证明了“军事自强无济于事”,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不得法,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没有把握西方文化的要义,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支撑这种强大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就是西方哲学。一旦国人有了这样的意识,大量传播西方哲学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因此,西方哲学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播实际上是国人救亡图存深入的反映。这也印证了梁启超的说法,“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9]123,当然,西书中以哲学思想更为重要。

最后,西方哲学思潮传播对晚清文化变迁有深远的影响。晚清包括西方哲学思想在内的西学东渐是近代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逐渐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既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又催生了新型的学科体系。就前者而言,一方面,西学(包括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引发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从“中华文化优越论”到“西学中源论”,再到民国初年的“西化论”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碰撞与交锋中的“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激荡中,人们对文化体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并逐渐意识到改变思想观念(尤其是作为哲学层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实现救亡图存的前提条件,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国人改变思想观念的一种写照。就后者而论,经过对西学(包括西方哲学)的传播,晚清时期不但出现了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雏形,而且也出现了按照西方学科体系来规范中国传统学术的潮流,这对哲学学科建设有特别大的影响,如:康有为、王国维、章太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刘师培、蔡元培分别撰写与出版了《伦理学教科书》和《中国伦理学史》;候生在辛亥革命前编撰了《哲学概论》,它“引入‘认识论’、‘实在论’等概念,探讨了一些重要哲学原理,是我国第一本哲学通论著作。”[10]84可见,西方哲学的传入无论对哲学学科自身的建设,还是对晚清文化的变迁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然,晚清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由于处在译介的初期,无论是国人的关注度,还是传播的思想本身,都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人们还未达到共识,即在对西方哲学家思想的理解上未能达到共识,又在一些专业术语与人名的翻译上未达于一致,显而易见,对国人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然而,不可否认,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已经有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中它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触、碰撞、磨合的传播与发展之路,通过梳理与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就能够为推动当代哲学的发展,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其一，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必须反思与引领时代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离不开思想的引领,而承担此艰巨的任务,哲学责无旁贷。

其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必须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晚清以来,哲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学科体系的影响与“支配”,但中西哲学的风格根本不同,中国哲学要现代转型,既要借鉴西方哲学的概念与术语,但也不能盲目地套用西方话语体系,这种“野蛮的标准化”只能活生生地割裂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迈进现代就必须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其三，文化变迁过程中思想观念,尤其是哲学层面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晚清由器物层面(经制度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救亡图存之路无不彰显了“思想解放”的意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中国,思想解放仍须继续推进。

其四，中西文化的交流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针,做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既出现了国人文化自信“丧失”的现象,又出现了对文化激荡“不知所措”的情况,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加强,我们必须坚持“洋为中用”,理性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佚名.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J].大陆,1903(3).

[3]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4]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5]梁启超.读西学书法[C]//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料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

[6]钱钟书.万国公报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刘师培.孔学真论[J].国粹学报,1906(5).

[8]谢地坤.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哲学[J].江西社会科学2007(1).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罗福惠.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姚晓黎]

Com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Spread in Late Qing Dynasty

YAO Man-lin

(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C.P, Nanchang 330003, China)

Late Qing Dynasty is not only an era of the increasing Chinese national crisis, but also an important period of Western learning spreading in the East. In the cultural agitation, western philosophy has a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from the elementary to the profound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course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 philosophy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 at present.

late Qing Dynasty； western philosophy； spread

2015-07-10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文化激荡下的百年中国文化变迁研究”(14BKS048)

姚满林(1973-),男,安徽潜山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哲学、诠释学。

1671-5977(2015)03-0007-05

B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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